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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信仰探析

时间:2018-04-09 15:26作者:羽沫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鲁迅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信仰探析的文章,鲁迅所信奉的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道主义信念, 由于它们都能被事实或理论逻辑验证, 因此, 都具有知识, 特别是理论知识的属性。

     论文题目:鲁迅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信仰探析

  摘要:鲁迅的人道主义信念, 主要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信念, 这些信念包括两种类型, 一种是内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 其基本内容是强调自我的人道主义修养;一种是外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 其基本内容是强调尊重人的各种合理的权利, 反对各种不合理、对社会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完善没有积极意义的权利。而鲁迅所信奉的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道主义信念, 由于它们都能被事实或理论逻辑验证, 因此, 都具有知识, 特别是理论知识的属性。不仅如此, 鲁迅的内向型与外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 还具有丰富既往人道主义学说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鲁迅; 人道主义; 信念; 知识;

  人道主义信念与知识, 是鲁迅整个信念系统与知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鲁迅没有留存关于人道主义学说的相关文章或具有系统性的文字, 但终其一生, 鲁迅都不仅信奉人道主义并有效地运用人道主义的相关知识阐述自己的某些思想, 而且对人道主义学说、人道主义者等, 发表过具有特色的观点。张琢在《鲁迅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曾经指出:“鲁迅前期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也是一个战斗的人道主义者。因此, 他后期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 始终保持着刚强、热烈的民主精神, 同时对人道主义有深切的理解。”这段话, 不仅用典型的意识形态话语概括了鲁迅一生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也不仅基于阶级论的观念揭示了鲁迅所秉持的人道主义的基本性质———战斗, 而且基于认识论的哲学观肯定了鲁迅对人道主义这种外来学说的深刻理解。张琢的论述, 虽然不是从知识学的层面展开的论述, 但也说明了鲁迅的人道主义是研究鲁迅的一个重要问题, 更何况, 鲁迅在谈自己的思想时也曾如此说:“教我自己说, 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如此来看, 研究鲁迅, 人道主义也是一个绕不开的对象与话题。

  一、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念

  研究鲁迅的人道主义问题, 学界一般的研究模式是将其作为鲁迅思想的一个构成部分展开的, 如, 邵伯周在论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时候曾经指出:“鲁迅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 作为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 一个逐步深化和质变的过程。”他分别从早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论述了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 认为, 早期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以“立人”为核心;中期则以“一要生存, 二要温饱, 三要发展”为核心;后期则以“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为核心。又如, 陈安湖在研究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时则从鲁迅前期与后期思想的本质层面对鲁迅所秉持的人道主义进行了定性, 认为, 前期鲁迅的人道主义“是为被压迫人民谋解放的人道主义”, 后期鲁迅“抛弃了它, 拿起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个新武器。”

  这两位学者关于鲁迅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 是既往此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这类从思想层面展开的研究, 不仅从鲁迅生命与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鲁迅思想构成中的人道主义进行了具体的考察, 剔析出了鲁迅所秉持的人道主义的不同的性质与规范, 而且还由此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 鲁迅一生都信奉人道主义。这样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讲, 其意义与价值都是不容否认的, 不仅不容否认, 在笔者看来, 这样的研究, 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相应语境之下, 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但是, 这样的研究也留下了三个相互关联且应该继续研究的问题:

  一个是, “思想”作为一个概念, 它的所指起码应该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 它指称某种意识的形态, 如政治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文化思想等观念的系统, 另一个方面是, 这一概念也指称主体的认知活动及在认知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金岳霖曾经指出:虽然, “思想两字本来是合用的, 这是从两字底用法着想, 思与想在事实上是分不开的, 这是从事着想”, 但“无论如何, 它们 (思与想) 有分别”, “思为思议”, “想为想象”。而思议和想象, 都是人在认知活动中必然要采用的两种重要方式, 特别是在面对理论知识, 如人道主义这样的理论知识的认知活动中, 这两种方式的采用更为普遍。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思想”这一概念与人的认知活动的这样一种重要的关系, 所以, 金岳霖认为, 分别讨论“思”与“想”的所指, “在讨论知识论底问题上, 非常之重要。”对于从知识学的层面研究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 也同样重要。但从上面所引的两位着名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 他们似乎只关注了思想这一概念所指的一个方面, 即意识的形态或观念系统, 而几乎没有涉及思想这一概念所指的另一个方面, 即主体 (鲁迅) 的认知活动和所采用的方式。

