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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日记文学的学术史和历史学意义

时间:2021-07-28作者:王金凤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抗疫”日记文学的学术史和历史学意义的文章,每一部“抗疫”日记都被作者自我界定为非虚构叙事,都被作者自我强调为从不同侧面真实地记载了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实景。

  摘    要: 纵观日记体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势,我们可以发现以《查医生援鄂日记》《抗“疫”者说》、武汉市民日记等“抗疫”日记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日记体文学已然走进了日记体文学的第四个时期。与前三个时期不同的是,基于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开放性、交互性,以及隐含的拟态环境特征,第四个时期的日记体文学呈现出拟态环境下对位书写的新问题:拟态环境下写作内容与现实环境的距离对位;拟态环境下写作主体的心理对位;拟态环境下写作主体的认知对位。因此,日记体文学写作者需要具有新的思维、新的能力来应对第四个时期日记体文学所面临的新问题,从而促进第四个时期日记体文学在日记体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接续发展。

  关键词 :     抗疫”日记;传播学;书写研究;对位;

  Abstract: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diary literature, we can find that diary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represented by“anti-epidemic”diaries have entered the fourth period of diary literature.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three periods, based on the openness, interactivity and implied Pseudo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bil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the diary literature in the fourth period presents new problems of contrapuntal writing in the pseudo environment: The distance counterpoint between the content of writing and the real environment in the pseudo environment; the psychological counterpoint of the writing subject in the pseudo environment; the cognitive counterpoint of the writing subject in the pseudo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writers of diary literature need to have new thinking and new 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new problems faced by the fourth period of diary litera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fourth period of diary literatur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diary literature.

  Keyword: anti epidemic diary; communication; writing research; counterpoint;

  COVID-19疫情下,中外出现了可观的抗“疫”日记写作。这些抗“疫”日记形成了移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中多话语主体对位书写的日记体文学现象。这一文学现象,无形中使得日记体文学走向了第四个时期。目前,学界对日记及日记体的文体流变有一个较为一致的共识:日记是以逐日的方式书写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等;而日记体是由日记而来,日记则由日历演变而来。(1)1实际上,日记体古已有之,并已沿袭千年。日记“胎始”于编年纪事体“史乘”,这一点在中、西方概莫能外。(2)2日记体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着动态的变化。第一个时期为官员记载。在西方,希腊时期的“日记”(Ephemeris)被官员用来记录国王的日常点滴和军事活动;在中国,官员以国家为中心进行编年纪事,称为“国家日记”。第二个时期出现私人日记。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出现两本个人日记,并得以流传下来。而后,十七世纪私人日记兴盛于西方。在中国,私人日记肇始于宋朝的“家乘”,而私人日记得到人们的重视则是到了清朝中后期。第二个时期的日记倾向于为自己写作,无意面向他人,呈现一种不受抑(Uninhibited)的表现力。(3)3第三个时期是近代以来,中西方出现的以日记为载体的面向自己、面向他人的文学写作,即出现可供发表的日记体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分成两个类别,即日记体散文和日记体小说。(4)4这时期以曼斯菲尔德(K.Mansfield)、龚古尔兄弟(Los Goncourts)、爱默生(R.W.Emerson)等分别书写的《日记》,以及郁达夫书写的《达夫日记》、徐志摩书写的《志摩日记》、沙叶新书写的《精神家园》等为代表。第四个时期则是在移动互联网时期,新媒体异军突起的背景下,出现了移动互联网时期的日记体。《查医生援鄂日记》(1)5《抗“疫”者说》(2)6、“武汉市民日记”等即为第四个时期的日记体文学。
 

