当前位置: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 经济管理论文 > 国际服务贸易论文(最新范文6篇)

国际服务贸易论文(最新范文6篇)

时间:2020-07-23 10:24作者:玲佩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国际服务贸易论文(最新范文6篇)的文章,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服务贸易具有较高附加价值,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加快发展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对于进一步优化和调整国内各产业的整体结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国际贸

  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国际服务贸易具有较高附加价值,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加快发展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对于进一步优化和调整国内各产业的整体结构,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是国际贸易服务论文6篇,供大家参考阅读。

  国际服务贸易论文第一篇(1)

  题目:服务贸易“数字税”带来的问题与思考

  摘要:国际上并未就应对数字经济的税制改革方案达成一致。法国、德国等国家积极推进“数字税”的现象值得反思。从制度逻辑来看,三种临时措施均围绕“重要经济实体”展开。法国“数字税”有效性尚待检验、增加税收不确定性,但其既能扰乱他国数字产业发展,又可保护本国数字产业。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区域较为集中的特性,“数字税”构成事实上的税收歧视。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内,“数字税”的歧视违反国民待遇原则,无法适用一般性例外规定,必然构成一种新型服务贸易壁垒。在国际层面,中国可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应对数字经济的税制区域协商;在国内层面,中国应继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培育数字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数字税; 数字经济; 临时措施; 服务贸易壁垒; 税收营商环境;

  New Service Trade Barrier:The Risks,Reflections and Enlightenments of the “Digital Tax”

  MAO Xiao-jun

  Abstract: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tax reform plan which responds to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phenomenon that France,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actively promote the“digital tax”deserves ref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the three kinds of temporary measures are all based on“significant economic entity”. The validity of“digital tax”in France is yet to be tested and tax uncertainty is increased. However,it can not only disrup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dustries in other countries,but also protect its own digital industry. Considering the centraliz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reas,“digital tax”essentially constitutes tax discrimin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digital tax ”discrimination violates 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 and cannot be applied with general exceptions. It will inevitably constitute a new type of service trade barrier.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China can promote the regional tax negoti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At the national level,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tax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foster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digital enterprises.

  一、背景及问题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由路径。据有关机构测算,截至2018年底,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31万亿元,约占GDP比重的1/3。1习近平同志在2019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指出,“中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各种新型商业模式迅速崛起,不仅需要建立新的贸易合作机制并推动新的贸易规则的形成(李晓龙等,2018),也给税法带来了新挑战。早在2002年,就有学者预言,伴随着数字产品与服务的发展,传统税法规则与原则需要重新评估(Arthur J.Cockfield,2002)。新商业模式是否超出现有税制的征税范围?对新兴商业模式征税与否3?如何征税?成为国际组织与世界各国热议的话题。

  最早对数字经济涉税问题的讨论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其中以《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行动计划》(BEPS Action Plan)的第1项行动计划《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为主要标识。具体来说,数字经济对现有税制的挑战主要体现在跨国企业税收筹划方面。欧盟指出,由于数字型企业运营的灵活性,以及各国企业所得税不一致的现状,在欧盟从事经营活动的数字型企业的平均有效税率仅有9.5%,而相同规模传统企业的平均有效税率为23.2%。4基于此,欧盟一直在寻求各种方式规制跨国企业税收筹划的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需要一种全新的税制?有学者强调应对互联网环境下新的税制保持谨慎态度(杨小强,2008)。在2015年发布的报告(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Action 1-2015 Final Report)中,OECD建议了三种应对措施:(1)全新的税收联结规则(a new nexus in the form of a significant economic presence);(2)针对数字交易的预提税(the withholding tax);(3)“数字衡平税”(the equalisation levy)。立法实践中,“数字衡平税”已表现为“数字服务税”(the digital service tax,以下均简称“数字税”)。例如,法国是首个完成“数字税”立法的国家5,欧盟也正酝酿自己的“数字税”指令6。这三种措施中,前两个方案是在现有税制框架内通过调整课税要素的范围以达到规制目的,第三个方案则是一种全新的税制设计,旨在及时全面应对数字经济的种种挑战。

  随着英国、印度等国“数字税”相关立法的陆续生效7,“数字税”带来的新问题与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问题将使得国际税制改革更加难以推进。2020年1月,OECD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继续发布包容性框架下应对经济数字化的“两大支柱方法”。具体而言,“支柱一”指出各成员国一致同意继续商讨如何更新有关联结度和利润归属规则的国际税收标准;“支柱二”则侧重考虑征收全球最低税(OECD,2020)。值得注意的是,OECD仍未就“数字税”达成共识。此外,欧盟四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财政部长已就数字税收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四国有意愿致力于在2020年底前找到一个国际解决方案,并将不懈努力以在经合组织内部达成一致8。由此可见数字经济领域国际税制改革的难度与紧迫性。

  围绕“数字税”,学界正逐步展开研究。目前主要侧重分析“数字税”的具体课税要素。有学者甚至称其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岳云嵩等,2019)。尽管有学者从一种独立于现有政府立场的角度为“数字税”辩护(Wei Cui,2018),但已有研究开始反思“数字税”对国际税收秩序的影响(廖益新等,2019)。换言之,我们应该抛弃这样一种至今仍然极其流行的习惯:一旦认为一种制度、一种习俗、一种道德准则是好的或坏的,就不加区别地认为它们对于任何类型的社会来说,都是好的或坏的(迪尔凯姆,2011)。一般来说,一项新税制的推行背后必然有更为深刻的利益考量。法国、德国等国家积极推进“数字税”的现象值得反思。这种新型税制究竟蕴含什么目的?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是什么?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比较OECD推荐的三种临时措施,结合本次改革背景与目标,分析“数字税”的可能风险。在此基础上,围绕其可能风险,探讨我国应对思路。

