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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风”的起源及其主要内容探析

时间:2020-09-04 09:27作者:干曦礼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采风”的起源及其主要内容探析的文章,“创意”的本义就是着文要立新。这不仅是古代对“文章”的要求,也是今天对“文章”的要求。为了搜集、保存民间的“创意”,上古时代形成了被称之为“采风”的传统,这应该属于对“创意”的管理制度。

  摘    要: 作为先秦时期所形成并且坚持的采风制度,实际上是一项民意采集制度。它起源于夏代的“求歌谣之言”,至周代正式建立采风制度,由朝廷出面组织诗歌采集。之所以要“采风”,是因为统治集团与下层社会在空间上是分隔的,为政需要体察民情。诗歌最适宜于表达人们的感情,是反映民情的最好资料,其中有若干是社会上层并不知道的“创意”。诗歌的语言委婉性和语义真挚性使“采风”制度获得一定的政治适应性,由此代表民意的文人与统治者形成事实上谅解,民间的“创意”也得到了尊重,并产生了《诗经》《乐府诗集》这样的意外硕果。

  关键词: 古代采风; 民意采集; “创意”管理; 尊重“创意”; 政治适应性;

  中国古代早就有“创意”这个词,《辞源》释其为“犹言立意,指文章中提出的新见解”,并列举东汉王充《论衡·超奇》“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唐人李翱《答朱载言书》“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为证。1所以,“创意”的本义就是着文要立新。这不仅是古代对“文章”的要求,也是今天对“文章”的要求。为了搜集、保存民间的“创意”,上古时代形成了被称之为“采风”的传统,这应该属于对“创意”的管理制度。

  一、何谓“采风”?

  所谓“采风”的“风”,本指空气流动的现象,因与流动的现象是无形相类似而代指教化、感化、风气、风俗、风度、作风、声势、气势、奔逸、走失及中医“六淫”之一……而来自民间的声音、习俗,如民歌、歌谣,均可以“风”相呼之。“采风”,就是到民间去采集各种信息。“采风”一词出自隋代王通的《中说》:“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2按王通“天子不采风……《诗》可以不续乎”的说法,“采风”就是搜集民间歌谣,即《诗经》“风雅颂”中的“风”。

  据史书记载,采风制度正式建立于周代。《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即是说,周朝的天子设立了采诗之官,定期到各地采集诗歌。对此,史书多有记载:

  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求诗。”

  《汉书·食货志》:“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采风”的起源及其主要内容探析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诗经》的成集,得益于周代的采风制度。《诗经》里有许多优秀的富于“创意”的作品。

  十五国风地理图(选自明万历刻《三才图会》)
十五国风地理图(选自明万历刻《三才图会》)

  《诗经》现有诗305篇,另有6篇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相传《诗经》是由孔子亲自编定的。《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零五篇。”将“采风”而来的诗歌编撰成书,体现出孔子对“创意”的重视并予以管理。

  孔子编定的《诗经》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的“风”就是通过“采风”得来的诗篇。

  “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也是《诗经》最主要的最精华的部分。

  “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孔子曾概括《诗经》的宗旨是“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之一。

  二、“采风”的起源

  史书虽然记载周代就已经正式建立了采风制度,但是,由官方出面组织诗歌采集的行为,可以追溯到比周朝更早的时代——第一个形成完备的国家体制的夏朝。《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夏书》即记载夏代史迹的书,虽然早已佚失,但在《国语》《春秋左传》中有一些引录。

  促成夏朝组织诗歌采集活动的一个主要推手,是夏的建立者大禹,这是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国家领导人。

  大禹长期领导治水,深入民众,对人民群众的苦难以及可以凝聚的力量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团结安定,国家就强大兴盛。他主张国家各职能部门不仅要“敬民”,还必须懂得“为民”“养民”“劝民”“利民”的道理。

