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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历史》中异化的爱与健全生活方式构建

时间:2020-09-10 09:15作者:张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爱的历史》中异化的爱与健全生活方式构建的文章,《爱的历史》是妮可·克劳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2005年出版后便立刻登上英美各大畅销排行榜,并入围2006年英国橙子奖,至今被译为35种语言。

  摘    要: 着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是异化的社会,社会关系也随之异化。在这样的社会中,想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融合,关键在于爱。妮可·克劳斯的小说《爱的历史》所讲述的是在异化了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是如何努力寻求生命的价值和健全的生活方式的。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出发分析小说中人与社会的异化、夫妻间的异化以及个人自身的异化,可以找出小说中的人物是如何试图通过爱的方式走向正常生活的。

  关键词: 妮可·克劳斯; 《爱的历史》; 弗洛姆; 异化;

  《爱的历史》是妮可·克劳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2005年出版后便立刻登上英美各大畅销排行榜,并入围2006年英国橙子奖,至今被译为35种语言。妮可·克劳斯自小便博览群书,十九岁开始发表诗歌作品,2002年出版了其第一部长篇小说《走进房间的男人》,荣获《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好书,克劳斯也被《时尚先生》誉为“全美最佳新秀作家”。2010年,克劳斯新作《大宅》承继前两部小说的细腻风格,于2011年入围英国奥兰治奖。同年,作家成功跻身由《纽约客》评选出的二十位“四十岁以下最优秀小说家”行列。克劳斯曾在多次访谈中强调思考是其人生的乐趣之一,也正因为此,她的小说也多展现出对人、社会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察和深度思考。(魏兰2013:13-14)其第二部长篇小说《爱的历史》讲述的是一位八十多岁患有心脏病的老人利欧和一位刚刚失去父亲而痛苦的十四岁女孩儿艾尔玛通过一本叫做《爱的历史》的书而相遇的故事。此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故事内的一本叫《爱的历史》的小说让利欧、里特维诺夫以及艾尔玛三个家庭的故事产生联系,而在最后小说《爱的历史》与故事内同名小说都以利欧的讣告结束。

  弗洛姆是一位着名的出生在德国一个犹太家庭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纳粹上台后被迫移居美国。他毕生的宗旨是认识人、改造人、美化人,创造健全的社会,为此,他潜心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弗洛姆曾说,“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都是现时代的设计师。”(赵一凡等2017:81)在综合二者的基础上,弗洛姆提出了自己的异化思想和爱的理论。不同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弗洛姆将异化升至心理学层面,“弗洛姆强调了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外在的力量通过社会环境及其制度,压迫、控制他人,从而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孤独、离异之感。”(莫绍令2018:177)异化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而想要创建健全的社会,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爱”。弗洛姆认为要摆脱这种异化带来的孤独,就要通过“爱”来实现。在小说《爱的历史》中,利欧总是与孤独相伴,在那个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他总是需要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存在;里特维诺夫一直生活在懊悔和自责当中,一直不将事实告诉自己妻子,这体现了夫妻间的异化;伯德则一直活在一个被自己异化了的宗教信仰的世界,认为自己是救世主。然而他们也都在试图通过爱来寻找生命的价值,利欧一生都在默默的爱着自己的初恋艾尔玛和儿子艾萨克;里特维诺夫正是因为爱而不敢告诉妻子实情;伯德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或者说“拯救”姐姐和妈妈。弗洛姆认为,“爱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是人所拥有的最深沉的激情。”(177)小说中的人物都在被爱治愈着,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出发分析小说中的异化现象并找出故事中人物是如何通过爱获得健全的生活方式,也为读者理解小说《爱的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爱的历史》中异化的爱

  现代社会中物质财富的累积达到以往历史的顶峰,但是人们却总是感到孤独不安。弗洛姆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异化,“社会成了异化的社会,人成了异化的人。”(宋平2017:24)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各个生产环节和要素都发生了异化,在机器生产过程中,人成了机器的附庸,“作为他所使用的机器的一部分被雇佣。”(25)在消费环节,人们的消费欲越来越强,购物的原则不再是实用和需要,这种消费的方式与消费的物品产生异化。同样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也在异化,民主本应是掌握在全体公民手中,但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是掌握在有钱的少数团体手中。在这种异化的社会中,社会关系也随之异化。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甚至与人自身都产生异化现象。
 

