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标签:代写本科论文 写作发表 工程师论文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当前位置: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 经济管理论文 > 大国意识是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及运用研究

大国意识是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及运用研究

时间:2018-09-14 10:43作者:乐枫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大国意识是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及运用研究的文章,大国意识是国家成长和大国外交中的重要构成。作为大国外交的精神性内容, 大国意识深受国家自然属性、历史、文化和物质成长等因素影响, 也与国际体系的变革有关。
  摘要:大国意识是国家成长和大国外交中的重要构成。作为大国外交的精神性内容, 大国意识深受国家自然属性、历史、文化和物质成长等因素影响, 也与国际体系的变革有关。需要看到的是, 大国意识在动态的国际关系当中由于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互动含义, 因此它的外交功能性作用不仅仅是大国身份的象征, 更主要反映为大国将这种意识内化、吸收并潜移默化转化为对符合大国身份的特殊权利及特殊责任的认可。在国际体系转型步伐加快的今天, 对中国这样实力成长迅速、外部风险加大同时又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新兴国家而言, 健全中国大国意识尤具特殊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 大国意识; 特殊权利; 特殊责任;
 
国际关系
 
  在国际体系发生深刻转型、中国对国际秩序塑造能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 “大国研究”不断成为触动学术界思考并引发激烈争鸣的理论领域。而作为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不断诘问的问题, “大国应当如何与国际社会互动”在权力转移矛盾凸显、全球治理问题突出的今天, 成为无论是霸权国还是新兴大国都必须予以审视的内容。就此而言, 大国对其身份、地位认知及其如何与国际体系互动等问题, 理应构成大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将从能够涵盖上述大国精神性内容的概念——大国意识——入手, 从其生成、成长以及如何在大国对外政策中表现进行讨论;之后, 笔者将结合现实政治, 就中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应当树立怎样的大国意识并对中国崛起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
 
  一、何谓国际关系“大国意识”
 
  理解“大国意识”需要从“意识”本身的学术含义和概念延伸入手。心理学认为, 意识 (consciousness) 是一种知晓的状态, 属于人的最高形式心理反应, 是行为者对自己和环境的觉知。它以语言和思维为核心, 并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与发展, 将不同的信息传递给行为主体, 使其做出反应并进行计划。 (1) 依此类推, 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在逻辑关系上看更侧重于国家行为体对自身地位、角色的觉知, 本质上属于心理学范畴的自我意识 (self-consciousness) , 即个体对自身以及对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意识, 它包括自我感知、评价、气质、责任感、优越感和自我意志力等。 (2) 是主体经过长时期社会互动、实践形成的关于自我身份、自我社会地位认知及自身与外部环境应当以何种状态有效互动的精神复合体。从形式上看, 自我意识带有强烈的社会互动特征, 它通过行为主体的言谈举止以及社会行为传递给外部环境, 并在多数情况下能够进一步借助社会行为的反馈信息得到自我强化。
 
  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大国意识, 应当对国际关系学科意义上的“大国”做出辨析。“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有特定的思想涵义, 它不仅仅是对国家物质权力的简单描述, 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国家权势、国家行为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 以及国家在体系中被认同和被接受程度。马丁·怀特 (Martin Wight) 认为, 尽管无法从抽象的科学定义上界定大国, 但“大国”本身至少能够说明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存在着“普遍利益”的关系, 即“拥有同国际体系本身一样广泛的利益”。 (3) 还有学者指出, 大国“通常由实力、利益存在范围、被承认的国际特殊权利和国际特殊身份共同建构, 而不是像许多人简单地认为的那样, 仅由实力 (或者至多加上利益存在范围) 构成。” (1)
 