  另一个是, 两位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剔析了鲁迅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的不同内容或不同性质, 但却没有关涉鲁迅信奉的各种人道主义与不同内容与欧洲的人道主义的关系。事实上, 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的人道主义, 还是作为关于人的理论学说的人道主义, 都是源发于欧洲社会与思想界的思潮与学说, 并非是鲁迅自己推行或独创的学说, 而是鲁迅认知的结果, 弄请这样的关系, 不仅无损于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价值, 相反能更好地剔析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个性特征。

  第三, 鲁迅对源发于欧洲的人道主义的认知所形成的信念有哪些?即, 鲁迅认可或确信人道主义的哪些观念, 而更为重要的是, 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这些信念是否具有可确证性?如果它们能被确证, 则表明它们不仅是正确的, 而且具有知识的属性, 否则这些信念就是错误的信念。

  思想这个概念作为指称主体认知活动的一个概念, 虽然包含了“思议与想象”两种主体认知活动展开的方式, 但思议的方式则是我们研究鲁迅的人道主义问题更应该关注的方式。之所以如此认为, 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是思议与想象的对象和内容不同, “想象底内容是像, 即意象;思议底内容是意念或概念。想象底对象是具体的个体的特殊的东西, 思议底对象是普遍的抽象的对象。”而人道主义这种知识系统或观念系统正是具有意念性、抽象性特征的认知对象, 面对这样的对象, 鲁迅在认知活动中所采用的, 或者客观一点说, 主要采用的也只能是思议的方式。另一个原因是, 从知识学的角度来看, 思议作为对理论知识认知的主要方式, 它所形成的认知的结果首先是信念, 即认可还是不认可理论知识所阐述的内容或形成的观念 (如果认可即形成了信念, 信念得到了确证, 即形成知识) 。而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念也是如此形成的。

  关于人道主义, 鲁迅曾发表了这样一些“思议”:

  照我们的意见, 怎样才算有人道呢?那答话, 想来大约是“收回治外法权, 收回租界, 退还庚子赔款……”现在都很渺茫, 实在不合人道。

  但又要问: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那答话, 想来只能“……”。对于人道只能“……”的人的头上, 决不会掉下人道来。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 培植, 保养的, 不是别人布施, 捐助的。

  ……

  人类尚未长成, 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 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 一到了有钱, 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 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 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 从前的遭遇, 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 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了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 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 改变改变现状, 在政治家眼里, 倒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

  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念就包含在这些“思议”中, 尽管鲁迅自己没有明确地用信念存在的基本形式———命题进行过表达, 但如果用命题的形式对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上述“思议”进行归纳, 我们至少可以发现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三种信念:第一种信念是, 人道主义不是一种施舍行为, 它是人类斗争的结果;第二种信念是, 人道主义就是关于人类的主义, 人类自身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 直接决定人道主义理论学说的发展;第三种信念是, 人道主义主要是人类的一种理想, 这种理想的所指就是要改变大众, 尤其是大众中的“穷人”的现状, 所以, “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虽然, 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三组命题及其信念, 主要是基于中国当时的“人道”状况及中国人对人道主义的理解而得出的, 但却于历史与本质的层面, 契合了欧美人道主义理论学说的形成语境及基本原则。

