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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交话语英语翻译的体认本质和实践

时间:2021-03-17作者:任庆亮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我国外交话语英语翻译的体认本质和实践的文章,外交话语是一个国家外交思想的重要载体。具体而言,“外交话语属于机构话语中的政治话语,是指外交主体为表达自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及其话语行为,主要包括关于外交理念或外交政策的国家

  摘    要: 外交话语是一个国家外交思想的重要载体。中国外交话语的特性决定了外交话语英译的体认本质。将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引入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为例,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外交话语英译所发挥的体认功能,旨在提升对外交话语英译的体认认识。总结外交话语英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以拓宽翻译研究思路,推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关键词: 外交话语; 体认本质; 翻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Abstract: Diplomatic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a country's diplomatic thou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determine the embodied-cognitive essence of its translation. With the core principle of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namely “reality-cognition-language”, being introduced in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plomatic discourses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positive and negative, aiming at enhanci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and summarizing the principl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diplomatic discourses. Further, by doing so,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oreign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 Diplomatic discourse; embodied-cognitive nature; translatio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外交话语是一个国家外交思想的重要载体。具体而言,“外交话语属于机构话语中的政治话语,是指外交主体为表达自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及其话语行为,主要包括关于外交理念或外交政策的国家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国家间条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外交谈判、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等”[1]。中国外交话语既有汉语的表达特性,又有政治话语的敏感性、含蓄性等特点。近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大国外交”政策的不断深入,中国在渐渐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外交话语的建构、翻译与传播也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翻译界,以往对外交话语的研究主要以考察如“中国梦”“小康社会”“一带一路”等某些特定话语的使用语境、文本概念、指涉对象及其翻译方法为主。在评述的视角上,学者们主要借用语言学、传播学和修辞学相关理论,讨论外交话语的理解、翻译与传播。整体来看,“外交话语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该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待拓展和深化”[1],特别是有些研究重“应然”评介、轻“实然”描写,重理论勾勒,轻实证分析,很少从体认层面对外交话语的产生、理解、翻译和接受做出系统的认识。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在表征形式,同时,人类语言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也成为“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之一。纵观学界,人们对语言研究的历史可谓是人类语言史上的一面旗帜。“中世纪的‘神本位’思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哲学’、索绪尔的‘先验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以及雷柯夫、约翰逊等提出的‘体验哲学’”[2]等学说,体现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孜孜探求。为“批判索、乔二氏基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语言观,以区别于其他有关语言的认知研究,凸显理论建构中的唯物论和人本观”[2],以王寅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将认知语言学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ECL”),拓宽了当代语言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的视野,意义重大。
 

我国外交话语英语翻译的体认本质和实践
 

  体认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在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3],强调认知主体、认知对象和认知结果及其表达形式,即语言的互动统一。众所周知,随着世界各国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翻译早已超越传统的文本转换行为这一狭隘的定义,而被赋予了国与国之间传递外交理念、实现外交诉求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在外交话语的翻译实践中,“译有所为”的呼声与期待已越来越强烈。因此,外交话语独有的思维转换特点与其深刻的实践指向,意味着外交话语的英译必然离不开译者基于话语原文的再体验、再认知、再表达。外交话语英译的成功离不开译者能动的体认思考。

  一、外交话语英译的体认本质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世界,却能反映出认知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外交话语是话语言说主体有意识的语言运用,既具备语言本身的使用属性,又承载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因此,对外交话语的理解和翻译必须全面把握其话语内涵、使用语境和接受效果。近些年,中国外交话语“四个自信”“一带一路”“同志”“两学一做”等,反复出现在党政领导人的讲话与着作中,这些外交话语的表达式简单凝练但内涵丰富、可阐释程度高,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话语“高度归纳概括性、时代鲜明性、涵盖全面性及语言大众性的特点”[4]。因此,如何忠实、准确而又有效地传达话语言说者的表达目的,是每一位翻译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必须面临的挑战。

  根据体认语言学的观点,“语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批判上帝创造语言的观点),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批判语言天赋观),而是基于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5],在翻译中国外交话语的过程中,译者必须重视原文即待译外交话语的产生历史和使用习惯,充分认识该表达背后的汉民族的社会实践经历。之后,译者再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考虑译文读者群体的认知习惯基础上,识解原文,产出译文。以“四个自信”为例,“四个自信”最早是在2016年7月1日由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具体而言,包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时间跨度上看,这是对前期“三个自信”的丰富和发展,与党的众多思想、理念的发展轨迹一致。但从具体内涵上看,道路自信指的是什么道路?理论自信具体是指什么理论?……因此,倘若不顾外交话语产生的历史实践,直接翻译为“Four confidence”,难免表面上做到了文本的语言转换,却未传递出原文的实际概念,更会让异域读者一头雾水。因此,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的引入,有利于译者在翻译时基于外交话语产生的实践背景以及译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完整、准确地译出原文的原型意义、内涵意义和概念意义。下面本文将详细论述体认语言学中“体认思考”对中国外交话语英译的启示。