  因此, 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意识应当基于大国地位和意识的社会属性两个理论前提。由于“意识”本身丰富的社会互动意义, “大国意识”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 而应当是基于国家大国实力与地位形成的自身以及自身与国际社会如何互动的基本认知。因此, 它既包括国家通过与“反向身份” (如“普通国家”“次要国家”等) 的对比形成的大国地位认知, 也包括该国根据自身与国际社会广泛互动形成的、符合大国身份的行为模式觉知。
 
  二、大国意识的成长机制
 
  意识存在于行为体的社会互动关系当中, 它的产生与该行为体的物理属性、社会关系、生活经验等复杂因素密不可分。因此, 究其本源, 大国意识与国家行为体的内在特征及所处环境存在着密切关联, 这就需要从不同角度来验证大国意识的形成动力。
 
  (一) 国家的自然属性
 
  国家的自然属性是决定其是否具备大国意识的重要原因, 这一物理特征包括国家的地理面貌、地缘位置、自然禀赋等客观内容, 它们直接赋予一国外交基本方向、权力基础与行为风格。19世纪法国外交家朱尔·康邦 (Jules Cambon) 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论述:“一国的地理位置是决定其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 地缘政治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外交政策或世界政治的出发点。” (2) 而大国意识作为理解外部环境形成的地位与角色觉知, 首先源自于对客观环境的解读, 进而形成对自身社会地位及如何与国际社会互动的一般性理解。例如, 法兰西民族长期已久的欧陆领导者决心及海外殖民拓展的政治志向, 深受其隔海遥望强邻、陆上无险可守地缘环境的影响, 从而形成“亘古以来的雄心与忧患的纠结”。 (3) 与法国类似, 身居欧洲中部、联接东西欧洲的地缘特征容易带来德意志民族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以及更为深刻的价值普世性, (4) 这形成了数百年内德国 (普鲁士) 对控制、支配欧洲腹地的欲望。比较而言, 传统中国大国意识与自身农耕文明性质密不可分, 例如马克垚指出地缘特征和庞大的自然规模是中国形成大型农业体的首要前提, 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数千年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观念。 (1)
 
  (二) 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积淀
 
  在一国的大国意识形成过程中, 该国历史经验与文化积淀的影响同样重大。心理学认为, 个体通过观察自己或分析自己的活动成果, 可以对自我意识的形成起到重要的解释, (2) 这充分说明了意识形成与个体过往的行为经验存在紧密的关联。对集体心理而言, 民族的自我认知与其外交实践或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它们对于国家或民族而言不仅具有较强的价值性、趋向性影响, 还能在外交实践当中弥补国家在物质能力不充分前提下充当大国意识成长的动力。例如, 战后英法两国在两级格局中分别形成带有强烈大国主导色彩的三环外交理念与戴高乐主义, 这与历史上两国创造出的大国辉煌成就存在密切的联系。
 
  文化塑造大国意识则较为直接。从文化角度看, 作为人类自觉的创造物, 文化通过不断的自我创造、积累, 实现着意识的发展, 最终形成意识的功能过程和结构形态。 (3) 还应看到, 文化作为体现个体特性的产品, 先天带有评判好坏、优劣或善恶的标准功能, 从而能进一步在群体心理中塑造出族群的优越感或特殊情结。美国大国意识当中根深蒂固的“救世主精神”脱胎于基督教传统, 它带有强烈的身份界定与道德评判功能, 并在国际政治当中发展为对世界进行教化的战略文化和对外干涉的合法性依据。 (4) 法兰西民族灿烂的文学、艺术, 也成为法国整合欧洲、形成对他国巨大心理优越感的来源之一。
 
