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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形象演变过程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时间:2020-07-24 09:33作者:李丽平 鄢载鹏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宋江形象演变过程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章,《水浒传》写宋江、卢俊义为首的108将以梁山泊为据点起义反抗朝廷,后被招安,并征辽、攻打方腊的故事。在《水浒传》中,宋江常为人所诟病,如效忠皇帝、孝亲敬友,具有忠、孝的一面,又仗义疏财、济弱扶贫,具有江湖的一面

  摘    要: 《水浒传》描写以宋江等为首的108将据守梁山泊起义的故事,历来的研究者认为宋江形象多矛盾抵牾之处。究其原因,其文化基因中既有代表儒家的道德基因,又有江湖层面的文化基因;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主要受南宋以来道教盛行的宗教生态、《宣和遗事》和元杂剧水浒戏等影响;加之写定者的学识和价值观、成书时的社会文化、书商等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宋江形象。

  关键词: 水浒传; 宋江; 道教思想; 市民文化;

  《水浒传》写宋江、卢俊义为首的108将以梁山泊为据点起义反抗朝廷,后被招安,并征辽、攻打方腊的故事。在《水浒传》中,宋江常为人所诟病,如效忠皇帝、孝亲敬友,具有忠、孝的一面,又仗义疏财、济弱扶贫,具有江湖的一面。托名李卓吾评点的容与堂本《水浒传》云:“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1]1486而金圣叹则认定作者“痛恨宋江奸诈”,认为“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所以“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在一百单八人中“定考下下”[2]20。宋江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矛盾抵牾之处,恐怕与作者据以加工的原型以及成书过程等因素有关,本文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宋江形象的文化基因

  宋江,历史上确有其人,关于其事迹正史中仅有一些零星记载,经施耐庵《水浒传》传播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其言行中表现出重重矛盾,考之原因,由于宋江故事正史材料中记载阙如,给作者留下较大的创作空间,首先便是将其与文化传统联系,赋予其形象一定的文化基因,这一基因则来源于观念、体例、故事等方面对小说有直接影响的《史记》。

  金圣叹曾指出,施耐庵刻画宋江形象时“把李逵与宋江合写”,把一个谦谦君子与一个莽汉组合到同一场景,最富有戏剧性的是李逵闹东京一节,而故事的核心是宋江拜访李师师。宋江为实现政治理想,不得已设计了曲线求仕的方法,放下领袖的架子,与柴进、燕青拜访李师师,并一起饮酒谈笑。于是有了宋、李冲突一段:

  李逵看见宋江、柴进与李师师对坐饮酒,自肚里有五分没好气,圆睁怪眼,直瞅他三个……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李逵道:“哥哥,你说什么鸟闲话!”[3]916-923

  “……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3]923

  如此精彩的情节,有关宋江的史料典籍中都不见记载,那么,它是从哪儿来的呢?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将孔子与子路1相对待来写却与之颇为相似,所记第一个冲突性质与李逵闹东京时宋江与李逵的冲突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声璆然。孔子曰:“吾向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悦。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4]1920
 

宋江形象演变过程中的文化内涵及其影响因素
 

  关于孔子处境描写颇有几分尴尬,甚至还有一点暧昧。而这种意味因“子路不悦”四字而分外彰显。细分析则可见:宋江见李师师与孔子见南子在基本情节上有相似甚或相同之处,宋江与孔子都因有求于君主,而不得已谋求通过枕边路线。不同的是,宋江主动寻求帮助,孔子乃“不得已而见之”。而他们枕边路线的对象,一个是君主的宠妓,一个是君主的宠姬。宋江与孔子身边都有一个性格鲁莽的侍从,都对此产生误解,并且都公开表示了不满。宋江与孔子都因此处于尴尬之地,不得已而在对自己误解的莽汉面前剖白、解释。

  除了“宋见李妓”与“子见南子”两段情节的高度相似外,宋江与李逵的关系还有两处与《孔子世家》中孔子与子路的描写也非常相似,不排除亦是借鉴了《孔子世家》中的故事。

  一是因出仕而产生分歧。李逵对宋江言听计从,后来之所以屡生冲突,根源乃在招安。宋江急于投靠、报效朝廷,而李逵不肯屈从,于是产生一连串的矛盾。而《孔子世家》中,子路对孔子有所不满的事件也大半与孔子急于入仕为官有关,如:

  公山不狃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悦,止孔子[4]1914。

  孔子为政。(鲁君)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吾犹可以止。”[4]1918

  司马迁借子路这一矛盾对立面表现出孔子心理的微妙、复杂处。李逵在《水浒传》中,同样由于他的反对招安,反衬出宋江性格的特点与心理的微妙复杂,与《孔子世家》为异曲同工之笔。

  另一个是李逵之死与子路之死。《水浒传》中宋江知大限将至,特意“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以药酒毒死,然后:

  (宋江)心中伤感,思念吴用、花荣,不得会面。是夜药发临危,嘱咐从人亲随之辈:“可依我言,将我灵柩,安葬此间南门外蓼儿洼高原深处,必报你众人之德。乞依我嘱。”言讫而逝[3]1259。

  刻意安排李逵先于宋江一步而死,突出彼此之间不同于他人的特殊关系;然后写宋江临终对丧事、特别是安葬地点的安排。《孔子世家》写到孔子临终时,以不同寻常的笔法,把子路与孔子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

  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因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4]1944。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一悲凉之笔使得孔子、子路二人合写,彼此映衬的味道更加明显,《水浒传》中宋江、李逵的关系与之具有极高的相似性。

  这样的情节若仅一处自可忽略,当在情节的“大关目”中出现不止一次时则必然引人注意。施耐庵不仅要将宋江写成一个武装起义的领袖,更要写成一个符合儒家道义、因之而具有领袖资格的人,而孔子与子路的关联描写更有助于写成热闹的故事,于是创作了宋江与李逵这一组形象。常被小说研究者所诟病的宋江与李逵仅因初次相见赠予的十两银子而使李逵俯首帖耳,此中原因未尝不是作者关注点在于两者相对待时的关系描写,而忽略了之前的原因——孔子与子路为师徒,宋江与李逵则缺少这一层身份。

  《史记》除提供宋江符合儒家道德这一层文化基因外,还从江湖层面给予宋江形象一定的文化基因。《史记》中有一些异端因素被统治者排斥,如《汉书》就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而列举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游侠列传》中对郭解等侠士的同情——“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但这也提示出此书的独特价值。

  《游侠列传》是为“侠客”立传,《水浒传》所写亦是江湖侠客,两者的题材相似,更有可能进入《水浒传》写定者的视野。《游侠列传》主要描写了郭解的一生,无论是内在精神,还是外在事迹,都与宋江有着可比之处。郭解有江湖大哥的器量,会秉公办事,他自己或者他周围的人也会滥用武力,做一些凶暴的事情。宋江也同样,他被称为及时雨,仗义疏财——在他人困难时主动施以援手,也做一些凶暴之事,最厉害的是黄文炳事件。《游侠列传》中写道:

  (郭)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足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4]3188。

  把郭解和宋江相比,类似的地方实在不少。太史公反复强调的郭解外貌“为人短小”“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等。可是天下之人“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郭解本来在地方上声誉很高,人缘很好,可是卷进了一场人命案,于是辗转出逃,为了掩护郭解,籍少公不惜自杀来中断线索。郭解案发被捕后,本来有“客”为他讲好话,也还有一线生机,可是有一个多嘴的“儒生”对审案官员进谗言,直接影响了官员的看法。这个儒生最终被残酷地杀死并割下了儒生的舌头。

  《水浒传》写梁山好汉都是熊躯彪体,一再强调其领袖是“面黑身矮”“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的形象。各个地方、各种身份的好汉们只要一听到宋江大名,立刻纳头便拜。宋江无意中卷入了阎婆惜的命案,出逃中先后到柴进庄上、孔家庄与清风寨,得到柴进、孔明孔亮和花荣的掩护,最后连累花荣几乎送命。宋江被捕刺配江州后,得到了戴宗等人的庇护,却不幸碰上了“维护法纪”的黄文炳,到太守那里告发宋江,害得宋江上了法场,而黄文炳被李逵碎割。

  不难发现,黄文炳与《游侠列传》中那个多嘴多舌且被杀“断其舌”的儒生,从身份、侠义之名十分相似。可见《水浒传》与《游侠列传》两书所写宋江与郭解都因亡命出逃而连累好朋友,受儒生进谗言之害,友人代为残酷报复。这么多近似相合的地方,而且都是结构情节的“大关目”,足以说明宋江与郭解形象的高度相合。

  此外,《游侠列传》中有些小地方和《水浒传》中的宋江故事也相似,例如,郭解日常在乡里是“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宋江也是一样,平日里对周边的各色人等都是谦逊和善。郭解好客疏财,“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宋江则是“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郭解偶遇一人,此人对他傲不为礼,后来却折服向他谢罪;这和宋江初遇武松一节,也有几分相似。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些细节,但也说明两个形象之间相合度很高。

