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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现状及评析

时间:2020-07-23 08:59作者:胡作友 王文君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国内外《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现状及评析的文章,《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不仅能考察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态度,而且有利于“中国文论走出去”,有利于我们自身文化体系的建构。

  摘    要: 本文在回顾和梳理《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主要成就的基础上,勾勒了该项研究的发展轨迹和现有特点以及现有主要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在国外主要针对施友忠译本,在国内主要针对宇文所安译本和杨国斌译本,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等,呈现出研究成果稀少、理论维度不足、学科意识不强、研究队伍不齐、研究对象有限的面貌;未来的研究应该开拓研究空间,拓宽研究视野,扩展理论维度,强化学科意识,壮大研究队伍,扩大研究对象,并在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译学历史研究的深化、跨学科研究的创新上砥砺前行,继往开来,深化发展。

  关键词: 《文心雕龙》英译研究; 回顾; 展望;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the main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this paper outlines its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present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problem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mainly focuses on Vincent Y. C. Shih's translation abroad, and on Stephen Owen's and Yang Guobin's translations in China. The research content mainly includes translation thoughts,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scarce,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is insufficient, the discipline consciousness is not strong, the research team is not large and the research object is limite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widen the research space, broaden the research horizon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widen the dimension of theory, strengthen discipline awareness, enlarge research teams and expand research objects so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deepening of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he inno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can be strengthened to make continuous progress.

  Keyword: research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retrospect; prospect;

  到目前为止,《文心雕龙》的英译本共计十五种,代表性译着包括施友忠(Vincent Y.C.Shih)译本: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黄兆杰译本: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译本:Wenxin Diaolong;杨国斌译本:Dragon 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1]91《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主要围绕上述代表性译着展开。

  一、国外《文心雕龙》英译研究

  在国外,《文心雕龙》研究为《文心雕龙》英译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广阔的背景。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杜克义(T?kei Ferenc)的研究,他专门论述《文心雕龙》的作品是《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2]。杜克义精通文类研究,他从刘勰所处的时代入手,从“文”和“笔”的探讨逐渐过渡到《文心雕龙》的文类理论,文类研究视角使之在众多研究中脱颖而出。

  刘若愚(Liu,James J.Y.)着有《中国文学理论》[3],专门探讨《文心雕龙》研究。他指出,文学的形上概念在《文心雕龙》(The Literary Mind:Elaborations)中表现得最透彻,《文心雕龙》是中国形而上学理论的代表作。刘若愚借用西方的理论框架分析《文心雕龙》,开辟了龙学研究的新视野。
 

国内外《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现状及评析
 

  蔡宗齐是美国汉学界着名学者,2001年,他主编的Chinese Literary Mind:Culture,Creativity,and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4]是英文世界第一部系统研究《文心雕龙》的专着,是自刘若愚以来美国学界有关中国文学理论的一部影响深远的着作。

  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读本》[5]中专门谈到了《文心雕龙》,他指出,刘勰高超的修辞技巧,让该书具备了明显的“学院”特质。宇文所安采取双向阐释的办法,从特征角度入手,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相比较,把《文心雕龙》置于更广阔的研究背景下,既对中国文论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又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国外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脱胎于《文心雕龙》研究,走的是一条从单列译文研究到译本研究的缓慢发展道路。1952年,哈佛大学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教授在《东方研究会刊》发文探讨休斯(Ernest Richard Hughes)的《文心雕龙》英译[6]。休斯翻译了西晋陆机的《文赋》,1951年于纽约出版,后附英译文中包括《文心雕龙》首篇《原道》[7]130。海陶玮教授将这一单列译文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了《文心雕龙》的特点,具有开创性意义。

  随着施友忠译本的问世,《文心雕龙》英译研究进入译本研究时代。林其锬指出,施译本是当时西方学者研究《文心雕龙》的主要版本,对于《文心雕龙》在海外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71。关于施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译本质量的批判上。例如,海陶玮在肯定施译本开创性的同时,指出施译本的不足之处[9];霍克斯(David Hawkes)提出,施译本不仅在专有名词处理方面存在缺漏,而且没有从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史的角度来说明刘勰所处的时代,从而降低了施译本的阅读性[10];侯思孟(Donald Hotzman)批评施译本存在书名翻译缺陷、术语表不充分、注释不全面等缺憾[11];柳无忌在肯定施译本开创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其译文的冗长以及误译和漏译等问题[12]。施译本一时成为《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主要对象。

  比较而言,关于宇文所安译本的研究较少。1994年,英国学者卜立德(David E.Pollard)针对宇文所安译本在《中国月刊》(英国)发表研究论文[13],论述了宇文所安双重身份对其翻译的影响。他指出,正是译者的大学老师身份,才使其对中国文论十分熟悉,在翻译时如鱼得水,译作符合读者(美国大学生)的期望,成为受人欢迎的学者型翻译力作。