  (三) 国家的物质力量增长
 
  国家物质力量的增长 (尤其是短时期内物质力量的剧增) 在赋予国家对外行为能力的同时, 也容易造就其大国意识的形成甚至膨胀。究其本源, “大国意识”这一反映国际关系互动过程的精神性因素带有国家行为及行为能力的潜在含义, 同时也强调了国家对国家间物质力量此消彼长的重新认识。一方面物质增长直接拉动国家的大国外交心态, 例如, 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 (Brooks Adams) 曾满怀骄傲地宣称, 由于巨大的工业增长和领土的扩张, 美国注定要接替英国, 成为扩张性大国并承担国际责任。 (1) 另一方面, 物质增长还塑造出国家对大国物质力量维持或扩大的进一步诉求, 这反过来会加剧对已有大国意识的刺激, 形成大国意识成长的循环、长效机制。英国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 其大国意识在对海外新增物质利益的维护或提升过程中不断生长。俄罗斯对于周边民族强烈的特殊使命情结与特殊荣誉感, 也与其不断对外扩张、用新增领土“围筑”既得领土的过程紧密相关。
 
  (四) 国际体系变迁
 
  与上述因素相比, 也许国际体系变迁对国家大国意识的塑造更能反映意识本身的社会互动含义。马克思主义认为, 意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它反映了行为主体对客观环境和社会关系的认知, 意识的变化来自于社会关系的变动。 (2) 在国际关系层面, 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内部结构变迁和主要行为体互动方式转变, 均属于国际体系转型的形式。 (3) 它们在不同方面对国家大国身份认识、大国行为观念和大国权益态度产生推动。首先, 体系性质变迁加大了行为者对身份的再度理解, 例如现代国际关系的缔造根本上否定了民族国家心理上对中世纪教权政治的附庸, 大国自主意识得到烘托;其次, 体系内权力分配的变化直接造就了国家对大国能力、权益及大国行为的重新识别, 也进一步刺激新兴国家对大国地位的尝试心理;再次, 体系内部主要行为者互动方式的变化会对大国意识形成有效影响, 典型的案例包括战后欧洲德法关系在一体化作用的推动下, 随着双边关系从对抗转变为合作, 德法两国大国意识因此更具和平属性与大国责任感。此外还需看到, 在全球治理呼声高涨的今天, 公共产品供需环境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力结构变革解释框架的不足, 这一国际社会变迁形式也为大国意识的形成提供了补充说明。有学者认为, 大国意识的生成存在一定外部性原因, 即外部压力、外部公共产品供给力度会直接影响地区内主要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意愿, (4) 这本质上仍是国际结构不断调试的结果。
 
  三、大国意识的国际关系表现途径
 
  心理学理论认为, 行为是意识的外部表现, 意识本身“不仅能够主动地指向过去和现在, 也能主动地指向未来”, 它对个体行为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并能为之建构行为偏好。 (1) 由此论之, 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 意识的功能在于为主体建立价值认同、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观、使其关注并参与公共事务, 并深刻影响行为体的决策。而对于不同行为体而言, 意识的内容及表现方式也会因主体年龄、性别、社会结构、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的不同存在差异。 (2) 这种因自身特殊身份产生的意识, 在社会实践中需要在特定的关系过程中得到表现。因此对于国家外交而言, 大国意识不是简单的外交文化、外交观念补充, 它的更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影响国家外交行为并形成国家外交方式的惯性, 赋予大国或新兴国家持久的战略意志, 从而推动国家对物质利益和价值偏好的诉求。 (3) 所以, 要进一步理解大国意识, 就必须归纳、梳理出它的表现途径, 使意识本身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形成符合逻辑的连带关系。
 
  在国际社会当中, 大国意识根据国家身份与地位的特殊性, 在广泛的国际社会互动过程中表现出相应的特质。比较而言, 大国的特殊性集中表现为它具有普通国家不具备的国际权利和国际责任, 因此大国对其身份、地位以及如何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认知, 往往通过其对自身特殊利益与特殊责任的态度、看法、认同得到体现。下面, 笔者将从大国的特殊权益与特殊责任两个维度考察国际关系中大国意识的表现途径。
 
