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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际真英译《阿Q正传》中译者姿态理论的体现

时间:2018-02-11 10:24作者:学位论文网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王际真英译《阿Q正传》中译者姿态理论的体现的文章,[摘 要] 译者姿态理论认为,译作的某些文本细节( 尤指选词措辞等) 体现了一种力图寻求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为解释译者采用的
[摘 要] 译者姿态理论认为,译作的某些文本细节( 尤指选词措辞等) 体现了一种力图“寻求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为解释译者采用的某些文化翻译策略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运用该理论考察《阿 Q 正传》王际真英译本中的某些文化翻译策略发现: 王际真倾向于对他视为荣耀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采取忠实的保留性翻译策略,对他认为不荣耀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进行委婉化、净化或淡化处理,体现了他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译者姿态理论适用于分析有着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从事的中华文化外译实践,但应用范围有局限性。
 
 [关键词] 译者姿态理论; 中华文化外译; 寻求文化荣耀; 《阿 Q 正传》; 王际真译本。
 
  一、引言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一些国内学者呼吁要加强中译外研究,尤其“要在理论上花功夫,要大力推进中国翻译学理论的建设”许钧也认为,“加强中译外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还强调指出中译外研究要有“跨学科的视野”20 世纪末,借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翻译学崛起,为我们推进中译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视野。但目前应用于翻译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包括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场域理论和符号产品理论,拉图尔( Bruno 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卢曼( Ni-kolas Luhmann) 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有关学者基于这些社会学理论提出的翻译理论或译本生产与传播过程分析模式,包括古安维克( Jean-MarcGouanvic) 构建的基于布迪厄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框架,比泽兰( Hélène Buzelin) 提出的基于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综合研究模式,海尔布伦( Johan Heilbron) 提出的用于分析国际翻译图书在权力、地位不同的语言群之间不均匀流动的理论模式,卡萨诺瓦( Pascale Casanova) 提出的翻译在高度等级化的国际文学场域内不平等交流的分析模式等,要么适用于把译作置于跨国图书传播及国际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的宏观研究,要么侧重于考察翻译的社会语境和功能,要么用于译本生产与传播过程分析,都不能有效地分析译本本身以及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西米奥尼( Daniel Simeoni) 借用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提出“译者惯习”( translator’s habitus) 理论,旨在探求一个更好的概念工具,以便解释“翻译过程中译者做出的各种决定性选择”以及造成不同译者风格各异的原因[12]1。西米奥尼的研究结果显示: 自古至今,无论译者个人还是译者群体,其惯习的基本属性是“顺从”; 由于规范对译者的制约非常强大,当今译者和古代或近代以前文明社会中的抄写员一样,“在文化领域举足轻重的职业中历来居于从属地位”,而这种译者被迫接受的制约是“历史强加给译者的信仰内化的结果”。由此可见,西米奥尼提出的译者惯习是规范内化的产物,在与规范的角力中始终处于下风,因而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主要适用于解释为何译者具有“以社会规范认同的方式进行翻译的能力”。换言之,它能解释的是译者在规范制约和许可的范围内做出的顺从性质的选择和决策。
 
  最近,英国学者查尔斯顿( David Charlston) 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翻译学理论,即译者姿态理论,他认为某些译作体现了译者力图“寻求荣耀”( hono-ur-seeking) 的一种身体姿态或立场。希腊籍学者帕斯马兹( Kalliopi Pasmatzi) 丰富、发展了查尔斯顿的理论: 他的个案研究显示,有着偏向目标文化惯习的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体现了旨在寻求目标“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有着明确的文化身份或强烈的文化归属感的译者在翻译时寻求本国文化荣耀这一做法合情合理,可能具有世界普适性,因而该理论应该适用于中国语境中的翻译实践,尤其有着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从事的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在此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假设: 有着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往往体现出一种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这就为我们解释译者自主、自发采取的某些翻译策略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本文旨在引介译者姿态理论,并基于对《阿 Q 正传》王际真英译本的个案分析,论述该理论对中华文化外译研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二、译者姿态理论与译者的中华文化身份
 
  布迪厄把“身体姿态”( body hexis)定义为“与涉及身体和工具的整个技巧系统有关联的、负载丰富的社会含义和价值观的既有个体特点又是系统性的姿势模式”,“身体姿态……因而成为一种永久的性情( disposition) ,即一种既持久又稳定 的 站 立、说 话 及 感 受 和 思 考 事 物 的 方式”。布迪厄指出,身体姿态体现了人们共享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与此同时,“人们对本文化把哪些行为看作是荣耀或不荣耀的有所预期,而这种预期是由文化决定的,人们的身体姿态( 即手势、姿势和立场) 恰恰体现了这种预期”。基于布迪厄的身体姿态理论,查尔斯顿提出译者姿态理论。他把“译者姿态”( translatorialhexis) 定义为“在译本中体现的译者试图通过翻译追求荣耀的身体姿态”。通过对英国道德哲学家詹姆斯·贝利( J. B. Baillie) 翻译的黑格尔( G. W. F. Hegel) 的《现象学》( Phenomenology) 的个案研究,查尔斯顿发现,与西米奥尼指出的译者惯习普遍具有的“顺从性”不同,“反映在翻译文本细节中的译者姿态体现了这位具有哲学家身份的译者的一种挑战权威、寻求荣耀的态度”
 
