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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献礼片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

时间:2020-10-02 08:17作者:闫怡涵 鲜佳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国庆献礼片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的文章,回顾几十年来的献礼片发展,由对英雄的审美和建构转而更关注个人的命运,平民史观和低位视角的叙事促成集体情感共鸣,民营资本注入成为献礼片生产的常态,献礼片不断亚类型化并扎根商业电影市场成为大势所趋。

  摘要:回顾与中国腾飞共同成长的国庆献礼片历史,“逢十献礼”成为了每十年一次的国庆档盛会。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五朵金花》《林则徐》等献礼片走到今天,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仍是不变的创作命题,但其制作和叙事模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电影机制的完善,发生了转变和重构。平民史观和低位视角的叙事促成了集体的情感共鸣,民营资本的注入促进了商业模式的类型化与大片模式,民族文化和精神共同体的建立构成了新时代献礼片的主要创作模式。

  关键词:献礼片; 七十周年; 国庆档;

  作者简介: 闫怡涵(1997-),女,河北石家庄人,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2019级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鲜佳(1987-),女,四川成都人,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重庆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电影史论和批评研究。;

  基金: 2018年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平台成果培育专项项目(2018CDJSK06PT21);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Gift Films

  Abstract: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Day gift film which has grown up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 “once a decade” has become a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once every ten years.FromFive Golden Flowers and Lin Zexuin the founding period of new China to today,patriotism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are still the same propositions of creation.However,the production and narrative mode have changed and reconstruct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film mechanism.The common people's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narrative of low perspective contribute to the collective emotional resonance.The injection of private capital promotes the typed business mod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ockbuster model.The composi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piritual community constitute the main mode of gift films in a new era.

  Keyword:gift film; 70th anniversary; National Day film;

  献礼片是指为纪念新中国诞生而播映的特殊影视作品,以歌颂党和国家为主题,用独特的电影艺术形式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奋斗与成就。回顾与中国腾飞共同成长的国庆献礼片历史,“逢十献礼”成为了每十年一次的国庆档盛会。从新中国成立时期的《五朵金花》《林则徐》等献礼片走到今天,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仍是不变的创作命题,但其制作模式和叙事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电影机制的完善,早已发生了转变和重构。本文将通过梳理国庆献礼片的七十年发展历程,回望国庆献礼片的诞生与发展,分析国庆献礼片的现状与特点,探讨新时代献礼片的趋势与未来。

  一、历史梳理:国庆献礼片的诞生与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时期:革命题材与英雄主义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组织文化部拍摄一批优秀影片作为国庆献礼片。这是“献礼片”概念的首次提出。周扬指出献礼片的原则是坚持“三好”: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1](P1-2,4)1959年前后,以夏衍为代表的电影工作者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将对祖国建设的满腔热情投入电影创作中。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数量高达18部1,这一年也被电影史学家称为“难忘的一年”.

  在全国电影厂都在拍摄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礼片时,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一马当先,推出了由着名导演和演员郑君里、金山、崔嵬、赵丹等加盟的一批重大题材影片,如反映鸦片战争、二·七大罢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等题材的《林则徐》《风暴》《万水千山》《青春之歌》以及描写大音乐家的《聂耳》,阵势颇大,先声夺人。而长春电影制片厂却因未找到较理想的重大题材剧本,调整了战略方向,打造了一批“小片”精品,选题集中表现了平凡生活中的个人,最成功的是四部小巧型青春片《五朵金花》《冰上姐妹》《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战火中的青春》,前三部反映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建设时期,后一部反映战争年代的军营生活。这四部电影的导演王家乙、武兆堤、苏里、王炎,主演杨丽坤、莫梓江、卢桂兰、于中敬、李亚林等人,当时都是初入影坛的新人。这四部电影出乎意料地成为了当时的黑马,与重大题材的大片同台争锋,直至今日依然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受到广泛的研究和分析。以《五朵金花》为例,该片讲述了白族青年阿鹏与金花在经历种种波折后,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它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当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仅33个)。影片表达了高昂向上的氛围,没有反面人物,只有阴差阳错的“误会”和好心办坏事的“群众”.该片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当时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和社会面貌改善,全国人民都充满了对劳动的热情和对未来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时期的献礼片无论是选题大小都同时表现了同一题材,即对重大历史革命题材或个别英雄人物典型的重现和改编,主要表现的是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与和平年代的来之不易。“改造”主题成为这个时期献礼片意识形态话语真正的核心词,与此同时,建国前的“成长”、“集体主义”、“牺牲精神”、“英雄主义”等解放区文艺主题也得到了延续。[2](P19-22)