  (一) 国际关系中的特殊权利诉求
 
  权利是国际关系当中常见的概念, 它在内涵上既包括国家客观的、既定的权益, 还包括国家对自身利益的主观认知。从后者的角度看, 它明显将“意识”范畴引入到对国家利益的讨论上。有学者认为, 意识的核心是行为主体的行为意志, 作为哲学范畴它的基本内涵是对自我、他者和世界的应然诉求。 (4) 进一步分析, 需要看到在国际社会当中, 大国与普通国家在权利层次存在显著差异, 它比一般行为体更注重超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 (1) 这充分说明, 大国的权利诉求具有普通国家不具备的特殊内容, 它体现在大国对自身在国际体系当中的权力、制度收益及声望获得等方面的诉求, 并通过具体的外交行为将上述诉求转化为相应政策, 是其大国意识实现的途径。
 
  1、特殊权力增长、使用及收益诉求。
 
  权力是大国身份、地位的根本基础, 因此, 考察大国意识的来龙去脉, 需要首先从权力视角予以厘清。在国际关系当中, 就权力本身而言, 由于其带有强烈的主体间关系性质, (2) 关于权力的使用及由此产生的收益认识即蕴含了国际关系主体对自身身份及与他者之间关系、地位差异的基本认知。由于大国在物质层面上具有相较一般国家的权力优势, 在强制他者、解构秩序及重建体系等方面具有一般国家不具备的能力, 因此大国地位依托于物质权力基础, 在国际安全、世界经济与全球治理中不断体现, 并能转化为超越国家主权性所赋予的特殊利益, 形成了大国对其身份的首要特殊认同。
 
  具体而言, 大国较之普通国家其权力的特殊性表现为:权力的构成要素更为丰富、权力使用方式更加多元、权力收益通常超越主权国家范畴、权力增减直接影响国际权力结构。 (3) 因此, 自身是否具备拥有特殊权力及其使用、获得特殊权力收益的诉求, 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大国意识的直接参照。就前者而言, 权力位置差异决定了大国对特殊权力所有和使用具有优先性 (甚至在特定领域中具有垄断性) , 包括核武能力、远洋海军、科技及经济实力、海外事务话语权等大国权力形式, 以及由此形成的包括全面遏制、干涉、秩序性战争等特殊权力的运用, 均能够烘托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先地位, 因此它们也容易成为具备大国意识国家的外交决策偏好。就后者而言, 大国特殊权力带来的收益通常超越了国家主权性所限定的范围, 国家的大国意识在这个层面上也容易转化为该国对这部分收益持续性的追求。例如, 在国家安全这个权力要素密集的范畴内, 大国对其收益的认知就大大超越了普通国家。除了免于侵犯与战争威胁、周边安全环境良性化及非传统安全风险降低等基本权益外, 大国安全利益经常超越了国家主权范围或阶段需求, 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呈现出不同于普通国家安全利益的特征, 即大国对其利益的理解在空间上超越了自身治权界限、在时间上更具长期性与历史性。 (1)
 
  2、国际制度构建及获益意愿。
 
  通过构建、主导国际制度来获益的政治意识也是大国权利意识的构成之一, 它从根本上区别于小国对国际制度普遍存在的“搭便车”获益心理。有研究表明, 权力要素和国际制度的双向博弈可以在大国对制度安排的利益偏好上体现, 即将不合作行为体排除出机制范围 (1949-1971年中国与联合国关系案例) , 或通过强制力迫使其它国家参与合作 (华约模式) , (2) 这充分反映了大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导意愿及其背后的利益连带诉求。在现实中, 国际制度与行为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现象, 即大国在制度塑造和从中获利两个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这种等级制结构使得制度能够对弱势群体形成强制功能, 从而使优势国家通过“价值汇聚”的不对称性额外获益, 也进而强化了大国对国际制度合法性维护与功能性修正的意愿。例如, 美国通过推动将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纳入WTO机制, 在确保本国知识密集型产业从国际贸易中大幅取利的同时, 也较大程度上弥补了与新兴制造业国家的贸易逆差鸿沟。 (3) 正是由于现代大国与国际体系存在的这种连带利益关系, 国际制度在固化国际政治等级制的同时, 反过来也刺激了大国对其维护或修正的意愿。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机制、核不扩散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家投票份额差异以及北约机制等国际制度中, 能够看到秩序缔造的中心力量对这类机制权威的保护、运作的维持以及从中持久获益的认知要远远超出“搭便车者”或“局外人”, 反映了大国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特有的心理气质。
 
