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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核心》的悲剧性特质与根源

时间:2020-03-25 14:53作者:孙伟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问题的核心》的悲剧性特质与根源的文章,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提出了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操得以陶冶。”《问题的核心》对主人公及其行动的描写完全符合

  摘    要: 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是部传承了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优秀文学作品,并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超越了古典理论的限制。主人公陷于“我—它”关系之中,无法实现存在的价值,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个悲剧通过引起读者的怜悯和恐惧,启迪读者思考应该如何发现生命的意义。

  关键词: 格雷厄姆·格林; 《问题的核心》; 悲剧;

  一、《问题的核心》的悲剧性特质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提出了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操得以陶冶。”[1](68)《问题的核心》对主人公及其行动的描写完全符合这个定义。而且,格林以细腻的笔法呈现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超越了亚里斯多德理论的限制,也使得斯考比成为“20世纪中叶最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之一”。[2](96)

  (一)对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继承

  1. 悲剧行动。

  乔治·奥威尔是最早对这部小说提出批评的评论者之一。奥威尔认为,斯考比是个不可信的形象,因为“如果他会陷入书中所描写的泥沼,那么他早就会陷进去了……如果他相信地狱,他就不会为了两个神经质的女人而去冒坠入地狱的风险。”[3](108)

  奥威尔的质疑是不合理的。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的行动的模仿,换言之,所模仿的行动应当包含矛盾的开端、发展和结局,通常是一个善良的主人公所逐步陷入厄运的过程。悲剧的开端“未必要接在先前的事件之后发生,但是在开端之后必然会有后续事件”。[4](31)斯考比已经在塞拉利昂驻扎了15年,却失去了本应得到的晋升为专员的机会。这是悲剧的开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为了送失望的妻子去南非度假,他不得不向有走私嫌疑的尤塞夫借债。后来他在救助船只失事的幸存者时,遇到了19岁的寡妇海伦。对海伦的怜悯使他陷入了婚外情。尤塞夫以此讹诈他帮其走私钻石,并在斯考比的默许下,谋杀了他的忠实仆人阿里。在背叛了他自身信奉的所有准则后,斯考比选择了自杀,尽管根据他的信仰——天主教,自杀意味着永坠地狱。

  2. 悲剧主人公。

  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应该能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这就要求悲剧主角的性格和行为具备某些特征。如果是一个十分善良、毫无过失的人陷入厄运,那么是意外的惨剧,会引起公众的义愤;如果是恶人遭难,那是罪有应得,公众会欣然接受这个结果。因此,悲剧主角必须是一个与普通人相似的善良的人,因其自身过失陷入本不应遭受的厄运中,才能引起同情,观众对他的命运感同身受,引起恐惧之情,怕自己也因同样的过失而遭难。斯考比是一个在西非殖民地努力工作、诚实正直的中年警官。他不受贿、不酗酒。专员称他为“正直者斯考比”。[5](15)兰克神父也无比信任他。当有人说看到斯考比的车停在尤塞夫的门前时,兰克神父回答:“如果是斯考比的话,我就不再往下想了……我敢拿下次礼拜的捐款打赌,这里面没有什么事儿,绝对没有什么事儿。”[5](93)
 

《问题的核心》的悲剧性特质与根源
 

  斯考比具有强烈的怜悯心与责任感。一个葡萄牙船长违反战时航行法的规定,私自藏匿了写给女儿的信。斯考比理应把它交给新闻检查官,但是感到“胸中压上沉重的魔石”。[5](64)出于对这个陌生人的怜悯,斯考比没有上报。这是在他一生中第一次违背了自己的职业准则。他认为自己已经加入了腐败的警察官员之列,“这些人都是受金钱的腐蚀,而他是受感情的腐蚀而堕落的。”[5](71)

  妻子路易丝去了南非不久,斯考比参与了对一艘失事船只的救援工作。那些在海上漂浮了四十天的遇难者和伤病员的形象使斯考比感到所有痛苦都压在他的肩头,“仿佛是,他卸掉了职责,只是为了再担起另外的一个。这个职责是要所有的人共同承担的,但是这并不能给他些许安慰,因为有时候他感到,认识到这一职责的只有他一个人。”[5](162-163)