  毫无疑问,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观念系统, 具有悠久的历史, “人道主义曾经有过一段悠久而值得注目的发展, 其根源可回溯到古远的时代, 渊源于当时最高的文明生活的深处。”在欧洲, “在罗马共和国时代, 人性或人道第一次在它的名称之下被着重地深思与追求。人道的人与野蛮的人相对立。我们在罗马碰到了第一个人道主义。”在中国, 人道主义的观念, 早在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的命题中即已包含, 但是,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 学界普遍的看法是, 它兴起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 而促使其兴起的对立面则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的宗教统治, 人道主义就是在反对禁欲主义、神权统治的过程中出现的, 是斗争的结果。另外, 作为关于人的问题的理论学说的人道主义, 在西方, 不仅历史悠久派别众多, 而且观点纷呈, 但, 无论什么形态或性质的人道主义, 如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等, 也不管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中, 如古希腊、罗马时代, 文艺复兴时代, 启蒙主义时代等, 形成的人道主义理论, 一个基本的主题就是“谋求全人类的更大幸福”。既然要谋求全人类的幸福, 其理论的基点当然必须建立在人类之上而不是仅仅建立在个人之上, 这也许正是人道主义这种理论学说与个人主义这种理论学说的一个重要区别。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两者的区别, 所以, 鲁迅在谈自己的思想矛盾时认为, 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是自己思想中的一对矛盾。

  下面所列举的是西方思想界关于人道主义的“思议”: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是长期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这些斗争实质上乃是社会斗争。人道主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家所发动的、反对封建制度的经济、社会、政治秩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观的长期斗争的精神表现。

  人道主义, 它是一种在这个自然的世界上按照理性和民主的方法为谋求全人类的更大幸福而进行令人欢快的服务的哲学。

  人道主义是在十二世纪发源于欧洲并把人加以理想化的一种行为准则、文化远动或教育纲领。因而有第三个并且更为深刻的条件是我们的解释所必须满足的, 即它必须规定一种理想。

  人道是一个对全人类的仁爱精神。具有这种高尚而卓越的热忱的人, 由于别人的痛苦以及想要解除别人的痛苦而极端烦恼;为了消灭奴隶制度、迷信、罪恶和灾难, 他情愿跑遍天下。

  对照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三大信念, 我们发现, 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念既与西方思想界关于人道主义的观念有一致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致的地方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鲁迅虽然没有对兴起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与理论学说的历史进行考察, 但他坚信人道主义是斗争的结果, 不仅与西方思想界的认识一致, 而且与历史的事实, 即文艺复兴的历史事实一致;第二, 鲁迅虽然没有如西方学者那样从历史与语义学两个层面对人道主义准则进行剔析, 但鲁迅坚信, 人道主义是人类的一种理想, 与西方思想界的认识也是一致的;第三, 鲁迅在谈人道或人道主义的过程中, 虽然没有引经据典, 但他确信人道或人道主义的理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信念, 与西方思想界的认识也是一致的。不过, 不一样的地方也显而易见, 一方面, 鲁迅确信人道主义具有人类性与理想化的属性, 并在这个基础上认为:“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 但, 另一方面他也坚信, 人道主义这种希图普惠人类的理想在当时的社会, 包括中国社会还无法实现, 因为, 人类社会正处于阶级社会的阶段, 所谓政治家与人道主义者的矛盾的根源就在这里:人道主义者要普惠众生追求人人平等, 尊重所有人, 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等的“人权”, 而政治家总是一定阶级的政治家, 总要维护自己所属阶级的权利与利益, 否定其他阶级, 尤其是对立阶级的权利与利益;一方面鲁迅坚信人道主义与人类相关, 另一方面鲁迅也坚信人类的发展决定人道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也就是说, 鲁迅坚信没有不变的人道主义, 只有不断发展的人道主义, 因为, 人类是不断发展的, 伴随着人类并以人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也自然要发展。这些不同的内容, 正是鲁迅人道主义信念与思想中最具有个性特色的内容, 也是最可宝贵的内容。

  同时, 正因为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念不仅具有历史与理论的依据, 而且契合人道主义这种理论学说存在的客观实际, 经受得起事实与逻辑的检验, 所以, 这就不仅保证了鲁迅关于人道主义信念的“真”性与正确性, 而且也说明了鲁迅所保有的关于人道主义信念具有知识的属性, 因为它们都能被验证并且验证的结果还是正确的。