国庆档电影

  (二)改革开放时期:民族认同与人文关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电影恢复生产,“思想解放”成为时代主旋律,文化荒芜的电影市场逐渐出现新气象。但相较于突飞猛进的经济改革形势而言,国家对文化和电影的管理及电影生产体制的变革明显滞后。[3](P105)在政治“拨乱反正”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创作者日益关注文化复归和人性表达。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和五十周年献礼片中,人文关怀和类型化元素日益凸显,电影生产机制步入的新的历史阶段。

  1989年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片多达几十部2,且类型多样,如《百色起义》《巍巍昆仑》《布达拉宫秘史》,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鸿篇巨制《开国大典》正诞生于这样的创作环境,当年电影票价仅1元钱,该片获得了1.7亿元的票房神话。电影拍摄期间跨越12个省市,动用15万群众演员,以全景画卷式视角,集结138位历史人物,展现了从三大战役胜利直至开国大典的历史过程,片中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宋庆龄等人都被观众评价高度还原历史人物。[4](P30-31)影片主要表现了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加入平民视角,拉近领袖与群众关系,讲述伟人的平凡生活。容易出彩的战争场面,如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等大型战役被一带而过,但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的每个伟人的心路历程被刻画得血肉丰满。创作者们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价值观重新得到肯定,观众能够跨越历史与其产生情感共鸣。值得一提的是,在该电影上映整整30年后,2019年9月21日《开国大典》4K修复版重登银幕,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盛宴,并再一次广受好评。

  1999年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献礼片3,如《国歌》《世纪之梦》《共和国之旗》,革命领袖从银幕中心走向后景,开始以“大国意识包装国家认同,实际表现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用民族认同替代革命认同的一种非政治化转变”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表达。[5](P5-13)1999年已有许多年轻观众未曾亲身经历过新中国的初期建设,更不用说对革命岁月有深刻认识和情感共鸣,过往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开始模糊,留存在老一辈的记忆里。对观众理想主义的召回和革命精神的重温成为了献礼片新的创作主流。如电影《国歌》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电影《共和国之旗》以国旗“五星红旗”为主题,二者作为新中国重要的象征符号,具有非同寻常的国家意义,更加激励了观众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一时期对英雄的审美和消费依然是不变的献礼片主题。电影创作在始终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多维度呈现变革的前提下,开始日益强调叙事的人文关怀,平凡的“人性”英雄渐渐取代高大的“神性”英雄,革命精神时隔多年唤起了人们的再次情感认同。

  (三)新世纪:商业时代与大片模式

  2009年是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也是国家强调推进“试行股份制,调整产权结构”后,国有电影事业单位转企改革基本完成的新时期,这从根本上推进献礼片从单纯的反映国家意识形态调整至重视商业效益。2001年通过的《电影管理条例》明确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电影类型化、产业化、商业化的运营体系开始建立,弥补了献礼片创作易陷入空洞说教和忽视市场效益的短板。[6](P57-62)如中影集团、上影集团等企业虽然国营资本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民营资本开始广泛介入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国营和民营合作参与电影生产成为主流。

