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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文中隐转喻与转隐喻翻译的原则和路径

时间:2021-04-01作者:金胜昔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唐代诗文中隐转喻与转隐喻翻译的原则和路径的文章,唐诗中存在大量隐喻和转喻现象,丰富了诗性语言内容,提升了诗歌美学质量。从认知语言学理论视角来看,这些现象反映了诗人概念化外部世界的方式。尤其一些汉语专属的隐喻转喻互动现象,更是彰显了独特的文化体验性特

  摘    要: 隐喻与转喻的连续体观为唐诗中隐喻和转喻的翻译提供了新视角。唐诗中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关系外化为特殊的隐转喻和转隐喻现象,是诗人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操作互动的结果。翻译唐诗中这些隐转喻和转隐喻现象,要以强调译语读者最大相似体验和最佳相似体验为内核的认知等效原则为依规,采取保留源语喻体以及隐喻与转喻互动关系、变更源语喻体以及隐喻与转喻互动关系、舍掉源语喻体以及消解隐喻与转喻互动关系等三种可行路径来进行。

  关键词: 隐转喻; 转隐喻; 唐诗翻译;

  Abstract: The theory of Metaphor-Metonymy Continuum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Tang poetry.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Tang poetry generates MetaphorMetonymy and Metonymy-Metaphor,each of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et's metaphorical thinking and metonymic thinking.The translation of Metaphor-Metonymy and Metonymy-Metaphor in Tang poetr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gnitive Equivalence,which emphasizes the most maximum or the best experience of the target readers.Three translation approaches are feasible,namely,retaining,altering or removing the vehicl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source language text.

  Keyword: Metaphor-Metonymy; Metonymy-Metaphor; Translating Tang Poems;

  唐诗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诗学的集中体现”[1]。唐诗中蕴含丰富的转喻和隐喻现象,有助于彰显哲思、增强诗意、提升美感,但也给译者带来了挑战。最初,转喻和隐喻被视作单纯的语言装饰,如今已被普遍认定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2]36,这为认知翻译学观照下探讨隐喻和转喻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工具[3],也为研究唐诗中转喻和隐喻现象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诗歌中转喻和隐喻翻译研究路径多是先从修辞角度切入,然后再聚焦到转喻和隐喻思维观照下的翻译过程[4,5]。这种研究视点从词汇层面深入到概念层面,是翻译研究借鉴认知语言学理论这一跨学科属性日益增强的趋势使然。但鲜见学者将转喻和隐喻二者统合到同一框架下来考察,要么没能对二者做出清晰的界定,要么忽略了转喻和隐喻二者的连续体关系,这阻碍了唐诗中隐喻翻译和转喻翻译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本研究从认知语言学的转喻与隐喻互动观出发,结合具体唐诗及其译文语料,来分析中国古诗中的隐转喻和转隐喻现象,探索上述现象翻译过程中的可行路径。

  一、隐喻和转喻研究:从修辞到认知

  (一)修辞学观照下的隐喻与转喻

  隐喻是不同类事物之间隐含的比喻,主要是根据事体间的相似性,由一个事体来联想另一事体,其功能在于帮助语言使用者通过喻体来理解本体。例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的“三春晖”本意是指春天的温暖阳光,诗中用来比喻慈母的恩情。基于具体阳光和抽象恩情之间所具有的“温暖”这一相似性,我们可以建立母亲的恩情似温暖阳光这种唯美的类比联想,有助于理解母爱的本质。而转喻则是“用某一事物的名称来代表某个一般的,但与之密切相关的事物”[6]。除了具有帮助理解的功能之外,转喻主要功能在于指称。语言使用者可以基于事物间的邻近性,通过一个实体来理解另外一个实体。例如“吴宫花草埋幽径,近代衣冠成古丘”中的“衣冠”用来指代晋朝的达官显贵。衣冠和达官显贵间存在所属关系的临近性,结合历史文化以及上下文语境,读者很容易由衣冠联想到衣冠的所有者———达官显贵。
 

