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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在《生死疲劳》英译中的体现

时间:2018-02-11 14:01作者:学位论文网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译者主体性在《生死疲劳》英译中的体现的文章,摘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语境下,文学作品的外译成为新的研究焦点。莫言作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对其作品海外传播和译介的研究
  摘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语境下,文学作品的外译成为新的研究焦点。莫言作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对其作品海外传播和译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翻译伦理为理论依据,对莫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生死疲劳》的英译进行研究,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效果,寻求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合理译介模式。
 
  关键词:生死疲劳;翻译伦理;译者伦理;译者主体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使得其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角色,如何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和译介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之一,肩负着中国优秀文化对外传播的重任。如何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为其提供译介作品的上乘之作已经成为了文学及翻译出版界的关注焦点。
 
  在此语境之下,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及其作品的海外传播与译介极为典型。2012年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使纠结了中国文学界大半个世纪的诺奖情节终得释放,也使得莫言及其作品的海外知名度大大提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这其中,除却莫言本人深厚的文学造诣和创作天赋,译者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没。美国着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莫言作品英译的御用译者,也是“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莫言作品的英文译本均出自其手。创作于2005年的长篇巨着《生死疲劳》是莫言2012年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莫言在西方获奖最多、最受关注的作品。本文拟从翻译伦理学的角度对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进行探讨,分析在译介过程及译介策略选取中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探讨译者所应当的伦理责任,寻求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合理译介模式。
 
  一、伦理的回归:对译者主体性的思考.
 
  (一)翻译研究之译者主体性的思辨.
 
  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其翻译客体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的既定目标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翻译实践活动主体的译者,与其他实践活动主体一样,其主体性包含着能动性与受动性两方面。其中一方面,译者需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根据特定的翻译目标来选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克服翻译中的语言和文化障碍,确保翻译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译者在翻译中会受许多客观条件和环境的影响以及源语文本这一客体的制约和限制。主体的能动性以其受动性为前提和基础。只强调能动性而忽略受动性,则会导致实践活动的盲目和任意性。另外,主体性还以为我性为特征。为我性是能动性得以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所在,与主体能动性和受动性辩证统一在主体性之中。
 
  译者主体性的特点在翻译研究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体现。在以语文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为主的传统翻译研究阶段,原文作者意图的传递被视为翻译的最高宗旨,译者作为原文作者的忠实仆人,其译文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被边缘化。在这一研究范式之下,译者主体性沦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作者主体性的牺牲品。20世纪90年代解构主义多元化的兴起和翻译文化转向的出现使得译者的处境由隐身变为显形,被推到了翻译研究的前台,其经验、情感、意向、动机等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被授予了无限的权利和自由,其能动性也超越了受动性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二)翻译研究的伦理学维度.
 
  20世纪90年代,翻译 研究 出现 了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使得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与“伦理道德”(ethics)这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密切相关。国际翻译学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显示:翻译与伦理为2008到2012年间国际范围内翻译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这一理论转向使翻译行为被当作一种伦理行为进行重新审视。对翻译原则、翻译主体、翻译标准等翻译学的基本问题研究也纷纷寻求伦理学的理论支撑。
 
  在西方,“翻译伦理”(translation ethics)最初由法国 翻 译 理 论 家 及 文 学 翻 译 家 贝 尔 曼 (AntoineBerman)提出。他将译者视为“有创造力的翻译行为主体”,认为其主体性应该“允许主动和批判的介入”。在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的语境之下,贝尔曼提出了文化“他者”的伦理,即译者应该尽其所能地尊重原作,尊重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的差异,翻译应该借传介他者来实现丰富自身的伦理目标。
 
  在贝尔曼翻译伦理思想启发下,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就文化他者及异质性提出了保留原文语言文化差异的“异化”翻译观。他认为好的翻译就是“用译入语表现译语文本中的异域性”。异化翻译保留了源语文本中的差异,破坏了译语的文化规范,也抑制了种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这种“抵抗”(Resistance)策略以抵抗译入语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为目标,反对归化翻译所追求的通顺。他认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不平等造成了翻译的不平等,因此,翻译从本质上说具有种族中心主义属性。好的翻译是释放残留物,培养异质性话语的行为,是少数化的(monoritizing),它不仅向标准方言和文学经典输入陌生元素,而且不标准的或是边缘的语言也囊括其中,翻译伦理应该是求异的。
 
  另一位推动翻译伦理研究的重要学者是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皮姆对译者的文化间性概念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翻译主体间性伦理。他将翻译定义为一种职业性服务,是一种针对既定接受者的具有交际性质的服务行为,作为提供这一职业性服务主体的译者,不仅仅从属于任何一个文化社群,而是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在从事翻译职业活动时,译者很必然地承担着一定责任,肩负着一定的文化使命。因此,翻译伦理问题的本质应为译者伦理问题,在研究描述形态各异的翻译活动时应该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出发,对推动不同文化之间合作的译者伦理进行研究。
 
  对翻译伦理研究贡献最大的是芬兰学者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他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描述的角度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翻译的再现伦理(ethics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source textof the author)、交 际 伦 理 (ethics of communica-tion)、服务伦理(ethics of service)以及规范伦理等四大伦理模式。所谓再现伦理,指在翻译中视原文为经典而不敢有半分亵渎,译文尽可能地再现原文中的他者。服务伦理源自翻译的商业服务概念,在翻译中译者首先要对其委托人或客户负责,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译文读者和作者。交际伦理将他者视为一个可以进行交流的主体,将翻译视为一个跨文化合作活动,译者的道德任务就是通过翻译促进这一合作。因此,有道德的译者应该是一个协调者和沟通的桥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使交际的双方实现跨文化的合作和理解。基于规范的伦理要求译者的翻译行为符合译入语国家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可以被目标语文化与社会接受。同时,由于不同社会其文化规范具有一定的差异,因此规范具有相对性,将同一原文翻译成不同语言时所需要遵循的规范也不尽相同。虽然总体而言译界对翻译伦理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并且大多数研究仍然局限于对译者职责、翻译的标准及任务的具体讨论和规约,但是不可否认,翻译伦理学研究从对翻译本质属性的探讨出发,涉及到对整个翻译过程的分析,的确提供了翻译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原则。并且由于受伦理学以人为本的研究特点所影响,翻译伦理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研究,即对译者行为的研究。因此,以翻译伦理学为理论借鉴探讨译者主体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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