  二、三种临时措施的制度逻辑

  从制度层面讨论“数字税”的目的与风险,首先需要比较三种临时措施的异同,从制度本身理解三种临时措施的共同出发点。OECD声称可将其整合成“重要经济实体”(significant economic presence)。其背后的原理在于,无论怎样改革,国际税制始终建立在经济实体之上。故当前国际税制改革的思路之一是将数字经济所需技术整合进现有国际税制框架内,例如对常设机构的扩大解释。实际上,三种措施“层层递进”:全新的税收联结规则旨在反映数字型企业利用新兴技术长期参与一国经济活动而无需在该国存在实体机构的事实;在此基础上,预提税被提出作为一种税制工具保证全新税收联结规则的实施以及纳税人的遵从;而“数字税”则被用来克服在所得归属时产生的困难。尽管三种临时措施的共同目的在于解决数字经济对国际税制带来的挑战,但无论具体设计如何,三种临时措施都需要由国际协作来推进,单边措施只会加剧国际税收竞争的态势。

  (一)全新的税收联结规则

  按照OECD的表述,非居民企业与一国经济进行有目的且持续互动的事实将被视为在该国存在“重要经济实体”。其建立在如下假设上:多边商业模式下,特别在依靠网络效应的商业模式下,两国市场可能被视为高度关联,因此可能被视为处于一国之内。故全新的税收联结规则突破了将常设机构作为税收联结标准的惯例9,综合考量数字经济的特点,OECD重新归纳能够全面反映税收联结的要素:(1)基于收入的要素(Revenue-based factor);(2)数字化要素(Digital factors);(3)基于用户的要素(User-based factors)。这种方案在部分地区已有实践。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8年6月判决,推翻Quill案所确定的常设机构必须存在实体机构的观点10。Kennedy法官认为在课税州,州外卖家的经营实体并非该州要求州外卖家收集与汇出销售税的必要条件11。

  基于收入的要素认为,一国用户与支付者身份上高度重合,所以企业用户及其数据的价值将被反映在该企业于一国的收入中。数字化要素则认为,与传统实体店的销售模式类似,数字经济覆盖客户的数量可以被线上实体与特定国家的用户建立和维持有目的且持续的互动所反映,具体包括商店位置、本地营销和促销、付款方式以及销售和客户服务员工。故当地的域名(a local domain name)、当地的数字平台(a local digital platform)、当地支付的选项(local payment options)都可作为数字化要素的载体。与前述两种要素相对应,基于用户的要素则主要反映出数字经济下的网络效应,主要体现为月活动用户的数量(monthly active users,MAU)、线上订单订立的数量(online contract conclusion)及用户数据收集情况(data collected)。

  总体来看,三种要素各有侧重。单靠基于收入的要素并不足够,但可将其视为基本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使用。而哪些要素与基于收入的要素相结合来确定“重要经济实体”存在与否,需要考察每个市场的独特特征和经济属性(例如,规模、当地语言、货币限制、银行业务系统等)(OECD,2015)。但上述建议仅仅指出了可能的工具,而忽略了工具本身的风险及其带来的征管成本。而各种要素搭配使用则再次加剧了全新税收联结规则的不确定性。此外,学术团体似乎也忽视了企业运行可能采取的规避策略12。故可以预见,尽管这种措施已有实践,但由于操作标准不一,国际税制的重新整合将处于漫长的协商过程中,强行推进只会带来新的问题。

  (二)针对数字交易的预提税

  预提税是指一国税务机关对企业所得税的预先扣缴。针对数字交易的预提税主要对与非居民纳税人远程订立的销售业务征收。而实践中,预提税的实际缴纳往往从非居民企业转移至当地的扣缴代理人,例如消费者和处理付款的第三方机构。从税款征收的角度看,首先消费者并无动力缴纳预提税,且由于数额较小、数量众多,税务机关强制执行将会带来巨额成本以及监管方面的挑战;从处理付款的第三方机构看,其无法充分获取相关交易的信息。即便可以获取足够信息,这种方法也无法强制位于第三国且与消费者无关联的中介机构履行扣缴义务。

  预提税并非所得税的一个分支,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征管措施。预提税既可以作为向提供线上订购商品或服务的非居民企业支付的某些款项单独征收的总预提税,也可以作为协助上述全新税收联结规则的主要征收机制和执行工具。前者很有可能会违反贸易义务与欧盟法律。尽管无法明确数字产品是货物还是服务,但无论是依据《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还是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预提税均有可能触发两者的合法性判断机制(OECD,2015)。从实践来看,明确采取此种措施的国家也尚未出现。因此,预提税方案仍建立在国际税制协作的基础上,贸然推进也将困难重重。

  实际上,预提税方案仍然是建立在“重要经济实体”的思路之上。按照现有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划分,消费者所在国家并无对相关数字交易的征税权。只有对“重要经济实体”的思路达成一致,此种征税权才有机会得以展开。从这个角度看,预提税方案的工具属性大于其理论属性。换言之,预提税方案并未提出新的实体法要素,只是对已有方案的进一步优化。与之相反,全新的税收联结规则则是过度强调其理论属性,对于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新的征管措施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展开。

  (三)“数字税”

  “数字税”并非一个税种,而是围绕数字经济展开的一类税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国外和国内供应商得到平等待遇。相较于前两种措施,“数字税”的最大特点在于高度灵活性。就目前各国的具体方案来看,“数字税”是对提供特定数字服务所获收入(并非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在征税范围方面,“数字税”可以避免影响中小企业。例如,法国“数字税”主要从纳税人、应税服务范围、税率等方面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征税范围13。借助制度上的妥协,法国“数字税”规避了其他两项措施对所有企业“一刀切”的问题。实践中,“数字税”也已经表现出各种形式,既包括间接税形式,也存在与上述措施相结合的形式。例如,在保险领域,根据向海外供应商支付的保费总额,一些国家已经以增值税的形式征收了“数字税”。14在2018年中期报告(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Interim Report 2018)中,OECD主张对大型数字企业的在线广告服务收入征收数字均衡税(digital equalization tax)15。但这种高度灵活性是否会成为政策泛滥的借口,还有待考察。只要这种不确定性无法根除,“数字税”被国际社会一致认可也将遥遥无期。