唐代诗文中隐转喻与转隐喻翻译的原则和路径
 

  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外诗歌中多存在大量隐喻和转喻,除了诗人追求语言修辞的唯美目的之外,还和诗歌体裁所要求的语言经济性以及新奇性有关。诗歌中的隐喻现象一直是修辞学家和哲学家的关注焦点,因为他们对诗性语言感兴趣,认为隐喻更能揭示诗歌的创造性,但对于转喻研究关注较少[7]。隐喻和转喻的修辞研究聚焦语言现象本身,强调这些现象的美学和诗学特征,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修辞语言和外部现实间的二元关系。但是修辞学观照下的相关研究没有触及隐喻和转喻形成的思维过程,换言之,未能把二者作为一种思维过程来理解,因此不可能厘清它们的本质。

  (二)认知视域下的隐喻与转喻

  20世纪80年代伊始,隐喻和转喻的研究跳脱了修辞学的藩篱,上升到概念层次,开始关注二者的心智属性[2]39[8,9,10]。隐喻和转喻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装饰,而是人的思维方式,是日常思考和谈话方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修辞语言和现实之间存在“认知”这样一个中间层次。隐喻基于相似性在本体和喻体间建立概念联系,而转喻则基于临近性在二者间建构概念联系。隐喻从源域向目标域映射的机制或是转喻在域内由一个喻体概念向本体概念映射的机制,能够从认知操作维度上解释隐喻现象和转喻现象的生成机制。

  概念转喻和概念隐喻两种认知机制在使用中体现了普适性和语言文化依存性的双重特征。所谓普适性是指映射机制、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的类型等方面存在跨语言文化的共性,而语言文化依存性主要意指二者在喻体的选择上存在文化专属的特质。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中的“比翼鸟”用来隐喻“恋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中的“青楼”用来转喻“歌姬和妓女”。“比翼鸟”和“青楼”分别是中国文化中传说的或实际存在的独有现象。“比翼鸟”和“恋人”间通过“性别相异的生物、互相恩爱、共同生活”等相似性构建概念联系,“青楼”的概念转喻类型是“场所代替场所中的人”(places for inhabitants)。“比翼鸟”和“青楼”的各自映射机制具有隐喻转喻认知操作的普适性特征,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专属表达,对于异域文化的听者而言,若单纯从字面理解,很难触及二者的喻指义。

  (三)隐喻与转喻互动:隐转喻与转隐喻

  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隐喻和转喻的区分似乎泾渭分明,实则不然。隐喻与转喻存在互动,二者间构成了连续体(continuum)关系[11,12,13]。两个实体间的概念关系可能更接近于转喻—隐喻连续体的某一端,这是因为“转喻的经验基础制约隐喻的源域及其映射的选择,抽象程度的高低影响着某一映射更接近某一端的程度”[14]。另外,“转喻为隐喻的两个概念域提供了相关的、有理据的连接”[15],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附加在临近性上,这就使得转喻和隐喻存在一定的融合倾向。因此,转喻和隐喻能够共现于同一个语言表达之中。

  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关系具有语境依赖性,也就是说,这种连续体关系需要借助历史文化、上下文等具体语境,通过包括词项在内的语言要素来表征。据此,本研究将经由二者互动后所形成的语言现象界定为隐转喻和转隐喻,在唐诗中多是基于隐喻和转喻思维操作的字、词或是短语,即词汇隐转喻和词汇转隐喻。对于隐转喻而言,隐喻概念映射是最基本的,即隐喻义出现在先。在具体语境下,具有隐喻义的词项被用来转指相关的事物,这时发生了转喻映射,转喻义出现在后。在这种互动关系中,隐喻为概念互动提供了基本模式,转喻操作起到辅助作用。总的来看,隐转喻现象更靠近隐喻—转喻连续体隐喻的一端,因此更多凸显的是隐喻特征。

  (1)“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筯应啼别离后。”(高适《燕歌行》)

  该诗中的“玉筯”就属于隐转喻。“玉筯”的基本义是玉制的筷子。玉筯和泪水间存在一定相似性:晶莹透明、成双出现等等。“玉筯”作为始源域和“泪水”所激活的目标域间构建了概念映射关系,在诗中隐喻泪水,具体喻指戍边将士妻子的眼泪。作为分别后哭泣这一事件的施事应是具有情感和理性的生命体,而泪水指的是泪腺中分泌的液体,所以在该诗具体语境下,将“玉筯”单纯理解成泪水,从句法和语义层面来看并不适切。诗人在隐喻概念基础上,辅以转喻操作,在整个诗歌语境的压制下,赋予了“玉筯”新的转喻义,即远征边塞兵将的妻子,转喻类型是所属物代替所有者(possessed for possessor)。