  3、大国声望诉求:
 
  大国特殊权利意识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体现, 后者集中反映为大国拥有相对于一般国家更明确、持久的声望诉求。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 尊重 (esteem) 在个体的利益层次上处于高端位置, (1) 因此包括荣誉、尊严、成就感等内容的“声望” (popularity) 在国家对外政策当中占有重要位置, 由于国家利益的连带性能够激发国家的多种行为, 杜尼兰 (M.Donelan) 甚至指出在特定条件下外交政策本身即追求荣誉。 (2) 对大国而言, 除了主权国家共有的声望以外 (如国际法身份平等与民族自尊) , 大国声望拓展到大国对其自身应有优势地位、权力显示、文化炫耀及国际贡献成就感等心理觉知范畴。在今日世界, 大国声望经常与经济总量、奥运金牌、文艺巨擘、诺贝尔奖或宇航能力联系。它既能反映主体在社会互动中的精神性收益, 也是“大国外交”合法性的重要支柱。法国在战后自身国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 致力于通过整合欧洲、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和平衡美国霸权等方式表达大国声望诉求, 根本上还是扎根于法兰西民族内心深处的大国意识发挥了作用。 (3) 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努力修复、提升与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弥补自伊拉克战争后急剧跌落的美国国际声望, 反映了美国对自身大国声望不足以支撑全球秩序维护者身份的担忧。
 
  (二) 国际关系中的特殊责任观念
 
  在国际社会中, 国家“权责平衡”成为建构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增进国家国际参与的关键前提。 (4) 就此而言, 大国意识除了通过国家的特殊利益诉求得以表达, 还能够以贯彻、内化国际特殊责任认知来实现。“大国责任”在现代国际关系演进过程中成为国际社会构成的重要基石, 从本质上反映了在无政府状态下优势个体对秩序、规范、价值等公共性议题的担当。 (5) 自维也纳会议之后, 承担国际责任不仅是既成大国维持地位的重要方式, 也是新兴国家获得大国身份的前提条件。二十世纪已降, 随着国际关系议题的拓展和技术化程度加深, 相应的公共性问题进一步凸显, 承担国际责任更是大国无法规避的环节。针对这一问题, 有学者根据主体差异对国际社会中一般责任和特殊责任进行了区分, (1) 大国责任由此意味着国际威信、世界贡献和特殊职责, 即超出普通国家义务之外的国际责任。因此, 进一步分析大国意识的表现途径, 需要从大国的国际责任方面梳理, 形成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1、大国对国际秩序塑造的责任意识
 
  由于存在利益范围和外交能力上的巨大差别, 相较一般国家, 大国更关注对国际秩序长期、广泛、深远的塑造, 这一过程则通常蕴含了大国对“理想秩序”的深切关怀与责任担当理念。莱克 (David A.Lake) 从大国权力使用角度认为, 国际体系中主导国的地位维持, 应当基于生产有效政治秩序、规训违反秩序的附属国以及向附属国表示不会滥用权威, 表明了大国地位与其治下有效、合法的国际秩序存在联系。 (2) 因此大国身份不仅取决于其国际政治参与的物质能力, 还取决于该国是否对国际秩序有充分、深远的塑造意愿。一方面, 体系中既成大国通过捍卫秩序彰显自身优势地位或大国道德关怀。例如, 英美作为前后两个“全球性大国”均将远离本土的地区秩序维护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 以寻求海外利益和大国身份合法性的双赢。再如气质鲜明的法国外交文化也明确解答了这个问题, 即长期以来法国作为欧陆霸权国, 其防卫政策不仅仅寻求本国的国土安全, 同时还追求与捍卫更大的善和其它人民的权利。 (3) 另一方面, 新兴国家尽管通常背负“秩序挑战者”身份, 但往往也将自身对国际政治应然理解诉诸于新秩序的缔造中, 本质上仍属于对国际秩序塑造的深层意识。德日崛起不仅通过“富国强兵”等物质激增体现, 也表现在两国对旧秩序重塑的深层责任意识, 这背后则是两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种族优越论”“亚细亚主义”等大国意识发挥了作用。
 
