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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北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其保护对策

时间:2018-05-09 14:57作者:依依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赣北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其保护对策的文章,本文试图在大数据视域下探讨赣北非遗资源保护策略和措施。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各种旅游开发竞相出台, 文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赣北非遗资源受到极大威胁。如何既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又完整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各级政府和学界一直认真思考并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大数据和非遗保护联系密切, 本文试图在大数据视域下探讨赣北非遗资源保护策略和措施。

  关键词:大数据; 赣北;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利用

  一、“大数据”的概念与特征。

  (一) “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互联网大规模数据的简称。1980年, 着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着作———《第三次浪潮》中将“大数据”称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2008年9月《自然》杂志的封面专栏推出了“大数据”。从此该词便成为互联网技术行业中的热门词汇。近几年“大数据”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大数据, 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 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其范围通常涉及三个领域: (1) 物理世界的信息数字化产生的; (2) 社交网络产生的; (3) 数据保存所产生的。

  (二) “大数据”的基本特征。

  1、速度快。

  大数据的速度快表现在:一是数据形成的速度越来越快;二是海量数据在规模上的速度扩大;三是数据“沉没”速度也越来越快。信息化带来了生活的移动化, 由此导致信息处理的即时性的增强。人类的移动活动有关的即时数据, 这类数据与非遗的流传方式联系十分密切。

  2、即时性。

  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比, 大数据往往与用户的即时行动紧密相随。非遗依托于“传承人”的存在而存在的特征与大数据的特征相吻合。这种及时性导致了某些方面的挖掘更加简易, 某些方面则更加艰难。

  3、个人化和社会化总和。

  大数据是个人化与社会化高度结合的数据。“大数据”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继续延伸和深入发展, 同时代表着新的变革。数据运动与人和社会活动紧密联结;数据不再按网络的物理结构分布和组织, 而是按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结构重组。非遗同样也是如此, 只有得到结构化的关注, 才能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

  二、赣北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概述。

  赣北, 江西北部之简称, 狭义上包含今九江市所辖浔阳、庐山区和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 九江市下属的九江、德安九县和瑞昌市。广义上的赣北地区, 指江西省的北半部分, 含九江市全境、宜春、上饶、景德镇的北部县市, 特别是环鄱阳湖地区, 含南昌市在内的广大地区。鄱阳湖位居其中, 南接平原, 西面临脉, 北枕长江, 隔江与湖北、安徽翘首相望, 全境达3万余平方公里。这里气候温和, 土壤肥沃, 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和文人墨客畅游之所, 遗留下极其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 名扬四海的景德镇瓷器。

  景德镇瓷器是我国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的工艺品特产。它既是精美的日常生活用品, 又是艺术的传世珍玩;既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更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景德镇瓷器瓷质缜密, 造型优美, 品种繁多, 技艺精湛, 形式多样, 素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名噪于世。自元、明、清以来, 这里一直是全国制瓷业中心。

  (二) 佛道兼备的宗教文化。

  佛教的净土、曹洞、扬歧诸宗, 道教的灵宝派、龙虎山派、西山派和净明派等, 一一源出于本区, 给鄱阳湖流域增添了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东晋名僧慧远来庐山开净土一宗。他于公元386年率徒云游至庐山, 建东林寺并结白莲社传教达30年, 首创净土宗 (又称“莲宗”) 。东林寺因此名声大振, 被称为“庐山佛教禅化之基地”, 唐代时为我国佛教八大道场之一。除林立的寺庙道观之外, 此区还以古代书院 (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等) 之多明冠各省。

  (三) 激越奔放的弋阳声腔。

  弋阳腔于元末明初源于江西弋阳一带, 是中国着名的四大腔声之一。弋阳地处江西东部, 自古以来是通往闽、浙、皖的门户。弋阳腔乡土气息浓厚, 适应草台演出, 深为广大民众喜爱。由于它“向无曲谱, 只沿土俗”, 因而极易吸收各地民间音乐, 促成声腔的地方化。因此, 弋阳腔在明代发展为青阳、徽州、乐平等新声腔, 到清代则流布全国, 形成着名的高腔系统。

  经过10多年非遗保护实践, 江西省已经建立了完整明晰的非遗四级名录体系, 除了国家级非遗名录中70项非遗项目和省级非遗名录中488项非遗项目外, 还建立了市级名录体系和县级名录体系。