  二、鲁迅关于人道主义信念的性质与形态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高义上的思想体系特别是价值观体系, 它因指向不同而不仅具有不同的性质, 而且还有不同的形态。有学者认为:“作为价值观体系, 人道主义应当包括道德的方面和审美的方面;如果说, 在非审美的价值观领域, 道德的方面主要表现为人道主义的‘良心’, 是一种‘内在的’、深层心理的规范, 那么, 与‘内在’道德对应的‘外在’价值观表现, 便是法权 (人权) 以及政治上的民主, 等等。”这虽然是一家之言, 但也能自圆其说并被验证, 更为重要的是, 对我们研究鲁迅所信奉的人道主义也有启示意义。其启示意义之一是, 以此来观照鲁迅所信奉的人道主义, 应该说, 鲁迅所信奉的人道主义在性质上主要属于道德层面的价值观;启示之二是, 鲁迅所信奉的道德层面的人道主义, 其价值取向则既向内指向自我, 也向外指向他人, 是“内向”型与“外向”型相结合的人道主义。其内向型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命题如果进行概括, 则是强调自我修养与自我牺牲的命题, 其外向型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命题则是尊重人权、维护人权的命题。

  在新文化与新文学兴起之初, 鲁迅发表了一篇较长的文章, 题目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在这篇文章中, 鲁迅写下了这样两段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 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 一, 要保存生命;二, 要延续这生命;三, 要发展这生命 (就是进化) 。”这两段话虽然不长, 但由于其中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内容, 因此, 从不同的方面进行阐释, 完全可以收获不同的结论, 这有研究鲁迅的学界同仁的相关成果在, 无须赘述, 笔者也曾进行过相应的阐释 (见另外的拙文) 。而如果从鲁迅与人道主义的层面进行阐释, 则也可以说, 这两段话中也包含了鲁迅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的命题, 这些命题如果进行概括, 第一个命题强调的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的牺牲精神;第二个命题是主张尊重人追求幸福权利的命题 (这两个命题都包含在第一段话中) ;第三个命题是主张尊重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命题 (包含在第二段话中) 。第一个命题强调的是“自己” (父亲) 应该有怎样的修养和怎样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和精神境界———自我牺牲的情怀与精神境界, 其人道主义的命题属于内向型的命题;第二个命题和第三个命题所强调的都是对“别人” (包括自己的孩子) 应该怎样, 其人道主义的命题属于外向型的命题。鲁迅后来谈人道主义的种种表述, 基本上都是在这两种类型中展开的。

  之所以要辨析鲁迅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的类型, 主要是为了论述鲁迅在谈人道主义的时候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并由此来看鲁迅人道主义信念的可贵之处。

  鲁迅在谈人道主义的时候曾如是说:“对于人道只能‘……’的人的头上, 决不会掉下人道来。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的, 培植, 保养的, 不是别人布施, 捐助的。”有学者在解说这段话的意思时认为:“鲁迅既相信人道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又指出是必须努力去争取的。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他特别强调要去争取, 这就把人道主义和行善布施的怜悯主义区别开来了。”如此的解说不能说全错了, 但却有着显然的不当, 例如, 认为鲁迅在这里所谈的观点区分了人道主义和怜悯主义, 就是不恰当的例子, 之所以说不恰当, 不仅是因为, 怜悯主义本身也属于人道主义的内容, 即使说两者有区别, 但从性质来看, 它们也并非是矛盾的, 更不是对立的, 而且是因为在判断逻辑上, 论者混淆了鲁迅谈人道主义的具体指向, 将外向型的人道主义与内向型的人道主义完全并作一谈了。从鲁迅的具体表述来看, 所谓“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 培养, 保养的”, 很显然, 这都是强调自己 (各人) 应该有人道主义的修养, 而这样的修养, 不仅别人无法布施, 也不仅需要自己“挣”, 还需要自己“培养, 保养”, 而所谓“培养, 保养”本身都是指向自己的而不是指向别人的行为, 所以, 鲁迅这里谈人道主义并非是从外向型的人道主义着眼的, 并非强调的是要对别人怎样, 而是从内向型的人道主义展开的论述, 强调的是自己应该怎样。正因为鲁迅是基于内向型的人道主义展开的论述, 那么, 在逻辑上, 鲁迅强调人道主义要自己“争取”也就不具有“区别”人道主义与以“布施行善”为主要内容的怜悯主义的功能。因为, 鲁迅这里强调的“争取”是指向自己, 强调的是自己应该要培养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与修养, 而所谓“布施行善”却是指称别人的行为。如果说“布施行善”也指向自己, 那么, “区别”也就没有意义, 因为, 诚如笔者上面所说, 人道主义与怜悯主义并不矛盾, 即使它们有区别, 但对“自己”来说, 既有人道主义修养, 又有怜悯主义的修养, 且不更好?