  与此同时,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主旋律电影面临着好莱坞大片等蕴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商业电影冲击,本土市场不得不重审自己,电影工作者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进一步关注宏观中的微观、历史中的个体,在对历史的想象和想象的历史中构建符合现代观众审美体验和情感诉求的影片。[1](P1-2,4)新世纪的首个十周年献礼,全国30多家制片公司筹备拍摄了50余部献礼片4,《建国大业》《风声》《南京!南京!》等献礼片几乎成了2009年银幕的主力军。从国家投资的主旋律电影到合作投资的新主流电影,从包场看“爱国主义革命教育”电影到“商业大片”,新主流电影加入到商业市场的洪流中,并试图占有一席之地。[1](P1-2,4)

  《建国大业》开辟了新时代献礼片“大题材、大制作、大导演、大明星”的“大片模式”,全片由172位明星出演。影片利用明星效应和票房号召力,将献礼片的商业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票房和明星阵容商业成功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电影体制步入新世纪的巨大变革。相较于偏纪录片风格的《开国大典》,《建国大业》更注重戏剧性、细节性和历史人物的心理刻画,情节也在史实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和部分改编。同时,随着观众对于人物认知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影片为陈坤饰演的蒋经国设计了整治上海经济,却在四大家族内部腐败前无奈受挫的情节,这是对过往扁平式人物的突破性呈现,也颠覆了以往影片中常作为蒋介石“背景布”的蒋经国的银幕形象。

  通过众多明星的强大号召力扩大受众,其背后是这样一个意识形态逻辑:只有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看到这些影片,才能获得更多意识形态“消费者”的认同,从而形成“聚焦效应和规模效应”[2](P19-22)。《建国大业》重现了“政治协商、民主建国”的历史,4.2亿的票房刷新了国产片票房纪录,可以视作是将商业类型电影机制融入献礼片的力作。此后随《建国大业》而来的《建党伟业》(2011年)《建军大业》(2017年),共同构成了“建国三部曲”,献礼片的商业时代正式拉开帷幕。

  二、回看今朝:献礼片的现状与趋势

  如果说《开国大典》《大决战》是献礼片的1.0时代,《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是2.0时代,那么《我和我的祖国》就是开创了献礼片的3.0时代。[7]从2019年初大热的《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到8月《古田军号》和9月《红星照耀祖国》《决胜时刻》等红色革命题材电影上映,以及10月国庆档电影的大获成功,都揭示了现今爱国主义、民族精神题材电影的全面爆发。

  据中国票房网数据显示,截至10月7日晚间,2019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50亿元,七十周年的献礼片创作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5,其中以《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国庆献礼片的表现最为抢眼,形成了“为了我的祖国和机长一起攀登”的观影热潮和文化景观。新时代献礼片在符合时代精神的条件下,回归英雄叙事和爱国主义题材,用类型化叙事方式和商业元素与更多的年轻人对话,呼应了建国七十周年观众爱国热情高涨的诉求,创造了献礼片历史的又一个票房神话。

  (一)叙事模式:“英雄审美”与“平民史观”

  “逢十献礼”传统由来已久,“英雄审美”更是不变的主题。新时代献礼片对英雄的人物刻画上更加生动和立体,更加关注个人的情感和命运。《中国机长》和《攀登者》皆改编自真实的事件和人物,《中国机长》改编自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航班在高空遇到挡风玻璃爆裂的紧急事件,该“重大事件”时隔一年便登上了大银幕,电影刻画了危难中航空从业人员坚守岗位,保护了乘客的生命安全,是职业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融合。《攀登者》改编自中国登山队两次攀登珠穆朗玛峰,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登顶珠穆朗玛峰,但由于缺乏证明登顶的影像资料,这次登顶不被西方国家认可,于是1975年5月27日中国新一代登山队员重整旗鼓再次登顶,刻画了登山队面对国家主权问题的坚定勇敢,诠释了寸土必争的强烈爱国情怀。《我和我的祖国》以集锦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地体现了平民英雄的闪光点,七个短片表现了不同时间节点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多个视角构建出全景中国和百姓人生,用低视角平民化的方法切入叙事,呈现各个时代的“英雄”就在身边:《前夜》中急得满头大汗说着方言的林治远,一次次失败后焦灼地想着解决办法;《相遇》中不告而别离爱人而去的科研工作者高远,即使相遇也不敢相聚;《北京你好》中落魄离婚、市侩粗俗的张北京,却做了一次真正的无名英雄。此外,《决胜时刻》毛泽东教小女儿怎么引鸟入笼,在女儿跑开的时候乖乖听从女儿的“吩咐”替她守鸟;《古田军号》领导人们为了探索革命真理而发生矛盾冲突,僵持不下时甚至拍桌争执;《烈火英雄》消防中队视死如归以身体为防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着手机给亲人们留遗言。故事角色在被“缝合”进历史主流叙事的过程中,观众也同样被“缝合”进电影的叙事结构中,达成跨越时空的情感认同。[8](P37-41)这种转变正契合“平民英雄”以小人物的视角讲述大时代变迁的叙事手法,用一种去历史化的方式表现每一个“我”与“国”的关系。