  《水浒传》的成书处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初始阶段,此前的《三国演义》直接取材于历史,加之古人普遍重史,且经唐宋八大家的推崇,宋元明时期的文人对《史记》的兴趣相当普遍,完全有理由断定《水浒传》的写定者是一位相当熟悉《史记》的文人,因此当他要描写一个领导江湖群雄的义侠形象时,从《史记》中找寻一些情节作为创作的蓝本,成为其人物形象的文化基因,也就不足为奇。金圣叹指出,《水浒传》情节人物塑造,是借鉴了《史记》,并有胜出《史记》之处。可以说明古人早已发现两书关系之深。在宋江身上加入代表官方与江湖的孔子和郭解形象作为其文化基因,将人物的特征与精神内涵写入小说,便具有了一种可能性。孔子基因的加入使得宋江具备了儒家忠、孝观念,郭解基因的加入,使得宋江不再等同于以“勇武”立身的寨主、强人头领,而是以义侠服众的江湖领袖。

  二、宋江形象演变过程中的文化内涵

  从历史上真实的宋江到小说《水浒传》,通过书场与舞台逐渐汇聚到一起,很多人加入到创作中,从自己的角度提供素材。其间的发展演变大致经过三个主要阶段,而每个阶段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创作过程均对宋江形象有所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有:

  (一)故事流传过程中南宋时期宗教生态的影响

  宋江故事最早开始在南宋流传,恰是道教盛行的时期。宋徽宗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大建宫观,并设道官二十六阶,发给道士俸禄。他多次下诏搜访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籍,政和年间编成的《政和万寿道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水浒故事恰在此背景下开始流传,因此总的宗教倾向是崇道抑佛,对道教的体现首先要推九天玄女,其次是罗真人和公孙胜,他们总能在宋江危难之时给予帮助。九天玄女作为道教最高神,她的意志、作用往往通过宋江来表达,这样宋江和道教之间就有了密切的关系。

  《水浒传》中九天玄女正面出场两次,都在宋江最狼狈的时候。第一次是42回,宋江被官差追得走投无路,躲入玄女庙。在玄女的庇佑下躲过一劫,并最终死心塌地上了梁山。第二次是88回,宋江统兵征辽,与兀颜统军决战,兀颜统军摆出混天象大阵,连败宋江三次。正当宋江“寝食俱废,梦寐不安”之时,九天玄女又及时降临了,宋江按照玄女所授秘计,一战成功。九天玄女是何方神圣?作者为何选她来当此重任?这位女仙隶属道教,《道藏》《云笈七签》都有她的传。其传略云:

  九天玄女者,黄帝之师,圣母元君弟子也。(黄帝)战蚩尤于涿鹿。帝师不胜……帝用忧愤,斋于太山之下。王母遣使……玄女降焉,乘丹凤,御景云,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灵宝五符》策使鬼神之书……帝乘龙升天。皆由玄女之所授符策图局也[5]2538-2540。

  《云笈七签》的《西王母传》《轩辕本纪》也记述这一传说,细节处有所不同。三处所记都突出了九天玄女作为战争之神的神威,也都写到她对黄帝雪中送炭的帮助,对黄帝困窘之状的描写也与宋江初见玄女时的情状极为相似。显然,《水浒传》塑造的九天玄女形象不折不扣从道教典籍中脱胎而来。由于《云笈七签》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作为道教谱系中的女战神形象——九天玄女也得到更为普遍的信仰。于是,她先被《宣和遗事》相中开始成为宋江的保护神,继而被施耐庵进一步塑造成《水浒传》中天意的最高代表。

  元代全真教的丘处机由山东向西行拜见成吉思汗,力劝太祖“清心寡欲”“敬天爱民”“好生止杀”。太祖深契其言,曰“神仙所言,正合朕心”,此后道教的势力越发壮大。

  明太祖朱元璋不愿提及早先为生计避难于佛寺的经历,所以对佛教有所打压,而扶持道教。即位之初,颁布道教第42代天师大真人张正常降制书:“授正一教主嗣汉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道教事。仍给银印,视正二品。”位在玄教院和后来的道录司之上,其下设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朱元璋在其所撰《三教论》《释道论》等着述中,阐述对道教的认识,提出“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6]8-9。道教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宋江故事一直处于道教兴盛的时代,从而在儒家思想、江湖领袖之外又具有了宗教背景,形象的意蕴更加复杂。