  鲁迅的内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有什么意义呢?应该说, 意义是多方面的, 仅从理论与实践来看就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应该特别关注。

  首先, 鲁迅这里强调的内向型的人道主义, 正是既往西方人道主义理论没有特别强调的内容, 因为, 西方的人道主义是“侧重于追求人权、民主的‘外在的’人道主义”, 也是现代中国的启蒙者们所没有特别意识到的内容, 因为, 启蒙者们都是以“布施”者自居的, 鲁迅关于人道主义信念的可贵之处, 也就在这里, 当别人都在提倡外向型的人道主义的时候, 他却不仅提倡外向型的人道主义, 同时也竭力提倡内向型的人道主义。即使说鲁迅丰富了从西方引进中国的人道主义理论, 笔者想也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 人道主义不仅在西方就早已有之, 而且, 在我们中国也早已存在。“在国内外 (包括美国和原苏联) 还有许多着述, 明确把中国儒家道家看成一种古典的人道主义。这是实事求是的。”的确, 儒家早就提出过“仁者爱人”的命题, 并确立了“爱人”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张岱年认为儒家的这一观点, “是道德的一项最根本的原则, 可以称为古代的人道主义观点。这是孔子所谓‘仁’的中心含义。”而这一原则虽然是从别人与自己两者的关系提出的人道主义原则, 但很明显, 与西方“外向”型人道主义强调的原则是完全不同的, 它首先强调的是“己欲立”与“己欲达”, 即自我首先要有相应的情怀 (人道主义情怀) 。也正因为中国古典的人道主义更多强调自我的修养, 所以, 有学者将其称为是“心理化”的人道主义。从这方面来看, 鲁迅所信奉的“内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 与中国古典人道主义“内向化”的传统有一脉相承之处, 如, 中国古典人道主义讲究自我修养, 讲究“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 。鲁迅也强调“人道”需要自己“培植”、“保养”, 但也有明显的不同, 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 中国古典的内向型人道主义是建立在“人之初, 性本善”基础之上的, 所以, 中国古典的内向型人道主义修养获得的基本方式是自己“悟”, 即所谓“修身”, 所谓“吾三省吾身”, 而鲁迅信奉的内向型人道主义信念是建立在鲁迅所认可的天上“决不会掉下人道来”的信念基础上的, 所以, 鲁迅则强调要获得所谓的“人道”首先必须自己“挣”, 即行动。正是在这一点上, 鲁迅既突破了中国古典人道主义的规范, 又丰富了中国人道主义的内容。