  2、大国对自身发展模式的广泛适用性意识
 
  大国的一大外交特征是公开或隐蔽地按自己的模式改造其它国家。 (1) 由于取得了较大的物质成就, 在全球化加速、国家间复合竞争色彩凸显的时代, 大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广泛昭示意义, 成为国际竞争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在“软权力”理论中, 国家制度吸引力是大国权力来源之一, 很好地说明了发展模式外溢对大国的重要意义。 (2) 因此, 在大国竞争层次多元、领域复杂的国际体系中, 国家的国际责任也表现为该国对自身发展模式是否能够转化为其它国家成功之道所具备的应有信念。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 随着人们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讨论不断激烈, 以及全球减贫、政治改善等议题的深入, 大国 (无论是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 意识更离不开对自身发展模式的信念与广泛适用性判断, 人们能从大国主动包装、输出模式或通过自身成功吸引其它国家效仿察觉到这种外交心理。例如, “美国例外论”在赋予美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特殊权益”之外, 还将美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包装为其它国家道路选择的最佳途径。 (3) 苏联作为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对手, 在大国争霸过程中也相应将苏联模式应用于大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地区大国也具备上述特征, 例如, 沙特阿拉伯长期将“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对外政策基石, 从地区发展角度看是沙特阿拉伯对宗教优先体制能够帮助伊斯兰世界发展、抵御外来侵略具备充分信念。
 
  3、大国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意识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意愿是评判一个国家大国意识的重要标准。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刺激着世界在标准制定、知识输出及共享、环境保护、安全提供、发展扶助等方面的公共产品需求, 行为者的有效供给不仅部分实现了全球治理需求, 而且在客观上也增强了供给者身份与行为的合法性, 成为现当代大国建立国际权威的有效方式。从理论上看, 由于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缺乏有效的纳税机制, 公共产品需求者无法承担全球治理成本不得不形成“搭便车”偏好, 这一经济理性在结果上经常造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这便需要国家转变意识, 主动投身于国际机制改善并承担相关公共产品供给成本。 (1) 从这个角度出发, 大国由于具备了相应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其大国身份的稳定性在全球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突出表现为该国是否能跳出“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 进而具备“兼济天下”的奉献责任精神, 能够在国际公益服务、知识或标准供给、物质扶助等公共产品领域拥有供给意识, 这对大国奠定国际地位合法性、提升国际事务话语权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大国对自身权力限制的责任意识
 
  在社会环境当中, 优势个体是否能够有意识防止自身权力滥用, 成为关乎其社会声望、判断其社会责任的重要依据。由此类推, 在国际社会中对于国家权力的自我限制, 大国相对于小国也具有其特殊内涵, 即不仅是基于“成本—收益”或“行为风险”的经济理性考量, 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对权力使用 (即便是取得成功结果) 对国家持久性大国地位或道义形象的损害担忧, 从而客观上形成了大国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效应。尤其在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今天, 大国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包括, 主动对历史上诸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进行不断反思, 以适应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防止国内的“过度自信”和大国沙文主义外溢到国际社会当中。 (2) 此外还应看到, 大国对国际事务具备高于一般国家的期望和利益连带, 这也有助于大国突破对自身权力限制、实现国家与国际社会间合作长期化的意识观念。例如, 中国之所以能在南海问题上保持长期的权力克制姿态, 是因为中国相信这种自我克制能够带来周边国家的好感, 从而使自己与这些国家的战略互信得到实质性提升, 为后续合作创造条件。 (3)
 
