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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中折射的女性生存困境

时间:2020-02-10 14:03作者:窦晶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中折射的女性生存困境的文章,出生于1939年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加拿大着名的文学家和文艺评论者。她的文艺创作思维活跃,擅长以多样的形式来书写人物生存状态,蕴藏着自身独特的人文关怀。

  摘    要: 作为一位极具社会责任感的女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通过真实刻画社会现实中艰难生存的女性群像,为读者展现出了女性生存中的流动性、矛盾性和被动性。在她的笔下,传统女性的生存空间更多是被禁锢且破碎的,性别与身份的压制让她们失去了更多保护自身、实现自我的话语权力和发展通道。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还是为幸存下的女性勾勒出一条走出生存困境、通向光明的生活轨迹,即选择一种寻求神性、诗意生存的生存方式。

  关键词: 阿特伍德; 生存主题; 女性群像;

  Abstract: As a woman writer with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rgaret Atwood depicts the hard-to-survive female images in social reality, showing the mobility, contradiction and passivity of women's survival. In her works, traditional women's living space is more confined and fragmented. The oppression of gender and identity makes them lose more discourse power and development channels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realize themselves. But Margaret Atwood still outlines a path to a bright life for the surviving women, that is, to constantly choose a way to escape and return, to seek divinity and to survive poetically.

  Keyword: Atwood; Subject of Survival; Female Group Image;

  出生于1939年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当代加拿大着名的文学家和文艺评论者。她的文艺创作思维活跃,擅长以多样的形式来书写人物生存状态,蕴藏着自身独特的人文关怀[1]。迄今为止,她已发表小说二十多部、文学评论文集三部,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和英国布克文学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等。她善于描述处于现实困境中的女性群像,观察她们被禁锢的生存状态,而后探寻女性走出生存困境的破解之道。

  一、处于现实困境中的女性群像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她的小说作品中创作了近五十多位女性群像,她们性格多样、形态各异。作者擅长将这些女性的苦难隐藏于故事的叙述中[2,3],带给读者更多现实的厚重感。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笔下,女性群像体现出如下特征。

  (一)女性生存状态之流动性

  家对于任何时代的女性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它不但是女性孕育生命、相夫教子的空间,更是女性亲情、爱情等情感灵魂的现实依托和终极归宿。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笔下,家庭更多地成为世俗传统伦理和社会公约束缚、囚禁女性的场所[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各类女性基本遵从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她们贤惠、柔弱,却成为家庭生活中被囚禁的金丝雀,在无数的迎合与妥协的低声呻泣中逐渐意识到个人主体意识的丧失,于是开始尝试有选择地脱离家庭、四处流浪,但是所有的努力和现实的欲望又让她们围绕着家庭不断地画圆。

  描述以家为圆心开始四处流浪的女性经历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征。其中,《黑暗中的伊西丝》的女主人公———诗人萨琳娜就是一位典型的远离家园而去寻找自我、实现自我,却又在自我迷失中不断彷徨的流浪女性[5]。她有着自由的天性和无所畏惧的勇气,为了获取精神上的自由独立而选择离家出走。已有家室的理查德深爱着萨琳娜,他的妻子玛丽乔则一直以女权主义的姿态反抗理查德与萨琳娜的任何接触。她耗尽力气去推开萨琳娜,却总会被灵魂诗人萨琳娜巧妙地化解,最后像萨琳娜一样选择离家流浪。三个人的婚外故事跨度长达三十年,三人的生命轨迹因为爱情和婚姻而结缘和结怨。