  除九天玄女直接影响宋江形象塑造外,通过对道教的描写进而丰富宋江形象的则是罗真人和公孙胜。在梁山好汉中,公孙胜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的道法,以道教身份直接帮助梁山事业。公孙胜面对同样道法高强的高廉时,深知底细的师父罗真人怕他完不成任务,临别时传授给他“五雷天罡正法”,并靠此法术战胜了高廉。其后公孙胜碰到的对手都是道教门里的高手,战胜或收降他们靠的也全是“五雷天罡正法”。如收降樊瑞,“宋江立主教公孙胜传授五雷天心正法与樊瑞,樊瑞大喜”。又如田虎帐下的乔道清道术高强,是公孙胜的劲敌,也是靠“五雷天罡正法”取胜。可是,这么重要的“法术”前后名称却不一致。前面罗真人传法时称为“五雷天罡正法”,后面讲到宋江做主传法时,又称为“五雷天心正法”,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话题指向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特殊宗教现象。北宋淳化年间,有道士自称掘地三尺得到“金版玉篆《天心秘式》”一部,依靠所谓“天心正法”,创立了一个小的派别,自命为“天心初祖”,鼓吹的“天心正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东坡有《记天心正法咒》一文,苏子由《龙川志略》中也记述道士蹇某所习为“天心正法”,在洪迈编纂的《夷坚志》中也有不少行“天心正法”而显效的故事,于是出现了“五雷天心正法”的名称。由于“天心”指的是北斗,而北斗又称为“天罡”,所以在《水浒传》里时而称“五雷天罡正法”,时而称“五雷天心正法”。由此可见,《水浒传》中公孙胜持“五雷天心正法”与一连串的邪术、妖道斗法,连带使得宋江也成为道教“主教”,正反映出当时社会宗教生态对小说成书的影响,并进一步加深了宋江形象的多面性。

  (二)《大宋宣和遗事》的影响

  《大宋宣和遗事》是《水浒传》成书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中宋江其人其事仅出现在以下故事中:杨志失陷花石纲、卖刀杀人,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天王,宋江杀惜,九天玄女庙得天书,天罡星三十六员下凡,招安征方腊。故事较为简略,宋江杀了阎婆惜题反诗后被“郓城县官司得知,命巡检王成领大兵弓手前去宋公庄上捉宋江。争奈宋江已走在屋后九天玄女庙里躲了。那王成跟捕不获,只将宋江的父亲拿去”。宋江仅为了一个与自己相熟的娼妓背叛自己,怒而杀之,杀了阎婆惜后题反诗,凸显了宋江性格中“勇悍狂侠”的特点,表现出宋江多勇猛而思虑不足,放任不羁,性格狂放。

  《水浒传》中宋江故事被敷衍为:义释晁盖、怒杀阎婆惜、浔阳楼题反诗、三打祝家庄、率众受招安等情节,在宋江上梁山之前增补了许多故事情节,直到浔阳楼吟了反诗,众好汉劫了法场,才不得已权居水浒寨。宋江杀了阎婆惜后让唐牛儿抵罪,他逃往江湖,因听说其父过世而冒险返回家中,返回家中被捉住而判处刺配。宋江为了保护自己的梁山兄弟不得已将自己的“外室”杀掉,一方面宋江是在被逼迫的形势下,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梁山兄弟不被官府捉拿。因而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宋江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不得不暂居梁山泊,但他依然不失其忠的本色。《水浒传》正是把握着士人忠君的品德,有意将宋江走上梁山的描写加大难度,写出“情非得已”的内心活动,展现儒家思想,突出了其不同于一般江湖领袖的品德。

  (三)元杂剧水浒戏的影响

  现存元代水浒戏主要有《双献功》《燕青博鱼》《李逵负荆》《还牢末》《争报恩》《黄花峪》等6部。剧中给宋江确定了梁山泊这个根据地,把三十六人夸张成三十六大黔、七十二小黔。宋江虽不是剧中主人公,却扮演着重要角色。每部剧都由宋江作为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交代个人经历、梁山泊的发展史。宋江依然具有粗莽剽悍的强盗气,对聚义事业一片赤诚,对梁山泊充满热爱与自豪感,且没有招安的打算。

