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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歌《清明》基于概念转喻的创造性翻译

时间:2021-10-08作者:单新荣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唐代诗歌《清明》基于概念转喻的创造性翻译的文章,概念转喻在翻译中是一种思维的转换,创造性翻译使目的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的关系变为整体与部分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的邻近关系。转喻在翻译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可以用来解释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转换关系。

  摘    要: 概念转喻在翻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译者在源语与目的语转换过程中运用转喻认知策略,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译者受文化因素的制约,创造性地为译者使用转喻策略提供了依据。虽然概念转喻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但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运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受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的制约往往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体现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语言表达相同或不同的概念。面对这种情形,译者基于转喻的创造性翻译方可实现源语意义在目的语中的再现。概念转喻为唐代诗歌《清明》的创造性翻译提供了理论依据。转喻翻译不仅是语符间的转换或修辞层面的转换,而且也是创造性翻译的一种表现,使译文能够充分再现诗人的思想及情感。

  关键词 :     概念转喻;认知翻译.创造性翻译,

  1.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科学的不断发展,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过程是一个认知的过程,翻译策略不断变化。转喻传统上被看做一种修辞格,被描述为一种替代性的表达关系,是一种有关联的邻近关系。认知语言学家把转喻看做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是一种发生在不同认知域中的认知手段。认知语言学家Lakoff&Johnson(1980)、Blank(1960)认为转喻基础的邻接关系是言外的而不是言内的关系,是概念层面上的关系。国内学者沈家煊(1999)曾经示范转喻的认知模型;李勇忠(2005)把转喻常被看作是一种指称现象,表示的是代表关系。从认知翻译角度来看,翻译是在特定认知的体验下,通过不同语言映射和再现另一种语言的一种方式。受思维的影响,译者把对源文的体验通过相应的方式将其在目的语中表达出来,不同的译者认知、推理方式具有差异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以源语为基础,而且要关注源语、目的语语境、文化背景,以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学者们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探讨了认知与翻译的策略,如卢卫中(2011)认为转喻的翻译策略有“目的语对应喻体翻译”“目的语特有喻体翻译”“源语喻体+喻标”“源语喻体+注解”等;肖坤学(2006)提出以转喻构建的认知机制为依据、以意义为参照的转喻翻译思想;谭业升(2012)在其着作中介绍了转喻-图示例示,对转喻图式在语境中的识解与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过程做了全面研究。学者们对转喻翻译机制做了多角度的描述,但使用转喻的理据提及不多。人脑在思维过程中,受到概念的影响,个体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概念来加工当前的刺激信息的过程,是较高水平的加工。翻译过程也是一种由源语到目的语的一种概念高级加工过程。创造性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转喻策略,对源语进行理解与表达。本文分析转喻的运作机制,探讨以唐诗《清明》为例的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及使用概念转喻策略,以期为诗歌翻译提供点滴启示。

  2. 概念转喻

  Lakoff&Johnson(1980)提出转喻是认知的基本特征之一。转喻是概念性的,人们在认识陌生、新鲜事物时,常常会选择一个容易理解或者容易接受的东西去替代难于理解、抽象的事物,用“部分”事物来代表“整体”。转喻是源域和目标域的邻近关系,可以驱动我们理解未知的概念。在认知翻译中,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概念关系可以用“相邻性”来表示,即邻近关系。转喻通过部分与整体、整体与部分、行为与结果等相邻近的事物突显另一个事物,经过信息加工,实现对源语的理解与感知。

  翻译是译者基于对源文理解之后进行的一种转换,转换来自于译者主观的体验。王寅(2006)认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的认知行为,译者在理解源语所表达的基础上,将其在目的语中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源语所描写的认知世界。人类的思维认知和理解是基于现实世界体验形成基本概念而形成的,通过语言表达对事物的认知,是一种心智活动。转喻思维通过邻近的关系,凸显欲表达的思想,使语言变得可译。在不同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存在差异,因此不同语言之间也存在着相同或不同的的转喻形式。一种语言存在着某一种转喻形式,而另一种语言却不存在对应的形式,因此不同的译者,根据主观意向性,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概念转喻使源语中不能直接翻译的地方,通过意译、注释等方法使源语变得可译,创造性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从转喻的相邻、相近的本质出发,顾及语境和社会文化因素,尽可能实现源语和目的语的动态对等,使用含有转喻表达的源语传递一定的语言意义,并通过理解、激活、推断、选择等一系列的动态建构过程,最终与目标概念联系在一起,完成在同一个认知域的转喻操作过程。人们对源语概念的准确理解依赖于转喻表达意义与语境的相互作用。郭建中(1998)认为创造性翻译的标准是译者应把文学翻译提高到艺术创作的高度,把翻译作品提高到文学作品的水平。源语到目的语的翻译过程是一种转换与推理的过程,或者说转喻是源语向目的语转换的认知和推理过程,从而建构了创造性的翻译。源语与目的语在思维、语言形式和结构以及文化等层面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性,翻译过程中在目的语与源语之间经过译者的涉身体验,打破了目的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的平衡,从而促成创造性翻译的形成。
 