  总体来看,三种临时措施均围绕着“重要经济实体”展开。但在可能导致的风险尚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不宜操之过急。这一点也可从欧盟相关政策争议中窥知一二。欧盟也曾设想提出“重要数字实体”(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简称SDP)以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问题16。但欧盟委员会较早的报告指出,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基础是实体经济活动,创造“数字应税实体”(digital taxable presence)的概念尚无正当理由,数字服务和产品的消费国应通过流转税制合理有效地解决相应的税收问题17。因此,从制度逻辑上看,在“重要经济实体”概念尚未取得充足正当理由的前提下,三种临时措施虽然各有侧重,但无论哪种措施都不适合一国单独采用,“数字税”也不例外。否则只会带来新的问题,使原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三、“数字税”的可能风险:法国的镜鉴

  既然这么多国家热衷于“数字税”,“数字税”及这种“群体行动”是否存在风险?而各国现在并未就应对数字经济对税收制度的挑战之必要性达成一致意见18。OECD也未就“数字税”的优点或必要性达成共识(OECD,2018)。从财政学的视角看,对数字经济征税与否也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支持者认为,线下与线上实质上是一样的,对前者征税而对后者不征税,显然会扭曲消费者在另种商业模式上的选择,从而产生超额负担;反对者认为,对数字经济征税只会促使公共部门规模的扩大,而公共部门本就已大得无效率(罗森·盖亚,2015)。既然如此,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考察“数字税”的风险就显得极为必要。从税制设计来看,“数字税”的有效性与灵活性并不利于纳税人的利益保护;从具体实践来看,法国“数字税”被用于保护数字产业,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构成事实上的税收歧视。

  (一)“数字税”制度的两大不足

  “数字税”的有效性有待考察。虽然法国政府支持对数字型企业的收入而不是利润征税使避税变得更加困难,但在欧盟范围内的“数字税”模式下,税收筹划仍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是在政府采取单边主义的情况下。正如同对增值税制兴起原因的研究一样,传统解释方法非常注重增值税理论设计以及阐明由此产生的相关优点,但实际上,实际运行的增值税制与理想设计的增值税制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传统解释方法是正确的,那这种实践与理想的差异显然无法解释清楚(Kathryn James,2015)。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数字税”的制度初衷是对数字经济影响现有税制的有害效果征税。但政府向有害行为征税可以内化外部性的观点已被批判,因为外部性是相互的,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最初的产权分配不会影响效率。换言之,不考虑相关交易成本,直接针对数字经济的不利影响征税,难以有效遏制这些问题。因此,过度强调“数字税”的理论优势并不适用于实践需要,其真正实效仍需留待时间检验。

  此外,“数字税”的灵活性也会引发不确定性问题。按照税法设计的一般原理,为了税收负担之预测可能性,有关税法的规定应当体系化与系统化,致力于税法体系的建立,以避免课税杂乱无章导致无法事先进行经济活动之规划安排(陈清秀,2017)。“数字税”与现有税收框架的不一致、在已有税制复杂度之上新增的复杂度所导致的税收不确定性(Georg Kofler et al,2019)。在此基础上,企业遵从成本将进一步提高。因此,这种方案背离了税制原理,缺乏对问题根本的回溯。换个角度看,数字经济对国际税制的影响可以是一次集体性的全球法律规避。“数字税”则可被视为一次“再规避”。尽管法律规避在法律建设中实际起到了制度创新作用(苏力,2004),但这种“规避”与“再规避”显然将引发更多的风险。例如,虽然大型数字型企业仍可以通过严密的税收筹划脱离监管,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但并不意味着解决此问题时可以颠覆税法的建制原则,突破税法安定性的基本要求。

  (二)“数字税”可被用于保护数字产业

  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数字税”必定还隐藏着其他目的。各国积极推进“数字税”的背后,必然存在更大的利益争夺。因为在各自为政进行决策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抉择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各国所追求的,尽管改善某些决策现行体系的变化也可能会恶化其他决策(罗纳德·H.科斯,2014)。在“数字税”的预期收入不高(约5亿欧元,法国政府2017年税收总额为3640亿欧元,占比很低)19的背景下,各国积极推进“数字税”的现象值得反思。

  法国在税制设计之初,就已表现出发展保护本国数字产业的想法。基于税制的灵活性,依据不同的政策目标,“数字税”能够被嵌入其他的政策考量。有学者分析数字经济增长的生态系统、经济价值创造的核心(用户“免费劳动”)、现有税制框架下的可能风险,得出了以下方案:对数字型企业在该国所赚取利润征税、对使用定期和系统地监测用户在该国活动所获得数据的行为征税、改善研发和市场融资的税收待遇,将创造有利于新兴企业的税收环境(Pierre Collin et al,2013)。而按照法国政府的官方说法,对数字企业征税,旨在恢复财政正义(Restore Fiscal Justice)并构建21世纪的税收政策,其最终目标是改革国际税收制度,以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20显然,设计之初保护本国数字产业的目标被官方以正义之辞“搪塞”过去。

  从政策的连续性看,法国在借此契机加快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来看,法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落后于美国等国家,亟需尽快赶上。2017年法国政府选举完成后,新一届政府提出了“2018-2022大型投资计划”,旨在引导经济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变,其中包括经济数字化转型21。在法国数字产业发展缓慢的前提下,一方面,其扩大了本土数字产业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其增加域外数字产业的税收负担。故法国“数字税”对本国数字产业有所倾斜。原因在于,加快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借助产业政策及配套税收政策来完成,而无需通过“数字税”。从“数字税”自身的不足来看,其有效性待检验,违背税制原理,打乱大型数字型公司的税收安排,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故域外数字产业不仅要承担更多税负,还要及时应对“数字税”不确定性。因此,一定程度上,法国推进“数字税”立法既在尝试拖慢国外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又在加快本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模式下国家间税收恶性竞争是否会加剧?