  大禹说过这样的话:“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3孔颖达等《尚书正义》解释道:“民可亲近,不可卑贱轻下,令其失分则人怀怨,则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宁。……我视天下民愚夫愚妇一能胜过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我临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懔懔乎危俱,若腐索之驭六马,……为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大禹执政后,知道下言难上的社会情况,故以其特有方式,来了解民情及政弊。《鬻子》有记载: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鼗,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鼗。”此之谓五声。是以禹尝据一馈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犹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当朝,廷间也可以罗爵。4

  门置钟鼓铎磬鼗,就是为了有利于广纳群言,因此说关于夏代“徇于路,求歌谣之言”的记载,当是可信的;由此还可以说,大禹是中国王朝统治者中,最早注意到民间“创意”并给予满满尊重的人。

  早先的君王与后世的君王,了解情况的方式大体差不多:从身边人嘴里听到的,基本上全是好听的,动听的,耐听的,很难听到真话与实情。但有作为的君王,为防止与世俗民意相隔绝,就努力开通类似“门置钟鼓铎磬鼗”“求歌谣之言”这样的可以洞察民间冷暖的信息之路。夏代有“求歌谣之言”的活动,周代又有诗歌采集制度,那么其间的商代也应该有相似的制度才合历史逻辑。遗憾的是,由于夏商时代的文献资料非常匮乏,所以这一时期由官方出面组织的诗歌采集活动,难知其详。但毫无疑义,自大禹开创的“采风”制度,在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得到了延续。

  “采风”主要当然是采诗。因为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中,诗歌是最纯粹的精神文化形式,最纯粹的思想活动形式,同时又是最直接的情感交流形式。三国魏时的嵇康说:“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5所谓“声出于心”,就是说,诗歌是来自心灵的呐喊,是个人情感最直接的张扬。

  采集老百姓创作的反映日常甘苦的诗,可以了解社会底层的呼声;因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应该说,先前的诗,与后来的诗是有区别的。先前的诗,并不是为了发表和出版,主要是抒写人活着时各种各样的感受,各种各样的不容易。这是即兴的,是有感而发的,是有的放矢的,而且还是不拘形式的。这也自然是极富“创意”的。他们喜爱什么唱什么,怨恨什么唱什么,不无病呻吟,不故作姿态,以我口写我心,所以,完全是原生态的诗歌。这样的诗歌,也最有利于统治者了解到民间真实的声音。

  三、“采风”的内容和目的

  一说到“采风”,人们就想到诗歌采集,这是因为《诗经》的影响太大了。其实,“采风”的内容并不仅仅是诗歌。从广义上看,作为先秦时期所形成并且坚持的采风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民意采集制度。

  司马迁《史记》中的《乐书》基本上是照搬战国时期的《乐记》,其中说:“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汉书·艺文志》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其中的“补短移化,助流政教”;“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将“采风”的内容和目的说得很清楚。

  “采风”所采之“风”的本质是收集民意。之所以要“采风”,是因为统治集团与下层社会在空间上是分隔的,为政需要体察民情。虽然谚、歌戏、代语、艺事等都可以表达情绪,但最能充分表达人们感情的则是歌谣,也就是诗歌,即所谓“诗言志”“愤怒出诗人”。歌谣是写照民情的最好资料,其中有若干是社会上层并不知道的底层“创意”。因此统治者十分注重通过采录歌谣来了解民众情绪。正如《春秋公羊传》所说,因为“采风”,“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

  先秦严格的礼仪制度使得“诗歌”成为“风”的主要形式。由于“风”的语言的委婉性和语义的真挚性,使得“采风”制度对政治取得了空前的适应性;由此代表民意的文人与统治者形成事实上的谅解,民间的“创意”也得到了尊重。作为中国古代官方圣典的《诗经》就是“采风”制度的一个意外硕果。

