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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雅各《诗经》译本中的无意和有意误译

时间:2019-11-09 09:12作者:刘丹丹 王金安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理雅各《诗经》译本中的无意和有意误译的文章,《诗经》本称诗,又称《诗三百》,因列入儒家经典而称《诗经》,共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首,分为《风》(计160篇)、《雅》(计105篇)、《颂》(计40篇)三部分。

  摘    要: 分析《诗经》及理雅各《诗经》译本的重要性。从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个角度分析理雅各1871年《诗经》英译本,认为该译本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最具权威的版本,但由于理雅各对中华语言文化认识的不足和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较多误译。提出读者应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该译本。

  关键词: 《诗经》; 英译; 理雅各; 误译;

  引言

  《诗经》本称诗,又称《诗三百》,因列入儒家经典而称《诗经》,共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首,分为《风》(计160篇)、《雅》(计105篇)、《颂》(计40篇)三部分。《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表达得恰如其分,被誉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滥觞”,影响着历朝历代的文学创作。又因其涵盖内容甚广,涉及社会、伦理、民俗、天文、地理、农业、手工业、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被称为“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典籍英译是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重要途径,作为儒家经典和我国最古老的教科书,《诗经》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熠熠生辉,其英译无疑会为西方世界打开一扇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窗。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曾涉猎《诗经》翻译,英译版本也各不相同。理雅各本是英国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初期在香港传教,屡受阻力后逐渐明白:要想在中国传教,就必须把握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在四十多年时间里,他潜心研究儒家经典,致力于典籍译介工作,先后翻译了《书》《礼记》《易》《春秋》《左传》《孝经》《庄子》及《道德经》等。1863年伊始,他开始研究和翻译《诗经》,有1871年无韵体译本、1876年韵体译本和1879年选译本3个版本,在《诗经》翻译史上意义重大。他的译本也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最具权威的译本,被西方奉为标准译本(岳峰2004)。然而,由于对中国文化认识的不足及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译本中出现了较多的误译。本文从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个角度分析理雅各1871年无韵本《诗经》英译本,旨在倡导读者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看待其中的不足和缺憾。

  一、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中的无意误译

  作为西方学者,由于对中国语言文化认识不足,译本中出现了许多因无意误读而产生的误译。词法方面,如通假字和文化负载词的误译;句法方面,如无主句的主语误译。这些误译不仅曲解了原诗的含义,而且会让读者不知所云。
 

理雅各《诗经》译本中的无意和有意误译
 

  (一)通假字

  通假字是中国古书的用字现象之一,即有本字不用,而借用与本字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古诗中常常会出现通假字。作为汉学家,理雅各汉语言底蕴深厚,他虽然译对了许多常用的通假字,但仍存在一些因忽略通假而造成的误译。以下举例说明:

  例1:肃肃宵征,抱衾与。(《召南·小星》)

  Swiftly by night we go,carrying our coverlets and sheets.

  本诗讲述了像“小星”一样,位卑职微的小吏们昼夜奔忙的生活。译文中,理雅各将“抱衾与”的“抱”译为carrying,未察觉出通假字而造成了误译。这里“抱”古通“抛”,意思是“抛开”,指小官吏们天还未亮就起床,抛开香衾与暖去工作,而不是“带着”被子去工作。

  例2: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卫风·氓》)

  When a gentleman indulges in such pleasure,sometimes may still be said for him;when a lady does so,nothing can be said for her.

  这句话的意思是男子若沉溺于爱情尚可以脱身,而女子却很难脱身。此处两个“说”都是通假字,通“脱”,即解脱。而理雅各并没有意识到,在译文中均将“说”译为said,这就完全扭曲了原诗的含义,偏离了原诗主旨,使读者难以体会诗中女子对男子薄情的沉痛之感。

  例3:於我乎,夏屋渠渠。(《秦风·权舆》)

  He assigned us a house large and spacious.

  这是一篇描写贵族没落生活的诗。理雅各将诗中的“屋”译为house,是明显的望文生义。这里的“屋”通“握”。《尔雅》言:“握,具也。”所以此处的“屋”是指食器,“夏屋”即“大的食器”,并不是“屋子”。

  (二)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指的是那些能够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词汇,也最能体现语言中浓厚的民族色彩及鲜明的文化个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对同一事物也会产生不同的语义联想,相同的词汇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会被赋予不同的含义(郑德虎2016)。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准确地理解源语中的文化负载词,把握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诗经》中一些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化负载词,理雅各在翻译时出现了不少误译。以下列举几处:

  例4: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召南·野有死》)

  There is a young lady with thoughts natural to the spring.

  其中,“怀春”一词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一个文化负载词,意思是“思春”,即男女情欲萌动。理雅各译本中,“怀春”被直译为with thoughts natural to the spring,丧失了文化意义,也使得整首诗含义模糊,让读者不知所云。

  例5:旦于差,南方之原。(《陈风·东门之》)

  A good morning having been chosen,for the plain in the South.

  这首诗讲述了一对男女在祭祀节日里相识、相恋。其中“”意为“好,善”,“旦”意为“日”,“旦”即“良辰,好日子”。在理雅各译本中,“旦”被译成了good morning,即把“旦”仅看作“早晨”,这与原诗要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是对文化负载词的误译。

  (三)无主句的主语

  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方面也存在差异。就句子结构而言,英语重形合,句子逻辑性、分析性较强;汉语重意合,句子结构比较松散,且逻辑关系和语法意义往往要通过上下文来体现。诗歌作为汉语中最为凝练的一种体裁,在语言表达上更是达到了用词精简的极致。《诗经》中的无主句比比皆是,在英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添加相应的主语。若译错主语,译诗必定会与原诗有所出入,甚至背道而驰。主语误译往往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翻译错误。

  例6:深则厉,浅则揭。(《邶风·匏有苦叶》)

  If deep,I will go through with my clothes on;if shallow,I will do so,holding them up.

