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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小说中“出走者”身份与形象的演变

时间:2020-09-25 09:37作者:李直飞 马浩然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我国现代小说中“出走者”身份与形象的演变的文章,“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如果要在文学中对“家”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机制产生解构性作用,从而呼应“现代”的话,可以说只有小说能够承载这份历史的沉重。

  摘    要: 在社会启蒙占主导地位的五四语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也自然成为重要的时代风向,而其中对于传统的“家”文化的突破在当时受到大部分人的关注。新思想的觉醒和时代的突变促使人与“家”的冲突逐渐明晰,从而形成了个体对“家”的出走意识,“出走者”的形象也随之产生和衍化,并从其发展中透视出了一种“出走”脉络。但这并不能仅仅归功于五四的启蒙话语,其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发展有着更为多样复杂的阐释。

  关键词:   “出走”; 家; “出走者”;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ay 4th,where social enlightenment dominates,rebellion agains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natur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of the times,and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traditional "home" cultur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ost people.The awakening of new ideas and sudden changes in the times have gradually made the conflict between people and "home" gradually,and thus formed the individual's consciousness of leaving home.There is a "runaway" context.But this can't be attributed to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40s has a more diverse and complex interpretation.

  Keyword: "runaway"; home; "runaway person";

  在一般文学史研究视域下,往往将“五四”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与西方以重新发掘古希腊文明,通过传统形式来革新文学的手段相对的,中国则是通过主动割裂和否定传统,从而构成新文学的生成机制。“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如果要在文学中对“家”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机制产生解构性作用,从而呼应“现代”的话,可以说只有小说能够承载这份历史的沉重。而在之前的研究当中,这个问题也被当作一个文学母题,如薛晨明在《“出走”与“归来”的二元困境——现代作家笔下的“娜拉出走”母题探析》中将女性“出走”的模式归结为一种历史与性别的困境,[1]但同时也由于过分强调性别因素而略显单薄;吴晖湘在其硕士论文《家:坍塌的神话——试论现代文学中传统家族文化的没落与解构》中也对现代小说中的“出走”题材与“家”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析。[2]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呈现出的大多仅仅是以罗列和梳理的方式来进行的单调概述,也仅仅是把“出走”作为认识论来研究,而没有能够将其提高到一个本体论的理论高度,并且还忽略了“出走”小说在现代小说史中貌离神合的发展脉络和衍生谱系,尤其是在“出走者”形象的演变历程中所显现出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们不是独立的个体,更多的是风云突变的中国现代史中,在强烈精神与物质压抑下,与“家”这一硕大传统文化体系进行博弈的人的精神写照。他们是随着历史社会的变迁,一代一代散发和延续着新思想光辉的人,理应受到一种“史”的生命观照。

  一、“出走”题材的源起

  对传统家族的“出走”源于五四时代的作家们对其进行的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疏离和排斥,这都使“家”在小说中更多的以他者的意义和身份出现,带有一种阴冷黑暗的色彩氛围,从而在文学中逐渐走向了历史边缘。但需要看到的是,短暂的时代激情在几千年的“家”面前,自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显出其力量的孱弱,“家”正可以视作人类长期的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意识的显现。正如荣格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品是一个“自主情结”,其创造过程并不完全受作者个人无意识的控制,它归根结底不是反映作者个人无意识的内容,而是植根于超个人的、更为深邃的“集体无意识”。“家”对人的影响及其联系可谓说是巨大的,因此,对家的“出走”除了出走者自身的觉醒和外部世界的感召以外,或许还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家族内部强大机制的自我瓦解。
 

我国现代小说中“出走者”身份与形象的演变
 

  而在另一方面,造成人们大量出走的基本动因还是要归结于个体自身叛逆意识的产生,而对“家”的叛逆即是承认传统家族文化对人的压抑,即主体心理生成了一个具有预设性的解构前提。[3]几千年的传统家族文化给现代人,尤其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留下的往往是对于人性的压抑,“家”的规则和传统反反复复在吞噬着人的自然天性。如鲁迅即在《狂人日记》中用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的手法发现和开掘了家族文化制度的不合理性,将封建家族礼教的几千年的“辉煌”历史浓缩成“吃人”二字,深刻揭示了“家”传统对人的迫害。而“吃人”除了象征着个人人格精神的萎靡与畸形外,还表现为另外一种形态,即对人格循环往复的复制。如《金锁记》中的长安,在曹七巧的压抑和管控下,几乎完全蜕变成了另一个新的七巧。“每逢她单叉着裤子,揸开了两腿坐着,两只手按在胯间露出的凳子上,歪着头,下巴搁在心口上凄凄惨惨瞅住了对面的人说道:‘一家有一家的苦处呀,表嫂——一家有一家的苦处!’谁都说她是活脱脱的一个七巧。”[4]随着结局的到来,一切也都走向了没落。可见,传统的“家”在压制人的个性自由时,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阻碍着家族自身新鲜血液的流动,[5]在陈腐的气息一代又一代延续不更时,家族内部同时也发生着本体性的历史解构,这就为“出走者”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随着五四的落潮,新思想的启蒙及其所产生的叛逆意识对“出走”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在风云跌宕的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点社会性的时代突变,都有可能成为“出走者”们的反叛动因。从二三十年代革命政治激情的淡化到抗日战争的爆发,救亡压倒一切,这时的“出走”已经不仅仅是对传统家族话语的颠覆和个人自由的争取,家对个人的控制以另一种方式封锁着自身的开放弹性,阻碍着传统的家国沟通,人与家的冲突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家与国的冲突,因此造成了“家”在社会层面的分崩离析。而在时代“共名”下个人出走的抉择也深深映照着这个民族未来的走向,在个人的拯救意识取代叛逆意识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出走者”也应运而生,完成了对上一代“出走者”的继承与超越,在新的时代诠释着自己新的心路历程。