  二、国内《文心雕龙》英译研究

  国内对《文心雕龙》英译的研究是针对前述代表性译本展开的,可以分为单译本研究、多译本研究、比较研究和体系化研究。

  (一)单译本研究

  单译本研究指以单个译本为研究对象的英译研究,集中于宇文所安英译本、施友忠英译本和杨国斌英译本,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和翻译理念。例如,针对宇文所安译本,高超探讨了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阐释[14];胡作友、刘梦杰以宇文所安译本为例,对《文心雕龙》英译中的陌生化策略进行了分析[15]。针对施友忠英译本,胡作友和张丁慧从权力话语角度进行解读,认为施友忠打破了西方强势话语,通过适宜的传播策略,在异域文化语境中重构了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16]。针对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禹一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杨戴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思想、审美意识、人格修养及其所译作品对译入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17]。

  (二)多译本研究

  多译本研究指以多个译本为研究对象的英译研究,以几部专着为代表,都是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这些专着往往从某个理论出发,对前述代表性译本进行专门研究,主要有刘颖[18]、钟明国[19]、施佳胜[20]。刘颖的《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对《文心雕龙》的译介、评论和引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以比较的方法分析了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的研究状况,阐述了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的特点。钟明国的《整体论观照下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以有机整体观对《文心雕龙》的英译进行了研究,剖析了《文心雕龙》两种不同类型英译的得与失,考察了中国古典文论运用于翻译批评的可能性。施佳胜的《经典、阐释、翻译——〈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以阐释学为理论指导,讨论了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与《文心雕龙》的翻译,着重探讨了阐释学对《文心雕龙》英译的影响。

  (三)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译本进行对比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翻译原则、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例如,杨国斌就《文心雕龙·神思》对比了施友忠、杨宪益和黄兆杰的译文,并探讨了译文的风格、文体与时代的关系问题[21];施加胜选取宇文所安、施友忠和杨国斌译文,从翻译的方向性对《文心雕龙》英译进行了研究,认为逆向翻译和直接翻译都是有效的翻译[22];胡作友等选取宇文所安和杨国斌译文,从翻译目的论探讨了《文心雕龙》的英译,认为译者在保证充分性的前提下,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是达成翻译目的的有效手段[23];胡作友等还从厚翻译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宇文所安的策略是为西方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提供东方的思想架构,杨国斌的策略更加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24]。

  (四)体系化研究

  《文心雕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龙学”,龙学研究的热度一直不减,也渐渐形成了体系化研究趋势。关于《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省部级和国家级立项不断涌现,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家及地方政府对《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重视和支持。鉴于省部级项目较多,这里不作概述。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国家级立项,已有20多项,其中探讨《文心雕龙》翻译的国家级项目至少有以下5项(表1):

  表1 国内《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国家级项目概况
表1 国内《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国家级项目概况

  由表1可知,我国《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立项始于2001年,截至目前共有5项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可见立项难度较大。前两个项目与翻译的关联度较小,后三个项目与翻译的关联度较大。我国《文心雕龙》英译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小环境下近年来《文心雕龙》英译研究迅速发展的刚需;另一方面是大环境下,文学界、外语界、翻译界科研人员研究热情的高涨以及国外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不断发展提供的智力支持。以2017年的项目为例,项目主持人针对宇文所安译本、杨国斌译本和施友忠译本,从翻译策略[25]到诗学改写[26],从话语建构[16]到读者分析[27],从美学思考到意识形态考察[28],从语用分析到译介模式[29],从阐释学运用到副文本分析[30],对《文心雕龙》话语体系英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中国典籍英译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三、《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现状解读

  许钧教授指出,翻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翻译技巧、方法研究(具体的,应用型研究);二是翻译理论研究(抽象的,基础型研究);三是翻译文化史研究[31]。笔者研究发现,《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1.句法研究。《文心雕龙》距今历史久远,语言艰深,句式复杂,晦涩难懂。骈句不仅是全文的语言特色之一,也是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之一,进行句法研究有助于还原原作的艺术特征,提高译文的质量。例如,蒋哲杰就《文心雕龙》句法结构对英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32,33]。

  2.英译难点研究。此类研究主要关注术语多样性、中西文论术语差异性、原作内容复杂性、叙述方式的古典特征等方面。例如,施佳胜对“文”“文德”“气”的解读与英译进行了研究[20],钟明国对《文心雕龙》英译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探讨[34]。