  第三, 解决了践行外向型人道主义的基础问题, 这个基础就是, 要对别人实行人道主义, 自己首先就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具有人道主义的修养, 也就是“良心”。这个基础的解决, 不仅具有理论价值, 而且具有实践意义。从理论价值上讲, 鲁迅这里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念虽然关涉的是“内向”型的人道主义问题, 但却有效地勾画出了践行人道主义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 那就是, 如果主体自己没有“良心”, 没有去“挣”人道, 没有对人道进行自觉而充分地“培养, 保养”, 他自然无法尊重别人的各种权利, 更不可能自觉地去践行人道主义的各种原则;反过来说, 如果自己本身具备了人道主义修养, 那么自己才可能遵循人道主义的各种原则去尊重别人的各种权利。从实践意义上讲, 鲁迅这里倡导的内向型人道主义, 不仅对于我们认识、研究中国现代启蒙者们践行人道主义原则的状况、效果等有直接的帮助, 也不仅对于我们研究鲁迅自己的人道主义信念有直接的帮助, 而且对于今天我们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 特别是践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鲁迅在谈自己的思想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其实, 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 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 教我自己说, 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鲁迅的这段话, 也是研究鲁迅与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问题时被学界同仁反复引用的话 (笔者自己在前面也引用了) , 但却没有人解说为什么鲁迅认为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矛盾的?如果从“内向”型的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层面解说, 很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因为两者都是“内向”型的, 是完全可以并存的, 如, 内向型的人道主义讲究自我“良心”的修养, 个性主义讲究独立自主, 不随大流, 不盲从权威等, 两者都强调“自我”, 不仅可以并存, 而且两者还是相互涵养的, “良心”是独立自主意志生存的堤坝, 有“良心”人才可能巩固自己的独立自主意志, 否则, 随大流, 人云亦云也就会因此泛滥;独立自主的意志则是“良心”的一个方面的体现, 如果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意志, 人云亦云, 那么, 所谓“良心”也就不存在了。而鲁迅为什么说在自己的思想中, 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矛盾的呢?很显然, 这是鲁迅从“外向”型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关系入手得出的结论, 因为, 从个性主义出发, 鲁迅坚守个人的思想、意志的独立性并坦言:“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但从“外向”型的人道主义出发, 又需要尊重别人的权利与意志, 而别人的权利与意志有时又会与自己恪守的个人主义相悖, 如, 鲁迅倾向淡泊名利, 而别人渴求名利;鲁迅喜欢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文章, 而别人却并不喜欢这一类文章, 恰恰喜欢咀嚼身边小小悲欢的文章等。如此一来, 矛盾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笔者这里也不是猜测的结论, 而是从鲁迅自己的话中归纳出的结论。鲁迅在谈了自己思想上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后接着写道:“所以, 我忽而爱人, 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 有时确为别人, 有时却为自己玩玩”, 所谓“有时却为自己”, 虽然不能说就是个人主义, 但起码是基于自己的信念、思想而采取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 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的, 即, 鲁迅所说:“我为自己和别人的设想, 是两样的, 所以者何, 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 但究竟是否真确 (原文如此) , 又不得而知, 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 不敢邀请别人。”所谓“有时为别人”, 不仅是指帮助别人, 也是指尊重别人各种合理、合法的权利, 而鲁迅能帮助别人本身的行为说明, 他首先是尊重别人的, 即使别人的价值观和理想以及对历史和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与他不一样, 他也一如既往地尊重别人, 如果他并不尊重别人 (包括别人的权利) , 也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还要去帮助别人, 并且是不图回报, 更不带私心地帮助别人 (此类事例很多) 。而鲁迅无论是现实层面上帮助别人, 还是思想层面上尊重别人的权利的认识, 都是符合“外向”型人道主义原则的。

  那么, 鲁迅外向型人道主义信念有什么特点呢?这正是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三、鲁迅外向型人道主义信念的本体特点

  鲁迅外向型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尊重别人的各种权利并竭力维护别人, 特别是大众的各种权利, 如生存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爱的权利等。鲁迅所信奉的这些外向型的人道主义内容, 也不是鲁迅原创的, 不仅在西方人道主义学说中早已有完整而明确的表述, 而且在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学说中也有相应的表述, 张岱年在解释儒家“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人道主义“最根本的原则”时就已经指出:“即确认自己是人, 亦确认别人也是人;肯定自己有立、达的愿望, 也承认别人有立、达的愿望。”那么, 鲁迅所信奉的外向型的人道主义有什么特点呢?陈安湖在论鲁迅的人道主义时曾经指出:“鲁迅人道主义的特点:一是同情最底层的广大贫苦农民, 为他们奔走呼号;一是以最无情的态度揭露旧社会的黑暗。”这样的观点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由于不是从鲁迅所信奉的人道主义本体出发概括的, 更多的是从鲁迅的主观“态度”出发概括的, 因此, 也就留下了一些明显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鲁迅信奉的人道主义与其他人道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而要解决这个问题, 从鲁迅“同情下层人”的人道主义态度入手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 不仅鲁迅同情下层人, 保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俄国作家果戈里和中国的其他知识分子也同情下层人, 看来, 只能从鲁迅所信奉的人道主义本体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当我们聚焦鲁迅所信奉的人道主义本体后, 我们至少可以发现鲁迅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的两大特色, 这两大特色既是鲁迅人道主义信念与别的人道主义学说相区别的特色, 也是鲁迅对人道主义学说的贡献与丰富。