  二、“出走者”身份与形象的演变

  如果说但丁及其《神曲》的创作象征着欧洲中世纪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端的话,那么易卜生所创作的娜拉则是中国新文学在思想孕育和创作开端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形象范式。以胡适的《终身大事》为源起,此后一部部宣告女性独立自主和个性解放的作品层出不穷,女性意识的觉醒最为明显地反映在不同的“出走者”中。而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出走者形象即是在此背景下由鲁迅所创造的子君。而《伤逝》则可以看作是鲁迅以一种形象性的方式所做出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出走寓言,因此,子君的出走在现代小说史上产生初创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同时也带有着一种表象性和失败的意味。促使子君出走的最大动因即五四思潮的发轫,在自由、平等等新思想下,她毅然反叛家庭,渴望与涓生建立一种时代氛围倡导下自由平等的爱情范式,[6]发出了自己的精神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7],而在和涓生建立家庭后,她却依然又回归到了传统家庭中的妇女定位,常常忙于家务和生计等问题,毫无新式家庭所建立起的区别特征。此外,当子君失去涓生爱情的时候,她一瞬间心灰意冷,还是又回归到了自己的“旧”家庭中,最终死去了。这一切的悲剧不仅在于子君失去了她所坚持和依靠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她至死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8]可见,子君其实并没有完全独立,个性解放的新思想对她的影响仅仅流于表面,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她只是从一个“家”去到了另一个“家”而已。这其中除了社会条件的因素外,也有着人物自身的缺陷,子君们仅仅靠了外部思想表象的感召和一时的激情而出走,并没有考虑出走以后,更没有看到封建家庭传统中所带有的痼疾,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的幼稚。不仅是《伤逝》,在五四时期众多“出走者”的形象大多如此,这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接受状况是一个真实的反映,但这也不能不说是很多题材初创时期很难避免的一种弊病。

  而之后“出走者”的发展则以《家》中高觉慧的诞生为象征,他具有强烈的批判和反抗意识,携带着极其进步的思维气息。在封建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高公馆,有着高老太爷的专制,颓废萎靡的叔辈以及负载着沉重传统枷锁的大哥高觉新。巴金在谈为什么要写《家》时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9]可以说,这时候的觉慧依然是五四热潮启蒙下的产儿,但五四仅仅是赋予了他一个如何看待家族和世界的思想,他的出走,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在封建大家庭中身心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灵魂困境,他看到了太多这个家族崩亡的前兆与这种死亡气息对家中人的迫害,如梅的抑郁不堪,瑞珏的悲剧遭遇,鸣凤跳河自尽的悲惨场面等,都促使觉慧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觉慧是在新思想的吸引和旧传统的凋敝的双重契机下,他既受了思想的洗礼,又深刻地发现了家庭对人的戕害,这才决然“出走”,因此,这时觉慧的出走显然比五四时期的子君们有着更为成熟和完整的姿态。

  在“启蒙”话语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延续和主导于文学中时,却因战争的爆发而迅速被“救亡”所取代,同时,“出走者”的形象也在向更高的层面发生着演变。《四世同堂》一反以往的家族模式,没有了传统大家庭对人的精神残害,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但就是在这样理想的家族环境和“救亡”的时代背景的冲突下,无形中限制了人对更高维度的“家”——国家的追寻,因此,祁瑞全的出走就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拦得住他应声而至”。[10]实际上,老舍对于“出走”的态度是略显暧昧的,正如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北京的“家”文化,所显现出的往往是一种“挽歌”式的姿态。老舍对瑞全的“出走”进行的是一种背影式的写作,并没有对他“出走”后着墨太多,更多的是对这个四世同堂的传统家庭即将在战乱中分崩离析的悲悯之情,并不像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中对蒋纯祖离家后的生活经历所进行的正面叙述。老舍对传统家族文化进行理性反思的同时又伴随着情感上对家族伦理的眷恋之情,这就导致在小说中对“出走者”刻画重心的偏移,但总体上来说,祁瑞全的出走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五四启蒙中个性解放的传统,也从另一个角度刻画了所不同于高公馆的“家”,从家国关怀的人文理念出发,塑造了战争语境下全新一代的“出走者”形象,在继承着以往“出走”的传统中,也对同时期的“出走者”们开辟了另一种范式。

