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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红旗谱》改编中的问题分析

时间:2019-07-10 13:31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电视剧《红旗谱》改编中的问题分析的文章,电视剧《红旗谱》作为红色经典在上映时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 将抗日战争融入到电视剧中也增加了可视性, 特别是将朱家和严家青年一代的爱情故事进行浓重演绎, 适应了电视剧放映年代的时代性, 有利于吸引青年观众。

  摘    要: 电视剧《红旗谱》是根据梁斌的着名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作品整合改编而成, 电视剧扩展了经典文学《红旗谱》三部曲的意义空间, 本文从复仇的民间材质与民族抗争的国家逻辑两个角度着手, 并通过对朱老忠、冯兰池、冯贵堂在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与原着的对比分析, 阐释改编后所带来的《红旗谱》意义空间的拓展。

  关键词: 复仇; 国家逻辑; 英雄;

  Abstract: The TV series The Red Flag Pedigree is adapted on the basis on Liang Bin's three famous novels: The Red Flag Pedigree, Flame Spreading and Pictures of Warfare. The TV series have expanded the meaning of The Red Flag Pedigree trilogies as the classics. Starting from the folk material of revenge and the national logic of resisting foreign invasion,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ages of Zhu Laozhong, Feng Lanchi and Feng Guitang in book with their images in TV series, this article has explained the expan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Red Flag Pedigree after adaptation.

  Keyword: revenge; national logic; heroes;

  梁斌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家, 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 之后梁斌又完成了作为《红旗谱》续集的两部长篇小说《播火记》和《烽烟图》, 以及反映土改运动的《翻身纪事》等许多文学作品, 但最让梁斌声名鹊起的还是长篇小说《红旗谱》。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反映农民命运的小说也不少, 但将农民的自身命运置身于时代大浪潮中, 将无产阶级革命与反封建以及抗日战争联系起来写的如此深刻的却实属不多。

  “梁斌在写《红旗谱》的同时, 也在建构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主题。”[1]《红旗谱》中叙述了农民朱老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提升自己的觉悟认识, 从一名普通农民成长成革命者, 并取得斗争的阶段性胜利的过程。1960年电影版《红旗谱》的问世, 将《红旗谱》热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时代的车轮一转身, 在新世纪伊始, “2004年, 《红旗谱》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红色经典”改编热中的重要一部。”[2]让《红旗谱》的接受与传播重新成为了一个让大家关注的问题。电视剧版的《红旗谱》对原着在继承的基础上, 又有了很多新的发展, 电视剧《红旗谱》把梁斌的三部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进行了整合改编, 讲述了朱家三代人的家族复仇和国家情怀的故事。电视剧《红旗谱》虽然是一部着名的红色经典改编剧, 但是专门来研究这部电视剧的文章还比较少, 文本力图更进一步的分析电视剧《红旗谱》改编过程中的涉及到的问题。

  一、民间材质:家族复仇

  封建社会制度条件下, 以宗法制度为特征的乡村家族体系是中国超稳定社会的核心保障, 家族之间的复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得到了民间的广泛认同, 儒家文化同样也支持血亲复仇的合理性。《史记·赵世家》中对“赵氏孤儿”复仇大力赞扬。《窦娥冤》中从穷秀才逆袭做官的窦娥父亲窦天章为女复仇的故事在中国社会得到了民间的巨大同情和心理认同。无论是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 还是电视剧《红旗谱》都反映了这一主题, 但对复仇的处理又有所不同。

  “《红旗谱》浓郁的乡土美学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乡村化’处理, 共同构造着‘文化中国’的表现场域, 成为支撑革命叙事的强大文化根基。”[3]乡村文化中的家族复仇这一民间材质在中国民间社会有着巨大影响力。“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作为反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革命的史诗作品, 很自然地把阶级斗争作为创作的主题, 从文本的表层来看, 小说主要以一家地主两代人与两家农民三代人的冲突作为故事的情节线索, 但从根本意义上讲, 这种阶级之间矛盾的背后潜藏的是家族之间不可调和的仇恨, 应该说冯家与朱、严两家势不两立的家族矛盾才是小说潜在的结构线索。”[4]民间社会家族之间如何处理仇恨问题是《红旗谱》在阶级斗争外衣下重要的阐释内容。“纯粹就文本分析, 《红旗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复仇故事。”[5]而复仇能否得到民间认同和支持根本性就体现在合情合理上, 而合法则是从官方意识形态而言了。电视剧《红旗谱》在合情合理上下足了功夫, 也是对原着《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改动较大的地方。

