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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对原著人物形象和叙事情节的改编

时间:2021-02-19作者:易沁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金陵十三钗》对原著人物形象和叙事情节的改编的文章,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金陵十三钗》是一个艺术性向商业性有所妥协的产物。影片对故事人物形象及相应情节的改编,使故事情节相较原着更加跌宕起伏,迎合了观众口味,有利于增加票房收益。

  摘要: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改编自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化改编的过程中,对故事人物形象及相应情节的改编,使故事情节相较原着更加跌宕起伏,迎合了观众口味,有利于增加票房收益。但电影在展现情节逻辑的合理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上,不如原着小说。本文试从人物和情节两个层面对比《金陵十三钗》小说与电影,进一步探索原着小说与电影改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 影视改编; 电影; 小说;

  作者简介: 易沁(1999-),女,汉族,湖北荆州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伴随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现代科技得到了迅猛发展,由此带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多样化。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又促进了文学作品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具有强烈视听性的影视作品。电影《金陵十三钗》便是其中一例。它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由刘恒、严歌苓担任编剧,张艺谋执导。影片以南京大屠杀为大背景,讲述了南京的一座教堂中,一位假神父,一群生死未卜的女学生,十四名躲避战火的风尘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中国军人一起面对孰生孰死之艰难抉择的故事。

  一、人物形象的改编

  首先,是对角色约翰的改编。影片最大的问题就是约翰为何突然从一个贪财好色的酒鬼变成了一个主动放弃逃生机会、努力帮助女学生们逃离日军魔爪的神父。相较于本片另一主要人物赵玉墨来说,他的这种转变实在太缺乏动机。

  纵观整部影片,玉墨的转变还是有迹可循的。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可以归纳出几层铺垫。第一,她和姐妹的到来,占据了本该让女学生们躲避危险的地窖。日军第一次冲进教堂,书娟和其他女学生在慌忙奔逃的过程中,来到了玉墨及其姐妹藏身的地窖口。在这里书娟和玉墨有过一次短暂的对视镜头。两个同样面临困境的群体,两个群体的代表,在短暂的安静中,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书娟的选择让玉墨及其姐妹免遭暴露,却让女学生们险遭日军侮辱,其中一名学生更不幸坠楼身亡。对玉墨来说,这是一份尤为珍重的救命之恩。第二,李教官和玉墨有过一次谈话,玉墨因此得知李教官及其兄弟原本可以撤出南京城,正是为了保护这群女学生而选择与日军同归于尽,只剩下他一人。这件事进一步震撼了玉墨的心灵。第三,约翰向玉墨坦白豆蔻的惨死,这让玉墨深切地体会到日军的残暴。她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她也曾是教会学校里单纯的女学生,后来无奈沦落风尘。基于内心对单纯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身边姐妹的悲惨遭遇,她不忍让这些学生遭受同样的凌辱,甚至虐杀。第四,面对日军的“表演邀约”,书娟和其他女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悲惨境遇。她们选择集体爬上高楼,想要跳楼自杀以求解脱。在这危急的时刻,玉墨立刻答应代替女学生去“赴宴”,其他妓女在玉墨的感召下,也都纷纷答应下来。

  综上,玉墨的转变,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铺垫。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她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令人难解的是她的姐妹们在其感召下,迅速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大多数妓女在影片中并未有太多镜头,甚至没有点出姓名,很难看到她们决绝选择背后的层层铺垫,很难感受到她们内心的挣扎。大多数妓女仍然更像是处在被动地位、没有独立判断和思考能力的简单个体。当然,这个问题自原着带来,不能归咎于影视改编。

  回到约翰的人物形象上来,当日军第一次冲进教堂想要强奸女学生时,约翰的挺身而出可以看作是一种带有普适性的人道主义以及个人英雄主义;而当他外出寻找妓女,遇到同乡,有机会可以逃离南京却果断选择放弃时,人物的行为逻辑就并未得到很好的梳理,与前面的约翰形象相比,具有明显的割裂感。另外,曾目睹两个女人被日军虐杀后的血腥场景的约翰,在妓女代替女学生这一事件中,面对所爱之人玉墨做出的选择,表现出的痛苦与纠结显得很轻微,不符合一般人的情感逻辑。