  3.译介传播研究。《文心雕龙》译介研究主要是关于《文心雕龙》在国内外的翻译和研究情况,是各项研究中的基础研究。例如,刘颖梳理了《文心雕龙》的英译及其研究成果[35],戴文静对《文心雕龙》在北美的翻译与传播情况进行了研究[36]。

  4.文化研究。此类研究的视角包括文化特色、文化缺省和权力话语的建构等。《文心雕龙》作为古代文论的集大成者,代表了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化的发展巅峰,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不容低估。同时,它又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从文化角度解读《文心雕龙》英译非常有必要。例如,胡作友、张小曼曾就《文心雕龙》英译保留文化特色和异质性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37]。

  5.翻译特色和风格研究。翻译特色研究是关于《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特色以及其他与《文心雕龙》英译密切相关因素的研究,例如钟明国对西方《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评估[38]。翻译风格研究是就翻译者的文化背景、语言修养、个人爱好等等所形成的翻译个性与特色的研究。翻译是译者与原作多次交流的过程与结果,既要保留原作的韵味,又要有自己鲜明的翻译风格。对于译者来说,风格的形成是其重要的成就。例如,禹一奇对杨宪益翻译风格的研究[17]。

  6.翻译策略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例如,范祥涛以《文心雕龙》英译为例,说明了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及其制约因素,为典籍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39]。

  四、《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简评

  综上所述,《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问题:

  1.研究成果不足,研究空间广阔。《文心雕龙》有节译本,也有全译本,现有研究表明,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是富有成效的。从《文心雕龙》英译研究整体发展走向来看,其总体境况是积极的,前景是可期的。但是,与系统的“龙学”研究相比,或与其他典籍英译研究相比,“龙译”研究相差甚远,与“龙学”所拥有的学术地位不匹配。首先,《文心雕龙》英译本的数量与其他典籍英译相比,如《论语》《诗经》《水浒传》等,显得少了一些。据统计,《论语》英译本已有50余种,而《文心雕龙》仅有15种,其中,全译本只有3种,其他的均为节译本,未来呼唤更多的全译本问世。其次,《文心雕龙》英译研究成果不足。西方《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历史较短,最早的一篇论文是1952年哈佛大学海陶玮教授发表的以休斯译本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从前文的分析及中国知网查询可知,国内有关《文心雕龙》英译研究成果不容乐观。显而易见,学术界对《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关注度不足,未来只有提高学界对《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兴趣,扩大研究队伍,才能扭转这一局面。但从另一方面看,《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空间广阔。

  2.理论意识有待提高,理论深度有待挖掘。对于国内译学研究,胡开宝、韩洋认为,我国翻译研究重视应用性研究,而轻视理论研究[40]。《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也有这一特点,缺少理论挖掘和开拓。有些研究并非立足于第一手资料,提出的观点创新度不足,论证也有敷衍了事现象存在,这使研究的理论价值打了折扣。不过,这并不仅仅是《文心雕龙》英译研究才会出现的现象,在各类研究中都会遇到相似窘境。从事《文心雕龙》英译研究者,只有胸怀理论意识,才能提高研究的理论水平和理论价值;只有不断提高理论的深度,扩大理论的维度,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显示出高度,也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从而扩大研究的影响,这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

  3.学科意识不强,体系化研究有待加强。学科意识不强,无从凝聚研究队伍,也会对整个研究成果造成不良的影响。许钧、穆雷指出,缺失了学科的定位与支持,学术研究就缺乏各种学术资源,学术人才的培养也没有了师资、生源和相关院系与课程的支撑,发展的道路会更加举步维艰[41]12。在更宽阔的研究视野内,《文心雕龙》英译研究还未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紧密相连。一方面,当下国内还未构建一套完整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理论系统。目前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建立在前辈们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上文所涉及的论文有的也是从西方理论出发或者在已有结论基础之上的补充阐释。另一方面,《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集大成者,极具古代中国的文化特色与机理,那么《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必然存在和西方文论研究不同的特点。重中之重,要把《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做成一门有品位的学问,指引和激励“龙译”学者持续推进体系化研究。只有“龙译”学者真抓务实,吸取其他学科发展的研究成果,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心雕龙》的英译研究才能得到持续发展。

  4.研究对象有限,研究规模有待扩大。《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在研究视野上急需拓展。研究视野的限制一方面表现在关注的研究对象有限,目前的研究重点仅限于宇文所安译本、杨国斌译本,而其他译本如施友忠译本、黄兆杰译本、王佐良译本很少有研究或没有研究,如此何谈《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还表现在研究类型的单调上。从研究类型来看,述评、点评、比较是目前研究的主流,尚未发现有深度的跨学科研究和语料库研究等。此外,《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多是小规模研究,缺乏较大规模的团队合作研究。即便是得到项目支持的研究,其主要研究人员仍非常有限,仅限于几个重点研究人员,研究队伍也急需扩大。