  许多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斯考比的怜悯心与责任感,本文也将进行分析。但是此处要指出的是,怜悯与责任感本身都不是错,而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美德。斯考比并非纯洁无瑕,但他是比大多数人好的普通人,由于自身过失,将受到他认为的天谴。这无疑是符合亚里斯多德对于悲剧主角的要求的。

  (二)对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突破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定义,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一部悲剧可以没有性格,但是不能没有行动。”[4](145)格林通过对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大量描写,揭示了他的性格,完成了故事的推进,从而突破了亚里斯多德理论的限制,也使得这本书被认为“本质上是一本心理小说”。[6](66)

  “怜悯”与“责任”是本书的两个关键词。通过对斯考比心理活动的分析,可以发现,他的怜悯心与责任感的根源首先来源于其信仰。为什么人要遭受苦难?怎样才能从苦难中得救?这是一切宗教的起源。根据基督教义,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人就有了原罪,苦难就是罪的代价。在救助失事船只的幸存者时,他不禁想到,“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里想要得到幸福,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看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一个人会不会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走到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新核心的时候?”[5](164-165)天主教信仰导致他认为苦难是无处不在的,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当他看到或想象别人在受难时,他都会产生怜悯之心。

  由信仰而产生的怜悯心与女儿的早逝一起促成了斯考比的责任感。当他发现了船长藏匿的信件时,船长的哀叹“一个人给女儿写封信,就把自己毁了”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从而迈开了“堕落”的第一步,决定不去告发。斯考比的女儿去世时,他正在非洲。他一直庆幸躲开了这个场面。但是后来,当包尔斯太太让他照顾一个濒临死亡的女孩时,他感到“一个人还是无法真正逃避一件事的。只要是人,就必须历尽生活的辛酸……年复一年,当父母的无时无刻不处于这种感觉中,而今我为什么几分钟都想逃避呢?……从手指缝里他看到这个才六岁大的孩子面孔活像一个干苦力活儿的人那样扭曲着。‘主啊,给她宁静吧。把我的宁静永远带走,只要你能给她宁静。’”[5](166-167)

  二、斯考比悲剧的根源

  (一)人探索存在的两种途径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区分了人探索存在的两类不同方式,而这由两个不同的原初词“我—它”和“我—你”来表达。[7](19)“我—它”关系是主客体关系,是非本质的关系。“它”是“我”感知和利用的对象。这是对立,而不是交融。“我”可以感知,甚至可以利用,却无法理解。结局要么是“我”被“它”奴役,要么是“它”被“我”奴役。“如果死于‘它’之世界中,结局只能是虚无。”[7](42)而在“我—你”关系中,“我”与“你”直接相遇与对话。这是一种本质的关系,关系就是本体。换言之,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你”之间,在相遇中所有存在才有了发展与变化的可能性。不幸的是,斯考比一直处于“它”之世界中,从而无法找到人生的意义,最终只能选择自杀。

  (二)斯考比与路易丝的关系

  斯考比实际上将婚姻看成是一种“单方面承担责任”的关系。[8](40)小说的开头,当斯考比想到路易丝时,“她所遇到的一切是由他选择的。他造就了她的面孔。”[5](16)在其他人可能批评她时,斯考比很恼怒,“你有什么权力批评她?这是我的作为。是我造就了她。”[5](32)

  当初在婚礼上,斯考比没有进行“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或“无论疾病还是健康”这样一些传统的宣誓,而是承诺要让路易丝幸福。在他看来,路易丝是个需要大人照料的儿童。他宁愿在路易丝生病而不是健康时关心她。在她虚弱、没有吸引力时,他怜悯她;在她强壮时,他恨她。他养活她,但是很难相信他对她有任何真实的情感。他偶尔说爱她,但是他所做的任何看来对她有利的事,似乎都是出自责任感而不是爱。例如,当路易丝流露出想去南非旅游度假的想法时,他许诺说会安排好一切事,尽管他知道没钱供她旅游。她想让斯考比说爱她,他是这样回应的:“亲爱的,我当然爱你。我会安排好行程。你会看到的。”[5](60)

  斯考比眼中的路易丝是个柔弱、无助的女性,需要斯考比让她快乐。但事实上,路易丝是一个比斯考比想象中要独立得多的女性。路易丝看穿了斯考比出自义务和责任的许诺,不会把它们误解为爱。她向威尔逊承认斯考比并不爱她,但是她说斯考比“会为我做任何事。他有一种可怕的责任感。”[5](79)因此,路易丝的柔弱和无助主要出自斯考比的想象。

