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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绿皮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与和解

时间:2021-02-22作者:杨铭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影片《绿皮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与和解的文章,影片《绿皮书》不仅在众多同题材的影片中脱颖而出,而且成为了2019年度最受瞩目和好评的美国剧情片,这无疑证明了《绿皮书》的成功,影片对于文化身份的反思价值也引起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的认同。

  摘    要: 影片《绿皮书》于2019年在中国上映,这部带有公路元素的剧情片无疑是2019年度最受瞩目和好评的美国剧情片之一。影片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在“黑白”文化冲突之下,展现两位男主人公谢利和托尼的自我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与重塑,相对克制的艺术手法和不乏温情的叙事风格,使《绿皮书》获得了超越悲痛与愤怒的思考价值,其中对于文化身份的反思也在错位和颠倒、追寻与跨越中娓娓呈现。

  关键词: 《绿皮书》; 文化身份; 认同; 困境; 和解;

  Abstract: Launched in China in 2019,Green Book,the feature film with road-movie elements,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eye-catching and highly-praised American films of the year.The film reveals the fr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inpiduals and the group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Under the black-and-white cultural conflicts are the dilemma and remodeling of Shirley and Tony's cultural identity.The relatively restrained artistic techniques and the warm narrative style endow Green Book with reflective significance that goes much beyond grief and wrath,and the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identity are presented in dislocation and reversal,and pursuit and progress.

  Keyword: Green Book; cultural identity; recognition; dilemma; reconciliation;

  引言

  影片《绿皮书》于2019年在中国上映,这部带有公路元素的剧情片在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中一举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男配角及最佳男主角、最佳剪辑提名,同时在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金卫星奖、华盛顿影评人协会奖中均斩获多个奖项。可以说,这部由彼得·法拉利执导,维果·莫特森、马赫沙拉·阿里主演的影片无疑是2019年度最受瞩目和好评的美国剧情片之一。在《绿皮书》中,由马赫沙拉·阿里饰演的黑人音乐家谢利和维果·莫特森饰演的意大利裔白人司机托尼因谢利的南方巡演结缘,上流社会的黑人和底层社会的白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无疑是一对“奇妙”的组合,在旅途中,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摩擦和冲突,然而在“黑白”文化冲突之下,是两个个体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困境与重塑。在这部根据真实人物和事件改编的影片中,跨越种族的情感交流、主流文化下边缘群体的生存境况以及多元文化视域下的身份反思都带给观众以沉重却不乏温情的思考,也正因如此,《绿皮书》成为了一部叫好又叫座的作品。

  影片《绿皮书》中的“绿皮书”是20世纪中叶在美国发行的一本专门供黑人使用的旅行指南《轻松度假:黑人司机绿皮书》,在这本书中,明确提供了各地黑人用餐和住宿的场所,而书名中所谓的“轻松”,也体现在白人文化视域下的告诫与规训,按照书中的指示,黑人就能够在陌生的环境中遵循“传统”而不越过黑白之界。[1]影片将叙事的时间设定在了1962年,时值《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100周年之际,在漫长的一个世纪里,美国黑人虽然从法律层面摆脱了“黑奴”的身份,但却依然生活在种族歧视下的隔离中,这种现象在美国南部各州更为严重,而谢利的巡演之旅的目的地正是对于黑人来说依然“黑暗”的美国南部,贯穿影片始终的“黑白”戏剧冲突也由此而起。影片中两位男主人公的原型是被评价为“精湛技艺堪比诸神”的黑人钢琴家唐·谢利和他一生的挚友托尼,二人在2013年相继离世,随后托尼的儿子尼克·维勒朗格将二人为时一年多的巡演故事公开,由导演彼得将其搬上荧幕。在《绿皮书》中,种族歧视、黑白分野贯穿始终,但导演却采用了一种相对克制的艺术处理手法,带给观众以超越悲痛和愤怒的冷静思考,这也是《绿皮书》在众多种族题材影片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影片《绿皮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与和解
 

  一、错位与颠倒:文化身份认同困境

  “文化身份”源自后殖民主义理论,霍米·巴巴在对民族问题和文化认同的研究中,正式提出了“文化身份”一词,主要是指某一文化圈内或民族内部的人所具备的天然的共同的特点,同时涉及个体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认同和归属。[2]在后殖民时代,白人虽然已不再是操控一切的奴隶主,但依然在文化层面乃至经济社会诸多方面都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以黑人为主的“有色人种”在西方社会依然处在被隔离、被歧视的“失语”境遇中。