  萨琳娜的离家漂泊流浪并非是为了寻找另一个能给予自己真正幸福的家,她所追逐的是生命经历中的诸多可能[6]。她可以为寻找诗意般的美好而流浪,也可以为逃避家庭暴力而流浪,更可以为自己所谓的信仰迷失而流浪。萨琳娜在生活困顿之时也有对家的渴望,但依旧习惯于围绕家进行离心式的流浪。即便是遭到玛丽乔的驱赶之后,萨琳娜也依然选择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自由。玛丽乔一生都在寻找家庭温暖的归属,当发现理查德对家庭生活中的自己疏于关怀时,也选择外遇式的流浪。但和萨琳娜不同的是,玛丽乔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让她选择一种具有反抗属性的流浪。她渴望世俗的婚姻家庭,也迷恋财富和肉欲[7]。很多时候对女性来说,寻找灵魂的栖息之处就是一场永恒的流浪。只不过玛丽乔追寻物欲的流浪是悲惨的,而萨琳娜的离家之旅却是幸运、自由的。尽管死亡是她注定的归宿,但她们流动的一生却有着非凡的意义。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中折射的女性生存困境
 

  (二)女性生存状态之矛盾性

  如果将每个女性的人生喻为一场盛大的舞会,那么舞台中形形色色的过客很多都是戴着面具的假人,她们喜欢将真实的自己掩藏起来,去博得观赏者的喜爱。而女性就是要在生存的假面舞会中寻找所谓真实和安全,其过程和结果都可能是矛盾且艰难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就是要揭开伪装的面具,塑造出真实的女性自我,表述出女性的真挚情感[8]。《毛团》的主人公凯特作为一位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和萨琳娜一样,才华横溢且充满睿智和胆识,却活在寻找真实的痛苦历程之中。小说中的她怀揣梦想来到英国,在主编的职位上获得了物质利益的满足以及精神上虚假的快乐,但始终无法忘怀故土和亲情,因为她觉得只有在自己的故土和真正的家里才能活出真实的自我。后来,她遇到吉尔并沉浸于甜蜜的爱情,回到自己的故土加拿大,以为自己能够真正卸掉生活中的虚伪面具。然而,她并未意识到这个错误决定会带给自己灾难和苦痛。她开始受到世俗偏见的束缚,遭遇来自男性和经济权力话语的压制,尤其是在吉尔背叛自己时濒临崩溃的边缘。凯特对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的矛盾与复杂心态,让她在寻找和实现真实自我中不断迷失。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还有很多类似凯特遭遇的女性,她们成为生活的牺牲品,同时也在自我的矛盾中扮演者他人的施害者。她们一次次的努力与放弃正是她们矛盾现实和矛盾心理的写照。

  (三)女性生存状态之被动性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女性生存状态的被动性多来自于家庭中的压迫或是社会世俗的偏见等。这种被动性可以是被抛弃、被奴役、被消费等等。小说《可以吃的女人》描绘了一位受尽男性欺骗、奴役,却无力反抗的家庭主妇。直到主体意识觉醒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活着的悲哀。她悄无声息地模仿自己的模样做了个蛋糕,并让丈夫亲口吃掉了“自己”。这深刻暴露出女性缺少家庭社会地位、在奴役中丧失了话语权的窘境[9]。女人面临着在家庭中因为丧失主体意识而被“吃掉”的危险,在男权的社会风气里还会成为可以被消费、物化的对象。在小说《真实的蠢故事》中阳光健康的女性成为吸引男性眼球的消费品。女性丰满的胸部、纤细的躯体、漂亮的脸蛋无疑是对男性充满诱惑的,随时会被男性俘虏。可悲的是,很多小说中的美女却甘愿成为男性社会的消费品。而《泥潭人》中主人公朱莉扮演的“多面情人”这一社会角色也展现出了女性生存状态中的被动性,她们真实的情感被淹没在男权社会和家庭中。

  二、禁锢与破碎——幸存女性的双重难题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文学小说《幸存》的出版实际上为加拿大文学精神竖起了一面旗帜。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始终认为加拿大民族的精神是不屈的幸存,在小说创作中极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流动性、矛盾性和被动性的女性形象,她们均有打破禁锢束缚、在苦难中谋求新生存的欲望,但是在困境中勉强地活着也成为这些幸存女性的真实写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中的女性生存空间有着较多的禁锢和实质性的破裂。她站在女性的生存立场,不仅用文笔描绘出这真实而残忍的完整世界,而且用破碎的方式将其彻底解构。