《爱的历史》中异化的爱与健全生活方式构建
 

  (一)寂寞至疯狂的利欧

  在小说刚开场的时,八十多岁的患有心脏病利欧独自“生活在一屋子的垃圾中。”(克劳斯2009:1)他是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但战争过后,他失去了家人朋友,也失去了自己的爱人。终其一生,利欧都是独自一人生活着。但八十多岁的他害怕自己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地死去,所以他为了让人注意到自己,每次都作出夸张的举动。当中餐馆送外卖的小伙子每次过来的时候,他都“大费周章的寻找自己的钱包”(1);每次出门的时候,即使不渴也会买一杯果汁;他甚至会把零钱撒在人多的商店,即使跪在地上捡钱对于自己并不容易;虽然自己并不买鞋子,但他总会进入鞋店与店员搭讪一番。为了能让别人注意到自己,他主动联系去当绘画课的裸模,他甚至感觉,“这听上去真是太好了,那么多部位能让人看,而且是那么多人。”(2)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必然要与社会联系才能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以驱逐逃离所带来的孤独与寂寞,可以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分享快乐,获得帮助。但在弗洛姆看来,现代社会仿佛是有一个个原子组成的,只有通过金钱和利益才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不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他人或是他人的利益。(宋平2017:28)在这样一个异化的社会中,利欧只能试图通过一些夸张的方式与这个社会建立联系以获取人们的关注。小说中也有对利欧孤独寂寞的直接描写,

  “穿过马路,我被一种冷漠的孤独所笼罩。我感到黑暗、空虚,感到被抛弃,被忽略,被遗忘,我站在人行道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个捡垃圾的。人们在我身边行色匆匆。每一个经过的人都比我快乐。”(克劳斯2009:126)

  利欧一直生活在孤独的阴影中,甚至想象出自己儿时的伙伴布鲁诺一直陪伴着自己,他和布鲁诺会时常互相查探一下对方是否健在,他们会通过敲打散热器的方式询问对方是否还活着,“每三下都表示一句,‘你还活着吗?’两下代表,‘是的’,一下代表‘不’。”(克劳斯2009:206)在利欧决定去当绘画课裸模的时候,在利欧得知儿子艾萨克去世的时候,在利欧回想自己当作家的梦想的时候,在利欧决定去拿回寄给儿子的那本小说的时候,在利欧的小说《包含一切的文字》以艾萨克的名义出版的时候,都有布鲁诺陪伴着他。当利欧试图回想没有布鲁诺的生活时,他发现自己做不到,布鲁诺的相伴已经成为了自己生命中的常态,但当利欧收到与艾尔玛会面的来信时,他再也联系不到布鲁诺,无论他怎么敲打散热器,都不能收到布鲁诺的回复,“也许我不该说他蠢货,因为现在,当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却得不到任何回音。”(克劳斯2009:206)殊不知,布鲁诺只是利欧自己孤独下产生的幻影,真实的布鲁诺已经在1941年7月的某一天已经死去。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说,

  “人知道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意识到所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威力、自己的无能为力———所有这一些都使他的特殊和孤寂的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监禁。如果人不能从他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和打碎这一监狱,如果他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他人或周围世界结合在一起,他就会疯狂。”(弗洛姆2002:27)

  在异化的社会中,利欧不能找到可以打破自己孤独的“爱”与伙伴,他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打破孤寂对自己的监禁,而最后只能变得疯狂,幻想出自己儿时的伙伴陪伴着自己度过晚年,他甚至无法想象没有布鲁诺的生活,但直到“艾尔玛”这个代表着利欧的爱与执着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他的生命,又才将利欧再次拉回现实。