  四、结语
 
  大国是物质与精神双向成长的产物。通过大量历史回溯不难发现, 随着国际政治内涵的日趋丰富与潜在风险日益复杂, 大国意识在构建新兴国家与国际社会互动关系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功能。而那种服务于大国良性成长、助推国家与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国权利观和大国责任观, 在今天国际体系处于加速变革、国际社会呼吁广泛共识与深度合作的背景下, 对新兴大国而言显得尤为关键。
 
  中国作为最近几十年发展成就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其物质增长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 也应当对合理的大国权利意识与理性的大国责任意识给予深切的关注。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下主义”精要以及近现代中国对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不懈追求, 构成了中国在成长过程中端正自身大国意识的宝贵资源。更重要的是, 当今时代的整体面貌、性质及发展趋势, 进一步形成了中国良性大国意识的外部塑造力量, 能够使中国在持续增长国际话语权的进程中对未来大国精神气质具备理性、准确、科学的判断。因此, 面对自身不断增大的国际权益和国际责任, 致力于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应当在不断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过程中端正自身的大国意识成长心态。一方面, 中国需要谨慎地处理自身权益扩展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 避免自身大国权益意识与现行国际规范产生过多冲突, 以实现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向成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老道的职业战略素养和审慎的战略决策, 有助于减轻国家因自身优越激增对他国造成的威胁性或不安全感, 从而实现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得到本质上的增进; (1) 另一方面, 面对着国际社会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背景下不断对中国提出的大国责任要求, 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 也需要理性运用自己的外交资源与战略力量, 避免因过度的大国意识而造成战略透支。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大国责任的同时, 中国应对大国行为风险与“成本—收益”失衡保持警觉的态度。
 