  《绿皮书》的故事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南部,此时的美国南部诸州都执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在餐厅、旅馆、厕所、医院甚至是饮水处、盥洗台都有明显的“白人专用”“有色人种专用”的标志,甚至存在着许多“日落城镇”,黑人等有色人种必须在日落前离开这些城镇。这种种族隔离制度源自根深蒂固的传统和观念,在后殖民文化视域下,白人是正确的、理智的、成熟的、文明的,而黑人等有色人种则是落后的、肮脏的、非理性的,甚至是暴力的。[3]在这一文化传统中,美国黑人尤其美国南部地区的黑人虽然在法律层面摆脱了奴隶的地位和身份,但却很难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依然处在社会生活的底层。

  影片并没有细致地交代黑人男主人公谢利的身世背景,但从其音乐家的身份、居住的别墅、西装革履的装扮不难判断谢利已然跻身美国上流社会,即便如此,谢利依然无法在美国南部巡演的旅途中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尊重,正如谢利所言,“白人邀请我演奏以体现自己的高雅,然而当走下舞台后我马上又变成了黑鬼。”谢利在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阿肯色州、阿拉巴马州等地演奏时,白人观众对这位黑人钢琴家的精彩表演施以热烈的掌声和由衷的赞叹,但谢利依然要居住在破旧的汽车旅馆,无法在仅供白人使用的高档餐厅就餐、只能将杂物间当作更衣室,甚至要开车半小时回到黑人住所如厕。巡演期间,谢利来到服装店想要购买一套新的西装,却因为黑人的身份而遭到拒绝;独自来到酒吧买醉的谢利更是遭到了一群白人的侮辱和殴打。在路易安娜州的“日落城镇”,由于天气原因未能在日落之前抵达下一个城镇,谢利受到了白人警察的强制检查和侮辱,甚至在冲突中被关进警局,无奈之下,谢利拨通了肯尼迪的电话后才被释放。从影片的这一细节不难发现,谢利无疑处在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上流社会,自身的才华、财富、修养及掌握的社会资源远胜于许多白人,但在隔离的“传统”下,谢利依然无法得到白人文化的接纳与认可。谢利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还源自于对黑人文化的疏离,他与家人十分疏远,音乐家的身份也使他无法融入到周遭的黑人群体中,在汽车旅馆,西装革履的谢利被黑人同胞嘲笑为害怕弄皱工作服的管家;在巡演的路上,田间工作的黑人同胞对雇佣白人司机的谢利投以陌生、好奇、戒备的目光。正是在后殖民时代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谢利黑人音乐家的身份使他长期处在错位与颠倒的境遇中,导演彼得借谢利之口,表达了以谢利为代表的美国上流社会黑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困境———“我不够黑,我不够白,那么我是谁”。

  《绿皮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不仅仅体现在谢利身上,与其同行的白人司机托尼也处在这种错位境遇之中。在成为谢利南部巡演的司机之前,托尼一直在夜总会当打手,微薄的收入甚至难以支撑家庭的房租等日常开销,与谢利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相同的是,影片也没有对托尼的身世背景进行详细展示,但从其经常拼错字母、在车内大口吃汉堡以及随意的举止、邋遢的衣着,不难发现谢利并未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处在社会底层的白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打手、司机、侍者等底层服务者常常被认为是“有色人种”的专利,当托尼迫于生计成为了黑人谢利的司机时,曾经的夜总会老板、白人朋友甚至是谢利三重奏团队的其他白人表演者都流露出了震惊、疑惑的目光。在巡演的途中,为了履行帮助谢利顺利完成每一场演奏的合约,托尼多次在警局、酒吧、酒店、演奏场地与白人发生争执,这种争取正当权利的争执反而使托尼遭到了白人同胞的嘲笑和鄙夷。无论是在受教育程度上、工作性质上还是在生活习惯甚至是文化认同上,托尼都与白人文化的规约格格不入。同时,托尼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白人,在影片展开叙事的年代,意大利裔的美国白人常常被冠以“黑手党”之名,在路易安娜州,警察因谢利未能在日落之前离开而强制检查,在争执中白人警察得知了托尼的意大利裔身份,破口大骂到“你就是半个黑人”,由此可见在意大利裔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隔离同样隐性存在。[4]对于托尼而言,他无法真正融入到白人社会中,他与优雅、高贵、富有的白人绅士形象相去甚远,同样处在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之中。

  《绿皮书》中的错位与颠倒并不仅仅是谢利和托尼的个人问题,而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所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上流社会的黑人和底层社会的白人之所以称之为错位和颠倒,其根本原因就在与白人文化下社会对白人和黑人的刻板印象,黑人应该生活在底层、应该愚昧无知;白人应该高高在上、富有优雅,这种隔离状态和刻板印象无法真正实现权利的平等和文化的认同。