  (二)愧疚至痛苦的里特维诺夫

  在里特维诺夫刚刚到达西班牙的时候,他不断地换工作,他先是在一个香肠工厂,但被解雇了,后来又去了一家杂货店工作又被解雇,随后,他又找到一份药剂师的工作。那段时间是里特维诺夫很困难又痛苦的时期,当时纳粹进占了他的祖国波兰,而且他“本就为数不多的亲人和朋友的来信变得少之又少,很难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克劳斯2009:151)对于困难、恐惧和无助,里特维诺夫总是喜欢一个人承受,当有周围的朋友邀请他一块儿吃饭时,他总是拒绝。在那段时间,里特维诺夫也是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异国他乡。在他被一所犹太人学校聘为老师后,他认识了罗莎,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是罗莎使他能够真正在现实中生活。为了取悦罗莎,里特维诺夫开始抄袭利欧寄存在他那儿的《爱的历史》,直到去世,里特维诺夫都没有将这个秘密告诉罗莎。夫妻本应该真诚地对待彼此,而不应该有这种重大的秘密横在彼此之间。但是,在这个异化了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仿佛成了一种“两个抽象物、两部互相利用的活机器”,爱情也成为利益的权衡,这种关系让人一时摆脱孤独和不安感。(宋平2017:28)罗莎的陪伴会让里特维诺夫一时间忘却自己的过去,忘却孤独和不安,但也正是由于害怕罗莎离开自己,里特维诺夫不敢将抄袭一事告诉妻子,

  “时间越是流逝,他越想讲出来,却越难以启齿。有时候,他会从梦中被惊醒。罗莎!他会叫出来。但是在这两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之前,他已经感觉到她的手放到了他的胸口,随之而来的是她的声音———什么事?怎么了亲爱的?———他会失去他的勇气,因为想到可能的结果而害怕。于是,他不敢说出本来要说的话,而是说:没什么,只是一个恶梦罢了。等到她转过身睡着后,他才掀开被子,一个人走到阳台上去。”(克劳斯2009:107)

  由于担心妻子的离开,里特维诺夫和妻子之间一直存在着没有说透的秘密,里特维诺夫自己也因为说谎以及抄袭一事内疚,这甚至造成了里特维诺夫的内伤,“里特维诺夫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了……这不完全是因为他病了,还因为他有话想说”(107),这个秘密仿佛成了里特维诺夫一生的梦魇。

  (三)活在“弥赛亚”世界中的伯德

  在伯德幼小的时候他父亲便去世了,他对父亲的记忆甚少,他只能通过姐姐的描述来增加对父亲的认识。从小生活在无父家庭的伯德将自己纵身于狂热的宗教信仰中,他幻想自己是一位智者,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他甚至还自己建造了可以拯救妈妈和姐姐的方舟。在做好多事情之前他都会先问自己,“一个智者会这么做吗?”(198)在弗洛姆看来,“人的本质需要是宗教产生的根源和内在核心,宗教是满足人的本质需要的手段,宗教异化最重要的表现是出现极权主义宗教的盛行,他们认为,人只有完全屈服,从神那里获得恩宠和帮助,才能感到力量。”(向佳莉2018:24)宗教本应该是为人服务的,为了满足人们信仰的需要,但对于伯德,他已经完全的屈从于上帝,他努力去做智者才会做的事情,在伯德的日记中有这样的叙述,“如果我需要什么我就会问上帝”(克劳斯2009:199),仿佛从上帝那里得到赞同和许可后才能感到充满力量,他把自己最有价值的力量投射给了上帝,使得他与自己的力量相分离并且产生了奴隶般的依赖感,自己一无所有,一切皆是上帝给予的,在这种屈服中,他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向佳莉2018:24)

  二、在“爱”中构建健全生活方式

  在现代社会,人与社会,人与人甚至于人与自身都产生了异化。小说中利欧无法打破异化的社会中孤独的牢笼而产生幻想;里特维诺夫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由于谎言而造成的异化的婚姻中,每天都因愧疚而自责;伯德则是将自己锁在弥赛亚的世界,将自己的价值投身于上帝,从而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且渐渐与整个社会疏远。弗洛姆的人性异化思想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即重拾人的尊严、价值和人的主体性。(向佳莉2018:18)“爱”则是在异化的社会重建健全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小说中这三位活在异化世界里人又是如何努力走向健全生活的呢?