  (三)法国“数字税”构成事实上的税收歧视

  鼓励本国特定产业发展一般不会带来国际贸易上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可以借助“数字税”将其他国家限制在本国经济领域外。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国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在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该放开准入(林毅夫,2019)。尽管通过税制保护本国产业与歧视特定国家看似并无关联,但将视域放置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便能发现,由于数字经济仅在部分国家能够繁荣发展,因此两种效果实际上高度重合。换言之,由于数字经济发展区域较为集中的特性,导致“数字税”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性效果很难被排除。

  讨论“数字税”是否构成一种税收歧视,需要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近代欧洲税制发展的早期,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往往是作为辅助的税种。伴随工业社会的到来,财富的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与生产有关的产品以及服务逐渐变为课税的主要对象。在此基础上,随着技术进步数字化、虚拟化的产品不断涌现。有学者指出,根据《欧盟运行条约》(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TFEU)第110条,“数字税”有可能被认定为歧视性的国内税(discriminatory internal taxation),从而被视为对国内产品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效应”(protectionist effect)(Christina Dimitropoulou,2019)。又因数字经济无形性的特点,目前既无法在证明一国企业与他国经济的高度关联上达成一致,也无法证明一国明确排除他国企业参与本国经济的事实。因此,讨论此问题还需借助实践角度的观测。

  实践中,我们可从其他国家的应对措施中推测“数字税”事实上是否构成一种税收歧视。在法国通过“数字税”法案的前一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法国“数字税”启动“301调查”。其理由在于:法国“数字税”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企业及其最新技术,尽管美国支持数字型企业税收规则的变革,但并不希望这里税收利益被法国独占(孙南翔,2019b)。从此处可推测出部分美国数字型企业受到“数字税”的影响,法国“数字税”对美国特定企业构成一种歧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某种程度上,对国外公司的歧视使“数字税”实质上构成一种准关税(de facto tariff)(Gary Clyde Hufbauer et al,2018)。但以这种方式确认“数字税”歧视效果存在明显的滞后。而且在缺乏明确标准的情况下,这既会加剧“数字税”歧视的倾向,也会造成歧视认定的不确定性。

  从目前的分析来看,法国“数字税”只在事实层面构成税收歧视,在贸易协定层面是否构成税收歧视将是问题的关键。但问题在于税收歧视需要在税制设计中明显体现出不同等的税收待遇,而法国“数字税”并不存在这样的制度设计。恰恰相反,其适用于所有的数字型服务,只要相关企业满足应税门槛。因此,值得深思的是,“数字税”这一新兴税制应该放置在何种框架内讨论更加适宜?有研究指出欧洲法院不断发展的判例正威胁到成员国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刺激国内经济和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问题的能力(Michael J.Graetz et al,2006)。换言之,在欧盟内部市场内的恶性竞争可以被司法机制规制,但在欧盟市场以外又该如何应对?而一般来说,税收待遇应当在贸易协定中作为例外予以排除,原因有二:一是各国税制差异导致难以借助条约进行实体性协调;二是由于税收的重要性而不宜放在贸易协定中处理(张泽平,2018)。但这种理论乃是建立在传统税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作为单边措施的“数字税”显然已经突破了此种假设。因此,有必要在贸易协定框架中结合非歧视原则反思“数字税”的风险。
 


 

  四、作为新型服务贸易壁垒的“数字税”

  在借鉴《关贸总协定(1994)》对“关税和其他关税”描述的基础上,孙南翔(2017)认为只要一项措施构成对正常贸易的干扰,并被WTO协定所禁止,那么该措施就构成贸易壁垒。虽然在数字产品究竟属于货物还是服务的问题仍存在一些争议,但考虑到其无形性特点,优先在服务贸易框架下分析这种这种歧视具有必要性。根据已有研究,在诸如欧盟和美国这样的内部市场中,对非歧视原则的最佳解释是“竞争中立”,这可以防止各州或各国将居民置于由税收引起的在争取工作方面相对于非居民的竞争优势或劣势(Ruth Mason et al,2012)。有鉴于此,本文将“数字税”放在国际贸易框架内探讨这种税收歧视是否违反非歧视原则。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可适用性分析

  一般来说,一国根据国际利益和现阶段具体情况,对国际服务贸易作出限制和标准,从而影响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开展,就会构成服务贸易壁垒。因此,本文以《服务贸易总协定》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税”的歧视事实是否构成服务贸易壁垒。《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2条定义了服务贸易,包括以下四种类型:自一成员领土向其他成员领土提供服务、自一成员领土向任何其他成员消费者提供服务、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商业实体提供服务、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通过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自然人实体提供服务。从“数字税”的课税对象来看,数字内容、通讯服务、支付服务、广告服务都被上述定义所涵盖。因此,歧视这些类型服务的措施将有可能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而服务贸易壁垒的最终确定需要考察该歧视是否违反最惠国待遇及国民待遇的要求,以及这种违反能否适用一般性例外规定予以排除。

  (二)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原则的核心特征在于,一国给其他国家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之待遇不能存在明显差别。《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条规定了最惠国待遇。按上述分析,由于“数字税”基于确定标准统一适用至所有企业,由其引发的歧视也将影响全部的数字型企业。单从“数字税”规制的数字型企业来看,很难看出“数字税”对特定国家的关注。如果存在这种可能,也仅仅是从侧面推测,很难直接认定其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因此,最惠国待遇原则难以适用至此种情形中。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7条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其核心要旨在于,一国对其他成员国的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在相关待遇上,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服务及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尽管此处并未明确国民待遇的确切含义,但在1997年的“欧盟—香蕉案”中,上诉机构裁定,服务贸易国民待遇原则包括事实和法律上的歧视。同时,上诉机构认为措施的目标和后果无关紧要。22换言之,歧视能够被认定,相关措施的目标无法排除其后果的不正当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法国“数字税”的隐藏目的———发展本国数字产业,无法为其歧视性事实排除“违法性”。

  此外,“数字税”的歧视可以构成法律上的歧视。从法律上看,“数字税”是一种全新的税制设计,很难界定其究竟属于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需要具体分析。但这显然有可能引出全新的双重征税问题。既需要双边、多边的持续谈判,也需要其他国家推出相对应的制度。因此,这不仅给其他成员国的服务提供者增加了义务,而且一旦其他成员国无法及时推出相应制度时,也会对这些服务提供者造成重大影响。从实践来看,本国企业往往会享受诸多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内容。在这种前提下强调“数字税”的统一适用,似乎无法令人信服。换言之,“数字税”实质上并未在所有企业间平等适用。因此,这种歧视必定违反国民待遇原则。