唐代诗歌《清明》基于概念转喻的创造性翻译
 

  3. 转喻翻译与创造性翻译

  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转喻被看作是一种认知推理方式。在语言使用中,转喻具有普遍性。转喻的使用能使语言使用者在实现语言转换的同时,用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达到相关关系的最佳关联。转喻在形式上的表达依赖于语境有效地表达思想,传递文化信息,更好地促进语言和文化交流。转喻在意义上的表达具有丰富文化内涵。源语意义的表达可通过转喻涉及不同的翻译方法,如直译、转译、注释、意译等。某种程度上,翻译过程也是转喻的过程,源文和目的语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替代关系,这更加有助于我们认识译文和源文之间的关系。转喻有着明显的文化专属性,不同语言间、不同文化间的转喻表达和转喻类型存在着差异。翻译过程中目的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的关系体现在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目的语和源语之间的选择关系也体现着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转喻的概念是基于译者自身的体验建立,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共性,而这些共性是交际的前提。

  创造是通过想像力、概括力等表现技巧的认知过程。谭业升(2012)认为“作为跨越语言的认知和交际行为,翻译的创造应是一个基于语言的认知创造过程,翻译的创造性也就是认知创造性”。Gaballo(2012)认为创造性翻译要求译者创造出新的概念机制、语言机制和文化机制,以弥补现有机制的匮乏或不足。翻译中的创造是把译者的知识储备、经验和新的理念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文本,创造性翻译是以译语读者为中心的一种言语间的转换。译者为了使译文易于理解、明白,达到源文的表达意图,充分发挥译者的想像力,运用多种翻译策略与方法,从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造性的转换。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意义根植于我们身体的、物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经验,对语言的组织是人类认知的整体心理组织的反映,认知加工促进了译者与语境的作用。

  Gibbs(1994)指出,人们的日常对话中平均每分钟使用2.8个新的隐喻和2.08个规约隐喻,而转喻同样是人类的认知方式。Zawada(2000)指出,语言创造是一个言者———最广义的不论语言形式和语言媒介的语言使用者,当然也多包括译者———基本的创造新的意义的活动;是接受者,包括作为原作接受者的译者———重新解读和再创意义的活动。语言形式通过作为激活心智和人脑中的意义的路径,受个人经验所限通过意义的激活,进行认知的创造。语言之间的转换通过不同形式处处存在,而创造性翻译就是解决不同语言、文化之间语境的差异。

  许渊冲为创造性翻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在诗歌翻译中,许渊冲(2006)认为采用浅化、深化、等化等策略,“扬长避短,发挥译语优势却是翻译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译者越能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越能优化译语的表达方式,译作就越好”,他主张译者应该充分发挥“创作精神”,译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好诗。范存忠(1981)也指出“有些译作能经过译者的再创造还可以胜过原作”。译者们一致认为,翻译具有创造性,创造性的翻译才能达到译文的通顺。埃斯卡皮(1987)指出:“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于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许钧(2002)指出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承认译者的创造性;谭业升(2012)认为译者的能力是在一个新的、有意义的情景中形成理解和创造文本的能力。翻译的创造要求译者具有审美创造力。在转喻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信息、复杂转喻的处理,必须对源语进行深度地、创造性的理解和推理,才能使作者与译者的思想统一,译文读者的收获才更大。