  当戏曲中的故事讲完以后,宋江作为首领出场来处罚恶人,奖励梁山兄弟,展现了他受众好汉和百姓拥戴的领袖风范,而他处理事情所依据的则是儒家的仁义、纲常、忠孝节义等基本的伦理思想,并且只反对贪官和恶霸而不反对皇帝。正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所言:“又元人杂剧亦屡取水浒故事为资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在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而陈泰(茱陵中,元筵佑乙卯进士)记所闻于嵩师者,则云‘宋之为人勇悍狂侠’,与他书又正反。”[7]146把宋江塑造成一个有胆量、有见识、以救生民、维护正义为己任的领袖形象,且具有了一定的儒家情怀,这种变化可能是受到元代时代背景、统治政策、文化意识形态等影响的结果。水浒戏中宋江形象维护主义、忠君爱国的这一面被《水浒传》的写定者所采纳、接受招安的情节则做了一个改编,这都影响到小说《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在此不一一赘述。

  三、宋江形象写定时多因素的影响

  《水浒传》是宋江故事的集大成之作,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认为:“《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这四百年间‘梁山泊故事’的结晶。”[8]因古人缺乏版本意识,所以在流传、写定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写定者的学识、对成书过程中材料的取舍、剪裁等的影响。《水浒传》最后写定者的身份应为士子,其思想是正统的儒家思想,行为处事也必然以儒家伦理道德原则为指导,于是以孔子为原型来突出宋江身上儒家忠、孝的思想。而宋江又身处江湖,要调和江湖规则,于是突出义,在统一的过程中出现难以调和的地方。

  由历史到小说,中间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民间传说阶段。故事流传过程中很多小故事的写定者,如果被纳入到小说《水浒传》中,那么他们的思想也就投射到小说中,形成多人参与、集体创作的局面。最后的这位写定者,囿于眼界、见识、经验等原因,驾驭一部长篇小说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在塑造宋江形象时也缺乏处理题材的能力,如作为儒家道德楷模,却写出其与江湖的多重联系;写具有胆、识、才的江湖领袖,却只突出仗义疏财一面,也就使宋江形象不够真实。

  这又和全书结构故事的需要有关,《水浒传》是列传连环体,人物同时也是连接情节的纽带,不排除有时候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会对人物的言行做一些改编。同时,水浒故事演变的过程要写成英雄大聚义、招安争方腊等情节,“起义”与“招安”是两个相反的行为,如何将其统一起来,恐怕需在其首领身上下功夫,于是宋江的行为就有了前后矛盾的地方,导致宋江性格为人所不喜。

  其次,增加了浓郁的市民文化色彩。《水浒传》中宋江为保护梁山兄弟不得已杀了阎婆惜,他逃往江湖,因听说其父过世而冒险返回家中,被捉住而判处刺配,逼不得已走上梁山,后为使朝廷接受招安,辗转求助李师师。用来反衬宋江、推进情节发展的是阎婆惜和李师师市井女性,不再是大家闺秀。这些内容深刻反映了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市井文化的兴起,商业发展兴盛。明代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加之“心学”的影响,城市经济更加发展,市民文化更加昌盛,勾栏瓦舍中各种民间技艺兴盛,为招揽观众,“话本”创作描写了不少具有市民色彩的内容,所以出现了两个市井娼妓女子——阎婆惜和李师师,展现出《水浒传》中江湖故事与市井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江形象也更加丰富。

  最后,明代商业发达,书商为了盈利也会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水浒传》作为当时的畅销书,自然会有大量的书商参与创作。这些书商或亲自操刀或雇佣一些文人进行创作,甚至不惜改变故事原貌或者缩减故事情节。街谈巷语里流传的宋江等人的故事也随之进入说话艺人、文人、书商的视野,他们对故事加以改造、修饰,把来源不一、彼此不相干的故事编织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水浒故事的流传。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整合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而渐次累积定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在宋江身上赋予多种内涵,客观上造成了宋江形象的多面性以及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

  《水浒传》作为一部世代累积成书的小说,宋江形象带有官方儒家思想和民间江湖两方面文化基因,在流传过程中受到不同时代宗教生态的影响,汇集了不同时代的说话艺人、文人的价值观,不同程度地带有各个时代的社会烙印,又受写定时文化环境、创作需要、观众喜好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复杂的成书过程造成了宋江性格具有多重文化内涵,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宋江形象评价不一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李卓吾,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3]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张君房.云笈七签: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 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注释

  1 在我国叙事文学中,以“莽汉”衬托“君子”的笔法,孔子与子路可算是滥觞。后来张飞之于刘备,李逵之于宋江,牛皋之于岳飞,程咬金之于秦叔宝等,都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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