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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对语用能力的界定与描述

时间:2018-04-08 09:33作者:依依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对语用能力的界定与描述的文章,对语用能力做出描述是当代语言能力等级量表不可或缺的内容。

     摘要:对语用能力做出描述是当代语言能力等级量表不可或缺的内容。本文在评述CEFR和CLB关于语用能力界定和描述基础上, 通过对语用能力涵义的考察, 依据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理论框架, 提出下列观点:1) 从话语意图的理解和表达界定语用能力;2) 语用能力由语用理解能力和语用表达能力组成;3) 语言知识, 包括语用知识, 是语用理解和表达的基础;4) 语用表达的效果取决于表达的得体程度。本文同时对语用理解能力、语用表达能力、语用知识和得体性进行了界定, 进而构建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语用能力描述框架。

  关键词: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语用能力量表; 语用能力; 语用知识; 得体性;

  1. 引言

  语言能力量表的研制始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的语言能力量表, 如《口语能力等级量表》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Scale) 和《跨部门语言圆桌标准》 (The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Scale) , 以及后来的《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语言能力标准》 (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 重视语言技能的描述, 无专门针对语用能力的描述。20世纪末,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以下简称CEFR) 和《加拿大语言能力标准》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 以下简称CLB) 加入了对语用能力的描述。由于语言能力量表的研制目的、使用对象和所采用的语言理论模型不同, 语用能力及语用知识在不同量表中的界定和描述方式亦有区别。

  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国发[2014]35号) , 明确提出加强外语能力测评体系建设, 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制定国家外语能力等级量表, 提供不同等级的外语能力标准。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研制工作正式启动。该量表将全面界定我国英语学习者在用英语进行交际时应达到的标准, 详细列出学习者应掌握的各种英语知识和能力, 为各阶段的英语学习、教学和测评提供参照标准 (刘建达2015) 。根据这一研制目标, 本文在评述CEFR和CLB关于语用能力和语用知识界定及描述的基础上, 结合对语用能力涵义的考察, 探讨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语用能力量表的研制思路, 提出语用能力描述方案。

  2. 国外语言能力量表中语用能力的界定与描述

  2.1 CEFR对语用能力的界定与描述

  2001年, 欧洲理事会颁布了CEFR,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全面描述语言学习者进行语言交际所需要学习的内容和进行有效言语沟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Council of Europe 2001:1) , 为欧洲地区制定外语教学大纲和课程指南、设计考试、编写教材等提供共同参考, 以提高语言教学质量和成效;为各阶段语言学习者提供“语言水平描述的客观标准” (Council of Europe 2001:1) , 以推动欧洲地区不同学习环境下学习者所获资格证书间的互认。

  CEFR中的语用能力源自Chomsky的界定 (North 2014) , 是语言使用者 (学习者) “依据互动交流的情境或进程, 运用语言资源以实现语言功能 (产出语言的功能、言语行为) 的能力” (Council of Europe 2001:13) 。它涉及语言使用者 (学习者) 把握语篇、识别文本类型与体裁的能力, 前者包括衔接与连贯, 后者包括讥讽文体和模仿类的滑稽作品。语用能力由语篇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 、功能能力 (functional competence) 和构思能力 (design competence) 组成。语篇能力是语言使用者 (学习者) 组句成篇的能力, 包括话题与焦点、已知信息与新信息、自然排序 (“natural”sequencing) 、因果关系等。功能能力是语言使用者 (学习者) 使用口头语篇和书面语篇实现特定交际功能的能力, 涉及微观功能 (如传递和获取事实信息、表达态度、劝告等) 、宏观功能 (如描写、叙述、评论等) 和互动图式 (如问答等口头交流模式) 等方面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构思能力指语言使用者 (学习者) 按照互动交际图式原则进行信息规划所掌握的知识。

  根据上述界定, CEFR从语篇能力和功能能力两个维度对语用能力进行了描述, 但未对构思能力进行详细介绍和描述。语篇能力的描述包括灵活性、话轮转换、主题拓展和连贯与衔接四个次维度。功能能力的描述包括表达自如度 (fluency) 和命题表达精确度 (propositional precision) 两个次维度。前者指语言使用者 (学习者) 发起话题、持续表达及应对交际困境的能力, 不仅包括表达的自动化程度, 还包括连贯表达、话题发展、话轮转换等其他方面的语用能力 (North2014) ;后者指语言使用者 (学习者) “精确”表达个人观点和立场的能力。CEFR给出了与上述次维度相对应的六个语用能力子量表, 描述语的内容涉及与语言学习密切相关的公共生活、个人生活、教育和职业四类领域。

