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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与李玉《占花魁》的比较

时间:2020-02-14 11:35作者:南超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与李玉《占花魁》的比较的文章,卖油郎故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常见的题材,据谭正壁考证:“或是宋时话本,亦未可知……盖经冯梦龙重修,非复旧观。而此篇文字之盛,固当属之冯氏。”409由此而知,卖油郎故事最早出自于冯梦龙的话本小说《醒世恒言·

  摘    要: 卖油郎故事出现在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及戏曲《占花魁》,虽都围绕卖油郎秦重独占花魁的故事展开,但因冯梦龙和李玉所处环境的不同,使得这一题材在传变的过程中出现差异。由冯的情教抒发演变到李的政治书写,具体体现在作家对人物形象以及情节结构的安排上,而这与时代背景以及作家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最主要体现在作者创作倾向由讴歌真情到反映政治的转向。

  关键词: 卖油郎; 冯梦龙; 李玉; 真情; 政治书写;

  Abstract: The oil seller's story appeared in both the novel The Oil Seller Picked the Flower Alone and the drama Picking the Flower Alone.Though they developed around the story that the oil seller QIN Zhong picked the flower alone,the story diverged in its evolution due to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 in which FENG Menglong and LI Yu were.The development from FENG's emotion expression to LI's political description is specifically shown in the writers' arrangement of the characters' images and plot.Thi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time background and the writers' creation intention,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hange of their creation inclination from ode to true love to the political expression.

  Keyword: oil seller; FENG Menglong; LI Yu; true love; political description;

  卖油郎故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常见的题材,据谭正壁考证:“或是宋时话本,亦未可知……盖经冯梦龙重修,非复旧观。而此篇文字之盛,固当属之冯氏。”[1]409由此而知,卖油郎故事最早出自于冯梦龙的话本小说《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稍后的苏州派作家李玉在戏曲《占花魁》中进行了再创作,与《卖油郎独占花魁》相较,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虽未发生变更,但作家书写的侧重却呈现不同。本文拟从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入手,探讨作家创作目的的差异以及其中的文化意蕴。

  一、人物形象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卖油郎独占花魁》与《占花魁》中,卖油郎秦重、花魁娘子莘瑶琴、卜乔、王九妈、刘四妈以及秦良虽都有出场,因为卜乔、王九妈以及刘四妈形象着墨不多,所以难以发现人物形象的变化,但是莘瑶琴、秦重以及秦良人物形象却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看花魁娘子莘瑶琴,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她的身份是市民。文中对她的交代是:

  内中单表一人,乃汴梁城外安乐村居住,姓莘,名善,浑家阮氏。夫妻两口,开个六陈铺儿……年过四旬,止生一女,小名瑶琴,自小生的清秀,更且资性聪明。[2]32

  除此之外,还交代她:

  七岁上,送到村学中读书,日颂千言。十岁时,便能吟诗作赋……到十二岁,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若提起女工一事,飞针走线,出人意表。[2]33

  呈现的完全是一个才貌双全、知书达理的市民女子形象。而到了李玉《占花魁》中,莘瑶琴形象却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身份的变化,在第二出《惊变》中,作者借人物之口自陈:

  奴家莘氏,小字瑶琴。年甫冲龄,行无雁序。父亲官拜郎署,不意与萱堂相继云亡,止有叔父职居内班,弱息茕茕,相依为命。[3]208

  交代了自己官宦小姐的身份。其次是其择偶观的变化,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莘瑶琴选择秦重是因为“以后相处的虽多,都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经过选择觉得卖油郎是个志诚君子,可以托付终身。但在《占花魁》中,莘瑶琴先询问秦重的家世背景,当得知也是官宦之家,欣喜道:“门楣厮仿,遇天涯双双故乡,蛟龙宁待风云壮。”可见莘秦之爱由市民阶层的自由恋爱,转向才子佳人的门当户对。