  (2)“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李白《将进酒》)

  该诗中的“钟鼓馔玉”是一种特殊隐转喻现象。“钟鼓”和“馔玉”作为并列成分,构成复合短语。二者的互动性体现在联合性上,即双方分别经过复杂映射,最终共同完成同一转指功能。“古时大宴会,常鸣钟伐鼓作乐”[16]。“钟鼓”是古时富贵之家宴请宾朋时的主要演奏乐器,在诗中首先转指全部演奏乐器,再进一步转指乐器所演奏的各种美妙音乐。因此,“钟鼓”是至少存在两次映射的链式转喻,分别形成了“范畴成员代替整个范畴”(member of a category for the category)和“工具代表产品”(instrument for product)的转喻类型。作为本体,“馔”指的是食物,作为喻体,“玉”是指精美玉器。二者主要基于“制作精美”“质优价高”等相似性来构建概念联系,形成本体和喻体共现的隐喻现象,喻指如玉器一样精美的食物。“钟鼓”和“馔玉”间的概念映射是独立的,但最终它们的转喻义“音乐”和隐喻义“美食”共同转指“富裕的生活”,属于“范畴的凸显特征代表整个范畴”(salient property for category)的转喻类型。尽管“钟鼓”是转喻表达,但和“馔玉”搭配是汉语偏好四字格的结果。总体来看,隐喻义出现在前,在该四字格短语中具有凸显性特征,转喻义依据语境推理出现在后,符合隐转喻的界定。

  转隐喻与隐转喻相反,即转喻义出现在先,隐喻义构建在后。在特定语境下,具有转喻义的词项被用来喻指相似的事物。换言之,在这一过程中,转喻概念映射是最基本的,隐喻操作在概念互动中起辅助作用。转隐喻现象在整体上来看还是转喻现象,更靠近隐喻—转喻连续体转喻的一端,隐喻性是结合语境深入推知的结果。

  (3)“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李白《清平调三首》

  诗中“红艳”是形容词,其中“红”是花色性质,标明其属性特征;“艳”是花色性状,标明其视觉特征。结合量词“一支”以及形容词“香”这些语境线索,按照用花的物理属性来喻指花儿本身这一映射机制,可以推理出“红艳”是转指园内鲜花。“红艳”是转喻,属于所属物代替所有者(possessed for possessor)的转喻类型。进一步结合《清平调三首》的创作背景,可以推及诗人李白用牡丹花来喻指杨贵妃。也就是说,在“花”所确立的源域和“人”所激活的目标域间存在隐喻的映射关系。但是如果忽略了最为基本的转喻操作,则很难识解诗中“红艳”的隐喻义。

  二、唐诗中隐转喻与转隐喻的翻译原则

  唐诗中存在大量隐喻和转喻现象,丰富了诗性语言内容,提升了诗歌美学质量。从认知语言学理论视角来看,这些现象反映了诗人概念化外部世界的方式。尤其一些汉语专属的隐喻转喻互动现象,更是彰显了独特的文化体验性特征。基于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体验,诗人的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操作保证了诗歌语篇中转喻现象和隐喻现象的生成,也保障了诗歌语篇意义建构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同时,这些现象的映射机制和互动机理也为读者和译者识解唐诗中隐转喻和转隐喻现象提供了推理依据。

  在翻译过程中,处理唐诗中隐转喻和转隐喻所应依规的原则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认知等效”[17]原则应该是处理这些隐喻转喻互动现象的首要翻译原则。这里强调的“认知等效”就是指译者主体,依据隐喻和转喻互动机制进行推理,在充分识解源语隐喻和转喻互动义的基础上,结合对译文读者隐喻和转喻识解能力以及识解方式的考察,按照目的语组配规约,将识解的隐转喻或转隐喻尽可能“复制”到译文中,使目的语读者获得和原语读者最大相似或最佳相似的体验性效果。

  “最大”和“最佳”两个限定词表明本文主张翻译中的等效或是对等不是绝对的,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具有量级性特征,这是因为语言本身的多义性和认知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语言形式与意义在涉及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与文化差异的语际转换中,只能是程度上的[18]44。对于隐转喻和转隐喻而言,目的语中也不具有在形式和意义维度上的绝对对等项,而尽可能在最大限度上将二者的互动义呈现于译文中,令目的语读者获得相应体验就应该成为翻译活动的旨归。