  同样是宏大的战争背景下,在众多的“出走者”形象中,也有着与其相异的身影。《寒夜》中曾树生的“出走”即显示出一种“新娜拉”的姿态。她与汪文宣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恋爱基础之上的新式家庭,并且她的经济能力远强于丈夫,几乎一人支撑起全部的家用,曾树生从思想观念和经济的双重意义上都在冲破着封建传统以及“娜拉”出走的五四传统范式,也打破了鲁迅所奠定的“娜拉”出走的结局定式,显示着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除了思想观念的先导因素,促使其出走的另一原因同样是来自家庭的束缚,丈夫的萎靡无能和婆媳关系的恶化,[11]很大程度上都使她感到孤独与困顿,从而成为了现代小说史上最为果敢的“娜拉”。但同时,我们仍须看到,在曾树生毅然出走的背影下,也蛰伏着矛盾和郁结。《寒夜》的发生显然也是被置于战时环境下,混乱残酷的时代压灭了曾树生兴办教育的理想,在飞机的轰炸中,其超前现代的心理机制发生了转向,她的内心还是有渴望安稳的那一面,希望有能干的丈夫作为自己的依靠,战争又唤起了她思想中固有的传统倾向,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冲突,在她的内心交替和徘徊,构成了曾树生这一最为饱满的形象。

  此外,她对丈夫和儿子的感情也导致她在出走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汪文宣的痛苦和疾病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战争造成的,混乱的社会现实一步步打击着他的精神和肉体,而曾树生正是由于对丈夫痛苦不堪状态的怜悯,同时又不想为此消磨自己的青春和强烈的生命力,这才造成了她内心最为突出和强烈的矛盾。所以,可以说战争也间接导致了曾树生的出走。以往“出走者”题材的小说多是描写家的压迫或者是外部世界的感召又或是二者结合,而忽略了他们出走时矛盾复杂的心理和情感,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看作是巴金对以往写作的超越,因为他注意到了曾树生身上对“家”难以割舍的一份真情,强调了人与“家”的联系是不会那么轻易就斩断的,在家庭束缚、战争压迫和坚守个性的潜意识冲突下,曾树生这一形象以及她的去留就表现出了小说史上众多“出走者”形象前所未有的真实性、丰富性与深刻性。至此,人对“家”的“出走”姿态衍生到了最成熟的阶段。

  三、结语

  现代小说史中的“出走者”尽管络绎不绝,但究其出走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类,首先是五四启蒙下怀揣新思潮激情的人;其次是五四落潮后对家族和个体存在的思考中毅然挣脱封建传统枷锁的人;最后是在战争刺激下,对于家与“国”或者与个体存在寻求冲突有着强烈意识的人,他们共同在现代小说史上冲击着几千年以来一直延续的家族神话,用“出走”的方式宣告了“家”的坍塌。

  然而,传统意义上的“家”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呈现出的却往往是一种趋同性的模式。传统的“家”大多都是对人造成压迫或者阻碍着人的自由与理想,但这样的现象是否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色彩,是值得商榷的。毋庸置疑,这诚然与很多作家的经历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巴金的大哥之死等,“家”的确对个体的身心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但纵观现代小说史中的“出走”题材,对“家”传统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时代的要求显然占据着高位,可以说,现代小说中对传统家族文化的描写已经达到了过度批判的性质,甚至不同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文学题材的扁平化和单一化。在众多的“出走”叙事中,真实而丰富的“家”却沦为写作的牺牲品,遭遇了遮蔽的命运。而这样的叙事在四十年代的小说中才得以出现了不同的气息和面貌。如果说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是通过正面描写蒋少祖在其之后人生历程的境遇来论证“家”对人的独特吸引以及人们的重新认同,那么老舍则是写出了老北京人几千年来家族传统文化基因的沉淀与真实形态,个体与家族的叙事冲突和思想矛盾进而才略微褪去了其对小说创作观念先验性的影响力度。

  最后,小说中的“出走者”们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在对“家”的叛离过程中,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折射出对另一个“家”——精神家园的追寻。正如荷尔德林所说:“人,诗意地栖居。”人尤其在混乱的时代中渴望寻找立身之所,但更重要的不是肉身的安宁,而是精神和灵魂的栖居。面对人如何找寻自己的“所在”,找寻自己的“家”这一深刻的哲学命题,“出走者”们用自己的“出走”给出了答案。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出走尝试,不仅为中国现代小说史建构起了一条通向真正的“家”的精神道路,而且也对当代小说的创作(如张炜和张承志等作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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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周红兵,王兰燕.长安为什么不出走——张爱玲《金锁记》女性形象分析[J].名作欣赏,2007(04):62-64.
  [6] 张瑜,杨星宇.彷徨于呐喊之后——浅谈鲁迅笔下的“出走者”[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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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巴金.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205.
  [10] 老舍.四世同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3.
  [11] 巴金.寒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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