  如果是小说中真正的神父英格曼,情节的安排或许会更为合理。英格曼神父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认为人人都有平等的尊严。原本可以袖手旁观的他,甘冒风险,收留了妓女和中国军人,并提供给他们容身之所和本已匮乏的物资。面对日军的刺刀,英格曼神父毫不畏惧。可以说,他的威严和正直在与日军的数次交锋中展露无遗。而在南京城沦陷后,他让所有女学生为国家、民族而哀悼,又体现了他的血性与良知。因此,当他心中产生妓女代替女学生的想法时,他对十字架进行祷告。他知道“他将要说的和做的太残忍了,为了保护一些生命,他必得牺牲另一些生命”[1],他安慰自己,“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牺牲,是因为她们不够纯,是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受到他英格曼的保护,不值得受到他的教堂和他的上帝的保护。他被迫做出这个决定,把不太纯的、次一等的生命择出来,奉上牺牲祭台,以保有那更纯的、更值得保存的生命”[1].但他随后又怀疑自己是否有替上帝评判优劣的选择权,这体现了信仰与现实的残酷对冲。这也是严歌苓原着小说中的一个出彩之处。人物的两难选择造成内心的矛盾冲突,展现人性复杂的同时,也让故事显得更有张力。

金陵十三钗

  而电影《金陵十三钗》,为让入殓师约翰有足够的理由登场,将英格曼神父设定为被炸而亡的状态,约翰为其收殓,因而进入教堂。约翰实际上更像是张艺谋为实现自己冲击奥斯卡的愿望而专门设置的一个角色。他在电影中经历了由“二流子”向“救世主”的角色转变,符合美国电影中混混变英雄的普遍设置,但将其置身于南京大屠杀这一沉重的中国历史背景下,未免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尤其是影片为了重点刻画其英雄形象,还为他安排了好莱坞式的浪漫爱情桥段,这显然有异于原着中对少校戴涛和玉墨之间朦胧隐约的好感、副神甫法比对玉墨难以言说的情愫的描摹,与原着的情感表达方式相去甚远。

  其次,就是长谷川这个人物。他是小说中“少佐”形象的影视化改编。小说中对少佐没有做太多具体描绘,电影中对长谷川的塑造则有不少镜头,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在教堂里弹奏日本童谣《故乡》,这首曲子让当时在场的士兵都不自觉地哼唱了起来。长谷川受过西方教育,其温文尔雅的外表和娴熟流利的英语,让人感到他实在是一位上流社会的谦谦“君子”.但面对约翰的质疑时,他稍作停顿,仿佛内心有所挣扎,却还是冷冷地抛下一句“只是执行军令”来结束对话。本尼迪克特认为,“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3].可以说,日本人是优雅与残忍的矛盾统一体。影片中的长谷川,正是对日本人性格中“菊”与“刀”特色的一个较好诠释。正如影片中约翰所说,少佐是一位文明人,但是当他强令女学生们去参加日本人所谓的宴会时,却暴露了他野蛮残忍的一面。这种人物形象的刻画,既真实可信,又有触及人性复杂的深度,不同于过去一般抗日影片中对日军军官的脸谱式塑造。然而,这样一个具有复杂性的人物形象,在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出场中,不仅没有揭示第一次出场的意图,更彻底成为了提线木偶,之前对其形象的特写设计也显得有些多余。

  二、叙事情节的改编

  首先,是对数字“十三”的影视化再创造。电影对“十三”这一数字的戏剧化演绎,使得情节曲折多变。小说名为《金陵十三钗》,是因为在小说中,教堂一共收留了十四个妓女,而豆蔻独自去找琵琶弦,被日军所害,就只剩下十三人。而在小说开头,女学生共有十六个,中途徐小愚、刘安娜和苏菲被徐小愚的汉奸父亲接走,使女学生的数量变为十三个。最后十三个妓女代替十三个女学生,其间对数字“十三”未做太多戏剧化处理。

  而影片开头,教堂里的女学生有十四人,来教堂避难的妓女正好也是十四人。后来,一位女学生在教堂里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另一位在与日军的激烈争执中坠楼身亡,只剩下十二人。接着,电影在描述豆蔻回到青楼寻找琵琶弦的情节时,设置了妓女香兰陪她一起遇害。豆蔻拿琵琶弦,是为了给濒死的小兵王浦生弹奏一首完整动人的曲子,是危境下的一份善意和身处泥淖中对美好单纯生活的憧憬。反观香兰,她冒着巨大风险回去,仅仅是为了一双耳坠,这未免有些不可思议。或许有人会说这双耳坠对香兰的意义不一般,但在情势如此危险且没有任何情节铺垫的情况下,就安排她陪豆蔻一起遇害,未免有强行拼凑情节的嫌疑。此外,小蚊子这个人物与她的宠物猫,也是为了数字“十三”而专门设置的。小蚊子是电影中新设置的人物,她在日军清算人数时为寻猫而暴露,成为引出“十三”这个数字的一个关键设置。