  基于“认知等效”原则来翻译唐诗中隐喻与转喻的互动现象具有一定必要性。“认知等效”原则强调译文的接受效果,这对于传播中国诗歌作品和传统文化具有现实意义。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分析,唐诗中很多承载中国文化的表达都烙刻着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的操作痕迹,能够归并为隐喻转喻的范畴成员。例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中的“画眉深浅”,“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中的“梨园弟子”,“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中的“蛾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中的“沾巾”,等等。在诗歌译文中呈现这些转喻和隐喻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传播诗人的体验、观点、感受,展现中华文化的异质性特征,最终助力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乃至“走进去”的目标。如何适切处理这些隐转喻或是转隐喻现象,让译语读者能够基于隐喻与转喻互动机制进行推理,识解这些特殊词项的概念化意义,进而理解中国古诗诗意,乃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就显得十分必要。

  “认知等效”原则指导隐喻与转喻互动现象的翻译具有可行性。“认知等效”原则主张以认知语言学理论假设和承诺为透镜,以源语和目的语语符及其组配规约为工具,将源语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认知方式等纳入考察维度。具体来讲,就是译者依据隐喻转喻互动机制对源语作品中相关项进行推理解构,并按同样机制在目的语中进行意义建构。这一过程外化为译者对译语文本中相关语言表达、语法结构进行的创造性调整,以适应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水平要求。翻译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心智活动,必定涉及大量的、看不见的认知方式”[19]。人类的思维、心智和概念存在共通之处,这一切的发生、发展都是基于我们与客观世界、自我身体以及心理世界的互动体验,这使得翻译具有现实层面的体验性。“认知等效”原则寻求的是源语语言与文化和目的语语言与文化在与世界互动体验时所遵循的共同原则或规律。隐喻和转喻的概念都是基于我们自身的体验建立;此外,隐喻和转喻的映射机制和互动机制在不同语言文化中具有普适性。这些共性特征是“最基本的、高度概括的基本原则和规律,铺就了人类有效交际的基础与前提”[18]45。从这个意义上说,译者能够识解源语作者的隐喻转喻互动义,也能将其“复制”到译文文本中,满足目的语读者的关联期待,使其付出尽可能少的认知努力,就能识解源语的转喻义、隐喻义,或是得到和源语读者同样的体验效果。因此,以等效原则为首要原则来处理唐诗中的隐喻转喻互动现象具有适切性。

  三、唐诗中隐转喻与转隐喻的翻译路径

  这些隐转喻和转隐喻现象处理的恰当与否会影响到唐诗的整体翻译效果。译者要识解唐诗中这些特殊语言现象,采取适切路径在目的语中来再现、更换或消解这些隐喻转喻互动关系。

  (一)隐喻和转喻互动关系在译语中的再现

  译者可以采取保留唐诗中转隐喻和隐转喻的喻体,在目的语中再现隐喻转喻的互动关系。这种方式是实现译语读者获得和源语读者最大相似体验的路径之一。

  (4)“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白居易《长恨歌》)

  译文:Flower-like face and cloud-like hair,golden headdressed,

  In lotus-adorned curtain she spent the night blessed.(许渊冲译)

  “云鬓花颜”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上,在诗歌语境下触发了转喻映射关系后形成的隐转喻。“云”和“花”构成了源域,它们的凸显特征要素向“鬓”和“颜”所激活的靶域映射,激活人们相似性的联想:秀发如云,貌美如花。诗人用该隐喻表达转指杨贵妃,属于部分替代整体类型的转喻(part for whole)。

  在翻译“云鬓花颜”时,译者可以保留源文的喻体和本体,将隐喻和转喻的互动关系在目的语中呈现。中西方文化中都存在把“头发”比喻成“云朵”,把“面容”比喻成“花儿”的用法,这是因为人们对这些本体和喻体间的相似性有着同样的体验性认知。许渊冲遵循了“认知等效”原则,将其译为“Flower-like face and cloud-like hair”,保留了本体和喻体,“移植”了原有的隐喻转喻互动关系。目的语读者能依据“face”和“flower”,“hair”和“cloud”,推知其间的隐喻关系;再结合上下文以及历史文化语境线索,还可识解“Flower-like face and cloud-like hair”转指Lady Yang。这样就实现了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最大的相似性体验。