电视剧《红旗谱》改编中的问题分析

  电视剧《红旗谱》中朱老忠对地主冯兰池仇恨的缘起变得更加剧烈、残酷而合乎家族亲情。原着《红旗谱》讲述了农民朱老巩为了保护住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的公田, 保护作为田地财产记录凭证的古钟, 在和侵占农民公共财产的地主冯兰池斗争失利后气愤而死。朱老忠也因父亲和地主冯兰池结下的仇怨, 不得不年纪轻轻地下关东逃命去了, 等成家后带着老婆孩子重回锁井镇找地主冯兰池为父复仇。复仇与革命是原着《红旗谱》两个最重要的主题, 我们要深刻理解这部作品首先应该从复仇的缘起开始理解。首先我们来看看原着中朱老巩是如何死的。当听到油锤把铜钟击碎的声音后, “朱老巩明白过来了, 是调虎离山计。他一时气炸了肺, 眼睁睁看着严老尚, 吐了两口鲜血, 倒在了地上, 脸上像蜡渣一般的黄。”[6]从这段文字描写上分析, 如果说是冯兰池直接害死了朱老巩, 是很难说的过去的。如果说冯兰池要为朱老巩的死负责任的话, 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法理上显然不具有合理性。但在锁井镇民间社会层面上来看, 他们选择了集体认同朱老巩就是冯兰池害死的, 在冯兰池自己看来, 他同样认同这样的理念, 并且开始了进一步的行动, 就是派人“斩草除根”, 两个“强人”把朱老忠的姐姐奸污, 从而也导致朱老忠被迫下关东, 同时他姐姐也投河自尽。在父亲和姐姐的相继死亡后, 让朱老忠的复仇意志坚定了起来。父亲临终时候的嘱托“要记着, 你久后一日, 只要有口气, 就要为我报仇……”[6]成了复仇的种子, 在年轻的朱老忠心中萌芽并开始成长。在回到锁井镇得知自己的姐姐也是被冯兰池间接害死之后, 让复仇的火焰越烧越旺了。从关东回到锁井镇的朱老忠的两个儿子大贵、二贵虽然从未和冯兰池一家谋面过, 也不可能有任何现实层面的恩怨纠葛, 但也天然的继承了这种仇恨, 这是朱老忠一家回到锁井镇的内在动因。

  电视剧《红旗谱》将朱老巩死后逼走朱老忠的桥段进行了改编, 让地主冯兰池身上的恶更加深重。电视剧中增加了王道长这个角色, 他作为冯兰池的军师为冯兰池的的诸多恶行出谋划策, 在王道长的谋划下, 冯兰池成功地砸掉了古钟, 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宝地, 作为报答, 冯兰池答应赠送王道长四十两黄金, 可却派人在路上将王道长截杀,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那所谓的四十两黄金也并非是真的黄金, 而是黄铜。这不仅表现出了地主冯兰池的贪财, 同时也表现了其为了钱财而不惜杀掉曾经的得力助手军师王道长的嗜血无情的性格。在表现完其贪财、嗜血的人物性格后, 也表现了冯兰池的好色。朱老巩死后, 冯兰池强行绑架了朱老忠和他的姐姐朱秀娟, 并以释放被强行抓起来的朱老忠为条件, 企图霸占朱秀娟, 在霸占不成之后, 让家丁把朱秀娟扔进了滹沱河而死, 并想要将朱老忠一同斩杀以免后患。电视剧把冯兰池塑造成一个嗜血、贪财、好色的地主形象, 并把朱老忠的姐姐朱秀娟的死直接和冯兰池连接了起来, 从而让朱老忠对冯兰池的复仇更加合乎民间社会的人情, 不仅仅有“杀父之仇”, 同时要有“奸污”朱秀娟导致其死亡的仇恨。

  在朱老忠带着老婆孩子回到锁井镇, 找冯兰池报仇的过程中, 冯兰池的人物形象进一步的恶化, 原着《红旗谱》中严世和为了能够去济南看身陷囹圄的儿子运涛, 自愿将宝地卖给了冯兰池。电视剧中将这个桥段也进行了改编, 改编成了在冯兰池对严家用了欺诈手段后才得到了宝地, 这个桥段的改编突出了冯兰池的狡诈性格。其不仅仅是对外族人嗜血、贪财、好色, 同时还将自己的魔爪伸向了自己的三儿媳桂仙身上, 冯兰池的三儿子冯焕堂懦弱无能, 其妻子桂仙是“窑姐”出身, 电视剧中冯兰池上演了“公公扒灰”一幕。这让其在冯氏家族内部也失去了民间社会的认同合理性。这样的改编当然是突破了原着内容, 让冯兰池彻底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地主形象。这样一来, 朱老忠的复仇也就更能够得到民间社会的一致认同, 其仇恨的烈度也必然更强。

