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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时间:2020-07-30 09:37作者:蒋炜 李烨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特点及其成因分析的文章,明万历年间,徽州书商汪云鹏(字光华)在金陵开设玩虎轩,主要刊印插图本小说。万历二十五年(1597),书坊刊印了《琵琶记》戏曲读本,附有精美版画插图38幅。

  摘    要: 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是徽州版画的代表,它是晚明版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风格工致优雅,受其影响,晚明版画制作由注重表现民间趣味逐渐转向注重表现文人趣味。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风格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文人开始阅读坊刻书籍和开设书坊,二是专业画家和优秀刻工实现了合作,三是晚明图书出版业竞争激烈。

  关键词: 玩虎轩; 《琵琶记》; 版画; 工致优雅; 审美趣味; 市场竞争;

  明万历年间,徽州书商汪云鹏(字光华)在金陵开设玩虎轩,主要刊印插图本小说。万历二十五年(1597),书坊刊印了《琵琶记》戏曲读本,附有精美版画插图38幅。该读本一经发行,即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版画市场引发轰动效应,对该书插图进行翻刻、改刻和仿刻者甚多,流风甚至波及远在千里之外的建安地区(今福建建瓯)。该戏曲读本的出版对晚明江南版画创作影响很大。自万历初年以来,我国版画创作一直崇尚粗简朴素,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工致优雅,这一画风对江南版画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影响从万历末期一直延续到天启、崇祯时期。有研究者指出,该书的出版开启了晚明版画的“后徽派时代”。

  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在晚明版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还不全面,特别是很少有学者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分析版画风格形成的原因。笔者不揣浅陋,尝试结合相关文献对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风格及形成原因作一分析,以期填补当前研究中的空白。

  一、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风格

  《琵琶记》为元末明初剧作家高明(字则诚)创作的南戏作品,作品主要讲述了蔡伯喈与赵五娘的爱情故事,以此宣扬忠孝两全的封建伦理思想。该剧曾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赞誉,朱元璋称其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1]。自明初以来,坊间刊行《琵琶记》渐成风气,至玩虎轩刊行《琵琶记》之前,流传的《琵琶记》版本达到了70多种[2]。到了明朝末期,《琵琶记》“刻者无虑千百家,几于一人一稿”[3]。目前遗存的明代《琵琶记》刊本有31种,选本有23种[4]。

  明万历之前的戏曲刊本较少有版画插图。万历初期,金陵各书坊大量印行戏曲刊本,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剧情和促进销售,这些书坊在刊本中加入了版画插图。

  起初,金陵戏曲刊本中的版画插图主要是对建安版画的模仿。建安版画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见于元末刊行的一系列平话作品。建安小说题材版画与金陵戏曲题材版画在艺术风格方面比较接近,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其一,版画刻线不连贯、不流畅,给人杂乱、破碎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早期版画绘刻技术还不成熟。其二,版画人物比较简单,略具形状,少有细节刻画。建安版画人物瘦小,姿态拘谨,衣纹僵直、凌乱,人物面部表情简单、雷同,性别和年龄差异不明显(图式见图1)。金陵版画人物形体肥硕,身体短小,头部较大,圆脸,人物面部表情稚拙、古朴,人物刻画深受木版年画的影响(图式见图2)。其三,版画场景简约朴素。室内场景通常是在地面上绘制菱格,然后绘制一面略近似方形的屏风,或为素屏,或绘有极为简单的山水画,屏风四围为黑色边框。屏风前绘制一条形桌。如果是有官员的场景,桌面绘制深色的布,沿桌面的前边缘绘制一块下垂的浅色的布。门框、窗框以及台阶上的砖块一律绘制成黑色长条状。室外场景通常由一处土坡、一截树干、几片树叶构成,在土坡之上、树根部位点缀几株小草。
 

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由此可见,在玩虎轩刊本《琵琶记》问世之前,版画制作崇尚粗犷、朴素。万历二十五年,随着玩虎轩刊本《琵琶记》的问世,版画制作转为追求精工、优雅,由注重表现民间趣味转向注重表现文人趣味。

  与之前的版画插图相比,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插图更为精致:其一,版画刻线整齐、细致、匀称。直线如铁线细而匀称,曲线如蚕丝绵密飘逸。版画中无断线,无杂乱的线,也无生硬的线条。其二,版画人物优雅秀美,人物身形修长,衣纹流畅华美,面部清秀圆润,五官柔和细致。无论男女老少,均姿态端庄娴雅,面带微笑(图式见图3)。其三,版画场景十分丰富,刻画也较为细致,屋宇、湖石、花木、雕栏等均工笔细描,生动传神。