  (5)“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

  译文:She whispers to him after touching up her face,

  “Have I painted my eyebrows with fashionable grace?”(许渊冲译)

  “画眉深浅”本义指眉毛画的浓淡,是转隐喻表达。“画眉深浅”此处转喻所化的全部妆容,属于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类型(part for whole)。诗人将自己的作品比喻成妻子的妆容,是诗人利用唐朝时参加进士科举的士子向名人行卷的历史语境和诗歌上下文语境进行隐喻思维的结果。中外文化的认知中“描画眉毛”都是化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及“画眉”,不同语言文化中的个体都容易联想到化妆,这是源语文本读者和译语文本读者分别依据转喻推理来理解“画眉深浅”和“painted my eyebrows”的相似体验性基础。但“画眉深浅”是中国文化中的专属表达,对于译语读者而言,因为异质性特征过强,理解起来存在障碍,所以许渊冲在译文后添加注释“The poet asks the examiner whether his work is up to the standard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这样补足的语境线索就为读者利用隐喻思维操作来推理“painted my eyebrows”的隐喻义提供了外部条件。保留源语喻体,再现源诗隐喻转喻互动关系是转隐喻翻译的有效路径之一。

  (二)隐喻和转喻互动关系在译语中的更换

  译者可以改变源诗中隐转喻或转隐喻的喻体,进而变更原有的隐喻转喻互动关系,即在译文中呈现新的隐喻转喻互动关系。这种方式也能够帮助译语读者获得和源语读者最大相似的体验性效果。

  (6)“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李白《关山月》)

  译文:Guards watch the scene of borderland,

  Thinking of home,with wistful eyes.(许渊冲译)

  “苦颜”是隐转喻。隐喻映射在由人的味觉器官所感知的对象“苦”和人的视觉器官所感知的对象“颜”所分别激活的源域和靶域间进行。“苦”是人体味觉器官系统对这种味道刺激产生的一种感觉。“颜”本义是指“额”,后来引申为“面容、脸色”。“苦”与“颜”组配到一起构成隐喻表达,喻指人的脸色难看,像是具有“苦味”的食物一样[20]114。诗人用“苦颜”转指驻守边塞的军士思念家乡的心情,属于结果代表原因的转喻类型(effect for cause)。

  许渊冲没有采取“a bitter look”这种保留源文喻体的方式,而是创造性地使用了更具诗性的“wistful eyes”(伤感的眼神)。眼睛(eyes)是视觉器官,中西方共同将其视为心灵的窗户,透过眼睛可以发现人的内心活动[20]114。限定词“wistful”具有“伤感的”含义,形容人的情感。该词的语义以及中外文化中眼睛作为情感之窗的相似性联想共同作用,使得“wistful eyes”成为省略了喻体“windows”的隐喻表达。通过诗歌的语境线索,译文读者能够推理出“wistful eyes”转指边疆军士的思乡之情。译者用了新的隐喻关系替换了源语中的隐喻关系,但保留了源语中的转喻关系。这种变更源语中隐喻转喻互动关系的方式也能帮助译语读者获得同样的体验性效果。

  (7)“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白居易《长恨歌》)

  译文:The moon viewed from his tent shed a soul-searing light,

  The bells heard in night rain made a heart-rending sound.(许渊冲译)

  “肠断”是转隐喻表达。首先,“肠断”转指“肠胃不适”这种生理反应,前者为果,后者为因,属于结果代替原因的转喻类型(Effect for cause);其次,在中国文化里,人们在长期与自己身体和心理世界互动过程中,选择将“肠断”所激活的生理反应认知域作为源域,将“悲痛”所依存的心理反应认知域作为目标域,在二者之间建立了隐喻概念映射关系,生成了“悲痛”的隐喻义,并将其规约化。晋·干宝《搜神记》卷二十记载:“临川东兴,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将归。猿母后自逐至家。此人缚猿子于庭中树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颊向人,欲乞哀状,直谓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击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此人破肠视之,寸寸断裂。”这一典故又强化了“肠断”所具有隐喻转喻互动关系,使之成为中国文学作品中专属的转隐喻表达。