  二、寻找与跨越:文化身份的和解之旅

  影片《绿皮书》对于文化身份的反思不仅体现在文化身份认同困境的呈现和剖析上,在现实中,谢利和托尼的美国南部巡演长达一年半之久,导演将这一年半的巡演历程浓缩成为两个月间发生的故事,事实上通过这段错位之旅,现实中的谢利和托尼打破了固有的种族成见,成为了一生挚友。而在影片中,导演通过细腻的故事和人物心理的透视,凸显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身份和解,影片中的谢利和托尼也在寻找与跨越中实现了自我的和解及跨种族和解。

  文化身份的自我和解主要体现在谢利身上,虽然谢利和托尼都处在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之中,但对于托尼而言,这种困境更多存在于现实生活、他人评价层面,这从托尼对自己意大利裔的姓氏“维勒朗格”的坚决维护等细节描写处均可体现。对比之下,不难发现谢利所处的文化身份困境更多的是在自我认知、自我寻找过程中的心理困境,他不认同黑人音乐,不了解大部分底层黑人的生活情况,甚至孤身一人居住在豪华的别墅中,在渴望成为真正的黑人音乐家、寻求白人文化圈的认同和接纳的过程中,谢利常常陷入迷茫和彷徨之中。在传统美国电影中,黑人形象塑造十分单一,他们或是黑奴形象,或是粗鄙的下等人形象,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在美国电影中出现了“神奇黑人”形象,他们优雅高尚,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白人以帮助和指引。[5]在《绿皮书》中,谢利虽然拥有非凡的才华和优雅的举止,但却并不是“神奇黑人”,影片将这种“神奇”移位到了看似粗俗、随性、不羁甚至毫无社会地位的托尼身上,在托尼的帮助和引领下,谢利开始进行实质性的维权。在阿拉巴马州,演出即将开始,无法进入餐厅用餐的谢利与白人侍者发生争执,托尼在试图通过白人之间的沟通为这种隔离的“传统”破个例,此时的谢利也终于在托尼强硬的维权态度中做出了惊人的决定,违背与唱片公司的合约、拒绝演奏。在拒绝演奏后,谢利和托尼来到了黑人酒吧,谢利在黑人酒吧破旧的钢琴上欢快地演奏黑人音乐,这也成为他接纳黑人文化、实现自我文化身份和解的象征。

  谢利和托尼之间跨种族和解贯穿在整个巡演过程中,从二人相识时的戒备隔阂到途中相互理解帮助,再到成为一生的挚友,谢利和托尼之间的友情构筑了跨种族和解的温情与希望。在建立雇佣关系之初,托尼带着固有的种族歧视拒绝为谢利开车门、拿行李,但在巡演开始后,通过托尼写给妻子的信,不难发现他开始由衷地欣赏谢利的才华,并逐渐认同了谢利“忍辱负重”的修养,逐渐理解了谢利渴望成为黑人音乐家而不是单纯的黑人娱乐工作者的心理。在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托尼更是多次挺身而出保护谢利免受白人的欺辱和伤害。从谢利的角度而言,从对托尼在车内吃汉堡、吸烟的厌恶,到纠正托尼的发音和拼写错误,甚至耐心地教托尼如何给妻子写一封浪漫感动的信件,谢利也逐渐发自内心地接受了这个曾经歧视自己的白人朋友。在谢利的引导下,托尼也逐渐认识到简单粗暴的生活、行事方式并不是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自尊自爱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在自我身份的构建中,谢利和托尼之间的错位与颠倒逐渐消失,这段南部巡演的旅程实际上是自我寻找和相互认同接纳的过程,在这段旅程中,谢利和托尼真正实现了跨越种族的和解。

  结语

  影片《绿皮书》不仅在众多同题材的影片中脱颖而出,而且成为了2019年度最受瞩目和好评的美国剧情片,这无疑证明了《绿皮书》的成功,影片对于文化身份的反思价值也引起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的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绿皮书》关于文化身份这一课题的探讨依然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局限性,影片多次强调了谢利对托尼的依赖,无论是美国南方巡演途中现实层面托尼所提供的帮助,还是在谢利自我文化身份认同中托尼所起到的引领作用,都是从白人文化视角出发所进行的叙事。同时,影片也淡化了黑人在民权运动中的主体性和斗争性,影片的诸多细节都体现出了谢利“绅士”般的隐忍状态,但却对谢利南部巡演这一自证黑人音乐家身份的勇敢决定一笔带过。由此观之,我们在充分肯定《绿皮书》的成功的同时,也要清醒的看到影片关于文化身份反思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 俞飞.《绿皮书》背后的美国故事[J].方圆,2019,(6).
  [2]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3] 张淑华等.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1).
  [4] 高小康.文学想象与文化群落的身份冲突[J].人文杂志,2005,(4).
  [5] 鞠薇.“神奇黑人”和“白人救世主”———电影《绿皮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种族关系呈现[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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