  “《红旗谱》所展示的艺术逻辑, 广泛而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民在党领导下不屈斗争的风雨历程, 高度显示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完全无愧于一代史诗的美誉’。”[7]党领导下的阶级意识的觉醒成为复仇的持续推动力, 从原着《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到电视剧《红旗谱》中保持了一致性。如果说朱老忠刚回到锁井镇为了个人的私仇家恨想尽办法要置冯兰池一家于死地的复仇是属于中国典型的民间社会复仇模式范畴, 但当朱老忠一家接触到了共产党员贾湘农之后, 革命意识开始融入传统的复仇意识之中, 朱老忠从回到锁井镇初期想要消灭冯兰池个体, 演变为要消灭以冯兰池为代表的一类人, 从为了完成父亲交给自己复仇的家族使命, 演变为要为整个受苦受难的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农民谋幸福, 由对冯兰池的个人家族仇恨, 转变由农民阶级对以冯兰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仇恨。

  大团圆结局是原着和电视剧《红旗谱》中的重要特点之一,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民间社会朴素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但电视剧中表现的更为彻底和决绝。冯兰池作为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地主, 其死亡自不必说, 原着中《烽烟图》中最终冯贵堂一家依然在锁井镇生活, 而电视中在处理冯家男性命运上则非常彻底。冯家的二儿子冯贵堂在与朱老忠为代表的抗日队伍的战斗中被打死, 冯家大儿子冯月堂在寺庙里则死于二儿子的枪下, 三儿子冯焕堂同样是被革命队伍打死, 电视剧中冯家两代的男性都被从肉体上消灭掉了。而作为复仇者的朱老忠一家男性们, 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 但最后都安然无恙, 而且朱家的后代男人们都各自有了妻子, 朱老忠的儿子大贵和儿媳金华甚至还有了孩子。在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语境下, 朱老忠家族的人丁兴旺与冯家两代男性的湮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电视剧中的大团圆结局不仅仅把民间社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心理期待表现出来, 同时还以多子多福的生殖意义上的隐喻昭示了朱老忠复仇的胜利。

  二、国家逻辑:抗日战争强力因素的介入

  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内, 革命往往和民族国家观念相联系的, “三红一创”既是反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 同时也是努力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过程。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天然担负起了把农民与革命、民族国家相联系起来的任务与责任, 这也是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而最能体现民族国家意识的事情就是通过对外族的战争来实现, 其中抗日战争既是中国近现代史重要的事实, 同时也对中国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在十分自觉的意义上把小说当作革命历史的记载来进行创作, 将民族的苦难历史浓缩到这部作品中。”[8]《红旗谱》三部曲中的都涉及到了一些抗日相关的民族苦难内容, 原着《红旗谱》中的保卫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运动和抗日直接关联, 《烽烟图》以1937年为背景展开故事, 描述了日军空军轰炸保定造成的残砖断瓦废墟成片和百姓的民不聊生, 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失利后大溃败, 逃兵们从一队一队到三五成群, 完全没有了军队战士应该有的样子, 失去了作为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军队的精气神, 国民党军的衰败之气一目了然, 但是没有出现朱老忠为代表的革命队伍对日本侵略军的直接作战。