“抗疫”日记文学的学术史和历史学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部“抗疫”日记都被作者自我界定为非虚构叙事,都被作者自我强调为从不同侧面真实地记载了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实景。然而,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抗“疫”日记之间形成了一种“对位书写”的现象。“对位书写”既包含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也包含一种音乐上的旋律独立却又声部和谐的关系。那么,为何会产生对位书写呢?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原因:第一,写作者在抗击疫情期间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使得他们与现实环境的距离不同;第二,写作者的“抗疫”身份不同,使得他们的心理状态呈现多元化特征;第三,这些“抗疫”日记在无形的对位书写中,承载了写作者不同的写作动机,隐含了写作者不同的认知方式。此外,这些“抗疫”日记共同构成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日记体的第四个时期,而日记体的第四个时期呈现出了不可回避的拟态环境问题,因而也相应地呈现出这些“抗疫”日记能否作为史料的新问题。同时,这一文学现象也预示着一种公共话语空间的新变化。因此,对这些“抗疫”日记文学的研究具有学术史和历史学的双重意义。

  一、拟态环境下的距离对位

  无论是《查医生援鄂日记》《抗“疫”者说》,还是“武汉市民日记”等,写作者无一例外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是非虚构的客观真实。然而,因写作者在疫情期间的具体参与身份不同,使得其中有的日记与现实环境存在距离差,进而使得不同的日记在写作过程中出现了距离对位。在传播学的视域下,出现这种距离对位的因素是拟态环境。拟态环境(Pseudo Environment)是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提出的重要概念。李普曼的基本观点是:在现代社会的复杂环境之中,人的实际活动范畴是有限的,难以对人们相关的整体外部环境和事宜都能保持直接联系,要依靠传播媒介获取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并会做出相关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对传播媒介所呈现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虽然在拟态环境的具体定义上,中外学者至今仍没有统一的定义,关于拟态环境是否等同于信息环境(3)7也存在争议。但是,中外学者有一点达成了共识,即从口头传播时期到纸质传播时期到网络、新媒体传播时期,都存在着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取材于现实环境,并经由传播者或媒介等呈现给受众,而“受众”作为中间人又对现实环境产生反作用。因此,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存在一定的距离差,并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关系图
图1 关系图

  整个疫情期间,笔者也全程都在武汉,作为一个亲历者,笔者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横飞媒体、“微信文章”、朋友转述,甚至“标题党”、假信息。居家隔离的人们依赖网络来了解世界,难免会沉浸在这些传播者和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疫情下,个体抗“疫”的身份不同,其所身处的环境也相应不同。《查医生援鄂日记》的作者查琼芳是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的一名抗“疫”医生,她的日记记载了她从1月24日除夕之夜到达武汉,至3月31日结束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的工作,整整68天实实在在的一线经历。她笔下的人物是她日常在自己周围接触的普通人,从医护人员到进入重症病房做卫生的志愿者,到酒店厨师、工作人员,到快递小哥,到患者,到患者家属。查琼芳书写《查医生援鄂日记》所面对的环境是现实环境。《抗“疫”者说》是程文敏与其他一线工作人员书写的抗“疫”日记,其记载的是作家程文敏和其他一线工作人员在做社区志愿者期间,每日信息排查,分发物资,召集志愿者,救治病患,以及如何平衡照顾自己家里老幼与志愿工作的日常。这类下沉干部(志愿者)的日记所记录的也是直接经验,即现实环境。《武汉日记:一位普通市民的生活点滴》是发布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武汉市民日记,该日记的作者胡泊是在北京工作的武汉人,春节前回武汉过年,他从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记载了生活点滴和感受。不过,他与居家隔离的大多数武汉市民一样,日记中关于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点滴的记录是对现实环境的书写,而面对网络媒介中的记录则同样也是拟态环境书写。因此,胡泊的日记中也存在一定的拟态环境书写。见表1。