  (三)无法适用一般性例外规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规定了一般性例外规定23。具体而言,“数字税”的歧视适用一般例外性规定需满足以下几个要件:存在差别待遇、该差别待遇具有合理性24、不得形成歧视或隐藏的限制(合法性)。按照学者的归纳,服务贸易障碍包括两种:一种是以歧视外国服务或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方式作出的规制措施;另一种是以非歧视方式适用,但可能构成对服务提供障碍的国内规制措施(Panagiotis Delimatsis,2007)。因此,一国可能采取如下策略辩护:尽管“数字税”对特定企业施加了纳税义务,但其存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一方面,数字技术加剧了传统服务提供者与数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差距,需要开征“数字税”以减缓这种差距,保证它国服务提供者被公平或有效课征直接税;另一方面,“数字税”将以非歧视方式适用至全部的数字服务提供者,并不违反非歧视原则。

  但这种辩护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适用一般性例外规定要求采取措施应当限于稽征措施或所得税中的相关制度。从实践来看,法国“数字税”是一种典型的间接税25,因而无法适用一般性例外规定。第二,即便将“数字税”设计成为一种直接税,其合法性仍将受到质疑。因为从前述三种临时措施的分析来看,“数字税”被设计成直接税将与其优势相悖,难以发挥作用。而现有国际税制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如果问题无法通过直接税解决,那各国可以用间接税的方式回应。因此,此处存在一个无法缓和的矛盾:采用间接税形式,无法满足合理性要求;采用直接税形式,无法满足合法性要求。换言之,“数字税”无法适用一般性例外规定。

  通过以上的梳理与分析,“数字税”的歧视违反国民待遇原则,无法适用一般性例外规定,必然构成一种新型的服务贸易壁垒。而“数字税”的歧视是否存在以及其程度如何都需要在具体情况中判断。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开征“数字税”的国家均带有此目的,但这无法否认“数字税”成为一种服务贸易壁垒的风险。因此,从风险预防的角度看,“数字税”并不应被鼓励,相关研究应该谨慎对待这一全新的事物。

  五、“数字税”对中国的启示

  “数字税”的发展为各国重启“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认为,在可能的不良影响尚未搞清时,推行“数字税”应该采取保守态度。但考虑到“数字税”能够扰乱国际税收秩序,也应意识到其阻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风险,反思现有国际合作框架。而“数字税”及其相关问题作为税收全球治理的一个方面,中国也有必要从实践出发,思考未来税收全球治理的基本方向。

  (一)开征“数字税”需要国际合作

  反思“数字税”的发展,贸易保护的阴影挥之不去。对“数字税”的必要性及制度设计未达成一致前,一国尝试以单边方案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难度很大。这既要求在税制设计层面考虑到数字经济的特点、现有税制的诸多不足以及两者的协调,也要求在国际贸易层面避免对其他国家及其服务提供者产生事实上的歧视。从国际税制的发展历程来看,似乎尚无先例可循。此外,相比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扩大了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的范围,中国仍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准入特别管理等措施,可以预测,中美双方在短期内就“非歧视性待遇”问题达成共识的难度较大(陈寰琦等,2019)。从这个角度看,探索“数字税”的中国方案为时尚早。故尝试以单边“数字税”回应数字经济挑战的尝试,不过是单边主义的“新外衣”,无法绕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制。

  但实践中,“数字税”立法以各种理由回避了协商过程,单独开展。这也体现为“数字税”的表现各异。例如,法国向多种服务征收3%的“数字税”;印度针对向外国企业提供的在线广告服务的付款征收6%的“数字税”(Manoj Kumar Singh,2017)。这种模式也加剧了各国在国际经贸领域重返单边主义的倾向。有学者指出,多边经贸协定文本与实践发展脱节、争端解决机制缺乏有效性、成员方对市场经济模式的理解缺乏共识,是美国经贸单边主义兴起的动因(孙南翔,2019a)。从这个角度看,缺乏国际合作的“数字税”注定失败,更大可能是引发新的国际争端。因此,“数字税”的制定需要国际合作。

  (二)应对“数字税”的中国方案

  1.国际层面:区域合作中推动税制协商。

  中国正积极参与税收全球治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26一般来说,国际治理话语权存在两种思路:一种强调借助经济外交及相关政策解决国际争端。例如,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陈伟光等,2019)。另一种强调规则导向的话语权构建。例如,有学者指出,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渐渐向规则导向机制靠拢:依靠条约对事件的客观裁定,而不是外交斡旋来维护国际贸易体系的稳定,并促进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黄东黎等,2013)。从“数字税”的争议来看,其暂时不适合在国际框架中协商。故中国可以尝试从区域合作着手展开应对数字经济的税制协商。

  目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正稳步推进27,主要目标是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自由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贸易。税制合作有利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比如我国对外签订第一个全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就是中日税收协定。从参与国家分布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可以考虑在其中推动“数字税”及其相似税制歧视性的认定工作,防范“数字税”破坏现有区域合作。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看,也有必要避免相关国内措施被认定与“数字税”具有相同效果,影响区域一体化的效果。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在加快区域合作方面,回应数字经济是必须考虑的内容。而数字经济的税制回应必须协同,故既要防范他国的“有意为之”,也要注意本国的“无心之失”。

  因此,本文认为,正如近几年中国大规模减税降费和税收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给他国在中国加大投资增添信心一样,推动数字经济的税制区域协商也将赋予中国更多国际话语权,有助于中国参与到税收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最终成为税制区域协商上升到税制国际协商的制度基础。