  4. 基于概念转喻的创造性翻译

  创造性翻译是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地使用目的语,采用转喻策略的翻译来翻译源语的内容。同时,为使目的语读者接受,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凸显跨语言的转化能力,达到翻译的目的。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精华,是中国传统哲学、诗学的重要体现,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唐诗中蕴含丰富的转喻现象。译者的主体意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意识和创造意识。在概念转喻的创造性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直接影响着翻译的结果和译文的价值。唐诗《清明》有不同译本,由于译者的生活、教育背景不同,对诗歌的体验方式也不同,转喻使用的差异性会导致表达形式不同的译文。

  4.1、《清明》译文的转喻运用

  《清明》是唐代着名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作品,“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诗描写清明春雨中所见,色彩清淡,心境凄冷。第一句交代情景、环境、气氛;第二句写出了人物,显示了人物的凄迷纷乱的心境;第三句提出如何摆脱这种心境的办法;第四句为答话带行动,是整篇的精彩所在。全诗运用由景及人、触景生情的写作手法,耐人寻味,历来广为传诵,译者们也译出了多种版本。不同学者对《清明》的译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如黄国文(2002)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李庆明(2018)运用生态翻译学中“三维转换”理论、周方衡(2017)运用生态翻译学中“三维转换”理论对《清明》的译文做了分析。诗句计四行,共28个字,比较典型的译本有三个:

  The Mourning Day

  By Du Mu

  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

  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Where can a wine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mid apricot flowers.

  (许渊冲译)

  The Pure Brightness Day

  By Du Mu

  It drizzles thick and fast on the Pure Brightness Day,

  I travel with my heart lost in dismay.

  “Is there a public house somewhere,cowboy?”

  He points at Apricot Village faraway.

  (吴钧陶译)

  In the Raining Season of Spring

  By Du Mu

  It drizzles endles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in spring,

  Travelers along the road look gloomy and miserable.

  When I ask a shepherd boy where I can find a tavern,

  He points at 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

  (杨宪益、戴乃迭译)

  原诗中的“清明”“路上行人”“魂”和“杏花村”使用了转喻认知方式,通过“部分”代替“整体”:“纪念逝去的人的日子”“悼念的人”“心情悲伤”和“酒家”,写出诗人在清明节去扫墓途中由远及近、由具体至抽象具身体验的经历。图中许渊冲译(下称许译)和吴均陶译(下称吴译)翻译“清明”分别用the Mourning Day、The Pure Brightness Day,译文采用目的语与源语之间的转换体现出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类型(Part for Whole),即用部分概念“Day”(汉语意思“天”)代替整体概念“清明时节”。清明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节日,清明节前人们可以携带花、食物等去墓地缅怀亲人。杨宪益、戴乃迭译(下称杨译)译为season in spring以目的语中spring整体代替了部分:春季有三个月,每个月有三十天左右。清明作为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用以专指在这个节气里“气清景明,万物皆显”的季节。第一句中“雨纷纷”中的“雨”也采用转喻,许译falls like tears用“行为”代替“结果”,是对原文诗意空白的一种补充,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观创造性;吴译没有直译,采用意译thick and fast,杨译为endless也没译出原文全意。第二句“路上行人”许译为The mourner(悲伤者),直译法,转喻的方式为人物代替事件;吴译为“I travel”(我旅行)系语法转喻。“I(我)”用“部分”代替“整体”“行人(走路的人)”,这里“牧童”不在范围内;杨译为travelers说明行人很多。“魂”许译为break heart是名词动用,用“心”代替“魂”,魂多指精神、情绪方面;吴译为my heart lost,结果代替行为,杨译“魂”为gloomy and miserable,此时译者利用具体概念的邻接关系来实现创造性的翻译。转喻在邻接关系的基础上起替代作用,体现出翻译转喻的特点。第四句“杏花村”,读者在不知源语中指的是“酒馆”还是酒馆名称就叫“杏花村”,留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译者发挥创造性翻译:许译为a cot mid apricot flowers,杨译为a distant hamlet nestling amidst apricot blossoms,吴译为Apricot Village,受转喻思维影响,把作者想去的酒馆翻译为“杏花村”,因为杏花村以产酒为名,而且酒醇香四溢。