  同对语言水平的描述一样, CEFR对语用能力的描述亦采用“能做” (Can Do) 方式 (对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的描述亦基本采用这一方式) 。如口头表达自如度量表中B1级别的描述语“能持续表达, 尤其在大段口头自由表达中, 即便在寻找适当的词句或自我纠错时偶有明显停顿, 但不影响理解” (Council of Europe2001:129) ;命题表达精确度量表中B2级别的描述语“能如实地传递详细信息” (Council of Europe 2001:129) 。

  CEFR语用能力量表共有50条描述语, 相比语言能力描述语和社会语言能力描述语, 语用能力描述语少, 原因在于“语用能力的描述更易受到交际双方互动和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 (Council of Europe 2001:13) , 很难给出单一性和规约性的描述, 这也表明如何具体描述语用能力尚处在探索阶段 (Sickinger&Schneider 2015) 。

  2.2 CLB对语用能力的界定与描述

  CLB由加拿大全国外语能力标准工作委员会负责制定, 是培训在加成年移民和评价在加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英语使用者 (学习者) 英语水平的国家标准, 按12个级别对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分别进行了描述。

  CLB主要采用Bachman&Palmer (2010) 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 认为语言能力 (language ability) 是“交际地 (communicatively) ”运用语言的能力, 由语言知识 (language knowledge) 和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 构成。语言知识包括组构知识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和语用知识 (pragmatic knowledge) 。语用知识指“如何将句子、话语或语篇与交际目的、交际语境联系起来的知识” (Centre for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 2015:21) 。语用知识包括功能知识 (functional knowledge) 和社会语言知识 (sociolinguistic knowledge) 。功能知识是“理解或表达口头或书面语篇字面意义之外真实意图的能力 (ability) ” (Centre for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 2015:31) , 包括概念功能、操控功能、探究功能和想象功能等方面。社会语言知识是有关“情境如何影响实际语言运用方式的知识” (Centre for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 2015:25) , 涉及题材类型、方言变体、语域、自然或地道表达和文化参照与修辞。依照上述描述框架, CLB对语用能力的描述主要体现在初、中、高三个等级的整体描述中, 并以功能知识和社会语言知识的描述体现出来, 形成了“初、中、高三个等级乘以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共12组量表, 共包括100条描述语。

  但是, CLB在描述功能知识和社会语言知识时, 并未严格区分知识和能力, 这一点和CEFR有相同之处。CLB对语用知识 (能力) 的描述采用表示“认知能力的名词, 如识别 (recognition of) 、理解 (understanding of) 、能够 (ability to) 等+短语”的语义描述结构。如高等级阶段口语能力 (9-12级) 中社会语言知识描述语“ (具有) 使用文化参照手段和修辞手法的能力” (Centre for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 2012:63) ;中等听力能力 (5-8级) 中功能知识描述语“ (具备) 识别不同情境中典型话语样式 (的知识) ” (Centre for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2012:27) 。

  3.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理论框架及其语用能力的界定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所依据的语言能力模型把语言能力界定为语言使用者 (学习者) “运用各种知识和策略, 参与某一话题语言活动时所体现出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韩宝成、张允2015:432) , 体现了语言的交际特点。该模型把听、说、读、写、译视为语言运用的不同表现形式, 这与CEFR和CLB对语言能力的界定不同。

  3.1 语用能力的嬗变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理论模型关于语言能力的界定采用“应用语言学”视角, 有别于理论语言学家, 尤其是形式语言学家所谈论的语言能力。例如, Chomsky关注的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 也称语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 , 是指拟想的说话人兼听话人所具有的关于语言的潜在知识。20世纪70年代, 在谈及学习者如何运用语言实现特定交际目的时, Chomsky曾提出与“语法能力”相对的“语用能力” (pragmatic competence) , 认为与语法能力相比, 语用能力的内涵“完全不明确” (Chomsky 1977:3) 。后来, 他 (Chomsky1980:224-225) 将语用能力界定为“在各种情境中根据不同目的得体运用某一语言的知识”, 包括运用语言实现特定交际目标所需的规则和原则。虽然这不是他的研究重点, 但他认为“有必要区分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 (Kecskes 2014:62) 。