  表1“抗疫”日记书写环境表
表1“抗疫”日记书写环境表

  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查琼芳医生的《查医生援鄂日记》的内容全部是立足于作者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因此,查医生的日记与现实环境之间没有距离。查医生的日记立足于“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实际工作空间,生活状态则是驰援医生之间的温暖互动。日记中的人物都是查医生每天日常接触到的人们,如热心给大家理发的“蒋Tony”、刘组长、周教授、值班三女将、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的支部成员、后勤保障小分队人员、面对面的王辰院士、司机志愿者、一日三餐的大厨、共享美食的陆军医疗队、上海医疗队首次在武汉气管插管和首例使用ECMO的病人、情人节各自手持苹果坐在一起拍照留念的“苹果”夫妻病人、由“大少爷”变成好青年的病人、因烦躁抓护士衣服的病人、因放弃求生欲望自我拉下呼吸面罩的病人、被查医生忍不住嘀咕却又为他治愈而由衷高兴的气胸病人、查医生负责的重症病房中首位治愈出院的重症病人、心脏骤停的病人、让人肃然起敬的自愿遗体解剖的老先生、走进隔离病房拍摄的记者、在金银湖边上遇到的严格执勤的警察、配合医生们工作的小白“机器人”等。在查医生的日记里,记载的皆是自己实实在在接触的人和事。李克强总理去金银潭医院看望一线抗“疫”医生,但查医生在重症病房的工作岗位上忙碌没能见到总理,即便是这样很有书写价值的大事,她在日记中也如实记载,而没有书写半点他人描述的情形。下沉干部(志愿者)的日记,也全部是立足现实环境的直接书写,以程文敏日记为例:程文敏日记记载了作者每日志愿服务的日常,晚上回去看到岳父、岳母带着两个孩子早已熟睡的生活场景;记载在临时指挥部配送物资、联络排查、日常消杀、动员各小区党员到临时党支部报道等工作;记载自己累到生病但好在不是被感染的个人状态;记载每日回家做完“消杀”之前不准孩子靠近的生活场景;记载志愿者和社区“网格员”在工作上“对事不对人”的摩擦;记载志愿服务之后回归本职工作的内心状态。这些人物和事情是志愿者程文敏基于现实环境的直接经验。因此,程文敏的《抗“疫”者说》与《查医生援鄂日记》一样,日记所记载的内容与现实环境没有距离。这些日记无疑可以称作是2020年抗“疫”的重要史料。

  不可回避的是,市民胡泊的日记存在拟态环境书写。由于作者在疫情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居家的状态,因此,他的日记中除了写家庭日常和期间几次出门所见的内容是直接经验,除此以外的其他信息、资料则多从网络、他人处获取。由此,胡泊日记中的这部分内容的书写是来源于拟态环境。那么,如何才能破除拟态环境的书写呢?

  毫无疑问,破除拟态环境的对策首先是深入现实的环境,细致体验真实的生活。在疫情期间,胡泊与大多数武汉市民一样,是做不到深入到自己所写的那样广阔的现实环境之中的。因为无论是出于自身健康、安全考虑,还是出于抗“疫”大局的考虑,普通市民被要求居家,因为居家即是为抗“疫”做贡献。其次,破除拟态环境还应以内聚焦的视角来书写。书写弱势人的基石,要么写作者本身是弱势人,要么写作者真实地走进了弱势人的生活,惟其如此,写作者才能以内聚焦的视角来展现弱势人的真实世界。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在疫情居家的特殊环境下,胡泊在日记中去记录跨越各行业、各省,甚至跨国的包罗万象的内容,不可避免会存在拟态环境下的失真。对于日记中这种与现实环境存在距离的问题,无论是读者,还是书写者都应对此保持清醒的认知。唯有此,创作者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批评,第四个时期的日记体也才能直面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现实问题,日记写作者和日记体文学也才能得到淬炼和升华。

  二、拟态环境下的心理对位

  日记作为记录日常生活和情感自叙的载体,其书写过程中会出现作者情绪的流露与宣泄。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日记体出现了与以往三个时期不一样的特点,即日记的作者和日记的读者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时时交互。既然是交互,就会有好的反馈,也有不好的反馈。读者们好的反馈会给作者带来宽慰、动力,而读者们不好的反馈可能会反作用于写作者。如果写作者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读者反馈,就会促使写作者原本的焦虑加剧为愤怒,进而产生情绪写作。在疫情的特定时期,抗“疫”日记的写作者因各自的工作任务不同,所关注的网络信息的倾向不同,故而各自的日记书写呈现了一定的心理对位。