  五、未来的研究展望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作为肩负跨文明对话使命的翻译人员,我们应该对中华文化抱有一种危机意识,自觉承担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责任,真正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心雕龙》的英译研究有利于打破中国当前的文论失语症,有利于东西方世界展开文论的交流与对话。《文心雕龙》英译及其研究相对滞后,原因是复杂的,简单地归咎于任何方面都有失公允。我们认为,未来应该在以下方面加大研究力度:

  1.研究理论的开拓。西方翻译理论的引入为国内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开拓了多种新的道路,有利于冲破长期封闭的理论界限和翻译研究。但是中西文论的产生各自有其不同的源头与特点,其英译研究也千差万别。因此,学者在进行译学研究时要做到两全其美,《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也是这样。《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势必要建构一套适合其自身的理论系统,因为不同学者的文化身份、研究目的、研究习惯截然不同,读者的期待和感想也迥然相异,所以,以此为基础的英译研究结果也天差地别。学者要在融合《文心雕龙》英译不同特点的根基上,建立起一套适合《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系统理论或理论系统。

  2.译本研究的扩展。现有的译本研究比较集中,集中力量容易出成果,但是在无形之中也限制了其他译本的研究。《文心雕龙》的英译本诞生于不同的时代,译者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意识形态也有差异,研究的结果自然不同。未来的研究除了继续深挖宇文所安译本、杨国斌译本外,也要花大力气研究施友忠译本、黄兆杰译本、王佐良译本、杨戴译本。每一个译本都是《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一个矿藏,都值得未来的学者去研究、去挖掘。

  3.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翻译研究既要关注微观的语言研究,也要关注宏观的文化研究。翻译不仅是语言的交流,更是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翻译研究要与文化研究进一步融合,《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也是如此。只有输入正确的文化态度,结合文化语境,才能结出文化自信的硕果。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强大动力。有研究指出,典籍英译在西方的接受状况至少有如下几项参考指标:(1)国外的发行销量;(2)国外图书馆的借阅流通量;(3)西方学者的参考和引用;(4)译着的再版和修订。[42]《文心雕龙》英译与研究在国外接受与传播的力度依然不足,研究者应当将译本放在更广阔的研究视角上,加大文化研究的力度,探讨文化因素与文学形象、文论形象乃至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4.译学历史研究的深化。翻译及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再创造过程,有必要普及翻译过程涉及的所有基本概念,加强对译学的认识与内化,以小见大。《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从来就不缺乏对历史的探索,这充分说明其一直随着社会文明的历史不断更新,依势而进,始终保持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文化史、翻译思想史和翻译史都可作为未来《文心雕龙》英译研究拓展的重要领域。

  5.跨学科研究的创新。翻译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内容不仅涉及社会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语言学科,也涉及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等。《文心雕龙》英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龙学”地位远远不相称,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前进,加大技术支持,如进行语料库翻译研究。有了计算机提供的大数据,研究成果会较大地降低主观臆断,增强客观分析,也更具有说服力。《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并非一个不断重复文本的闭环,在研究过程中,要走出之前相对窄小的研究视野,将国家、社会、历史、政治、国际环境放进这样的相对闭环,使其成为更加开放的多元系统。《文心雕龙》英译研究还需要合适周全的研究方法。这样既不损害原作韵味,也有益于中国文论的传播。因此,研究的深化急需加强行业之间的沟通,对于重点与难点通力协作,并且时刻保持与国际同侪的联系,这样才能真正从实处推动《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发展。

  六、结语

  从单篇论文对翻译方法的探讨,到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专着,再到有组织、有规模的立项研究,《文心雕龙》英译研究走过了六十多年的历程,一步一个脚印的背后,是一项项来之不易的成果。虽然目前的成果还不丰硕,但每一项都弥足珍贵,渗透着一代代学者的心血。从总体上看,《文心雕龙》英译研究呈现研究成果不足、理论创新不高、学科意识不强、研究队伍不齐、研究对象有限的特点,未来应该开拓研究的空间、拓宽研究的视野、扩展理论的维度、强化学科意识、壮大研究队伍、扩大研究对象,并在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译学历史研究的深化、跨学科研究的创新上砥砺前行,继往开来,深化发展。

  《文心雕龙》英译研究不仅能考察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态度,而且有利于“中国文论走出去”,有利于我们自身文化体系的建构。总结国内外《文心雕龙》英译研究成果,解读存在的问题,寻找不足的原因,重要的是端正研究态度,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走下去。《文心雕龙》英译研究需要厚积薄发,开拓创新,以更丰厚的成果验证其文化价值,让我国传统文论展现新时代的光彩,从而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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