  新时代献礼片以历史大事件为题,刻画了多个背景、性格、职业各不相同的个体,从微观层面切入,挖掘大事件背后的小细节,描摹历史的另一面,人物形象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9]与早期的政治电影和主旋律电影相比,“高大全”、“舍小家为大家”以及牺牲奉献非死即伤的“神性”英雄已经淡淡隐去。新时代创作者们用低位化的方式描摹英雄背后的平凡,把握普通人性和英雄神性之间的张力和尺度,回归英雄人物个体,以“平民史观”延续“英雄审美”.

  (二)商业模式:“类型化”与“大片模式”

  如今,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不断突破新高,中国电影在持续融入世界电影发展潮流的过程中,迎来了全面喷发的时代。《战狼2》《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主旋律题材影片的专业评价、票房收入、观众口碑及文化影响等指标均表现不俗,使“新主流大片”、“献礼片”成为新兴类型片逐渐立足于电影商业市场。[10](P5-16)献礼片从早期的“计划”发展到“市场”,其风格也从观赏性弱、娱乐性弱,转而兼顾艺术性和商业性。

  从票房上看,《我和我的祖国》一部影片就超过了此前《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影片票房的总和,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下观众消费能力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也诠释了其日趋成熟的类型电影叙事,新时代献礼片的类型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机长》和《烈火英雄》是“新主流电影”和“灾难片”的类型融合,《攀登者》是和“登山片”的类型融合,《我和我的祖国》是和“集锦片”的类型融合,类型化的表达兼顾了冒险、明星、奇观等商业元素,迎合了当代观众的观影心理。

  现今献礼片继承并发展了“建国三部曲”激活的“大片模式”.首先是明星效应。亨利·詹金斯曾提醒公众意识到粉丝文化的丰富性:作为“文本盗猎者”的粉丝,其对于明星或文本的意见,已经在影响电影的创作。[11](P89)明星效应、粉丝消费和电影票房的关系密不可分,明星演员是否贴合剧本角色、是否符合粉丝期待、是否满足观众审美皆是“大片模式”需要考量的关键点。具体而言,《我和我的祖国》由7位知名导演拍摄,使用了大量的明星演员,如黄渤、张译、吴京、杜江、葛优、刘昊然、陈飞宇;《中国机长》中的欧豪、张天爱、李沁、关晓彤、李现;《攀登者》中的吴京、章子怡、张译、胡歌、井柏然;《决胜时刻》的黄景瑜、王丽坤、马天宇;《古田军号》的王仁君、刘智扬、张一山。新时代献礼片既满足了观众观影“明星”的心理愿望,也做到了叙事先于明星,明星服务叙事,因此同是全明星阵容和启用青年偶像,2019年献礼片却鲜有关于“数星星”和“小鲜肉”的争议。

