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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乡愁情感在纪录片中的重现

时间:2018-04-10 09:35作者:依依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现今乡愁情感在纪录片中的重现的文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记忆正面临着巨大冲击, 电视纪录片在建构与传播乡村集体记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记忆正面临着巨大冲击, 电视纪录片在建构与传播乡村集体记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纪录片《记住乡愁》将传统与现实对接, 实现了对乡村记忆的现代重构, 使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国族认同、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和心理抚慰等多重功能。

  关键词:乡村记忆; 乡愁; 电视纪录片; 记住乡愁;

  乡村记忆是乡村文化的直接凝结和体现, 是由乡村独特传统逐渐内化而成的乡民的思想观念与认知习惯。[1]在全球范围内文明冲突背景下, 乡村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库, 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电视纪录片《记住乡愁》通过对100多个传统村落的文化记忆的梳理、重构与呈现, 努力挖掘和找寻民族文化的精髓, 使人向而往之, 产生挥之不去的记忆, 在更深程度上获得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

  一、乡村记忆的消逝

  时下, “记得住乡愁”成为一句流行语。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说, 新农村建设要有自己的特点, 要留得住青山绿水, 记得住乡愁。乡愁即怀旧, 是一种对过去和故土的深厚记忆, 是一种依托在记忆和传统上的情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乡愁”具体是指对于工业化之后消失和被迫丢弃的自然景观和文化生活的追怀。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迅猛推进, 中国的乡村记忆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巨大冲击。

  一是“不愿记忆”。近百年的启蒙话语倾向于将传统文化贬抑为封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 三十年的改革话语也有意无意将乡土文化看成一种与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相脱节的地方性知识, 再加上二元体制下城乡之间巨大差异, 刺激着记忆主体不愿保留、甚至故意忘却乡村记忆。

  二是“不能记忆”。乡村的城镇化发展, 政府主导的农民上楼, 市场主导的农民工进城, 使大量村庄荒芜, 或变身为城镇, 地理上的乡村景观在消失, 造成记忆的对象和载体的消失。从2000年到2010年, 中国的自然村落从360万个锐减到270万个, 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村庄, 每天都有250个左右的村落在消失。空间记忆的丧失, 就是通过改造、消除或毁灭乡村记忆的载体, 在空间上抹去记忆的痕迹。正如英国建筑学家罗伯特·贝文所说:“摧毁一个人身处的环境, 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从熟悉的环境所唤起的记忆中被流放并迷失方向。这是对人们丧失集体身份认同以及丧失他们身份认同稳定连续性的威胁。”[2]

  三是“不让记忆”。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发展逐渐成为维系社会认同的唯一纽带, 人们以金钱衡量成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精神上的乡村内涵在消失, 乡村伦理面临解体, 传统乡村记忆中蕴含的人文精神逐渐失去, 影响人们的记忆认知。比如过去乡村中富有乡土气息与审美内涵的传统艺术、手工艺和节庆文化逐渐消失, 脱衣舞在一些乡村反而成为时尚, 乡村文化走向了粗鄙化, 充满一种物质化和欲望化的冲动。近两年春节期间, 大量表现农村溃败和城乡鸿沟的“返乡笔记”, 反映出公众都有一个担忧, 故乡我们是真的回不去了, 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于是“乡愁”弥漫与浸透在现代社会, 越来越具有社会集体性和普遍性, 成为对传统人文与自然亲密和谐的文化生活的一种追怀式的文化思潮。

  二、电视纪录片对乡村记忆的刻写

  媒介记忆即通过媒介的记忆刻写实践, 形成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组织社会信息的记忆机制, 并以此影响人类的集体记忆。依赖电视、互联网等现代电子媒介来进行集体记忆, 毫无疑问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社会历史事件的一种最重要的记忆方式, 比如近年来《记住乡愁》《美丽乡村》《乡愁记忆》等一系列电视纪录片在引发与建构人们的乡村记忆方面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媒介记忆刻写实践, 纪录片影像文本对乡村记忆的呈现与表征具有了社会选择性、动态重构性、物质实在性等特点。

  电视纪录片中的乡村记忆具有社会选择性。媒介记忆的刻写, 本身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记忆或遗忘, 凸显或淡化, 这种选择是由一个社会的支配性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社会禁忌所决定的。所谓乡愁或怀旧, 就是对回忆的遴选, 只涵盖到过去的领域中真正美好的和被想象成美好的那一部分。[3]现代传媒所建构的乡愁记忆不免有美化和隐恶扬善的倾向。

  电视纪录片中的乡村记忆具有动态重构性。媒介建构集体记忆是对过去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修改、转换或补充, 表现出一种流动性的过程。比如以古村落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过去被当作沉重的、封闭的、被批判的对象,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电视影像中变成了可供欣赏的景观、可供开发的资源、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和抢救保护的对象。现代传媒在其中既扮演了连接的角色, 也会主动地介入干预记忆的呈现。