  三、赣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 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冲击。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过去的三十年, 中国城镇化率已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5%提升到2017年的58.52%。高速的城镇化发展导致农村经济衰微, 这对依托于广大农村的非遗资源造成极大的冲击, 大量非遗资源因此而迅速消亡。

  (二) 非遗项目物质化显现突出。

  2003年, 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 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遗保护运动, 效果斐然。但是也因此将非遗保护变成了一种“名利场”, “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突出。非遗成为招牌, 借此招牌可以放弃传统技艺, 直接采取机器进行产业化生产。

  (三) 非遗保护意识有待提升。

  非遗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母体文化, 流淌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血浆, 携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记忆。由于全球化的冲击、现代性的膨胀、工具理性的盛行, 不少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或者说迷失在经济利益的“名利场”中而对其熟视无睹。非遗保护意识的缺乏既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 也反映在少数地方领导对非遗的不甚了解, 没有意识到非遗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四) 专业性人才队伍匮乏。

  专业性人才是非遗保护的重要保障之一, 从整体上来说, 该类人才十分匮乏, 供不应求, 主要体现在:一是代表性传承人队伍建设力度不够。许多非遗文化传承人老龄化显现严重;二是非遗管理人员素质、数量都无法适应形势需要, 机构和专业人才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保护工作的质量和进度;三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人才缺乏, 还未形成一个政府、高校、研究机构等协同合作机制, 没有形成专家对接基层的长效合作保护机制。

  (五) 抢救与保护经费严重不足。

  江西省非遗保护中, 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资金短缺。虽然总体资金投入不少, 但由于非遗保护项目众多, 平均起来则捉襟见肘。截至2016年, 江西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70项 (保护单位) 、省级非遗项目488项, 国家级、省级非遗项传承人分别为34名、368名, 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各两个, 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个, 市县级非遗文化遗产项目达2, 489项, 总体投入600万元。每年省文化厅从488个项目里挑选约70项进行补助, 剩下的项目依次类推。随着名录项目的快速增加, 配套基金增长的迟缓, 导致资金补助永远跟不上项目增长速度, 保护经费严重不足。

  (六) 非遗保护创新性不突出。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议保护总方针, 旨在强调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从非遗保护实践来说, 非遗要真正保护传承好, 也必须与现实对接, 与人们的需求对接, 在合理利用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创新, 推动非遗保护工作持续较好发展。江西拥有很多非遗资源, 但是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项目很少。究其原因, 在于创新水平较低, 同质化现象严重, 融入的科技因素、创新因素的非遗衍生品、创意作品少, 导致难以形成具有渗透力和影响力的非遗品牌。

  四、大数据视域下赣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一) 强化对非遗的文化认同感。

  文化认同的主体性特征。非遗被称之为“文化遗产”, 离不开文化的认同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也将淡出人们的视线。非遗保护科学有效的做法是:将非物质文化并借助现代传媒的优势, 将遗产植入媒介语境之中, 利用大众媒介传播, 延续其生命周期和活动空间。

  (二) 激活市场需求, 壮大文化产业。

  从本质上说, 非遗是赋予精神性的活体文化, 集中体现一个国家、民族、地域的血脉和生命, 当前已成为国家、民族和文化凝聚力的综合性象征。习近平也说过, 我们只有增强文化自信, 才能带来经济、政治上的高度自信。

  (三) 凸显地域文化与城市品牌。

  地域文化的特征常通过节日来体现, 是日常性和空间性统一的产物。日常性即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领域,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存, 增加交往, 从而创造出地域文化。将非遗中民族性的项目进一步挖掘升化, 发扬传统的民俗节日, 打造城市文化品牌, 如柘林湖的“仙女文化”、景德镇的陶瓷文化等, 使其绽放异彩。

  (四) 通过大众传媒发挥积极作用。

  通过先进的传媒手段和传媒技术, 跨越时空限制, 扩大非遗的传承范围, 延长非遗的传承时间, 丰富非遗文化的传承内涵, 与人际传播相比, 作用可见一斑。通过大众传播媒介, 可以起到在内容上得到传承、在工艺上创新、在观念上突破、在文化上不断积累等作用, 还能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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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黄永林.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文化遗产,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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