  其次,卖油郎秦重的形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随父亲逃难到临安,父亲将他卖给朱十老当儿子,十老“把秦重做亲儿子看成,改名朱重,在店中学做卖油生意”。出场的秦重完全是一个市民形象。本性里有着市民憨厚的特点,面对兰花的勾引,“谁知朱重是个老实人”完全不为所动。离开朱十老后,担心日后父子相认不便,又恢复了本姓。收留逃难的莘善老夫妻,最后促成莘瑶琴亲人相认。但是作为一个小商人,他的身上仍有抹不掉的世俗印记。三番五次等不见花魁娘子,“秦重不见婊子回家,好生气闷”。在听到王九妈告诫莘瑶琴勉强应付时,“秦重一句句都听得,佯为不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市民形象。到了李玉《占花魁》,第一出《檄御》交代作为朝臣的秦良,接到天子诏书,命他前去抗金。正和秦重谈武论艺的秦良匆匆与儿子作别离开,突遭大难的秦重哀叹“从来不解愁滋味,为问愁来甚药医,且去抱影寒庐一枕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富家公子遭受离乱时的张皇失措。第八出《却丑》中,秦重受到雪梅和乜妈妈的调戏,大声呵斥“小生绝不为此苟且之事”,但面对生计问题,却又不得不放下自我的尊严,醒悟到“始信离乡贱,常言客邸贫”,完全一副贵族公子落难之后踟蹰无助的样子。
 

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与李玉《占花魁》的比较
 

  还需要注意的是秦良形象的巨大变化。《卖油郎独占花魁》对于秦良着墨不多,叙述秦重身世之际提到“父亲秦良,十三岁上将他卖了,自己在上天竺去做香火”。直到莘秦婚后去上天竺还愿,老香火认亲,父子才得以团聚。秦良始终是一个线索性的人物,一定程度上对情节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始终未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而在《占花魁》中,初次出场的人物便是秦良,交代自己身份是统制官,誓在“击楫誓平夷”。塑造了一位誓胆报国的忠臣形象,人物不再扁平,变得有血有肉。在第十三出《北还》,秦良被俘金营,出逃受诘,巧言脱陷,得以回到故土。此际更反映了他足智多谋的特点。第二十一出《剿伪》,叙述秦良受命征讨逆贼刘豫,巧设妙计,身先士卒,最终擒获逆臣父子。一个忠肝义胆的良将形象跃然于纸上。通过对比发现,秦良形象的变化有二,一是身份地位的变化,由普普通通的市民阶层提升到官宦之家;二是人物形象的鲜明化,由简单的提及到人物性格和形象的具体塑造,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化。

  二、故事情节

  《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与《占花魁》,一开始将故事背景都放置在宋徽宗朝。据《宋史·本纪二十二》记载宋徽宗在位之际,内有“东南诸路水灾”“群盗啸聚”,外有金兵南侵导致“北边诸郡皆陷”。宋朝国事衰微,加之内忧外患,导致靖康二年宋徽宗被掳,北宋灭亡。据记载:

  靖康元年正月己巳,诣毫州太清宫……四月已亥还京师。明年二月丁卯,金人携帝北行。[4]417

  而在《宋史·本纪二十三》中也记载了这一历史:

  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五月庚寅朔,康王继位于南京。[4]436

  动乱造成了百姓的苦难,人民背井离乡,许多故事由此生发。卖油郎故事便是托付于此。

  在两部作品中,叙述莘秦故事大概相同,经历战乱,南逃临安,遭遇落陷,卖油相识,互生爱慕,独占花魁。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未曾变更,但在讲述具体情节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同。首先来看《卖油郎独占花魁》,作者在讲述头回之前,单独交代了内忧外患,金兵南下导致人民离散的背景,紧接着叙述莘瑶琴逃难时,受乱军冲突,与父母失散,被同乡卜乔卖到王九妈家,落入风尘,因姿色出众成了花魁娘子。下来话头一转,转而交代秦重出场。从模式上来看,完全是说书人讲故事所行“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模式。秦重也是因汴梁沦陷,随父亲逃难到临安,因难以养活,转而将其过继给朱十老。无奈遭伙计刑权排挤,自立门户挑担卖油,并恢复本性,查访生父消息。在交代主人公出场后,接下来作者将两条线索汇为一条,以莘秦的故事发展为主线。重点突出秦重照顾醉酒后的花魁体贴备至,当莘落难时挺身而出。期间穿插伙计刑权与兰花偷盗私奔,秦重回家照顾朱十老。朱老逝后重开油铺,收留逃难的莘老夫妻。主线突出表现秦重有情有义的市民形象,副线则刻画了一个志诚善良的小商人形象。分析可以发现,有情有义、志诚善良都是新兴市民的特点,而这正是冯梦龙所要表现的主题。