  电视纪录片中的乡村记忆具有物质实在性。传统古村落拥有大量的祠堂、寺庙、古民居等与家族、地缘、血缘相关联的古建筑, 古树名木、塔桥亭阁、井泉沟渠、庭园景观等公共空间, 以及志书、族谱与古书籍、舆图、碑刻题记、匾联等历史遗留物, 纪念仪式、节日习俗、传统曲艺等民俗文化表演。由这些可见的实体性符号来承载一段过去, 能够起到调动情感、引发思考、唤起并塑造记忆的功能, 这是媒介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因素。没有具体而实在的物质实体, 深邃的精神内容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往往无所依附, 难以传播。

  三、《记住乡愁》对乡村记忆的现代重构

  媒介报道并不等同于客观世界, 而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重构。纪录片《记住乡愁》, 以影像直观而感性的力量, 将传统与现代连接起来, 将乡村集体记忆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与现实进行对接, 从而实现对乡村记忆的现代重构, 使之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国族认同、心理抚慰、社会管理和生态文明等多重功能。

  (一) 建构国族认同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库, 保存乡村记忆有利于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英国传播学者戴维·莫利认为, 传统并非被动接受的一系列固定的信念、习俗, 传统是对于过去某些价值观念的选择及其渗透当下性的一种解读。[4]大众传媒正是通过传统等文化再生产机制, 来建构集体记忆, 塑造国族认同观。

  在《记住乡愁》中, 处处可见传统文化的身影: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河南郭亮村;清正廉洁、忠义传家的福建廉村;友好互助、邻里和睦的浙江三门源村;常怀感恩之心、民族团结的西藏吞达村;珍爱自然、和谐共生的贵州占里村;仁爱孝德、诚信勤俭的湖北大余湾村;崇文重教、尚学育人的广西金圭塘村等。在《郭亮村—自强不息》中, 上世纪70年代为打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郭亮人在绝壁上用人力开凿出1200米长的“郭亮洞”, 被誉为“世界上最险要的十条路之一”, 以坚韧不拨、自强不息的精神创造了人间奇迹;新一代郭亮人传承自强不息的传统, 开发乡村旅游, 走向世界。“记忆联合体是一个群体得以凝聚成一个具有深度认同的共同体的重要原因”, [5]纪录片将传统的记忆与现代的传承结合起来, 通过对勤劳诚信、自强不息、团结和睦、清廉忠义、崇文重教等传统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 凝聚起民族向心力。

  纪录片《记住乡愁》建构的乡愁记忆, 是一种有选择的、带有很强意向性的、构造性的回忆。在该纪录片中, 绝大部分被媒介传播的个体都是传统村落的优秀代表, 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勤俭廉、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 也反映出在社会信仰迷失的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试图利用传统来发挥教化的作用。这正印证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观:集体记忆是被社会建构的, 并受制于既有的“社会框架”, 即我们是从今天的社会环境、需要、兴趣和利益出发对过去进行重塑。

  文化学者认为, 传统复兴的背后, 其主要动因并非文化因素, 而是政治因素, 它被贴上国家的标签, 成为制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6]由于全球化带来世界文化的标准化, 对特定种族民族的生活方式的破坏, 传统的复兴成为抵制和反对全球化的一种地方性反应。正是国家对传统的历时性借用, 才造成了现代的“复古”、“寻根”的文化景观, 国家也希望以此重构国家的主导价值和公众对国家的认同。像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的大国, 可以寻找相当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 重树传统自然成为文化抵抗的有效策略。近年来, 针对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国家文化认同衰弱问题, 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目标, 《记住乡愁》就是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带有明显政治诉求的国家文化工程项目。

  (二) 改善社会管理

  工业文明的兴起和推进, 人们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单向度发展”的倾向, 出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身与人心之间的疏离。《记住乡愁》的创作体现出中国社会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根”, 即以古村落为代表的乡土文化与乡村记忆的价值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重新认识。

  《记住乡愁》以历史文化悠久的传统古村落为对象, 集中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指人类对于真善美品格的永恒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的自由本质的体现, 和善精神又是其精神瑰宝。[7]据笔者统计, “和”与“善”的传播数量在节目中所占比例最多, 第一季六十集中关于“和”的有八集, 如讲和修睦 (第3集) 、和合湘乡 (第8集) 、以和为贵 (第12集) 、和睦有道 (第13集) 、人和谐心性真 (第28集) 、世代尚和 (第50集) 、民族和睦 (第52期) 、家和万事兴 (第58期) 。关于善的也有六集, 如积善成德 (第6集) 、行善至乐 (第40期) 等。

  尽管当前治理农村社会的主要力量是国家推动的法律和政策力量, 即依法治理, 但中国农村聚村而居的生活形态, 意味着村落是一种生活的共同体, 礼在熟人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礼和习惯的力量在农村社会秩序的构成当中依然可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张谷英村—和睦有道》中, “砖连砖成墙, 瓦连瓦成房”的村落建筑形式, 体现同居一个屋檐下的张氏人“和为贵”的思想, 张谷英村恪守着几百年伦理传统, 以社训、家规为遵循, 一代代守护着建筑形式的合为一体, 传承着家人、族人、外人的和睦之道, 发展成为家业兴旺、子孙昌隆的大户人家, 如今“村事共商, 福利共享”的和谐画面, 形象传达出张氏人在新时代对“和”文化的理解运用。