  其次是出品、技术、宣发等资本力量。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一度被资本冲击,造成了数量型、粗放型的生产模式,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持续存在,因此为规避市场不稳定因素,资本通力合作成为了首选战略。[6](P57-62)《我和我的祖国》的出品方和联合出品方包括华夏电影发行、博纳影业、阿里巴巴影业、光线影业、腾讯影业等48家公司;《攀登者》出品方是上海电影集团,联合出品方包括华谊兄弟、阿里巴巴影业等27家公司;《中国机长》由博纳影业、阿里巴巴影业、华夏电影发行出品,联合出品方包括万达影视、峨眉电影集团等17家公司。华夏和上影等国有电影企业和博纳、华谊、光线等民营影视公司之间的广泛合作,分散了商业风险,保证了献礼片的资源充足和摄制质量。无论是《烈火英雄》烈火熊熊燃烧和爆炸的大场面、《古田军号》山野之间调动千人的实景拍摄、《中国机长》云层间的电闪雷鸣,还是《攀登者》高峰之巅的暴风雪,场面的恢弘大气和“震撼力”皆赖于日益成熟的资本经营机制和电影制作技术。此外,宣发也是电影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我和我的祖国》“导演天团”早在制作初期便登上了《时尚芭莎》,为电影上映造势;《中国机长》选择在飞行中的四川航空3U8803航班上举办首映礼,仪式感呼应了电影内容;《攀登者》则借助短视频发布了众多幕后花絮,吸引网民持续关注。

  票房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固然值得庆贺,但其精神、思想、价值才是文艺创作的内核和使命。毕竟抛开“唯票房论”的固有思维方式,观众对电影本身的叙事和理念是否认同,其产生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影响是否深远,甚至对国家文化建设能否做出贡献,都是评判电影优劣的标准,“大题材、大制作、大导演、大明星”应有效转化为“高票房、高口碑、高人气”.“中国式大片”的日趋增多和电影市场的日趋成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力的增强,文化自信给予了电影“大片”创作的底气。“大片”是大国意识和胸怀的直观显现,“大片”与“强国”正如“我”和“我的祖国”,相辅相成又不可分割。

  (三)发展趋势:“中国梦”与“电影强国”

  从效仿苏联到学习欧美,中国电影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电影体系。国庆献礼片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电影类型,从根源上携带着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中国梦”投射在中国电影上,与自我对话,与世界对话,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迎接国际化的挑战,是中国电影日益迫切的需求。

  建立中国特色献礼电影体系,首先是对民族文化的呈现。《决胜时刻》中毛泽东运筹帷幄,以一句“赤壁一战乾坤转,东风送我第一船”的诗句,隐喻当时中国共产党面对划江而治难题的战略方针。《古田军号》中以舞龙为线索衔接起不同时空,在民俗文化中体现传承延续的中华精神。此外,国漫崛起也是近年来的热点,其中令人关注的便是其题材对民族文化的重现和改写。从2015年《大圣归来》扭转了此前几年国漫沉寂的颓势,到2019年的《白蛇:缘起》和《哪吒之魔童降世》,皆是新时代语境中对传统民俗小说题材进行的改编,也为动画献礼电影的探索发展进行了铺垫。动画电影《雪人奇缘》作为一部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合拍献礼片,有许多东方元素的设置和地理空间的刻画,横穿中国3 000公里的旅程饱含了对“国土”的热爱和自信。另一部动画献礼电影《江南》则展现了清末的上海,一个顽皮的弄堂少年阿榔潜心学习机造技艺,最终造出了至关重要的国产军械。

  其次,营造电影中的精神共同体,唤起各个年龄段观众的爱国热情和情感共鸣。从《战狼2》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到《流浪地球》的“带着地球去流浪”,中国电影以一种强势却不尖锐的态度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话语权和主体地位。2019年献礼片则用更加凝练的手法,以大历史小人物凸显新中国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以一段段光辉岁月共同谱写对国家的信仰。《攀登者》描绘了六七十年代中国登山队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奋斗和为国争光的决心;《中国机长》描绘了当今时代平民英雄的力量和对生命的敬畏;《我和我的祖国》截取了1949年开国大典、1964年原子弹研发、1984年女排夺冠、1997年香港回归、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5大阅兵、2016年神州十一号飞船着陆七个时间段,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片段式地串联起新中国建国后的70年风雨历程。勤劳勇敢、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刻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支撑不同叙事形态的共同根基,并且在此基础上升华出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观念。[12](P24-28)说教性叙事的远去,民族文化和精神共同体的建立,构成了新时代献礼片的主要创作模式。