  图1 万历十六年(1588)余氏克勤斋刊《全汉志传》插图
图1 万历十六年(1588)余氏克勤斋刊《全汉志传》插图

  图2 万历九年(1581)金陵富春堂刊《玉玦记》插图
图2 万历九年(1581)金陵富春堂刊《玉玦记》插图

  二、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风格形成的原因

  (一)文人开始阅读坊刻书籍和开设书坊

  在万历朝之前,文人基本上不阅读坊刻书籍。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当时的坊刻书籍多为小说、戏曲、启蒙读物以及各种类书。这些通俗读物的阅读者多为下层民众,他们阅读的目的主要是消遣。文人一般都有志于科举入仕,这些坊刻书籍很难引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二是坊刻书籍流露的思想情感与统治者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多有冲突。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对坊刻书籍的刊行多有限制,因而大部分文人不敢公开阅读此类书籍[5]。三是坊刻书籍印刷和编校质量不高。坊刻书籍使用的纸张比较粗劣,印刷和校正也比较粗糙,书籍质量远不及官刻或私刻的书籍。明代的屠隆曾对建安刊本提出过批评:“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6]

  图3 万历二十五年(1597)玩虎轩刊《琵琶记》第十九出“强就鸾凤”插图
图3 万历二十五年(1597)玩虎轩刊《琵琶记》第十九出“强就鸾凤”插图

  到了万历朝,文人不读坊刻本这一情况有了改变。明代出版业极为兴盛,在万历一朝,除了官刻、私刻之外还有坊刻。万历时期,金陵戏曲演出活动比较频繁,歌舞表演盛况空前。王叔承在《金陵艳曲》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歌乐之风:“绿江天作堑,翠岭石为城。柳暗黄金坞,花明白玉京。春风十万户,户户有啼莺。”[7]戏曲演出的兴盛带动了戏曲刊本的流行。较之观看舞台演出,阅读戏曲刊本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同时,阅读戏曲刊本也有利于了解剧情,这对于欣赏舞台演出是有帮助的。在金陵书坊的刊本中,除了有带有启蒙性质的音释本之外,还有服务于演员的点板本以及服务于文人的点评本。文人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他们的审美观念无疑会对刊本插图的风格产生较大的影响。晚明文人圈崇尚精致优雅,受到文人审美情趣的影响,当时戏曲刊本的版画风格也趋于细致优雅。

  万历时期,一部分富有的文人还开设了书坊。金陵着名的书坊玩虎轩和环翠堂,就分别由来自徽州的汪云鹏和汪廷讷开设,他们既是富商又是文人,汪廷讷附庸风雅之事在晚明江南文人圈里是尽人皆知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这些人十分重视提升印刷品的质量和品位,戏曲刊本的插图因此日趋精致。

  (二)专业画家和优秀刻工实现了合作

  徽州刻书的历史十分久远,在书籍中大量插入版画的做法始于明代万历时期。

  《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成书于万历十年(1582),首刻本为“高石山房本”,由着名徽派刻书家歙县人黄铤主刀刻版。《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配插图61幅,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配有版画插图的晚明徽州戏曲刊本,就艺术风格而言,它主要模仿了同时期的金陵富春堂刊本[8]。

  万历十六年(1588),徽州吴养初泊如斋刊本《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录》面世,版画插图由专业画家丁云鹏、吴左千绘稿,黄德时镌刻。丁云鹏为晚明着名画家,擅长表现释道人物,其作品线条飘逸流畅,人物神采生动。吴左千,一名吴廷羽,歙县人,工佛像人物,师丁云鹏,山水取法李唐,又擅花鸟,作品气韵生动[9]。黄德时为徽州知名刻工,技艺高超,作品主要有《方氏墨谱》《书言故事大全》《逸史搜奇》《孔子家语》以及《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等。

  万历十七年(1589),方氏美荫堂刊本《方氏墨谱》面世,此书将徽州版画精致优雅的风格发扬光大。《方氏墨谱》为晚明徽州墨商方于鲁为推销其墨块制品而刊行的一部墨模样式和图案的汇编,共6卷,收录墨型380品,绘图393幅。《方氏墨谱》中的插图绘刻精美,线条细如毫发。方于鲁为了提高墨谱的知名度,还遍请名家题咏。因此,此书出版之后大受文人欢迎。