  数千年农耕文化的积淀, 中国乡土文化的社会和谐能力、社会自制和管理能力非常发达, 这是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就在于它秩序的合理性和可持续, 是以最低的管理成本方式管理不同的生产力单元, 这对于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有重要借鉴作用。[8]在《围镇村—家和万事兴》中, 围镇村村民自清道光年建村以来始终将“和”字奉为为人处世的行为法则, 先人为解决婆媳矛盾而发起的“舞被狮”活动, 为增进邻里关系而发明的特殊美食“臭屁醋”, 为处理村民矛盾而创造的三级调解体系, 这些展现和睦传统的乡村习俗, 发挥了调节和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的作用。可以说, 在中国乡土社会, 以习俗体系—文化之网维系的社区组织和动员能力, 构成了多样性的生存智慧。

  (三) 倡导生态文明

  在现代化过程中, 城市容易滋生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情冷漠、贫民窟滋生等城市病。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调。而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生态文明的价值, 体现出人与自然更密切的关系、更低碳更质朴的生活方式、更亲密的人际交往。《记住乡愁》通过对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追忆体现出对生态文明的倡导。

  传播学者赵月枝认为, 从世界范围来看, 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文明模式, 而世界文明需要中华文化的复兴, 这是“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使命”。[9]中国的乡土文化与乡村记忆中有着丰富的生态观, 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上, 就是通过天人感应、因任自然、万物一体, 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 和谐相处。在《河湾村—世代尚和》中, 河湾人千百年来呵护这一片水土, 捕鱼只能补2斤以上大鱼, 利用当地植物制作杀虫剂, 家家户户建化粪池以保护水源等做法, 体现出乡村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和文化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10]耕与读是古代农民最向往的生活, 也是一种生态主义的生活方式。“耕读文明”, 就是“追求一种物质与精神生活相平衡、脑力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理想生活方式。”[11]《芙蓉村—耕读传家久》, 讲述了芙蓉村上千年来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 重视耕读对家族传承发展的意义, 并将之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 在每年高考结束后为读书人放一次红榜, 举行一次祭祀。耕读文化体现现代人对两种“根”的回归, 生活的根是田园、自然, 文化的根是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 耕读文化恰恰体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文化的乡愁。

  (四) 提供心理抚慰

  乡村记忆对现代都市人尤其是城市移民具有心理抚慰的作用。乡村生活与土地、血缘和家族等联系在一起, 赋予人的生活以一种确定性、稳定感和安全感。乡村生活恬静自然, 其所蕴含的静谧是历代人们的精神原点。费孝通指出, “长期以来, 依托于乡村生活的农民, 以乡土为根基, 以乡情为纽带, 形成了难以割舍的恋乡情结。”[12]相反, 都市意味着严酷的压力与竞争, 占据主导地位的货币关系, 残酷的利益分配, 信任感的缺失, 快速的工作生活节奏, 对那些在城市打拼, 根在乡村的城市移民来说, “思乡病”是一种应对生活压力的情绪机制, 是对激烈竞争的城市生活的心理缓冲, 回忆乡村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心理需求本能, 其心理安慰与心灵净化的功能对城市移民的社会心理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在《青礁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中, 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 老建筑日渐衰败, 拆迁成为千年古村不得不面对的结局。在外办厂、收入颇丰的陈俊雄感到村子拆了, 回忆也就没了, 为保住共同的记忆, 他关闭工厂返乡办起合作社, 投入村庄改造工程, 使青礁村获得新生。台湾人黄来裕感觉青礁的山水人文几乎与台湾家乡小时候的环境一模一样, 勾起自己的乡愁, 也来到村里定居, 租地种凤梨, 日子过得自在而满足。可见, 电视纪录片所建构的乡村记忆对于身处都市和异乡的游子来说, 具有很强的心理抚慰作用, 返乡就是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现代化视域下, 乡愁呈现为一种文化、情感和心理的依恋与认同。[13]记住乡愁, 不仅是找回一份共同的文化记忆, 而且意味着从传统和记忆中重新认识乡土的现代价值, 并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这也许就是《记住乡愁》的传播意义所在。

  注释

  [1]杨同卫.论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记忆的保护与保存[J].山东社会科学, 2014 (01) .
  [2]罗伯特·贝文.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M].魏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3]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39.
  [4]戴维·莫利, 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63.
  [5]陶东风.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J].中国图书评论, 2010 (09) .
  [6]刘国强.全球传播时代的民族文化复兴与国家认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85.
  [7]李宗泽.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168.
  [8]李松.乡土生活的现代价值[J].中国乡村发现, 2016 (10) .
  [9]龚伟亮.植根乡土中国对话城乡关系[J].新闻大学, 2015 (06)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605.
  [11]赵月枝.乡土文化复兴与中国软实力建设——以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为例[J].当代传播, 2016 (03) .
  [1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74.
  [13]刘洁.纪录影像:为中国乡愁塑形[J].中国电视, 2015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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