  在异化与孤独的世界中,利欧一生仿佛只能依靠对艾尔玛和儿子艾萨克默默地爱来证明自己生活的意义。在利欧躲避德国纳粹的追杀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藏身于树丛间、石缝间、地下室或是窖洞中,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他总是思念着自己的女孩艾尔玛,“可以说是他对她的爱拯救了他。”(克劳斯2009:10)为了不打破艾尔玛和儿子艾萨克已经步入正轨的生活,利欧把秘密藏在心中,他一直悄悄地爱着他们。艾萨克在长大后成为了一名作家,“我(利欧)收集了关于他(艾萨克)所有的剪报……二十年来,我订购了所有可能出现他消息的杂志。”(73)弗洛姆认为,“‘给予’是爱的最高表达方式,这种‘给予’是使人快乐的,通过‘给予’和爱可以表达出人生命的存在,‘给予’是有四个要素的:关心、责任、尊重和认识。”(朱立元2005:165)利欧尊重艾尔玛母子选择的生活方式,默默地通过大众传媒去认识了解自己的儿子并用一生默默地关心和支持着他们。在给予对艾尔玛母子爱的过程中,利欧是幸福快乐的,仿佛就是这种默默无闻的给予才让利欧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才能感觉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在刚刚来到西班牙的时候,里特维诺夫每日为工作而奔波,担心自己仍在波兰的亲人,每天都活在痛苦和无助当中。但直到罗莎的出现,仿佛是照进了里特维诺夫生命的一道光,他开始尝试遗忘自己的过去,学着在现实中生活。在两人刚刚开始恋爱,特别是在罗莎试图去吻他的时候,里特维诺夫“几乎要喜悦的流下泪来。”(克劳斯2009:153)罗莎的爱使里特维诺夫开始改变自己,在对罗莎的爱与肯定的回馈中,里特维诺夫不惜盗用朋友的作品来取悦这个给自己带来希望的女孩。但是又正是因为罗莎对丈夫里特维诺夫的爱使得她不去揭发丈夫的谎言,甚至帮他掩盖事实。虽然里特维诺夫一生都活在愧疚当中,但是也正是有罗莎给予的爱使得他能够在异国他乡找到了生存的意义。

  生活在狂热的宗教信仰当中的伯德也曾在姐姐小艾尔玛爱的劝说下试图变得正常,在伯德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今天是我变正常的第十五天。艾尔玛说如果我是正常人,那么我的生活就会轻松很多,更不用说其他人也会好过一点。”(克劳斯2009:147)虽然伯德到最后也没能像正常人一般生活,但他在“弥赛亚”的世界里也在爱着母亲和姐姐,在他预感将来会有洪水的时候,他为母亲和姐姐建造了方舟,“将来会发生一场洪水,但是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我已经为你们造了方舟。”(196)伯德在与亲人的爱的交流中也试图回归正常的生活,在应对自我异化中,他也努力地寻找着正常且健全的生活方式。

  三、结论

  小说《爱的历史》是通过非线性、不定式内聚焦的方式展开叙述,在这个异化的社会,故事中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活着。利欧孤独地生活在异化的社会中,他的经历体现着人与社会的异化,但他从对艾尔玛母子的爱中找到了生存的意义;里特维诺夫生活在由于谎言而异化了的婚姻中,这是夫妻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但也是他和妻子罗莎相互之间的爱使他得以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正常地生活;伯德由于从小生活在无父的家庭而自我异化将自己封闭在疯狂的宗教信仰之中,这使他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性,但是他在试图变得正常,相信在时间的抚慰下,他对亲人的爱能使其正常生活。弗洛姆认为,“爱是扎根在自己思想或感情体验的一种坚定的信念……是一种确认”(弗洛姆2002:112)。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描述了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人们是如何努力通过爱走向健全的生活方式,这也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认识世界和生活应有的态度。

  参考文献

  [1] 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刘福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 苗琳.爱与拯救---《爱的历史》的创伤解读[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89-92.
  [3] 莫绍令.刍议弗洛姆的异化与爱[J].文艺传媒,2018 (06):176-177,186.
  [4] 妮可·克劳斯.爱的历史[M].杨蔚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 宋平.弗洛姆“爱”的理论关系建构[D].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7.
  [6] 魏兰.美国文坛新生代作家妮可克劳斯[J].外国文学动态,2013,(2):13-14.
  [7] 向佳莉.弗洛姆人性异化思想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
  [8] 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9]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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