  首先, 鲁迅所信奉的外向型的人道主义并非是一种泛化的人道主义, 而是一种“觉醒了的人”所保有的积极、健康的人道主义, 其内涵及其价值追求都强调对人的发展及社会的进化有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如, 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 鲁迅固然强调要尊重人生存、发展等权利, 但他也十分中肯地指出:“我之所谓生存, 并非苟活;所谓温饱, 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 也不是放纵。”也就是说, 在鲁迅看来, 并非只要是人的生存权、发展权都应该尊重, 有些生存权和发展权, 如苟活权、奢侈权、放纵权等, 虽然也属于人的权利, 但这些权利不仅不应该尊重, 反而应该反对, 即使行使这些权利的人本身对他人或社会不构成直接的危害, 仅仅只是自己喜欢或者愿意, 在鲁迅看来, 也应该反对, 因为, 如果尊重这些所谓的“人权”, 甚至赞赏这些人如此行使自己这些权利的行为, 那么, 不仅对社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而且对人自身来说也不可能构成任何良好的价值。鲁迅还特别列举了历史上和现实中“苟活”的例子来客观地论证自己这一主张的合理性, 如, 中国古代和近代“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这样奇特的“苟活”的实例;现实中在监狱中“苟活”的实例等。鲁迅不仅反对践行“苟活”的权利, 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苟活”的本质及结局:“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 所以到后来, 他就活不下去了。”更为重要的是, 鲁迅还指出了“苟活”与人道主义原则相悖的事实, 如, 人道主义 (包括外向型的人道主义)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强调人的“自由”权, 但“苟活”, 如, 在监狱这种“理想之乡”的“苟活”, 虽然“不怕令居家的火灾;每日两餐, 不虑冻馁;起居有定, 不会伤生;构造坚固, 不会倒塌;禁卒管着, 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鲁迅如此的主张, 不仅是振聋发聩的, 而且也的确丰富了人道主义学说本身, 因为,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 具有外向型规范的人道主义学说所强调的都是普泛尊重人权, 似乎只要是人的权利, 都应该尊重, 在中国, 儒家的“仁者爱人”, 既没有区分什么样的人应该爱, 更没有区分爱人的什么, 在西方的人道主义者中, 甚至有人提出过“爱你的敌人”这样的所谓人道主义的命题, 都没有智者辨析过即使是人权, 也有不同性质和价值的, 而鲁迅却进行了明晰地划分并明确地表达了什么样的人权不应该尊重而应该反对的观点。

  其次,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鲁迅所信奉的外向型的人道主义, 往往是基于赞成与反对两种态度构成的, 而不是单维构成的, 这就赋予了鲁迅所信奉的外向型人道主义以强烈而鲜明的“批评”的特色。而这种“批评”, 不仅指向人道主义本身, 而且指向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两端。鲁迅指向人道主义本身的“批评”在上面的论述中已有所涉及, 如, 鲁迅认为并非人的所有关涉生存的权利都应该尊重, 实际上就是批评了“泛”人道主义的原则, 这里主要论述鲁迅指向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两端的批评。

  冯雪峰在回忆鲁迅的着作中, 曾经提供了鲁迅谈人道主义的两个事例:

  第一个事例:大家现在又在骂人道主义了, 不过我想, 当反革命者大屠杀革命者, 倘有真的人道主义者出而抗议, 这对于革命为什么会有损呢?……我未见有人道主义者挺身而出的事, 但骂人道主义的人们为什么吓得不敢响一声, 或者还是没有想出另外好方法呢?……我想, 中国大概并没有真的人道主义者, 而另外的好方法也似乎想不出来, 除去明白的直接的斗争, 倘一面骂人道主义, 一面又不斗争,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

  第二个事例:人道主义也的确是无用的, 要实行人道主义就不是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办法所能达到的。除非也有刀在手里, 但那样, 岂不是大悖他们的主义, 倒在实行阶级斗争了吗?于是, 就反而要如“托尔斯泰样”一般, 倒只向革命者要求人道主义了。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 敢于向有权力的反动统治阶级抗争, “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 一代不如一代。