  2.国内层面: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培育数字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税制回应方式也能反映出一国的税收营商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经济数字化的背景下,虽然仓促征收“数字税”可以为本国数字产业发展提供部分契机,但对税收营商环境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也是中国没有跟进“数字税”的基本原因之一。相反,中国目前正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28这既是鼓励企业优化生产方式,尝试“走出去”,也是吸引外资“走进来”。“走出去”必然对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所要求。而“走进来”必然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这就要求中国企业不能走规模经济的老路,只能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故不开征“数字税”一定程度上也是继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培育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方面,要避免盲目发展数字经济,尤其是采用歧视性“数字税”的方式。从目前相关数据来看,尽管数字经济涵盖范围很广、总量很大,但独特的发展优势尚未明确表现出来。而经济发展要求已经从数量型转变为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在未经全面检验的情况下贸然发展数字经济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因此,当前阶段不适合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大力吹捧数字经济,更不应以“数字税”的形式影响外资的运作。这一点在近期政策中已有部分体现。例如,近期政策既要保证减费降税惠及全部市场主体,包括非居民企业,也强调在税费减免等方面不得制定或者实施歧视性政策措施29。换言之,中国需要避免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泡沫的风险,“数字税”在中国的落地应慎之又慎。

  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因为“数字税”的不当征税影响企业正常运行。单从“数字税”来看,即便未来国际税制层面达成一致,具体制度设计也应着重考量。即便“数字税”不具歧视性,也会因其灵活性而沦为政策的“打手”。一定程度上,这些政策将影响法治营商环境的效果。这既与当前阶段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语境相违背,也不利于市场主体的预期。因此,中国即便呼应国际潮流推行“数字税”,如何看待这种“灵活性”,在国内税法框架下如何限制这种“灵活性”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陈寰琦,周念利.2019.从USMCA看美国数字贸易规则核心诉求及与中国的分歧[J].国际经贸探索(06):111.
  陈清秀.2017.现代财税法原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5.
  陈伟光,蔡伟宏.2019.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J].当代亚太(02):67.
  迪尔凯姆.2011.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81.
  黄东黎,杨国华.2013.世界贸易组织法:理论·条约·中国案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98.
  李晓龙,王健.2018.e WTP倡议下构建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探索[J].国际经贸探索(11):102.
  廖益新,宫廷.2019.英国数字服务税:规则分析与制度反思[J].税务研究(05):74.
  林毅夫.2019.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6.
  罗纳德·H.科斯.2014.企业、市场与法律[M].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118.
  罗森·盖亚.2015.财政学(第10版)[M].郭庆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98.
  苏力.2004.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64.
  孙南翔.2017.互联网规制的国际贸易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18-119.
  孙南翔.2019a.美国经贸单边主义:形式、动因与法律应对[J].环球法律评论41(01):179.
  孙南翔.2019b.全球数字税立法时代是否到来[N].经济参考报2019-08-07(008).
  杨小强.2008.中国增值税法:改革与正义[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81.
  岳云嵩,齐彬露.2019.欧盟数字税推进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J].税务与经济(04):98.
  张泽平.2018.国际税收协定中非歧视条款之内涵辨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02):170.
  Arthur J.Cockfield.2002.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digital taxation: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tax laws and principles[J].Bulletin for International Fiscal Documentation,56(12):606-619.
  Christina Dimitropoulou.2019.The Proposed EU Digital Services Tax:An Anti-Protectionist Appraisal Under EU Primary Law[J].Intertax,47(3):268.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Zhiyao Lu.2018.The European Union's Proposed Digital Services Tax:A De Facto Tariff[J].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
  Georg Kofler and Julia Sinnig.2019.Equalization Taxes and the EU's'Digital Services Tax'[J].Intertax,47(2):189-198.
  Kathryn James.2015.The Rise of the Value-Added Tax[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5-8.
  Manoj Kumar Singh.2017.Taxation of Digital Economy:An Indian Perspective[J].Intertax,45(06):467-481.
  Michael J.Graetz and Alvin C.Warren,Jr.2006.Income Tax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Europe[J].Yale Law Journal,115(06):1186.
  OECD.2015.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Action 1-2015 Final Report[M].OECD Publishing:107.
  OECD.2018.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Interim Report 2018[M].OECD Publishing:178
  OECD.2020.Statement by the OECD/G20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on the Two-Pillar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EB/OL].http://www.oecd.org/tax/beps/statement-bythe-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on-beps-january-2020.pdf,last accessed on 6 April 2020.
  Panagiotis Delimatsis.2007.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and Domestic Regulation:Necessity,Transparency,and Regulatory Diversit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38.
  Pierre Collin and Nicolas Colin.2013.Task Force on Tax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R].Report to the Minister for the Economy and Finance,the Minister for Industrial Recovery,the Minister Delegate for the Budget and the Minister Delegate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Innova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1-5.
  Ruth Mason and Michael S.Knoll.2012.What is tax discrimination?[J].Yale Law Journal,121(05):1014.
  Wei Cui.2018.The Digital Services Tax:A Conceptual Defense[J].SSRN,available at:http://210.30.8.246:80/rwt/CNKI/https/PBRYA3LTPMYHG65TNZYGG55N/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273641.