  注释
  1 [美]本杰明·莱希著, 吴庆麟译:《心理学导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第159页。
  2 卢家楣主编:《心理学》,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82-88页。
  3 [英]马丁·怀特著, 宋爱群译:《权力政治》,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 第22页。
  4 时殷弘:“关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其形象思考”, 载《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第5期, 第43页。
  5 Jules Camb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ce”, 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owers,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1935, p.23.
  6 冯亮:“浅议法兰西战略文化”, 载《欧洲研究》2010年第6期, 第143页。
  7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著, 孟钟捷译:《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7年版, 第39页。
  8 马克垚著:《世界文明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231页。
  9 黄希庭著:《心理学导论》,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 第92页。
  10 苏富忠:“论人类意识发展的一般规律”, 载《社会心理科学》1999年第1期, 第8页。 (4) 赵景芳著:《美国战略文化研究》,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00页。
  11 Brooks Adams, America’s Economic Supremacy, 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 1900, p.14.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第161-162页。
  13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 宋新宁, 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第45-50页。
  14 例如, “门罗主义”的提出反映了独立战争之后国际权力结构变化。通过“门罗主义”给予美洲地区更多的公共产品供给, 反映了美国对西半球大国意识的提升。再如,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东亚公共产品供给意愿的提升, 与美国作为域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力度下降有直接关系。参见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 第26页。
  15 胡寄南:“人的意识和意识的产物”, 载《心理学报》1984年第2期, 第134页。
  16 王卓, 吴迪:“公民意识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第130页。
  17 卢家楣主编:《心理学》, 第526页。
  18 江西元著:《大国意识与文化本原》,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版, 第59页。
  19 [美]莫顿·卡普兰著, 薄智跃译:《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208页。
  20 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国际关系学, 关于“权力”的讨论经常被放在一种关系视角下进行。不少学者均强调了“权力”的强制属性, 将权力定义为A强制B去完成A的目标的一种能力。参见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Behavioral Science, Vol.2, No.3, 1957, p.203;Michael Barnet and Ra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 1, Summer 2005, p.40;[美]罗伯特·基欧汉, [美]约瑟夫·奈著, 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2页; (3) 有学者对比了大国与普通国家的国家权力, 认为大国权力的特殊性在于强化了国际关系等级性、权力手段的特殊性以及与国际结构更具关联性, 这里包含了大国拥有一般国家不具备的权力要素、权力途径以及权力结果。参见刘鸣:“大国的利益要素与权力互动的思考”, 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 第21-22页。
  21 例如, 日本近代大国意识的萌发突出表现为精英阶层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理解超越了一般的国土安全涵义, 将其上升为日本对周边地区的主导权意识。日本近代陆军缔造者山县有朋以首相身份, 于1890年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写道:“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 不容他人侵犯;二曰守卫利益线, 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 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是也。……方今立于强国之间, 维持一国之独立, 仅仅守卫主权线已绝非充分, 还必须保护利益线。”参见[日]大山梓, 『山県有朋意見書』, 東京, 原書房, 1966, 第196-200页。
  22 曲博:“合作问题、权力结构、治理困境与国际制度”,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 第29页。
  23 根据世贸组织数据, 从2005-2015年, 美国服务业贸易的顺差为18.188万亿美元, 同期制成品贸易逆差为8.636万亿美元。参见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tatis_e.htm
  24 Abraham F.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i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50, 1943, pp.370-396.
  25 Michael Donelan, Honor in Foreign Policy:A History and Discussion,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41.
  26 参见冯亮:“浅议法兰西战略文化”, 第148页。
  27 章前明:“国际合法性与大国责任的变化”, 载《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4年第2期, 第181-182页;罗建波:“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身份定位与大国责任”, 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5期, 第43页。
  28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从社会认同角度对“大国责任”进行了诠释, 他认为至少在20世纪晚期以来, 大国的本质特征在军事、经济、国家自主程度之外还应包括对国际体制的积极参与、承认相互依附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在内的“可表示” (Acceptable Traits) 品质。借助全球化时代国际治理需求提升的背景, 这一解释可被进一步引申为大国具备构建合理国际秩序、权力审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内的相关责任。参见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 第8页。
  29 有学者认为责任有一般责任和特殊责任之分。一般责任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秩序 (如现代国际体系) 中的所有成员所应遵守的责任, 而特殊责任则是一个社会秩序中的特定成员所遵守的责任。国际关系当中,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秩序保障、公共产品供给等属于大国应负有的特殊责任。参见M.Bukovansky, I.Clark, R.Eckersley, Special Responsibilities:Global Problems and American Pow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7.
  30 [美]戴维·莱克著, 高婉妮译:《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第94页。
  31 Lawrence Sondhaus,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59.
  32 [美]罗伯特·帕斯特主编, 胡利平, 杨韵琴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7页。
  33 [美]约瑟夫·奈著, 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07页。
  34 王立新:“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 载《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第16页。
  35 以中国为例, 战略观念 (文化) 促使中国从国际体系参与者转变为建设者, 这突出体现为近年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机制建设力度的加大, 以及主动承担国际公共产品意愿的提升。参见薛晨:“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3期, 第64-67页。
  36 左希迎:“大国崛起与政治家的责任”, 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1期, 第52页。
  37 竭仁贵:“认知、预期、互动与南海争端的解决进程”, 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 第150页。
  38 [英]肯·布思著, 冉冉译:《战略与民族优越感》,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93页。
联系我们
  • 写作QQ:78307562
  • 发表QQ:78303642
  • 服务电话:18930620780
  • 售后电话:18930493766
  • 邮箱:lunwen021@163.com
范文范例
网站地图 | 网站介绍 | 联系我们 | 服务承诺| 服务报价| 论文要求 | 期刊发表 | 服务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