  与Chomsky做法类似, Leech (1983) 也把语言分为语法 (抽象的形式语言系统) 和语用 (语言运用的原则) 两套系统, 并提出语用语言学和社交语用学这两个概念。他认为, 语用语言学具有语言确指性 (language-specific) , 社交语用学具有文化确指性 (culture-specific) 。后来的学者从这组概念出发, 提出语用能力分为语用语言能力 (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 和社交语用能力 (sociolinguisitic competence) , 认为前者是理解和表达言语交际意图的必要手段, 后者是制约说话人语言选择和听话人语言理解的社会规约 (Roever 2011) 。Rover (2011, 2013) 和Sickinger&Schneider (2015) 认为, Leech提出的语用能力框架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但他并未对语用能力本身给出一个周严的界定。

  由于语用能力和语言交际密不可分, 应用语言学界试图对语用能力做出明确界定。Timpe et al. (2015) 把各种交际语言能力框架或模型中的语用知识分为三类:功能-话语取向型 (functional, discourse-oriented) 、成分型 (component) 和成分-意义取向型 (componential, meaning-oriented) 。功能-话语取向型 (Halliday 1973;van Dijk 1977;Bialystok 1993) 把语言视为一个多维社会符号系统, 从功能和话语视角考察和描述语用能力, 认为语用是意义的构成成分, 语境使连贯语篇中的语用意义更加凸显, 体现了语言运用的意义驱动观。成分型 (Hymes 1972;Canale&Swain 1980;Canale 1983;Savignon 1983;van Ek 1986;Bachman 1990;Celce-Murcia et al.1995;Bachman&Palmer 1996, 2010;Usó-Juan&Martinez-Flor 2006) 把语用能力视为语言能力中若干互相关联的语用知识, 并且突出了语言运用中的语境和语用使用者这两个决定性因素。成分-意义取向型 (Purpura 2004) 对Bachman&Palmer提出的语用知识要素进行了重构, 并在语用能力中纳入社交距离、相对权势、侵犯程度 (degree of imposition) 、与特定言语社团有关的礼貌原则等谈话者因素 (interlocutor variables) 。它其实是前两类的混合体, 既关注功能-话语导向模型中语法与语用的联系, 又接受了成分观, 是一种突出意义和理解 (interpretation) 的多维成分观。基于上述分析, Timpe et al.提出界定语用能力的三条基本原则:意义、互动和语境, 认为语用能力是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运用中对意义动态建构的能力。这是一种“宽式”语用能力观。

  还有研究者 (Bialystok 1993;Kasper&Blum-Kulka 1993;Cohen 2010;Taguchi 2012;刘绍忠1997;郑群、毛瑛2016) 从语言意义的理解和表达角度界定语用能力。Kasper&Blum-Kulka (1993) 强调特定语境中语言意义的理解和表达。刘绍忠 (1997) 认为语境是理解、准确表达说话人意思和意图的基础。Bialystok (1993) 从说话人使用语言实现交际目的、听话人通过语言理解说话人真实意图和掌握话语生成语篇规则三方面界定语用能力, 强调对非字面 (语言) 形式的理解与表达, 关注说话人意图。Cohen (2010) 也强调对非字面意义的理解与表达。Taguchi (2012) 直接把语用能力概括为准确理解和得体表达的能力, 还包括语用知识和语用加工。

  3.2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语用能力的界定

  依据上述对语用能力的考察, 结合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理论框架, 本文采用“窄式”视角, 把语用能力 (pragmatic ability) 界定为语言使用者 (学习者) 结合具体语境, 运用各种知识和策略, 理解和表达特定意图的能力。这里的特定意图尤指在不同交际场合中人们表达的请求、建议、拒绝、道歉等意图, 以及直接或间接表达的观点、情感和态度等。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均关涉说话人对意图的传达和听话人对意图的识解 (Sperber&Wilson 1986) 。换言之, 交际既包括说话人和作者对意图的表达, 又包括听话人和读者对说话人和作者意图的理解。在正常社会交往中, 说话人或作者意图的表达要符合交际所在的社会文化语境, 意图表达的效果取决于表达是否得体, 即用语是否符合社会文化规约。当然, 无论理解还是表达特定意图, 都离不开相关知识和策略。其中, 知识既包括语言知识, 也包括非语言知识。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语用能力强调对语言使用者意图的理解与表达, 以及表达的效果, 并明确了知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这种“窄式”语用能力界定有别于上文提到的“宽式”界定, 也有别于CEFR和CLB对语用能力的界定。采用“窄式”方式界定语用能力并研制相应量表的主要考量是:一、准确理解语言使用者的意图和表达自己的意图是交际成功与否的关键, 这方面能力欠缺, 容易引起误解或导致交际失败;二、“窄式”界定涵盖语用能力的核心构念, 从量表研制角度来讲易于操作, 也避免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描述相重合, 尽管它们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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