  不同语言文化中对于转喻和隐喻喻体的选择存在一定的文化偏好。就悲痛这一心理反应认知域而言,其所关联的生理反应认知域存在诸多选项,如“呕吐”或“心脏不适”等。“肠断”在英文中没有对应项,因为该词没有进入英语文化转喻喻体的选项范畴,所以如果在译文中保留“肠断”这一喻体会引起译语读者的误解。许渊冲采用“heart”这一新喻体来呈现转喻隐喻互动关系,但与源语转隐喻的互动关系相比却发生了变化。在生理科学和心理科学不够发达的时期,中外文化都把心脏视为情感的容器,因而产生了心脏指代各类情感,属于“容器代所盛物”(container for content)的转喻类型。许译文的“heartrending”把情感比喻成易碎的物体,隐喻“悲痛伤心”。这样的处理方式,同样能使译文读者体验到诗歌所描述的悲伤心境。所以,在译文中采用新的喻体,变更转喻隐喻的互动关系也是翻译转隐喻的有效路径。

  (三)隐喻和转喻互动关系在译语中的消解

  隐喻转喻互动关系在译语中的消解是指隐喻或转喻在目的语中不存在对应项,译者找不到新的适切隐喻转喻替代项,只能对源语表达项采取空集化处理而导致源语中转喻和隐喻的互动关系消失。这是实现译文读者和源文读者一样获得最佳体验效果的翻译路径。

  (8)“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白居易《长恨歌》)

  译文:She bathed in glassy water of warm-fountain pool

  Which laved and smoothed her creamy skin when spring was cool.(许渊冲译)

  “凝脂”属于中华文化特有的隐转喻表达,在诗中先是隐喻女性肌肤,后又转指杨贵妃。“凝脂”本义是指凝固的油脂,色白细腻,常用作喻指貌美女性。这是中华民族基于长期生活实践经验概念化的结果,但英语文化中却没有与之对应的表达。许渊冲采用“creamy skin”翻译“凝脂”,虽然译文仍存在英语文化特有隐喻性思维———将肌肤比喻成亮白乳脂,但是囿于英语句法规则限制,译者不得不填补限定代词“her”。在主语she与限定词her这些语境线索的明示下,译语读者不需要转喻推理,就能明确“creamy skin”的喻指对象。这样诗中隐喻转喻的互动关系就被消解了,但译语读者也能借助cream和skin所建立的隐喻联系,和源语读者一样认知杨贵妃的美。

  (9)“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李白《清平调三首》)

  译文:She is a peony sweetened by dew impearled,

  Far fairer than the Goddess bringing showers in dreams.(许渊冲译)

  “红艳”在诗中属于转隐喻表达,具体生成机制在例(3)中已做了说明。诗人借助语言表达所激发的动态感官图示以达其意[21],我们可以按照转喻隐喻互动关系推理出诗人先用“红艳”转指园内牡丹,再用牡丹隐喻杨贵妃。

  英语语境下red和bright-colored与花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单纯呈现于译文中,读者很难将其与花关联到一起。许渊冲在译文中去除了转喻思维,只通过“apeony”来保持隐喻映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源语转喻隐喻互动关系就被消解掉了,但中外文化都存在将女性比作花的隐喻性认知,所以译文读者同样能够获得最佳的体验效果,明晰杨贵妃如花般的美貌。因此,对于这种译语中既不存在对应喻体又无适切替换喻体的转隐喻,最佳的翻译路径就是“牺牲”原诗中转喻和隐喻的互动关系。

  四、结语

  唐诗中存在大量隐转喻和转隐喻现象,多出现在词汇短语层级,是诗人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操作互动的结果。其中,因隐喻概念映射起到最基础作用而凸显其高度隐喻特征,但由具体语境助力又触发转喻映射而产生转喻义的是隐转喻。简言之,隐转喻现象中隐喻义凸显在前,转喻义推理在后,并与语境高度关联,反之,则是转隐喻现象。翻译这些唐诗的隐喻转喻互动现象,要以追求“认知等效”为首要原则,强调译文读者获得和源语读者体验的最大和最佳相似性。在认知等效原则辖制下,可以采取保留源语喻体以及隐喻转喻互动关系、变更喻体以及隐喻转喻互动关系、舍掉源语喻体以及消解隐喻与转喻互动关系等三种可行路径来处理唐诗中的隐转喻和转隐喻。唐诗中隐喻转喻互动现象的翻译原则和处理路径对其他古诗词曲中同类现象的翻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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