  此诗歌咏了一位女子在渡口等候自己心上人,喜悦中掺杂着焦躁的心情。“深则厉,浅则揭”一句是女主人公对心上人的催促:“若是水深,就不解衣过河;若是水浅,就提起下衣涉水过河。”短短六字,女子的大胆个性和等候中的焦急心理就跃然纸上。而在理雅各译本中,此句的主语被译成了I,弄错了原诗中渡河的对象。原诗是以女子的口吻来自述的,表达的是女子希冀心上人能够大胆渡河来与她相见,而不是自己要去渡河。女主人公个性虽大胆、直率,但不乏少女的娇羞和矜持。而且,就当时的婚嫁习俗来说,也应是由男子借“媒妁之言”渡河提亲。理雅各译本因英汉句法差异导致了误译,使读者产生了文化误读。

  例7:陟彼崔嵬,我马虺。我姑酌彼金,维以不永怀。(《周南·卷耳》)

  I was ascending that rock-covered height,but my horses were too tired to breast it.I will now pour a cup from that gilded vase,hoping I may not have to think of him long.

  本诗勾勒了一幅妻子在劳动中牵挂在外征战的丈夫的动人画卷:妻子在采集卷耳,思绪却开始浮想联翩,好像看到心爱的丈夫在外历尽艰辛。全诗共四章,第一章实写,后三章则是想象,以虚实结合的手法将妻子对丈夫的担忧和思恋刻画得淋漓尽致。开篇站在妻子的角度,后三章又转为丈夫。而在理雅各译本中,后三章的主语都被译成了我,即都以妻子的角度来叙述,将一系列行为都套到妻子身上,使得丈夫的形象被完全抹去。实际上,原诗只有第一章是以妻子的口吻来写的,后面“爬过荒坡、攀过高岗、越过山顶”的主人公都是备受旅途辛劳的丈夫。理雅各译本译错了主语,不仅丢失了原诗的意境,也抹杀了原诗匠心独运的篇章结构,使得原诗两地分写相思、虚实相生的篇章特色不复存在。

  二、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中的有意误译

  作为英国教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理雅各选择《诗经》英译,是因为他在《诗经》中能够为基督教存在于中国找到依据。总体来说,他的译本重视政教伦理,具有明显的经学特征(李玉良2005)。

  例如,《周南·关雎》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而理雅各则沿袭经学传统,将其译成了颂扬“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的诗。在理雅各译本中,“淑女”“君子”分别被译为lady和prince,又以modest,retiring,virtuous等一系列道德词汇去对应原诗中的“窈窕”一词,从而对诗篇进行了道德化阐释。再如,理雅各将《召南·野有死》中的“吉士诱之”译为“A fine gentleman would lead her astray”,用含有道德意味的词汇强烈谴责了当时混乱的礼制,从而使译文带有明显的说教意味。当今学者普遍认为,《召南·野有死》只是一首简单优美的爱情诗,赞美了男女之间自然、纯真的爱情。再以《邶风·匏有苦叶》为例,原诗生动地再现了一位待时而嫁的女子形象,即一名女子在渡口喜忧参半地等待心上人渡河来与自己相见。《毛诗序》云:“刺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周振甫2013)理雅各遵循传统经学观点,将此诗解读为“刺淫乱之诗”,认为此诗的主旨是“against the licentious manners of Wei”。再如,《周南·汉广》一诗讲的是一名男子钟情于女子,却始终难遂心愿,遂满怀愁绪地唱出了这首动人的情歌。其中,“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一句表达了男子对女子爱而不可得的惆怅。而在理雅各译本中,此句被译为:“By the Han are girls rambling about,but it is vain to solicit them.”“求”被译成了具有强烈道德批判意味的solicit一词。在理雅各译本中,不乏此类有意误译,如《周南·桃夭》被译成了赞美女子勤俭持家的诗篇,《卫风·木瓜》被译成了歌颂朋友之间感恩图报的友情诗,《秦风·蒹葭》被译成了“求贤尚德”的怀人诗(李玉良2007)。如此一来,原诗的内容着上了鲜明的经学色彩,使《诗经》成为一本反映道德教化的书。

  结语

  作为儒家经典和我国最古老的教科书,《诗经》始终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诗中蕴含的东方民俗风情和中华文化内涵,给西方学者的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理雅各的1871年无韵体译本是《诗经》翻译史上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它的问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然而,其译本中的诸多疏漏之处也不容小觑,值得人们去深思和研究。布卢姆(Bloom,1975)曾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都是写作,都是创造。”也就是说,在源语走向译入语的过程中,误读、误译是普遍存在的。不论是有意误译还是无意误译,其造成的误译不仅会阻碍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会使西方读者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误解。当今读者应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理雅各译本,正视其中的不足和缺憾之处,从而真正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参考文献

  []李玉良.2005.理雅各诗经翻译的经学特征[J].外语教学,(5):63-66.
  []李玉良.2007.诗经英译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岳峰.2004.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郑德虎.2016.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上海翻译,(2):53-56.
  []周振甫.2013.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Bloom H,1975.A Map of Misreading[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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