  这种心理对位在《查医生援鄂日记》和《抗“疫”者说》中表现为压力因子,这是因为查医生和作家程文敏在日记中记载的是每日的工作状态。在《抗“疫”者说》中,程文敏没有记录疏解压力的方法,所以志愿者每天的工作和心理都是处于压力状态。查医生每日需在疫情暴风眼抢救病人,这种高强度使得她每日也处于压力状态。查医生的日记中提到一线医生要做心理测试,查医生的测试结果是“中度心理压力,无明显的抑郁情绪,无明显的焦虑情绪”。(1)8面对救治病人的工作和心理压力,查医生从2月7日起,利用休息时间做义工来缓解压力,日记中说道:“做义工,是缓解心理压力的好的方法之一……”(2)8据此,笔者以“1”为单位来代表抗“疫”工作常态压力,以“0.5”为单位来代表查医生报名做义工时的压力缓解状态,查医生“2月18日累到不想说话”的压力状态则以“1.1”为单位来表示。查医生和程文敏的心理状态如图2所示。由此可见,查医生日记不存在情绪写作的因素,其日记是平静地记录抗“疫”医务工作者与病人之间、医务工作者之间、医务工作者与志愿者之间、病人与病人之间的日常与温暖。这种日常与温暖给人的是向阳而生的勇气,给人的是专业精神下的踏实,给人的是万众一心战胜困难的力量。

  图2 援鄂查医生和志愿者程文敏心理压力图
图2 援鄂查医生和志愿者程文敏心理压力图

  而在武汉市民胡泊的日记中,呈现的则是多种心理因素的交织。具体来讲,胡泊日记中3次出现心理,2次出现情绪,2次出现焦虑,1次出现紧张,1次出现愤怒。如图2所示。

  图3 胡泊日记心理因素图
图3 胡泊日记心理因素图

  我们可以看到,查琼芳和程文敏的日记中心理因子相对较少,而胡泊日记中的心理因子则相对较多。那么,缘何胡泊日记中关于情绪、愤怒、焦虑、紧张的心理因子会突出呢?其原因实则与拟态环境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胡泊经受了“微信群”“朋友圈”拟态环境下的二度焦虑。从胡泊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胡泊和一般市民一样每天会从公共网络空间获取大量信息。此外,他还面对着“微信群”“朋友圈”中朋友、同学转发的各类文章。而根据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J.Shoemaker)的长期钻研成果,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对坏消息的关注都胜过对好信息的关注,因为坏消息具有警示作用。休梅克认为这种对“坏信息”的偏爱甚至源于遗传进化,并经由遗传世代传递而成为本性。基于这种本性,胡泊的“朋友圈”无形中多了一个任务,即将各类网络上的“坏消息”不断发给作者,这在日记中有一定的体现。基于“微信群”“朋友圈”群体极化的传播特点,这种“微信群”“朋友圈”里的群体隐性力量一定程度可以成为影响个体的群体力量。勒庞指出,“群体里人的心理特点是较为急躁,容易轻信他人也容易受到暗示。”(1)9然而,在灾难面前,温暖的、正能量的、有抚慰性质的消息才是灾难中的人们所需要的。因此,作为写作者,胡泊除了要面对公共网络中的信息,还要额外面对大量的因朋友转发带来的拟态环境中的负面信息。朋友将网上这类消极信息二次转给胡泊,会加剧胡泊原本的焦虑,产生二度焦虑,进而进一步加剧了日记中情绪写作的比重。与此相对,我们在查琼芳的《查医生援鄂日记》里是看不到这种情绪写作的,取而代之的是客观、平和的书写,给人的是一种专业精神和乐观精神下的力量。只有2月18日一天,查医生表达了累到不想说话,且心情是灰的,但是查医生选择的不是情绪写作而是调整心情:“夜班回来,躺在床上。放空大脑,只想静静地躺着。放松一下心情,明天我还将继续战斗。”(2)10

  三、拟态环境下的认知对位

  拟态环境下,抗“疫”日记不仅存在与现实环境的距离对位、心理对位,还存在认知上的对位。当然,抗“疫”日记在认知上的对位书写,并不尽然是二元对立关系,也存在旋律独立却又声部和谐的关系。譬如,查医生的日记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国一盘棋”来言说国家对抗“疫”的意义;《抗“疫”者说》从全国蔬菜驰援的民生角度感怀国家的意义;胡泊的武汉市民日记则从国家基建、中国速度的宏观视角赞扬国家的意义。至于认知上的对位书写,主要体现在抗“疫”日记的结论部分。不同的抗“疫”日记之所以会在结论上存在异同,是因为日记作者认知和专业知识的不同,而认知和知识的专业性则受刻板印象、非理性偏好歧视等因子的影响。