  注释

  1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去年达31万亿元[N].人民日报,2019-04-03(002).
  2习近平向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致贺信[N].人民日报,2019-10-12(001).
  3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征税不仅包括在现有税制框架下的已有税种,还包括开征新的税种。
  4See European Commission,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Impact assessment Accompanying the Document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laying down rules relating to the corporate taxation of a 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 and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igital services tax o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digital services,SWD(2018)81 final/2,p.18.
  5例如,2019年7月24日,法国国民议会与参议院共同批准《“GAFA”数字税法案》(以下简称《法案》)。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对增值税实体规则予以完善,增设第299条、第299条之二、第299条之三、第299条之四、第299条之五及第300条,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税收实体管辖权问题;二是增设第1693条之四、第1693之四A、第1693之四B条,完善税收征纳问题;三是增设第16C条、第70A条及第177A条,完善“数字税”的依职权强制征税程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法国税收通则(CGI)在第256-0到298条规定了增值税法相关制度。具体内容请参考:Legifrance.LOI n°2019-759 du 24 juillet 2019 portant création d'une taxe sur les services numériques et modification de la trajectoire de baisse de l'imp o^t sur les sociétés(1)[EB/OL].http://210.30.8.246:80/rwt/CNKI/https/P75YPLUMMWUXT3UTMFYGG3JPM7YYK7SPM33A/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38811588&categorieLien=id,last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9.
  6欧盟于2018年3月发布有关“数字税”共同制度的指令提案,作为临时措施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并同时寻求全面解决方案。See 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igital services tax o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 of certain digital services,COM(2018)148 final.
  7按照学者的统计,目前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及英国均已提出自己的“数字税”方案。参见曾博升,彭人恬.数位税的课税方案与趋势[J].月旦会计实务研究,2019(04):14.
  8See Olaf Scholz,Nadia Calvi n~o,Roberto Gualtieri&Bruno Le Maire.Der Weg zu 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teuersystem für das 21.Jahrhundert[EB/OL].http://210.30.8.246:80/rwt/CNKI/https/P75YPLUCPWYGI3LUM3VX6ZLPQJXXT5UJPN4GK6UJPWXT63DF/Content/DE/Interviews/2020/2020-02-22-Gastbeitrag-div-Tageszeitungen.html,last accessed on 6 April 2020.
  9现行有效的税收联结规则建立在各国对税收管辖权划分的基础上,即一国通常不对外国企业征税,除非该企业与该国有一定联结(nexus)或某种最低程度的存在。参见[美]阿诺德,[美]麦金太尔.国际税收基础[M].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收司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248.
  10See Quill Corp.v.North Dakota,504 U.S.298,112 S.Ct.1904,119 L.Ed.2d 91(1992).
  11See South Dakota v.WAYFAIR,INC.,No.17-494(U.S.June 21,2018).
  12例如,滴滴出行公司创业6年亏损390亿元,但其亏损的主因并非不盈利,而是滴滴对司机高峰期补贴、接单和服务奖励、乘客优惠等在内的总补贴返还金额远超同期收益。参见刘奇超,科尔曼·茉莉,张春燕.欧盟数字经济公平课税方案的总体思路、核心理念与政策要领:一个全景式分析框架[J].屠琳舒译,国际税收,2018(10):39.
  13法国《法案》第299条主要规定数字型企业应税的三个要件:(1)在相关会计年度内全球收入总额超过7.5亿欧元;(2)相关会计年度内于欧盟获得的应税收入总额超过2500万欧元;(3)在法国提供如下内容的服务(数字内容、通讯服务、支付服务(支付服务的概念规定于《法国货币与金融法》第314-1条)、销售给广告商或代理商的服务)。最终结合第299条之四(Art.299 quater)所规定的计税依据,并按照3%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See ASSEMBLéE NATIONALE,projet de loi:portant création d'une taxe sur les services numériques et modification de la trajectoire de baisse de l'impp o^t sur les sociétés[EB/OL].http://www2.assemblee-nationale.fr/documents/notice/15/ta/ta0256/(index)/ta,last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9.
  14See OECD.Addressing the Tax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Action 1-2015 Final Report[M].Paris:OECDPublishing,2015:116.
  15See OECD.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Interim Report 2018[M].Paris:OECD Publishing,2018:140-147.
  16Se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Council:Time To Establish A Modern,Fair and Efficient Taxation Standard for the Digital Economy,COM(2018)146 final.
  17Se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Expert Group on Tax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R]2014:41-47.http://210.30.8.246:80/rwt/CNKI/https/MWST63LWPJYYAZJPMW4B/taxation_customs/sites/taxation/files/resources/documents/taxation/gen_info/good_governance_matters/digital/report_digital_economy.pdf.
  18各方就应对数字经济对税收制度的挑战的问题,存在三种态度:(1)需要有针对性的改变。其认为,现有国际税制总体有效,但用户创造的价值必须考虑进“价值创造”的规则之中,因此需要相应调整。而其不会因为数字化服务提供重要市场,就认为在该市场就构成了应税的税收联结。(2)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对所有跨国企业而言,国际税收规则需要就联结度规则及利润分配规则进行根本性改变,而不仅限于数字化企业。其否认用户参与应被纳入“价值创造”规则的必要性。(3)无需改变。See OECD,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sation-Interim Report 2018[M].Paris:OECD Publishing,2018:171-172.
  19See Daniel Bunn.French Digital Services Tax Would Target a Select Group of Companies[EB/OL].http://210.30.8.246:80/rwt/CNKI/https/PSRYR3UQPWYGIZLVNFYX6LUQPJUB/french-digital-services-tax-target/,last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9.
  20See David Meyer.France Hits Google and Amazon with New Digital Tax to“Restore Fiscal Justice”[EB/OL].http://fortune.com/2019/03/06/france-digital-tax-tech/,last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9.
  21See Digit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dex(DESI)2018 Country Report France[EB/OL].http://210.30.8.246:80/rwt/CNKI/https/MWST63LWPJYYAZJPMW4B/digitalsingle-market/en/scoreboard/france,last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9.
  22具体内容请参见:黄东黎,杨国华.世界贸易组织法---理论?条约?中国案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78.
  23《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本协议不得禁止会员为下列目的之所需,而采取或执行之措施;惟此等措施之适用方式,不得对一般条件类似的国家间形成专断或不合理的歧视,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藏性之限制:……(d)与第十七条规定(国民待遇)不符者,惟该差别待遇以为确保对其它会员之服务提供者公平或有效课征直接税者为限。”
  24以确保公平或有效课征直接税为目标之措施,包括会员依其税制所采以下措施:“(i)适用于对因课税标的源自或位于会员境内而负有纳税义务之非境内居住服务提供之措施;或(ii)为确保会员境内租税之课征而适用于非境内居住个人之措施;或(iii)为避免逃税或避税而适用于境内、非境内居住个人之措施,包括稽征措施;或(iv)对接受源自会员境内而在或从另一会员境内提供服务,为确保租税之课征而适用于此等消费者之措施;(v)基于税基本质上差异,而对负有就全球课税标的纳税义务之服务提供者与其它服务提供者作区分;或(vi)为确保会员之税基,而对居民或分支机构,或关系人间,或同一人之分支机构间,就所得、利润、利得、亏损、扣除或抵减予以决定、分配或分摊之措施。”
  25法国税收通则(CGI)在第256-0到298条规定了增值税法相关制度,而“数字税”实体内容集中在第299到300条。从条文具体位置来看,法国“数字税”是一种典型的间接税。See Code général des impp o^ts(Version consolidée au 24 avril 2019).
  2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01).
  27参见商务部新闻办公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EB/PL].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rcep/rcepnews/201911/41745_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2月20日。
  28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29参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12条。