  电视剧《红旗谱》在原着的基础上进行改编, 把日本侵略者直接引入到电视故事中来, 增强了民众与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对抗冲突。电视剧《红旗谱》中以朱老忠为代表的革命队伍对日本侵略军进行的直接斗争, 成了电视剧的一个重点表现部分, 也是整个剧的高潮所在。在原着《烽烟图》当中冯贵堂得知日本就快要打到锁井镇的时候, 他首先做出的选择是带着家眷细软乘着马车想逃难到太原, 那里有他的本家冯阅轩旅长可以给他们提供庇护。在逃难的过程中他们一家人不仅要承受路途的艰辛, 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国民党溃兵们的骚扰, 自己女儿二雁也被溃败的国民党军官王国柱抢了去, 让冯贵堂懊恼不已, 去太原的火车也是人满为患, 挤不上去, 最终选择返回到锁井镇, 并向朱老忠为代表的革命队伍臣服, 静观时局变化。电视剧《红旗谱》中作为冯家第二代地主代表人的冯贵堂是剧中的男二号角色, 其在文明外衣下的毒辣手段更胜于冯兰池。他首先是作为冯家继承人的身份, 天然继承了对朱老忠的仇恨, 接着他成功的混迹于保定的军政界并有了实权, 演变成了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 他采取各种手段镇压朱老忠所领导的农民运动, 杀人如麻。在抗日战争过程中, 国军败退后, 他加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阵营, 成了一名为日本侵略者效忠的伪军, 并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不仅仅背弃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同时其还将自己的三弟媳桂仙献给日本占领军头目林次郎, 并在桂仙反抗林次郎的时候, 为了解救自己的日本主子, 开枪打死了桂仙。这时候的冯贵堂由朱老忠的个人的仇人, 随着他掌握保定军政界实权, 演变为农民运动的阶级敌人, 在他成为伪军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后, 由农民运动的阶级敌人再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敌人。朱老忠对其个人仇恨、阶级仇恨、民族仇恨“三位一体”地集中在冯贵堂身上。

  冯贵堂带领着日伪军进攻锁井镇是电视剧的高潮所在, 朱老忠所带领抗日队伍对冯贵堂的斗争, 也就带着了强烈的民族危亡时刻自救的意味在其中。电视剧中冯贵堂在进攻锁井镇朱老忠队伍的战斗中兵败失利, 逃到了大哥冯月堂所在的寺庙, 并阴差阳错地枪杀了自己的亲哥哥冯月堂, 被朱老忠队伍团团围住的冯贵堂, 最终拿着朱老忠的大铡刀自刎于寺庙古钟之下。整个《红旗谱》的故事开始于朱老巩护古钟而死, 结束于冯家第二代最后一个男性自刎于古钟之下,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这是一种轮回。在轮回的过程中实现了新旧世界的交换, 新旧势力的重整, 和新希望的逐渐壮大, 这个希望既是民间社会中善恶有报的因果循环和子报父仇道义伸张, 同时也是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某种程度上的昭示。

  三、史诗性英雄的追求

  在《红旗谱》诞生后的第一批评论性文章里就赞扬其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在史诗性的世界之中, 主角必然是英雄人物, “红旗谱》系列作品的突出成就, 表现在朱老忠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农民英雄人物的塑造上。”[9]电视剧在塑造朱老忠从充满个人恩怨家族复仇到满怀国家情怀抗争的过程, 也是塑造朱老忠作成为英雄的过程。

  “朱老忠被逼离开家乡、闯荡江湖的经历, 又使他具有了一般安土重迁、逆来顺受的乡民所没有的侠义色彩和游民性格, 而这正成为他日后投向革命、成为一个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内在契机。在中国民间, 侠义文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特别是燕赵之地是侠义文化的发祥地, 侠义文化对地方民众文化性格的塑造影响深远。”[10]电视剧《红旗谱》中侠义在刚刚回到锁井镇的朱老忠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 他仗义疏财, 为江涛出学费、为严家盖房子等等, 侠义英雄是朱老忠从关外回到锁井镇后的第一表现特征。他在少年时代离开锁井镇后, 他在北京做了半年小工, 又到天津学织毯子, 长白山挖人参, 黑河打鱼, 海兰泡淘金, 受了很多苦积攒了钱财娶妻生子。在东北的时候还做过“胡子”, 很显然回到锁井镇后的朱老忠明显不同于本地的原住民。自古燕赵之地就多慷慨悲歌之士, 朱老忠的“胡子”经历也让他有了一定的武艺在身。他回到锁井镇后为夺回被冯兰池霸占的“宝地”的第一次尝试就是与冯家护院老山头比武, 而且还是“生死局”, 朱老忠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侠义英雄性就此表现的淋漓尽致, 虽然朱老忠赢得了比武, 但没有要了落败者老山头的命, 暂时拿到了“宝地”的地契, 可最终还是让冯贵堂用计抢了回去, 朱老忠也差点被陷害入狱。