   由此,可把译者做出的各种翻译决策( 包括选词措辞) 解释为“一种译者姿态的具体体现”。例如,在翻译《现象学》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敏感的文本中的重要哲学术语时,译者做出的词汇选择就体现了他的预期,即“预测由有权赋予荣耀的哲学同行组成的社会子场域中,什么被认为是荣耀的或不荣耀的”。“译者通过文本和副文本细节表达了自身对思想价值观的忠诚,复制了教会、国家和学术界等组织结构在目标文化中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如把“Church”的首字母大写所隐含的尊敬姿态固然可以显示译者的谦卑态度,“但在场域中某些有权赋予荣耀的社会群体看来,也可以用于寻求荣耀和尊敬”查尔斯顿指出,“从译者姿态入手分析译本的文本细节,可以揭示哲学翻译涉及的复杂的决策过程”; 除了关心原作与译作的对等关系,译者还“用一种寻求荣耀的方式……关心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潜在作用和接受情况以及他或她本人在场域中的声誉”。查尔斯顿进而指出,因吉莱里( Moira Inghilleri) 强调了社会翻译学研究从之前只关注翻译文本“转向把翻译和口译视为社会、文化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16]125,但查尔斯顿认为“这并不排除反转回来在特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语境下考察一个译本语言细节的可能性”
 
  总之,译者姿态理论为我们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 涉及翻译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 把各种因素———包括文本、语言细节、原作与译作的对等关系、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功能和接受、场域的结构、译者在场域中的地位、声誉和资本等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工具。
 
  查尔斯顿还就如何应用译者姿态理论提出了建议: 研究者不仅要考虑一部译作的特定背景,包括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动机、出版商或赞助人出版译作的主要目的、译作的目标读者、翻译出版的具体情形等,还要重点考察译作产生时“历史子场域的发展与嬗变”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权力的场域”。查尔斯顿认为,布迪厄所说的“文化生产场域”(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4]“结构着资本的分配”,但各个子场域之间存在着争斗和对立,“这会影响译者的自我定位,并最终影响其翻译决策”
 
  帕斯马兹考察了 1994 年初版的英文历史小说《科雷利上尉的曼陀林》(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的希腊语译本②。这部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意两国占领的一个希腊小岛为背景,正面写到了希腊历史,但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描写是失实的,如抹杀了当时希腊的一个左翼组织在抵抗法西斯侵略中的作用,把该组织的成员叫做“寄生虫”“流氓”。帕斯马兹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发现,在处理原作中这些与史实不符的内容时,有着本国文化取向的译者安杰利多采取了目标文化“可以接受并认为是荣耀的翻译策略”,包括委婉化( euphemization) 、净化( sanitizing) 、过度纠正( hyper-correction) 、删削等。帕斯马兹认为,这些干预性改写性质的翻译策略体现了安杰利多试图寻求本国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帕斯马兹以“译者姿态”和“寻求文化荣耀”为分析工具,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有着目标文化身份的译者对原作中本国历史文化信息的干预性改写行为,揭示了译者为寻求本国文化荣耀采用的某些翻译策略,为我们考察中华文化外译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分析模式。
 
  如上所述,布迪厄认为,我们对本文化把哪些行为看作是荣耀或不荣耀是有所预期的,而这种预期由文化决定,我们的身体姿态恰恰体现了这种预期。由此看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运用特定翻译策略以寻求本国文化荣耀,往往决定于其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指个人属于某个社会群体的身份或群体归属感,是个人自我认识和自我感知的一部分。文化身份往往与国籍、民族、宗教信仰、社会阶层、地域或有着独特文化的任何社会群体相关。因此,不仅个人有文化身份,社会群体也往往有着共同的文化身份[17]19-23。王东风指出,身份其实就是一种或一组范畴,具有某种属性。如果该范畴是指某一类人( 如译者) ,那么这类人在从事与其特定的身份有关的活动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该活动对其身份的规约,其行为就具有某种共性。这种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行为上的某种规律性对翻译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王东风所论述主要是译者的职业身份,但由此推论,具有特定文化身份的译者群体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现出翻译行为上的某种规律性,即本文所称“寻求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
 
  事实上,个人的文化身份颇为复杂,有时甚至具有多重性。霍利迪( Adrian Holliday) 的实证研究显示,尽管国别或民族是决定个人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但在多个民族和文化共处的国家( 如美国) ,国别或民族这种外部力量往往与积淀于个人生活轨迹的各种层次的文化现实( 包括宗教信仰、家族史、社区、职业、政治和语言) 相冲突。本文目的并非讨论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或动态变化,因此只需大体上界定译者的基本文化身份。本文所称从事中华文化外译、具有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主要有四类: 中国本土译者( 如林语堂、杨宪益、萧乾、王佐良) ,身在国外却有着强烈的中华文化归属感的华裔译者( 如王际真、余国藩、夏志清) ,港澳台华人译者( 如孔慧怡、齐邦媛) ,到国内“寻根”并谋求个人事业发展的海外华裔译者( 如梁社乾)[20]。参照查尔斯顿和帕斯马兹的以上论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因其特定文化身份和向外国读者阐释中华文化的翻译宗旨使然,这些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往往体现出一种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在译作中尽量保留原作蕴含的译者视为荣耀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另一方面,对他们视为不荣耀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予以干预性改写。下文以《阿 Q 正传》王译本为个案,检验以上假设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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