  马丁·布伯指出,只有双方将对方看成“你”,才能有真正的婚姻,才会给双方带来新的生活;除此以外,都无异于放弃婚姻。[7](54)但是斯考比眼中的路易丝,永远是他怜悯和承担责任的客体。“当他的妻子说话的时候,他从来不用心听。”[5](27)斯考比的婚姻永远是处在“它”之世界中。

  (三)斯考比与海伦的关系

  海伦对于斯考比仍然是另一个“它”。他们的关系起于斯考比的怜悯,并始终与罪恶感及责任感交缠在一起。当他第一次见到海伦时,她的脸“因为过于枯干消瘦可以说是丑陋的,包在颧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要炸裂似的。”[5](161)这是一张通常不会激发爱欲的脸庞,但是毫无疑问,引起了斯考比的怜悯。

  他们的关系是从不经意间开始的。海伦搬进了他家马路尽头的尼尔森小屋,他提出愿意以任何方式尽可能帮助她。起初,这种关系看来是令人安心的。在斯考比看来,两人之间的鸿沟不会让这种关系变得过于亲密。这条鸿沟是由于他们都知道斯考比已婚,她刚成为寡妇,两人年龄悬殊,而且她父亲是位神父。但是他们还是陷入了情网,并试图守住这个秘密。不过,威尔逊知道了这件事,路易丝也因听到风声而从南非提前返回,这些都说明他们保守秘密的尝试失败了。然而斯考比错误地认为他守住了秘密;更不幸的是,他为了继续隐瞒,采取了一系列糟糕的决定和行为,最终以自杀的方式结束。

  在他们发生关系前,海伦说:“我有种感觉,你决不会让我沉沦下去的。”对斯考比而言,“无论多么困难,这些话像他必须遵守的命令。”[5](160)他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对两个女人的责任。“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到那时将面对不幸——人们注定要承担后果。责任和罪过都是他的……他曾经发誓要保证路易丝幸福,现在他接受了另一个而且与之相反的责任。他为他将来某一天不得不说的谎言感到疲惫不堪。”[5](161-162)

  与路易丝一样,海伦也并不是一个柔弱的女性。她说:“你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了。我不能再伤害你了……不要为我担心。我会没事的。”[5](250-251)她愿意离开斯考比,为自己的幸福承担起责任,这显示出她是个强大的、独立的女性。但是斯考比拒绝结束这段关系。他陷于“它”之世界里,不相信海伦离开了他,还能够继续她的生活,找到幸福。

  (四)斯考比的自杀

  马丁·布伯将人类历史上的世界观概括为两幅图景。一个是将“我”置于宇宙内,另一个是“我”将宇宙吞没。如果斯考比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徒,那么他的世界观本应属于前一种。教会教导说上帝创造世界有一个神圣神秘的目的,人应该做的是信奉上帝,拯救自己的灵魂。斯考比认为他爱上帝,但是当他看到各种苦难时,他不能信任上帝。他试图通过使周围的人获得幸福来寻找生命的意义。

  但是斯考比始终将其他人看成是怜悯的对象和承担责任的客体。“我—它”关系使他感到失败和疲惫。斯考比不遗余力地想让人幸福。然而正如路易丝所说:“你并不想真正知道我。”[5](73)斯考比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因此事情总是在周而复始地循环,“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这种事过去已发生过无数次了。”[5](72)换言之,他看不到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感到厌倦和疲惫。自杀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三、《问题的核心》的悲剧效应

  悲剧应该能唤起受众的怜悯和恐惧。作为天主教徒的斯考比,认为世上充满着苦难,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在“上帝已死”的时代的人,他又不能相信苦难的意义。他选择将使他人幸福作为自己的目标,却一步步违背了自己的职业和信仰准则,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好人不应该遭受的厄运,无疑会引起读者的怜悯。但是通过文中的分析,可以发现,斯考比始终陷于“我—它”关系中,拒绝倾听和理解他人,看不到事情发展和变化的可能,因此感到无尽的失败和疲惫,这势必会引起读者的恐惧。正如马丁·布伯所说,存在的意义在于“相遇”。在“我—你”的倾听和对话中,所有个体的意义才能得到展现和扩展。这应该就是斯考比的悲剧能给读者带来的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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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Buber. Martin. I and Thou. Trans. Ronald Gregor Smith.New York:Scribner's,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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