  当然,以批判性的目光看待2019年献礼片,即使是备受瞩目的国庆档仍有不少“槽点”.由《中国机长》《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三部影片支撑的国庆档略显单薄,其中还不乏因上映时间紧迫等因素而折损影片质量的现象:《中国机长》人物性格刻画生硬、空间叙事衔接突兀、情节推进缓慢拖沓;《攀登者》人物群像铺陈过多、剪辑配乐使用不当、感情戏设计本末倒置;《我和我的祖国》片段叙事结构不完整、片段间衔接不连贯、个别表演痕迹明显等,三部影片在深层结构问题、剪辑节奏问题、主题表达问题上仍有很大进步空间。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019年2月,国家电影局局长也提出“提升电影从业人员道德规范,2025年实现电影强国目标”,既指出了电影是彰显国家自信的重要载体,也反思了中国仍与电影强国的目标有差距,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地位还不相称,创作质量、行业治理、高素质人才缺乏等问题亟待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梦”呼唤中国成为“电影强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立足国际电影市场,形成中国电影的新潮流、新风尚,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展示出中国精神和大国风范。

  三、结论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开辟了“献礼片”的崭新道路。1989年,鸿篇巨制《开国大典》将中国人心中的神圣时刻搬上银幕。2009年的《建国大业》引领的“建国三部曲”正式步入了献礼片类型化市场。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国庆档献礼片实现了创作经验、叙事手法、营销模式的多方面创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

  在新的历史时期,七十周年献礼片给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最强国庆档”将“命题作文”拍得深入人心,顺应了新主流类型大片的发展态势,其在新时代背景下所取得的创作进步与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回顾几十年来的献礼片发展,由对英雄的审美和建构转而更关注个人的命运,平民史观和低位视角的叙事促成集体情感共鸣,民营资本注入成为献礼片生产的常态,献礼片不断亚类型化并扎根商业电影市场成为大势所趋。但如何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差异化和多元化的需求,提升中国电影的整体摄制水准、思想水准和文化水准,创作符合当今主流价值和时代命题的新主流电影,形成中国特色献礼片体系的新潮流并融入国际电影市场,仍是新时代献礼片的关键性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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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贾磊磊。中国电影的精神地图--论主流电影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J].当代电影,2007,(5)。

  注释

  1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包括:《林则徐》《聂耳》《春满人间》《万紫千红总是春》《老兵新传》《宝莲灯》《青春之歌》《风暴》《林家铺子》《水上春秋》《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笑逐颜开》《海鹰》《万水千山》《回民支队》《战上海》等。
  2国庆四十周年献礼片包括:《百色起义》《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布达拉宫秘史》《大决战》(三部六集)《毛主席和他的儿子》《周恩来》《开天辟地》《决战之后》《焦裕禄》《你好,太平洋》《大城市1990)、《我的九月》《中国霸王花》《白求恩---个英雄的成长》《豆蔻年华》《商界》《快乐世界》《黄河谣》《哦,香雪》等。
  3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片包括:《国歌》《世纪之梦》《大战宁沪杭》《共和国之旗》《横空出世》《紧急迫降》《冲天飞豹》《故园秋色》《春天的狂想》《我的1919》《幸福花园》《冰与火》以及动画片《宝莲灯》《熊猫小贝》,纪录片《中国1949》《长江》《东方巨响---中国两弹一星实录》等。
  4国庆六十周年献礼片包括:《建国大业》《风声》《铁人》《高考1977》《南京!南京!》《天安门》《团圆》等。
  5国庆七十周年献礼片包括:《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决胜时刻》《古田军号》《红星照耀中国》《烈火英雄》《打过长江去》《雪人奇缘》《江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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