  待到了李玉《占花魁》中,莘秦爱情这一主线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作者却安排了诸多副线。首先是金国与北宋之间的斗争。从第一至第二出,描绘了金人与百姓之间的矛盾,金人南下烧杀抢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第三出正面刻画了金人骄横野蛮的气势,“亲王帝室,那怕你直走到海角天涯”,与第四出康王的狼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霎里长驱妃后,远击臣僚;人民涂炭,子女悲号……闪得俺神龙失水类枯鱼,祥鸾避弋如穷鸟”,愈加凸显了民族矛盾的激烈。其次是卜乔与沈仰桥之间的善恶冲突。第十五出《秃涎》叙述卜乔迫于生计出家为僧,色心未除,去沈仰桥茶铺调戏沈仰桥妻子。第十七出《计贩》叙述沈仰桥夫妻识破卜乔奸计,并不说破,将计就计。第十九出《溺淫》讲述卜乔奸计未遂,被锁箱子,后巡夜官听闻恶迹,命将箱子沉江,卜乔终受果报。沈仰桥和卜乔作为市民阶层,一个善良忠厚,一个狡猾奸诈,而他们之间的矛盾体现的是市民阶层的善恶观。再者是秦良代表的忠臣与刘豫奸佞之间的矛盾。第十六出《伪册》讲述刘豫反叛宋朝,自立为帝,去给金人当儿皇帝,而这正是当时叛臣贼子的普遍行为。第二十一出《剿伪》讲述秦良奉命讨伐刘豫,终将叛徒正法。透过这些副线发现,无论是宋金之间的矛盾,还是市井人物之间的冲突,都围绕着民族矛盾这一大的主题而展开。李玉在安排戏剧冲突时,更加强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揭示出民族矛盾造成的深层后果。

  三、深层的文化原因

  卖油郎秦重形象从小说中塑造的重情重义的小商人形象,演变到戏曲中的落难公子形象,不仅仅是题材和形象的变化。究其原因,是社会文化思想更迭促使作家创作动机呈现转变。细而推究,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通俗文艺勃兴与冯梦龙情教观的宣扬

  明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尤其在东南沿海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主的生产方式。苏州作为经济重镇,据《万历实录》记载“家杼轴而户纂组,染坊工人有几千人”[5],苏州又是江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内店铺密布,生意兴隆,“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凑集”[6]。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除了带动染坊、织造等行业的发展之外,还推动了书坊的兴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记载: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7]56

  相较于其他三地,“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书坊的勃兴推动了书籍的编排和出版,为市民阅读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之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市民人口急剧增加,统治政策松动,市民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条件之后,市民转而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这其中包括士大夫和布衣。据顾炎武记载《剪灯新话》问世后的盛况:

  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8]1257

  明末文人祁彪佳在其日记中更是称赞通俗小说的好处,“取《隋史遗文》及皇明小说观之,以代《七发》”[9]667。而平步青在其《霞外捃屑》中明确指出“小说俚言,阑入文字,晚明最多,阮亭、梅庵、豹人、屺瞻,亦沿而不觉耳”[10]559,阐明了明清之际士大夫对小说的喜爱。非止文人,一些生员和布衣闲暇之余也会阅读小说。陈际泰在《太乙山房文稿》中记载其幼年好读《三国演义》的情景:

  从族舅借《三国演义》,向墙角曝日观之,母呼我食粥,不应;呼食饭,又不应。后忽饥,索粥饭,母捉襟,将与之杖。既而释之,母后问舅:“何故借尔甥书?书中有人马相杀之事,甥耽之,大废服食”。[11]

  市井所卖,供布衣所读的也多是小说等通俗读物,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记载:

  吴中尘世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部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12]54

  通俗文艺创作在明清时期呈现出繁盛,从而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动机。

  据冯梦龙自着《寿宁待志》记载“冯梦龙,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县人”[2]63,苏州作为明中后期三个较大的刻书坊之一,加之伴随商品经济应运而生的浓郁市民文化,使得作家的创作思想不自觉向市民靠近。《苏州府志》记载冯梦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6],另一方面又深受晚明文人放诞之风的影响,尤其是李贽的影响。李贽敢于对奉为经典的孔孟提出质疑,其《童心说》中明确指出: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12]91

  并鲜明的提出这些并非万世之至论,实“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观点是“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他推重《西厢记》《水浒传》为“古今之至文”,而六经、《论语》及《孟子》则和“童心”并无关涉。一向对新思想、新事物敏感的冯梦龙,不仅广泛阅读了李贽的着作,而且虔诚地接受了李贽的思想。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记载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9]。在其着作中其对李贽也推崇备至,在《古今谭概》卷一《许子伯哭》中,冯评曰:

  卓老曰:“人以为淡,我以为趣”。子犹曰:“杞人恐天坠,漆室愁鲁亡。若遇许子伯,泪眼成湘江”。[13]7

  但李贽对冯梦龙影响最大的则体现在思想方面,尤其体现在通俗文艺创作方面。冯梦龙针对复古派味同嚼蜡、缺乏真情的诗文深恶痛绝:

  近代之最烂者,诗文是已。性不必近,学未有窥。犬吠驴鸣,贻笑寒山之石;病谵梦呓,争投苦海之箱。[14]47

  对通俗文艺赞扬甚高,他指出:“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15]1肯定通俗文艺具有真情的特点。一方面通俗文艺相较于诗文抒发情感更为真挚,另一方面,通俗小说能很好的起到劝世的作用。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序》中指出:

  六经国史而外,凡着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2]1

  明确提出了小说创作旨在劝诫讽世,必须起到社会教化的功能。与经书相较,“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16]663,真情感人,有其不可取代的优越性。故而冯在《警世通言序》中给予小说真情书写以极高的赞誉:

  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17]2

  有感于“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世情浇薄的现状,他在《情史序》中提出以情感人的主张:

  又尝欲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着小传,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于浇俗冀有更焉。[18]1

  冯梦龙的情教观旨在通过真情的教化以达到拯救世风的作用,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顿者汗下”,目的是“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由此可见,冯梦龙编创“三言”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于劝诫世风,令小说起到社会教化的功能。所以在小说创作中强调真情教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冯梦龙在创作卖油郎这一故事时,首先给其取名秦重,谐音“情种”,暗示秦重是真情的化身。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安排上,设置莘秦形象都是小市民,跳脱了才子佳人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俗套,他们的爱情便具有了新兴市民阶层追求恋爱自由的特点。再次,在细节上突出秦重凭借自己的真诚、真情打动花魁娘子,不同于官宦公子对于莘瑶琴的侮辱、轻视,秦重对其完全是真情相待,相识爱慕、痴心苦等,落陷搭救、醉酒温存,在真情打动之下得以独占花魁。原来属于社会末流的商人,在文学作品中一直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而在冯梦龙的笔下,小商人秦重却可以凭借自己的真情打动花魁娘子,从而美梦成真。冯梦龙所极力歌颂的是市民身上的这种美德,通过对市民真情的歌颂,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

  (二)苏州派创作特色与李玉的政治书写

  受明中后期小说繁荣的影响,戏曲创作也一改之前伦理教化的窠臼,取材由神仙道化、才子佳人转向现实生活,故而出现了“传播既广,知之者众。乃至名公才子,亦谱其事为剧本矣”的局面[19]。对于政治的书写成为当时的一大热点,自王世贞《鸣凤记》以传奇反映时事政治重大题材以来,政治时事剧并未形成创作风尚。一直到了天启、崇祯年间,时事剧创作大量涌现,据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载:

  魏珰败,好事者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20]16

  戏曲对于时事题材的书写成了当时创作热点,对于苏州派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苏州派作家便将目光投向现实题材的创作,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作家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的戏剧。如李玉所创作的《一捧雪》讲述莫怀古与严嵩的忠奸斗争,其中穿插汤勤的忘恩负义,而这一题材取自于王忬其事,见载于《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伪画致祸”条:“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狱。”[21]897其《万民安》讲述了万历二十九年,以葛成为代表的织工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并打死织造太监之事。此事见载于《曲海总目提要》略叙大概:

  演葛城击杀黄建节事,谓因此而苏民得安,故曰万民安也。[22]277

  而其《永团圆》剧中也颇涉时人,《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九着录:

  剧中情节颇涉奇异。然有云蔡文英状元商辂一榜,则似实有其人。至应天府尹高谊,字云天。寓其高义薄云天、能不受贿,而成全蔡文英也。[22]329

  《两须眉》中直接写出了李自成起义所造成的生灵涂炭:

  万骑咆哮,搅得乾坤闹。掠地攻城势横行,杀人如草血痕腥,举头万里炊烟少,极目千山烽火明。[3]1205

  而在其《万里圆》中则叙述了南明朝廷中奸臣误国以及清兵屠杀江南民众的惨状。除李玉作品之外,朱素臣创作的《翡翠园》讲述明正德年间发生之事,麻逢之为霸占舒德溥的宅地,勾结宁王朱宸豪陷害其一家。苏州派作家朱葵心所创作的《回春记》以反映时事之快,受到关注。甲申年间的动荡见之于书,开场词《水调歌头》所写:

  世何季,风何浊,吏何残。人生幻境安在,回首总成闲。莫问甲申年事,忠臣义士已矣,泪洒剑花寒。欲折朱云槛,又在石楼山。[23]2

  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苏州派作家关于时事剧的创作相对较少,却创作了诸多影射朝政的戏剧。如李玉创作的《千钟禄》《牛头山》,李佐朝的《轩辕镜》《渔家乐》以及张大复的《如是观》皆有所托。李玉的《千钟禄》讲述建文帝的亡国之痛,实际上寄寓着作者对于南明小朝廷的覆亡之思,“词填往事神悲壮,描写忠臣生气莽,休错认野老无稽稗史荒”,影射之意明显。张大复的《如是观》围绕岳飞和秦桧的忠奸斗争而展开,结尾却与史不符,安排岳飞抗旨成功,而秦桧引颈受戮。细究史实,明末边境之患,满汉之间激烈的矛盾,滋生了人们“愿边疆从此太平,伏国仇,尽扫胡尘”的愿望。

  明后的江南地方,经济繁荣,市民勃兴,推动通俗文艺的发展。深受冯梦龙影响的李玉,戏曲创作逐渐向市民迈进,最显着的表现便是题材的选取,摆脱才子佳人的俗套,转而书写市民百姓,《一捧雪》中的莫怀古、《人兽关》中的桂薪、《清忠谱》中的周顺昌,都是平民的典型代表,作者着力书写他们的生平遭际。与冯梦龙相比,李玉的着眼点不再是劝谏讽寓,更多的是对时局的一种反映,体现出自我的政治思考。首先,强化了宋金斗争背景。在冯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为了将笔墨着重放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上,关于背景作者只是一笔带过。而在李玉的《占花魁》中,其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交代背景,先写了小人物秦重、莘瑶琴面对动乱的反应,“髫龄嬿婉,难经播迁。真个是死生未保,泪痕如霰”。接着以康王的视角叙述了家国残败的情景,“人民涂炭,子女悲号;宫闱尘土,畿甸蓬蒿;金瓯破损,玉轴摧摇”。其中穿插了对金兵侵略的描写,“杀得个血染中原,赵家没个人儿也,那时节立马吴山岂浪夸”。作者通过变换视角、小人物和大环境的交叉,意在突出外族入侵对国家和人们造成的深重灾难,而这正与现实满族对于明朝的侵略如出一辙,李玉通过写古寓今,抒发的是对现状的忧虑。其次,当朝人物多有出现。需要注意的是,在冯《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强抢莘瑶琴陪酒并对其进行百般凌辱的是吴八公子。但是在李玉《占花魁》中却变成了万俟公子,书中交代“你道这公子是谁?他乃枢密使万俟卨之子。他父亲藉秦相国的势,好不显赫”,一出场便介绍了其奸人之子的身份。关于其人,《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奸臣四”见载:

  卨始附桧,为言官,所言多出于桧意;及登政府,不能收钳制……卨主和固位,无异于桧,士论亦薄之。[4]13771

  万俟卨作为奸臣暗通金国,败坏国家,而其子作为纨绔子弟,祸害人民。李玉写其父子,意在揭露他们祸国殃民的行为,表达对于奸臣的痛恨之情。在第十六出《伪册》中,叙述了刘豫背宋降金之事,“席卷宋室剩山残水,犹如摧枯拉朽。咦!这才见得天生我材必有用,怎忍终身牛后羞”,刻画了其忘恩负义的无耻嘴脸。这与《宋史》中所载其事如出一辙:

  金人南侵,豫弃官避乱仪真……豫惩前忿,遂畜反谋,杀其将关胜,率百姓降金,百姓不从……四年七月丁卯……册豫为皇帝。[4]13793

  而这正是明末叛臣贼子的生动写照,目睹社会动荡、时代鼎革的李玉,出于对家国命运的担忧,在创作之际不自觉的趋向对时局政治的书写,目的是:

  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于是乎热腔骂世,冷板敲人,令阅者不自觉,其喜怒悲欢之随所触而生而亦。[24]2

  最为重要的是,李玉善于从细节处彰显意图。先看第一处细节,作者将莘秦及秦良身份,由市井百姓改写成官宦之家,那么,金兵侵略便不仅仅是家园之乱,而是上升到了国家之祸,矛盾在不觉间发生了转换。再看第二处细节,秦良率兵抗击金兵,孤军受陷,受拘冷山,出逃时受到盘问,本以为出脱无望的秦良如实说了自己的姓,没想到金兵误认为他是秦桧,说道“既是四太子心腹人,不要惹他,放他去吧”,最终秦良顺利北还。李玉通过这一易客为主的写法,侧面写出秦桧作为奸臣的奸邪无行,达到了对于明末之际卖主求荣之徒的严厉控诉。还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战争的场面描写,在京城金人是“如今统兵攻打城门,直入宫中,四下裹略来了”,宋与金对峙则是“听刀枪剑戟声似轰雷,南国人都惊怕,任兵和将无一个来招架”,描写秦良带兵扫荡刘豫叛军场面则是“叠鼓鸣桴,龙沙列阵图。桓桓队伍,一扫净妖狐”。宋与金的场面描写中,作者有意突出金人的嚣张气焰,写出宋人收复河山的决心。而满族为金的后裔,宋金的斗争其实就是后金与明朝的对立,通过场面书写作者寄寓了重整山河的期待。要之,虽题材相似,但因作家所处时代相异,致使创作倾向反差明显,卖油郎题材由冯梦龙的情教抒发演变到李玉的政治书写,是时代感召,更是作家思考。

  四、结语

  从冯梦龙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到李玉戏曲《占花魁》,卖油郎故事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变化以及故事情节的改编上。明后期处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人性解放、通俗文艺勃兴,处于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之下,冯梦龙试图透过这一题材宣扬情教观,以期起到劝诫讽喻、规范人心的作用。之后的李玉,处于历史的大变革之际,目睹战争的惨烈和时局的变幻,在作品中试图通过宋金动荡来关照现实政治环境,故而明显呈现出政治书写的色彩。要之,通过卖油郎故事的演变,不仅反映出作家的创作目的,而且折射出时代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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