  由于《诗经》“国风”之大部、“小雅”之小部,皆采自民间,所以《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着的人民性。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例如《伐檀》《硕鼠》《相鼠》《南山》《株林》等,或讽刺贵族的不劳而获、贪得无厌,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这些诗在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东山》,写一位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悲喜交集、喜胜于悲的复杂心情,反映了人民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七月》按照季节的先后,从年初写到年终,从种田养蚕写到打猎凿冰。全诗围绕着一个“苦”字,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反映了一年四季多层次的工作面和高强度的劳动,语调凄切清苦,仿佛是一部哭吟着的沉重历史。

  这些来自社会底层、人民自创的歌谣,通过“采风”制度,让先秦统治者知晓了民意;而采风制度的本身,也给予民众一条自由表达言论的渠道。

  因为有了《诗经》,那一首首饱含真情、富有创造性的诗歌,也让后人有了“好诗在民间”的认识。其实,包括“好诗”在内的民间文化都有不同的“创意”,样样都是宝贝,所以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6

  冯远作品:《诗经·十亩之间画意》

冯远作品:《诗经·十亩之间画意》

  虽然周代的“采风”产生了像《诗经》这样伟大的着作,但随着周王朝统治的衰落,到春秋末期,采风制度也逐渐淡出。《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是说由于王政的衰微,采风制度随之不行。直到汉(代),采风制度才得以恢复。

  文献证明,乐府设于汉,汉惠帝时已有乐府令。汉代之所以延续4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而又比较强盛的王朝,是与统治者继承西周的采风制度,重视调查研究有关系的。

  汉初,由于内部战乱和边疆战事的影响,经济凋敝,民生贫困。到汉武帝时,为了缓和矛盾,巩固统治,遂继承西周的采风制度,“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返”7。为加强调查,汉武帝曾“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8据《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二十多岁担任汉武帝的侍从秘书(郎中),除了多次陪同汉武帝出巡外,还多次“奉使”到大西南偏远地区搞调查研究。汉武帝通过调研对民间疾苦有了深刻了解后,发布《轮台诏令》,宣布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后元帝、平帝也多次“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因览风俗之化”;“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9“遣太仆王恽等八人置副假节,分行天下,览观风俗”10。

  东汉光武帝父子“起于民间”,更对各地风俗民情的考察特别重视,“广求民瘼,观纳风谣”。11和帝即位,又“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12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末,也未见废止。

  与西周采风的结果留下了一部《诗经》相似,汉代采风的结果是留下许多“乐府”诗并最终成为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的重要部分。汉代乐府诗歌亦有“创意”,如《战城南》《东门行》《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等,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这些乐府诗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而且文体较《诗经》《楚辞》更为活泼自由,发展了五言体、七言体及长短句等,并多以叙事为主,塑造了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现存乐府诗歌中着名的有长诗《孔雀东南飞》(汉末)、《木兰辞》(北朝),反映了民间的婚姻悲剧和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不凡事迹,成为汉魏以来乐府中叙事民歌的优秀代表作,称为“乐府双璧”。又如东汉灵献时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13,讽刺了东汉时期察举制度存在的弊端:被推荐的“秀才”却连字都不识,察举的“孝廉”则不许父亲在一起居住,自称清白的文官浊如污泥,号称“良将”的武官胆怯如鸡。高层统治者从市井传播的这些富有“创意”的民歌中,可以了解到社会的许多真实状况。

  注释

  1[1]《辞源》释“创意”,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2]张沛:《中说译注》之《问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之《五子之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4[4]钟肇鹏:《鬻子校理》之《禹政第六》,中华书局2010年版。
  5[5]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之《声无哀乐论》,人民文学出版1962年版。
  6[6](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
  7[7](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
  8[8](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
  9[9](汉)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10[10](汉)班固:《汉书》卷十二《平帝纪》。
  11[1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12[1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一《李合列传》。
  13[13](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审举》。其谓此谣乃“灵献之世”之“时人语曰”。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七卷《杂歌谣辞五》则谓此谣:“后汉桓灵时谣。《后汉书》曰:‘桓灵之世,更相滥举,人为之谣。’”其所录谣仅“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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