  首先,抗“疫”日记中的认知对位是刻板印象带来的结果。所谓刻板印象,即认知主体对客体对象“过度简化、主观化”的心理认知,尽管“简化”的知觉模式方便认知主体认识客体对象,但是容易造成认知偏差。(3)11拟态环境下,人们从媒体中获得印象,而非从实际接触中获得,因而促成了媒介认知刻板印象的形成。落脚到抗“疫”日记中,表现为对“口罩是否短缺”“相关药物是否有效”“拍照是否等同形式主义”等方面的认知差异。在口罩是否短缺方面,在《查医生援鄂日记》中,查琼芳在1月25日开篇就写到这种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疗物资的短缺,“所带的防护物资几乎清空了科室所有的库存,而这些也不过是一个箱子而已。”(4)10而武汉市民董涛发表在微信公众号“梧桐车话”的《武汉日记》第41篇中出现了与查琼芳日记中内容对位的“口罩并不缺货论”。网络平台中网民的“口罩并不缺货论”,实质上是基于刻板印象的认知结果。这种结论刻板地认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制造业大国一定有用不完的口罩,刻板地认为口罩短缺的根源在于物流速度。与此相对,事实上,在很多义工加班赶制、致力于公益的华人全球购买的情况下,口罩也依然紧缺。此外,在拍照是否等同形式主义的认知上,也出现了因刻板印象带来的认知对位问题。在《查医生援鄂日记》中,查琼芳多次直接书写了旗帜的理想信念给人们在艰难时刻带来了信心与精神力量,也多次书写了源源不断的积极分子向“旗帜”靠拢。旗帜带来的信念,就如同疫情下的武汉市民偶尔需要自我打气来调整精神状态是一个道理。而董涛在其《武汉日记》第45篇记载的网民与查琼芳日记出现对位的“唱赞歌”“举旗帜合影即为形式论”,也是刻板印象的结果。实际上,冲到一线的医生也好,下沉的公务员也好,志愿者也罢,警察、记者等工作人员也好,他们也需要精神力量来支撑,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日常的工作难题,他们面对的是随时可能夺走一个人生命的病毒。所以,纵使是自己原本的工作职责,但因工作强度是正常工作不可比拟的,而他们也是常人,但他们又在做出冲锋在前、保护大众的举动,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精神力量,靠的是思想信念,靠的是查医生笔下能给他们带来精神力量和思想信念的旗帜,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常识。此外,《查医生援鄂日记》中也有大量的合影留念的照片,但这并未影响查医生在“援鄂”岗位上的务实,也并未影响查医生休息时报名做义工的务实。因此,将形式主义现象中的举旗帜、合影留念行为概括为无意义的固定看法,并将这种固化看法推广到无限广阔的范围中,是为刻板印象。