  国际服务贸易论文第一篇(2)

  题目: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摘要:和其他旅游服务贸易大国相比,中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并不强。运用TC指数和RCA指数分析了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以促进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 旅游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Study 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Tourism Service Trade

  Xuan Shanw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Compared with other big countries of tourism service trade,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ourism service trade is not strong. Using TC index and RCA index,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tourism service trad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service trade.

  引言

  虽然中国已是全球最大旅游客源国,全球最大旅游消费国,然而按照国际旅游收入来看,中国的国际旅游收入仅相当于排名第一美国的1/3。中国呈现出境热而入境冷的局面,连续多年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因此,系统分析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在全球旅游服务贸易中的地位,对提升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有着现实的意义[1]。

  1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1 发展迅速

  近十年来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从2009年的77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3 103亿美元,大大高于中国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2018年,中国游客在国内外出行45.3亿人次,其中出境游客1.31亿人次,消费2 380亿美元,占世界旅游总支出的近五分之一;入境游客1.39亿人次,消费723亿美元,人数和消费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

  1.2 逆差扩大

  2010年,中国旅游服务贸易逆差40亿美元,2018年为1 657亿美元,占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2 482亿美元的近67%。近五年来,每年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几乎都占中国旅游服务贸易总额的一半。

  2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性分析

  本文比较2018年旅游服务贸易排名前五位的国家(美国、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2018年这些国家旅游服务贸易的出口总额8 177亿美元、进口总额3 352亿美元及总贸易额分别为11 529亿美元,占全球旅游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43.4%,进口总额的46.3%以及全球旅游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47.3%,基本上代表了全球旅游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2.1 竞争优势指数(TC指数)

  TC指数=(Xa,b-Ma,b)/(Xa,b+Ma,b).

  其中:Xa,b为a国b服务出口额;Ma,b为a国b服务进口额。

  表1 TC指数取值说明    

 
 

  比较美、中、法、英、意五国旅游服务贸易在2009—2018年的进出口数据,可以得到表2。

  表2 美、中、法、英、意五国旅游服务贸易TC指数比较    

 
 

  近十年来,美国的旅游服务贸易TC指数均大于0.2,有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近两年来呈现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开始,中国旅游服务贸易TC指数一直为负数,且呈现扩大的趋势,说明中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愈来愈弱。法国是所有比较国中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从2010年开始升至0.5以上,一直呈现增长的趋势,其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极强。英国虽然旅游服务贸易TC指数一直处于正数,但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也越来越趋向于0,说明其旅游服务国际竞争力趋向于国际平均水平。意大利的旅游服务贸易TC指数除2010年下降以外,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从整体上看,意大利的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逐渐趋强[2,3,4]。

  2.2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
 

  其中:Xa为a服务出口额;Xt为该国总出口额;Wa为世界的a服务总出口额;Wt为世界总出口额。

  美国旅游服务贸易的RCA指数除2010年有所下降外,一直保持较高增长,在2016年达到2.102的峰值,虽然这两年数据有所降低,但美国依旧保持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表3、表4所示)。中国在所有旅游服务贸易大国中唯一一个旅游服务贸易RCA指数为1以下的国家,并且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中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极弱。法国也是在所有旅游服务贸易大国中RCA指数唯一一个步入2.5以上的国家,且呈现上升的趋势。英国的旅游服务贸易RCA指数一直在1~1.2区间波动,国际竞争力一般。意大利从2012年开始,其旅游服务贸易RCA指数迅速增长,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

  表3 RCA指数取值说明    

  3 相关建议

  3.1 整合旅游资源,推动旅游创新

  中国旅游资源丰富,但缺乏创新,旅游产品的同质化、单一化严重,为此,应借鉴发达国家旅游产品的设计、宣传、营销手段,融合各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加强旅游创新力度,开发更适合国外游客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提升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表4 2009—2018年世界主要旅游服务贸易大国RCA指数比较    

  3.2 加强旅游产业链建设

  一方面,利用中国完善的高铁、飞机等便捷的交通运输方式,加强旅游景点之间的可进入性,完善旅游酒店、餐饮、娱乐、购物等旅游产业链建设;另一方面,把中国的旅游资源积极和周边国家串联在一起,发挥资源互补作用,与其他国家旅游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吸引更多的外国旅游者来华旅游。

  3.3 积极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加强国家旅游形象促销,打造中国旅游文化品牌,展现中国旅游形象;其次,积极引导游客消费观念转变,引导国民出境旅游合理消费,提供更多更好的消费品满足游客国内消费;最后,简化外国游客入境手续,加强通关便捷性,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华旅游。

  参考文献

  [1] 沃睿萱.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研究[J].中国民商,2018(2):5-6.
  [2] 何慧龄.中国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3] 孙莹,周丹.中日韩对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比较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87-93.
  [4] 刘文奇,段元萍.上海市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3(6):20-22.
  [5] 魏巍,冯琳.国际服务贸易[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范文一:国际服务贸易论文(最新范文6篇) 
  范文二:海南入境游服务贸易的相关因素分析   
  范文三:怎样推动我国海运服务贸易发展 
  范文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与国际货物贸易的对比分析   
  范文五:标准化如何推动服务贸易企业国际化竞争力提升   

联系我们
  • 写作QQ:3008635931
  • 发表QQ:3008635930
  • 服务电话:13701839868
  • 售后电话:18930493766
  • 邮箱:shlunwen@163.com
范文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