  从知识学的角度来说, 冯雪峰提供的这些材料, 是二手材料, 而二手材料由于我们无法验证其真实性 (即, 是否真是鲁迅的原话) , 按道理来说是不应该使用的, 但从基本内容来看, 却不仅符合笔者前面已经论述过的鲁迅认为人道主义需要“争取”的主张, 而且也符合鲁迅对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基本评价, 如, 鲁迅曾经如是说:“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讲人道主义, 反对战争”, 对此, 鲁迅是肯定的, 但托尔斯泰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 鲁迅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因此, 冯雪峰提供的虽然是二手材料, 但这些二手材料还是可信的, 也是可以使用的。

  就冯雪峰这二手资料的内容来看, 虽然包含了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多方面的内容, 但中心内容是对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者及中国社会的“批评”, 其他内容, 如正面肯定“当反革命大屠杀革命者”时, 人道主义者的抗议的积极意义, 就是从“批评”没有人道主义者出来抗争的现实情况提出的;肯定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难得”, 也是从“批评”“托尔斯泰样”的只知道“骂”人道主义的行为出发的。而不管是从哪一个方面展开的“批评”, 鲁迅都基本是从外向型的人道主义规范展开的, 如对骂人道主义而自己又不抗争或“只向革命者要求人道主义”的所谓人道主义者的批评, 对“中国大概没有真的人道主义者”的批评等, 其意都不是说中国没有具备人道主义修养的人, 而是说没有践行人道主义原则的行动者。

  在这些批评中, 最有深度, 也是最有理论意义的批评是对“人道主义也的确是无用”的批评, 因为, 这种批评, 不仅直接揭示了人道主义学说与现实社会, 特别是中国现实社会的矛盾, 也不仅揭示了人道主义者自身要践行人道主义原则的矛盾, 而且, 充分地肯定了阶级斗争对于在中国实现人道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而对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特别是阶级斗争对实行人道主义的意义、价值, 又是既往的人道主义理论家、艺术家, 甚至政治家们都没有特别关注过的。从这方面看, 说鲁迅丰富了人道主义理论, 指出了实行人道主义, 特别是在阶级社会里实行人道主义的途径, 应该也是经受得起检验的。

  注释

  (1) (1) 张琢:《鲁迅哲学思想研究》,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132页。
  (2) (2) (24) (26) (27) 鲁迅:《两地书·二四》, 《鲁迅全集》 (第11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81页, 第81页, 第81页, 第81页。
  (3) (3) (20) 邵伯周:《人道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3年, 第98页, 第103页。
  (4) (4) (5) (29) 陈安湖:《关于鲁迅的进化论和人道主义问题》, 《鲁迅研究三十年集》,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 第116页, 第119页, 第117页。
  (6) (6) (7) 金岳霖:《知识论》 (上册)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年, 第297页, 第297页。
  (8) (8) (19) 鲁迅:《六十一·不满》, 《鲁迅全集》 (第1巻)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375页, 第375页。
  (9) (9)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鲁迅全集》 (第7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17页。
  (10) (10) (13) 拉蒙特:《人道主义的意义》, 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 (第一辑:西方国家)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年, 第174页, 第174页。
  (11) (11) 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 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 (第一辑:西方国家)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年, 第15页。
  (12) (12) 加罗迪:《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 (第一辑:西方国家)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年, 第517页。
  (14) (14) 培里:《对人道主义的崇拜》, 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 (第一辑:西方国家)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年, 第187页。
  (15) (15) 狄德罗:《百科全书》,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上)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1年, 第656页。
  (16) (16) 鲁迅:《致许寿裳》, 《鲁迅全集》 (第11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366页。
  (17) (17) (21) (22) 胡义成:《人道悖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新论》,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年, 第34页, 第34页, 第35页。
  (18) (18)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全集》 (第1巻)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35页。
  (23) (23) (28)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第158页, 第158页。
  (25) (25) 鲁迅:《新的蔷薇——然而还是无花的》, 《鲁迅全集》 (第3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308页。
  (30) (30) (31) 鲁迅:《北京通信》, 《鲁迅全集》 (第3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54-55页, 第55页。
  (32) (32) 冯雪峰:《回忆鲁迅》,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年, 第31页。
  (33) (33)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鲁迅全集》 (第7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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