  二、外交话语英译的体认实践

  体认语言学强调人这一认知主体在语言产生和运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即人类的社会实践是语言形成的源泉。不同民族的实践共性,如农业上的春种秋收、生理上的新陈代谢等,为各民族的言语交际提供了可行性基础。同时,语言的使用、接受又与认知主体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息息相关,甚至是同一个事物、同一种文字符号可能会被不同认知主体赋予不同的意义。体认语言学所倡导的语言“理性”的一面,为言语理解的不确定性以及翻译过程中重视不同读者群体认知方式的差异提供了理论前提。因此,体认语言学“现实—认知—语言”这一原则“很好地揭示了认知语言学理论的本质,说明了现实、认知和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对认知语言学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6]。

  体认语言学对体认者、客观世界、语言的深刻阐释在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语言本质的同时,也给译者的翻译行为带来了新视角。“语言的原始功能是作为一种行动方式,而不仅是思想的对应物。”[7]众所周知,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其“不可避免地涉及至少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传统”[8]。因此,为有效实现话语的言说意图、发挥翻译的跨文化交际作用,在体认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下,王寅教授提出了“翻译的三层次观”。具体而言,它包括现实层面(语境层的现实描述)、认知层面(概念意义的表达)和语言层面(字面意义的转换)。本文在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外交话语的英译做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总结体认语言学关照下外交话语英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

  (一)忠实原文,再现外交话语的字面意义

  “译”者“易”也。长久以来,翻译被看作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而译者是确保跨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摆渡人”。因此,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作者、忠实地传达出原作者在原文中意欲表达的思想内涵成了译者的首要任务。根据上文对体认语言学“体认观”及其翻译观的阐释,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共同体验为不同民族交流的实现提供了土壤,同样,也为译者忠实地译介原文,引发译入语读者的共鸣带来了便利。外交话语及其英译更是如此。

  例1:“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9]28

  译文:“Mao Zedong said, ‘We Communists are like seeds, and the people are like the soil. Wherever we go, we must unite with the people, take root and blossom among them.’” [10]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是了解我国大政方针的窗口。其英译本在2014年一经推出,便得到了世界其他各国的密切关注,可谓是我国外交话语有效传播的典范。习总书记的最大的语言特色就是亲民性。他善于通过运用群众耳熟能详的生活化语言以及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等来阐明严肃、宏大的政治话题,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质的外交话语表现形式。例1中,习总书记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将共产党人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理念隐喻为“生根、开花”这一植物生长过程。由于不同民族具有共通的农耕常识,且对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均有了解。因此,在不影响译文读者理解的前提下,译者将其处理为“take root and blossom”,忠实地再现原文外交话语的字面意义,既保留了习总书记的话语特点,又有利于“较好保留原文意象,使译文与原文在语言表达上取得最大限度的一致,较好传达了原文词汇的表达风格”[5]。

  例2:“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9] 96

  译文:“We must grasp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entral task, promote sustained and sound growth, and ‘make the cake bigger’, thereby laying a more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greater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 [10] 10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及其英译本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是展现我国国家领导人治理理念的重要载体,对构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外交话语传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例2中,为引起听众共鸣,实现交际目的,习总书记运用生活化语言,将推动经济发展、让更多老百姓受益的执政理念比为“做蛋糕”,生动形象。在英语世界中,蛋糕(cake)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且制作蛋糕的方法也是家喻户晓,常用“make a cake”“a piece of cake”等。因此,共同的社会实践经历,使“做蛋糕”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读者群体中不存在较大认知差异或理解困难。所以,译者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将“把‘蛋糕’做大”处理为“make the cake bigger”,既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又最大限度地确保译文读者能够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阅读感受。这样的翻译观反映了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中语言层面翻译方法在中国外交话语英译实践中的应用。

  (二)认知加工,传递外交话语的概念意义

  翻译不仅是跨语言的文本转换行为,更是跨文化的社会交往活动,其牵涉多方面要素。翻译行为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因为,除原语文本(original text)、译入语文本(target text)、译者、读者以外,翻译还受到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翻译中的“忠实”(faithfulness)是相对的、是多面的。同时,体认语言学倡导,语言既带有认知主体相似的社会实践经历的共性标记,也受到不同认知主体不同认知方式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所以,译者在处理待译文本时,必须深入文本,在了解文本的字面意义的同时,还要超越文本,把握文本之外的隐含意义。这就要求译者付出更大的认知努力,才能做到“译有所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是我国外宣翻译的一部分,书中众多的外交话语带有强烈的汉民族思维特点。译者要想全面、准确地再现原文的文本内涵与政治意义,就需要具备良好的“体认”意识。

  例3:“因此,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决策,想好了、想定了就要决断,不然就可能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甚至可能付出更大代价。”[9] 122

  译文:“Hence, we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and adopt a proactive strategy. As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ies of great strategic value to our country and nation, we should make up our minds and act without any hesitation. Otherwise, we will let slip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and may even have to pay a higher price. ”[10] 134

  例4:“科技体制改革要紧紧扭住‘硬骨头’攻坚克难,加快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科技体制改革各项任务落到实处。”[9] 125