  “《红旗谱》是一部以传统英雄主义为哲学基础, 以时代英雄主义主题为价值标向, 经由传统“家族叙事”和“侠义”话语模式而构成的“英雄史话”。”[11]在民间社会侠义精神驱使下的朱老忠与冯兰池的斗争中并没有获得成效, 反而自己差点身陷囹圄。阶级革命时代性的呼唤, 开始注入朱老忠的生活和思想中, 共产党员贾湘农的介入让其从侠义英雄的草莽性过渡到具有时代性英雄的领导阶级斗争的领袖。朱老忠在成为共产党员后, 其对地主冯家的斗争, 演变为了具有时代性的阶级斗争, 强烈的阶级斗争属性, 让朱老忠身上呈现出了时代英雄的特征, 他放弃了原来单打独斗的江湖模式, 他以演武堂为载体组织和团结起农民来作为一个整体反抗地主冯家。

  电视剧在把朱老忠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置身于和以林次郎与冯贵堂代表的日伪军的斗争中, 进一步将其英雄属性从具有阶级革命的时代性英雄, 进一步发展为在抗日宏大叙事中的民族性英雄。电视剧中朱老忠与以林次郎为代表的日本和以冯贵堂为代表的伪军斗争, 集中在第27、28集中, 这两集也是整个电视剧的高潮部分。朱老忠所领导的反抗日本侵略军的队伍大战林次郎和冯贵堂, 并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消灭了这两只日伪军队伍, 这次战斗的胜利, 也成功地将朱老忠的抗日民族英雄的影响塑造了起来。

  电视剧和原着对于朱老忠的史诗性英雄追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但电视剧把这种史诗性的追求进一步地延伸到了抗日民族英雄的阶段。朱家从清末开始就反抗冯家地主的压迫, 朱老忠家三代人, 从清末开始斗争, 一直延续到1937年, 在大跨度的时间范畴范围内, 朱老忠始终是故事的主角, 经历了苦难与折磨, 在漫长的斗争中, 朱老忠从少年到老年, 从农民到党员, 从被压迫无助的农民到勇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战士, 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 其从为父、姐复仇, 为农民阶级做斗争, 到为国家民族而活, 将自己的人生使命调整到了为国家民族的维度。历经清末的政治腐败, 民国时期的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中的民族存亡危机。朱老忠在经历了“为自己、为阶级、为国家民族”三个阶段后, 自我的蜕变成为了史诗性的农民英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于知识分子和故乡之间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叙述模式, 当拥有新知识的知识分子回到自己久别的故乡之后, 发现了故乡的种种问题, 或者是无心去改变, 或者是无力去改变, 进而选择再次离开家乡, 奔赴外地他乡。电视剧《红旗谱》中的对朱老忠叙述同样也有类似的“离去——归来”模式, 但不同的是对于朱老忠多了一份对故乡的坚守, 模式变为“离去——归来——抗争”。朱老忠带着复仇的信念“归来”, 虽然在过程中遭遇了诸多的失败, 但他在各种斗争中都主动参与其中, 是一个主动性的英雄, 包括主动向党组织的靠拢并成为一名党员, 主动的参与到“反割头税”、对日伪军作战等事件当中去, 并成为众人的主心骨。他“归来”后在锁井镇以一个反抗社会不公的抗争者身份存在, 这点上和知识分子归乡后的无力与彷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电视剧《红旗谱》作为红色经典在上映时取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 将抗日战争融入到电视剧中也增加了可视性, 特别是将朱家和严家青年一代的爱情故事进行浓重演绎, 适应了电视剧放映年代的时代性, 有利于吸引青年观众。虽然电视剧《红旗谱》彻底地将原着中阶级斗争的精髓融入剧中, 但其将冯兰池、冯贵堂的形象上的人性善的一面全部抹去, 难免造成人物形象性格的单一化和扁平化。“电视剧版《红旗谱》的改编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朱老忠是作品中的主人公, 但其成长性却非常缺乏, 电视剧中并没有表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人物成长过程。”[12]“《红旗谱》《播火记》作为‘成长小说’, 其价值就在于从‘人’与‘历史’的关系中去表现历史的变动。”[13]相对于原着而言, 电视剧《红旗谱》朱老忠的人物性格在成长性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这是电视剧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遗憾之处。在电视剧中道具的选择上, 朱老忠在和日伪军战斗中依然拿着大铡刀作战, 虽然这是为了突出影视效果而做的选择, 但在热兵器激烈交火的时代, 拿着冷兵器时代都很少作为战斗武器的大铡刀参加战斗, 难免不合时宜, 让人觉得有些突兀。当然, 时过境迁, 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当时的影视创作, 未免有些苛求的意味在其中, 毕竟每一部小说或者影视剧都是产生于特定的时代, 带有时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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