  表1 三种译文中转喻用法
表1 三种译文中转喻用法

  翻译受译者思维影响很大,译者翻译时往往受思维影响,选择译者记忆、知识和经验整合在一起的语言来表达。转喻的使用受到语言和文化的制约,转喻的发生以邻接关系为基础,凸显文化的特征。“杏花村”在诗人杜牧的诗中出现后,才使“杏花村”这个村庄闻名天下,而且此处产酒,又以“杏花村”为酒名,成为名酒之一,饮誉天下。转喻的人际交际功能在诗歌翻译中起到表达作者思想的作用。在诗歌中,作者常常借景抒情、言物壮志,表达诗意,译者在关注诗歌形式的同时,也要关注诗意的内涵。转喻是借代、换喻等间接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构成方式,符合人们整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能更好地体现一种交换思想的交际功能。在转喻驱动中,人们利用事物之间的邻近关系,借用某一记忆、经验的事物来指称实际要表达的事物,例如杨译“行人”为the traveler,掩盖了很快从悲痛中走来,开启新生活的里程,同时也凸显了事物或概念等令人愉快的一面。

  再如《清明》中“雨纷纷”的译法分为两种:凸显过程,如许译A drizzling rain falls,两种用的都是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策略。译者如何把清明节这天看到的情形表现出来。三个译本对此的表达各有不同,但是译者自身思维的差异通过转喻认知和推理表达出来。创造性地处理译文的转喻表达和转喻意象,通过转喻奠定认知能力的来源,此种认知能力是译者创造力的基础。译者具有了转喻能力,才可以通过转喻或转喻策略的操作方式,理解与推断源语作者的创作意图,源语作者与外部世界的体验,创造出与源语相近的感受,满足读者的期待。通过转喻翻译,译者能够实现与源语作者的认知互动。转喻翻译为译者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源动力。

  4.2、 转喻表达源语和目的语中的相同意义

  尽管中西文化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同,但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却有相同之处。源语和目的语表达方式的差异,多数情况下需进行表达的调整,转喻思维起到一定的作用。语言间的普遍性主要体现在它们的语义来源路径大体相同,所以在源语和目的语中,虽然语言符号表征不同,但意义相对应。如《清明》中“酒家”翻译为“tavern”,“牧童”翻译为cowboy、sheepherd boy,在翻译过程中,词类转换、增词、减词等方法使源语与目的语构成了概念层面上的替代、转指的转喻关系,实现源语和目的语的对应。刘羽(2020)在《唐诗中‘青’意象的认知与译介探究》中认为“如果中英意象内涵相同或相近,可以直接移植,保留原诗意象。为更好的理解源文,译者要对源文进行全篇的阅读,理解源文的背景知识和语言文化知识,确保译文和源文的对应。译者意欲达到源文读者相同的体认结果,译文中尽可能选择读者熟悉和理解的表达。

  4.3、 转喻表达源语和目的语中的不同意义

  中西文化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不同,对自然现象的认知也不同,而且英、汉语中意义的表达存在较大差异。翻译过程中,目的语中无对应源语的转喻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转喻可舍弃源语喻体,直接翻译为目的语的表达形式,从而更加通顺地传递出源语句子的意义。如“路上行人欲断魂”,翻译为I travel with my heart lost in dismay,该表达体现了转喻的凸显属性,即用凸显的my heart lost转指具体概念“悲痛万分”的心情,源文的转喻表达使译文更加清晰、简洁。当然,英、汉语都有自身语言表达的特点和方式,译者在翻译时会根据个人的喜好、熟悉度来选择目的语的表达。翻译过程中“行为”和“结果”是一个事件中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是一个系列的动作。译者若突显“行为”或“结果”,译者创造性地只翻译“行为”或“结果”,突显前者或后者,而不是两者都兼顾,体现了译者的主观创造性。范武邱、王昱(2021)认为,多维度进行读者关照,加强译语的穿透力和可达性,译者应充分考虑异国读者的语言习惯、文化认知心理、审美情趣,通过增添、删减、重构方式等调整源语以目的语读者熟悉、接受的方式翻译。金胜昔(2021)提出译者可以改变源文中转隐喻的喻体在目的语中呈现新的转隐喻互动关系,能够帮助读者获得和源语读者最大的相似体验性效果。

  5. 结语

  概念转喻在翻译中是一种思维的转换,创造性翻译使目的语与源语对应项之间的关系变为整体与部分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的邻近关系。转喻在翻译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可以用来解释翻译过程中发生的转换关系。唐诗《清明》中转喻的创造性翻译为译者翻译提供了实践指导作用。就翻译实践而言,本文提出转喻的创造性为译者提供翻译操作的依据,使译者的翻译活动变得更有章可循,因此,概念转喻在翻译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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