  其次,抗“疫”日记中的认知对位是非理性偏好歧视带来的结果。何谓非理性偏好歧视?非理性偏好歧视(Theory of taste for discrimination)由Becker(1957)提出,他指出歧视是主体偏好的一种反映,因为主体不愿意与某一人群交流,即使付出一些成本也要坚持这种歧视行为,只要面对不是自己类型的群体就会“天然”地嫌弃和排斥。(1)12落脚到抗“疫”日记,在互联网时代,如果市民因抗“疫”志愿者未能完全满足其需求,而主观性地给志愿者贴上“特权”标签,实质上是非理性偏好歧视行为。与此同时,如果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给那些出现无心行为的市民贴上“刁民”标签,同样也是非理性偏好歧视行为。在《抗“疫”者说》中,作者呈现了市民无论办证成功与否,都会给一线工作人员贴上“耍特权”标签的场景:“市民拿到通行证抱怨需要签字,市民拿不到通行证或者拿不到足够数量的通行证认为是工作人员拿着鸡毛当令箭,是耍特权。”(2)13日记中的市民在“疫情”的压力下,沉浸在自我需求和自我情绪释放之中,而主观性地屏蔽工作人员的解释,盲目给工作人员贴标签,这无疑是非理性歧视下的行为。与此同时,在《抗“疫”者说》中,程文敏也描述了志愿者与不遵守抗“疫”规则的市民产生矛盾冲突的场景。为何市民原本“可以理解”的行为会演变为志愿者眼中的“不可理喻”?这与志愿者内心深处的优越感和“高尚感”扩大化不无关系。(3)13在冲突的起初阶段,程文敏以志愿者的“高尚感”为依托,拒绝与不遵守规则的市民进行耐心沟通,并主观性地把情境中的市民定义为“刁民”。这里的“刁民”标签和冲突行为无疑是紧绷神经下的非理性歧视的结果。令人欣慰的是,程文敏很快对自己的非理性歧视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基于此,消除拟态环境下的认知对位,需要人们破除非理性歧视的偏好与排斥行为,需要引导人们多进行对话与交流,多换位思考,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

  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同认知水平的人皆汇聚在一个平台。互联网让形形色色的人们有了交集,但互联网无法让他们统一思想、统一认知、事事共鸣。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们汇聚在一起,思想和认知的碰撞便可能产生一些网络上的冲突。网络上的争论不仅是利益上的矛盾,更多的是观念上的矛盾。(4)14网民的评论则具有一种非理性和争论性。移动互联网对于社会热点具有集聚性,因而当亿万网民面对一部原本阅读量就很大的日记中存在的几个有争议的热点时,会发生瞬间聚焦、广泛争论的状况。如果以非理性偏好来看,就会盲目地认为这种聚焦和争论是“极左”的手笔,并为所有的质疑者贴上“极左”的标签,而这个贴标签的过程呈现了一种非理性偏好歧视。因为,这个贴标签行为折射的是,个体面对不是自己类型的群体就会“天然”地嫌弃和排斥。不过,针对网络中的言语、德行失范,增强网络管理和网络立法也是法制建设的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对第四个时期日记体的写作者而言,适应网络新环境,辨识网络评论的现象和本质也是时代进步对作家的现实要求。

  余论

  日记体文学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脚步已然走进了第四个时期。抗“疫”日记的多样性,预示着新的时期会有更多的话语主体走进日记体文学。基于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隐含的拟态环境和交互性特征,日记体文学创作者需要具有新的思维,新的能力来应对新时期日记体拟态环境的新问题,应对新时期日记体时时交互的新问题,从而促进第四个时期日记体文学依然能够贴近现实环境,不被作者与读者时时交互的新特征所累;日记体文学读者则要清醒地辨析何为拟态环境下书写的日记,何为现实环境下书写的日记,只有认识到两者之间的距离,才能不把拟态环境下的距离书写、情绪书写误当史料。唯有如此,第四个时期日记体文学才能在日记体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接续发展。

  注释

  1邓建:《从日历到日记——对一种非典型文章的文体学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8-23页。
  2朱光潜:《日记——小品文略谈之一》,参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58-362页。
  3Emile Legouis, Louis Cazamian,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650-1932), Trans.Helen Douglas Irvine. London:J. M. Dent&Sons LTD, 1933, P. 680.
  4钱念孙:《论日记和日记体文学》,《学术界》2002年第3期,第214-225页。
  5(1)查琼芳:《查医生援鄂日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
  6(2)程文敏等:《抗“疫”者说》,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年。
  7(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8(1)(2)查琼芳:《查医生援鄂日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06页,第50页。
  9(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10(2)(4)查琼芳:《查医生援鄂日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3页,第1页。
  11(3)王秀艳:《地域形象媒介建构与东北刻板印象的历时传播》,《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2期,第267-273页。
  12(1)[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6页。
  13(2)(3)程文敏等:《抗“疫”者说》,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67页,第67页。
  14(4)邵力、乔墩:《网络热点事件微博评论中的情感冲突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6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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