  但是,仔细梳理,会发现围绕数字“十三”演绎的巧合实在过多:豆蔻和香兰本来已经顺利拿到琵琶弦和耳坠,偏巧回程途中香兰的琵琶弦不慎遗失,再次捡回后又正好看见血腥的场面,以致大声地叫喊引来了本已摆脱的日军;小蚊子冒生命危险去寻找一只猫,而且是在豆蔻等人刚遇害不久的情况下,并且这只猫正好在关键时刻跑了出来,直接导致小蚊子暴露在日军的视线下。这一切都显得过于巧合,设计感太强,匠气过重。

  其次,电影中“生死”话题的反复重申,让人乏味。以女学生的生与死为主要话题,影片相继插入了国民党军队、小兵浦生、妓女豆蔻等多方对象、不同身份人物在生与死之间的矛盾与挣扎,较好地设计了每一幕的高潮,给观者以强烈的震撼感。但正是因为每一幕的高潮都如此强烈且主题相同,以至于观众会在观影时产生重复感。

  这一点可以对照原着中的几处情节。第一,徐小愚父亲的出现引发了一个小高潮。他利用汉奸身份,成功拿到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在女儿的请求下,答应带其中一个女学生刘安娜一起离开。这导致另一个学生苏菲的不满,她点明徐小愚也曾答应过带她离开。小说从这里开始了对书娟的心理描写,一方面她内心极度渴望徐小愚可以摒弃前嫌,主动提出带她离开;另一方面,强烈的自尊不允许她先向徐小愚开这个口。徐小愚最后决定抓阄来确定可以跟随自己离开的人选,书娟却直接放弃了这一机会,并且最后也没有接受徐小愚父亲带来的巧克力。注意小说中将抓阄这一行为定义为“玩弄”,这是以书娟侄女的视角进行评价的。其实梳理前文徐小愚和孟书娟的相处,可以看出徐小愚是很乐意让书娟成为自己的长久密友的。所以笔者认为徐小愚说出抓阄这种方式,乃是在当时与书娟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作出的最后一点努力。她希望书娟是那个幸运的人,但孟书娟的倔强与自尊让她直接放弃了最后的机会,她不接受徐小愚父亲的巧克力的行为实际上是和徐小愚赌气的表现。原着的这处情节,反映出女学生们虽然隐约感受到局势的危急,但少年意气仍然使她们做出看似幼稚的行为。然而反过来看,跟随徐小愚父亲离开也未必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为日本人办事的他,大概率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时徐小愚和其他两个女学生又该何去何从。由此可以看出徐小愚父亲的出现使得小说张力十足,也为后续“十三钗”作了铺垫。第二,中国军队不战而降。中国军人受对外界情况缺乏认知、饥饿、日军会优待俘虏的骗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选择投降,让日军捆绑了双手,最后被赶到江边,集体遭到屠杀。行进队伍中一声声反复询问的话语,反映出士兵们内心对生的极度渴望,以及在绝望困厄中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终致惨死的结局。第三,李全有与王浦生的相识。两人在日军进行江边屠杀后得以幸存,并互帮互助求得一点生机。在王浦生伤重昏迷和随时会被日军发现的情况下,李全有并未丢下他独自逃生,反映了战乱中人与人之间难得的一丝温情。

  以上三个情节,或多或少也掺杂有生与死的话题,但更多的是容易引起我们对人性的思考,让小说的节奏转向低缓平和,从而使整个故事的发展有张有弛,也让整部小说更具有张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版《金陵十三钗》是一个艺术性向商业性有所妥协的产物。影片对故事人物形象及相应情节的改编,使故事情节相较原着更加跌宕起伏,迎合了观众口味,有利于增加票房收益。但在展现情节逻辑的合理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上,不如原着小说。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实际上涉及到文学的跨学科研究问题。学科融合的文化发展大趋势、繁荣的图像“跨界”时代、审美化的日常生活,都表明跨学科研究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当代中国电影,更需要的是国际眼光、全球视野和民族特色。“当我们看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时,我们看到的是以影像重构的历史与过去的文化、社会,以及在重构的过程中,影像如何透露电影导演的时代背景与电影制作方式的创新与革命,或是掺入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历史与今天进行对话的声音。[4]”在全球化运动中,电影艺术的力量正在于它能够为现代人的心灵开拓新的自由空间,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更应如此。努力做到文学作品艺术灵魂和电影商业性质的有机统一,是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命题。

  参考文献

  [1] [2]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95+196.
  [3]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
  [4] 章颜.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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