  此后,更多的徽州画家参与了版画制作。万历十七年(1589)刊行的《孔圣家语》由徽州画家程起龙绘图,黄应组镌刻。万历十八年(1590)刊行的《新镌图像注解曹大姑七诫》由程应箕绘图。该书场景细腻工致,人物姿容优雅,充分表现了文人的审美情趣。万历二十二年(1594)金陵奎壁阁刊行的《养正图解》由丁云鹏绘图,黄奇镌刻。该书人物造型丰富,场景华贵典雅。

  万历二十五年(1597),玩虎轩刊本《琵琶记》面世,该书的版画插图由徽州画家汪耕、着名刻工黄应组合作完成,精美的插图体现了徽州籍出版家与画师工致优雅的艺术追求。

  (三)晚明图书出版业竞争激烈

  晚明出版业竞争十分激烈,这种情况由现存的明刊本数量可窥一斑。据统计,万历年间刊书数量多达2万余种。有些书籍的版本达数十种,如明代梅膺祚编纂的《字汇》一书,仅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就有8种坊本面世,此外,万历一朝出版的《文选》有40余种版本,《楚辞》有60余种版本。有研究者指出,今存明版书大部分都是万历间刻本[10]。由此可见万历时期刻书业的兴盛与竞争的激烈。

  一些书坊为了在竞争获胜,专门对书中的版画进行了宣传。

  万历二十二年(1594),建安余象斗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面世。卷中有双峰堂《刊记》一则,其文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者只一家……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前后廿余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11]

  天启四年(1624)出版的武林刊本《彩笔情辞》“凡例”曰:“图画俱系名笔,仿古细摩辞意,数日始成一幅。后觅良工,精密雕镂,神情绵邈,景物灿彰。与今时草草出相者迥别。”[12]

  崇祯四年(1631)出版的山阴李告辰刊本《北西厢记》“凡例”曰:“摹绘原非雅相,今更阔图大像,恶山水,丑人物,令人呕唾。兹刻名画名工,两拔其最,画有一笔不精必裂,工有一笔不细必毁。内附写意二十图,俱案头雅赏,以公同好,良费苦心,珍作此谱。”[13]

  万历时期的学者谢肇淛对于书坊过于注重图书版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提出,书坊应该追求文字的精美、校对的正确,而不应该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插图的雕琢上。他在《五杂俎》卷十三中说:“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14]

  万历之后,追求刻本插图工巧精致的风气日盛,这一风气到崇祯朝达到极致。当时,刻本的黑白插图精美绝伦,彩色套印插图也开始出现,德藏闵氏《西厢记》刻本的插图便是彩色套印的。

  在出版业激烈竞争的时代背景下,玩虎轩刊本《琵琶记》中插入了大量精工优雅的版面,使书籍的可读性更强了。由于玩虎轩刊本《琵琶记》版画插图受到好评,金陵诸书坊争相模仿,新的版画风格由此流行。

  三、结语

  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具有徽州版画的典型特征,它是晚明版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它出现之后,版画作品逐渐由朴素粗犷向精致优雅演变。玩虎轩刊《琵琶记》版画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诸多因素有关。万历时期,金陵戏曲演出活动兴盛,文人开始阅读戏曲刊本并参与刊本的出版活动,使得文人的审美趣味在版画中得以体现,专业画家和优秀刻工合作使版画的创作水平日益提高,此外,晚明出版业的激烈竞争也是版画质量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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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俞为民.南戏琵琶记版本及其流变考述[J].文学遗产,1994(6):84-95.
  [4]徐宏图.南戏《琵琶记》遗存考[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5(1):36-52.
  [5]刘孝平.明代禁书述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5):96-97.
  [6] 屠隆.考盘余事[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115.
  [7] 朱彝尊.明诗综[EB/OL].[2020-02-12].https://sou-yun.cn/eBookIndex.aspx?kanripoId=KR4h0156_055.
  [8]蒋炜.从高石山房刻本《目连救母》看万历初期徽州版画和金陵版画的关系[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2(5):36-39.
  [9]蒋炜.晚明徽州版画风格的演变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J].艺术探索,2014(4):19-24.
  [10]张秀民.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37
  [11]刘世德.古本小说丛刊:第2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1:1.
  [12] 王秋桂.善本戏曲丛刊:第5辑[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16.
  [13]李娜.晚明的出版风尚与作为艺术品的书籍[J].江苏社会科学,2013(2):192-197.
  [14] 谢肇淛.五杂俎[EB/OL].[2020-02-12].http://www.cngdwx.com/yuanmingqing/wuzazu/2032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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