  译文:“While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we should prepare ourselves to solve difficult problems, and implement the relevant decisions made 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10] 138-139

  汉语是典型的意合语。与重视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形合语,如英语相比,汉语语义的表达注重宏大语境的制造,常使用一些熟语、四字格等文化负载词。此外,中国外交话语还具有“政治敏锐性比较强;寓意深刻、富有新意;语言结构上简洁明了、短小精悍但语义高度浓缩”[11] 等特点。因此,为准确再现原文的外交话语内涵和政治意图,译者需要考虑语言产生、表达与接受过程中不同认知主体的认知差异,这就是体认语言学翻译观的认知层面。例3中,习总书记为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培养敢为人先、说做就做的事业心,用到了“先手棋”和“主动仗”的隐喻表达,彰显了尽早决策、尽早行动的紧迫性。其实,这样的隐喻表达式在汉语中比比皆是,如“全国一盘棋”“翻身仗”“杀出一条血路”等。这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在原文读者群体中不存在理解困难或歧义。例4中四字短语“攻坚克难”也是如此。汉语习惯采用四字成语的形式,以增强气势。甚至即使出现如“攻坚克难”这类的同义复指或表达重复也在所不惜。但是,英语是形合语,注重语言结构的理性分析,强调概念的唯一性、排他性。基于这样的思维习惯和认知差异,若译者直接将“先手棋”和“主动仗”中的“棋”和“仗”分别处理为“chess”和“war”难免会引起误解,也极有可能落入某些极端反华势力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圈套。这不利于传达中国外交话语的真实内涵,不利于中国对外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因此,译者舍弃原文的隐喻修辞,将“先手棋”和“主动仗”意译为“take the initiative”“adopt a proactive strategy”,有效地规避了雷区 。同理,翻译“攻坚克难”时,译者舍弃了原文的重复表达,将其译为“solve difficult problems”,既诠释了其核心意义,又符合英文读者“忌重复、尚简洁;忌夸张、尚平时”的认知习惯。所以,译者在进行外交话语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字面义,更主要的是要译出其所表达的原型性认知义。字面表达是传递认知意义的载体,后者才是核心部分”[5]。

  (三)关照受众,再塑外交话语的现实描述

  外交话语来源于认知主体的现实体验,又反过来被用来描述人类的实践活动与场景。每个外交话语表达式都有其特定的实践来源。同时,外交话语及其英译文的接受又与受事主体的主观判断、实践经验、认知方式、理解语境等密不可分。因此,译者在翻译时,既要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更要关照受众,注重对文本背后所述的现实世界的诠释。

  长久以来,汉民族讲究托物言志、情景交融,将语言视为直抒胸臆、表达理想最为直接的媒介。因此,汉语的语篇强调对文本中心意义相关语境的描写,以求烘托气氛,为引发听众的共鸣做铺垫。政治家的相关讲话、着述更是如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收录了习总书记2013年前后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讲话等。书中众多外交话语的表述,如“中国梦”“一带一路”等都具有鲜明的现实场景标记。因此,译者需运用多种翻译方法,“通过字面表达理解认知义,再融入现实语境,既要译出其认知意义,也要做出应景性解读,兼顾到语用角度”[5]。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同志”一词的英译为例。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同志”一词共出现102次,因上下文语境略有不同,每次语义指代也有较大差异。据李媛的统计,“‘呼语单用’出现 5 次,‘全党同志’出现 23 次,‘姓名 + 同志’出现 53 次,‘定语 + 同志’出现 8 次, 以及‘不明确限定语 + 同志’出现 13 次”[12]。由于该词特定的文化标记以及在原文所营造的不同现实场景,在翻译时,译者采取了多种翻译方法,如用“comrades”或“friends”来表示称呼语语境中的“同志”,用“all Party members”来表示说话者对听众身份的认同,用“Comrade + name”或 “name” 或“rank + name”来表示强调彼此的使命与责任,用“colleague”或“people”来表示泛化的寒暄。这样翻译,主要是提醒读者注意,并无特殊的政治含义。因此,针对原文中同一种话语表达,译者可根据其使用的语境以及所描述的现实场景的差异,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如直译、意译、套译以及泛化陈述等,使其所描述的不同场景下的“认知义更为具体和直观,以能保证读者较好地理解作者原意”[5],引发异域读者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认同。

  三、结语

  外交话语的体认本质决定了外交话语英译,归根结底是译者对原文所承载的认知主体的现实体验与认知加工经历的再体验、再认知、再建构。要准确传达外交话语的文本意义并实现其政治功能,译者必须深入文本并超越文本,了解语言产生及其使用的社会体验背景与认知主体的思维差异和认知努力。进而提升对外交话语英译的体认认识,综合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再现外交话语的字面意义、概念意义与现实描述。因此,在深刻把握、认识语言本质的基础上,将体认语言学的“体认思考”引入外交话语英译过程,不仅有利于我们为译者不同的翻译方法正名,而且能够拓宽翻译研究思路,为推动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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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李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同志”一词英译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9,30(3):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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