  (一)女性生存空间的禁锢与破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所展示的女性生存空间是单一固定的,也是支离破碎的。此种禁锢与破裂更多地体现在女性文化与精神生存空间上。在《跳舞女郎》中,主人公安在英国求学期间同他人共同租住于诺兰太太家中。诺兰太太的丈夫每天很晚回家,虽然她并未受到男性强权的挤压,但是由此所制造的文化隔离却在所有租房客中蔓延。诺兰太太不但将自己的生存空间同租房客强行隔离开来,还依据国别种族、宗教文化的不容将哲学女性租客们彼此隔离。诺兰太太对来自不同文明体系的阿拉伯人存在偏见和歧视,不是监控他们的言行,就是驱离他们离开。房东和安以及女性租客们都想窥探他人的生存空间,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好奇之心,弥补精神上的空虚。

  另外,当家庭空间成为女性思想和言行的禁锢时,女人们就成为笼中之鸟,有的更成为男性装饰门面的玩物。在传统的观念中,家庭是属于女人的空间,是丈夫这一男权角色用以束缚妻子的牢笼,外面世界的男性是不可以随意踏入的,否则就违背了家庭传统伦理道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美洲红鹮》《母亲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中塑造了几位典型服从男性话语权力的贤妻良母。不难发现,家庭之所以可以给女人套上坚固的锁链,主要是由于家庭可以为女性提供生存安全的依托,成为温馨甜蜜的象征,能给女性带来心灵上的慰藉。然而,世俗社会中的家庭更多地成为禁锢女性发展进步的空间,导致很多女性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的降低,有的更让女性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与女性家庭生存空间的禁锢相对应的是女性生存空间的破裂。此种破裂并非是击破家庭的禁锢,而是家庭内部空间的破裂。在《黑暗中的伊西斯》中,遭受自身家庭压迫的萨琳娜作为第三者闯入理查德的家庭时,玛丽乔也曾做出过抗争,但依然想保持家庭空间的完整,努力地维持着平衡。其实,这也体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女性这一家庭角色甚至社会角色的反省。她并没有完全将女性生存空间的禁锢与破裂全部归结于外部因素。当然,也正是由于女性生存空间的禁锢与破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的女性才选择了上文所述说的离心式流浪。

  (二)女性身体的禁锢与破碎书写

  小说《蛙之春曲》《真实的蠢故事》中存在着一批被消费的女人,她们被动地活在男性对自己容貌和身材的评价之中,这让她们被彻底禁锢。那些被男性定义为美的女人,拥有着苍白的面容、瘦削的身躯,为了取悦男性,宁可消耗自己的身心。又如《火星来的人》中那位热衷装扮、优雅漂亮的母亲,徒有美丽的外貌,完全丧失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基本生存能力。而《泥潭人》中的朱莉被视为性的象征,她在男人占有下获得了虚荣和金钱,而男人拥有她则被视为有魅力和男子气概。在小说《露露:或,语言的家庭生活》中露露和四位诗人过着同居的生活,露露在现实的社会中为他们提供生活物品,却无法掌握生存的话语权力,换句话说,在女性的身体被物化后,她们就这样“吃掉”了露露,甚至没有任何申辩、控诉的理由。事实上,这些小说中的女性成为男性话语谈论对象的价值仅仅在于床上的功夫。就这样,她们在不知不觉中顺应着男性的男权话语思考方式,她们的身体也无法摆脱来自性别、身份的现实禁锢。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女性的身心往往在险恶的现实社会境况中不断地被肢解,她们游离于生死之间。如果说社会是一个消费的空间,那么属于女性的私人空间——身体显得尤为复杂,所受到的禁锢不但来自于外部的政治和男性的强权,还遭受到来自家庭的痛苦。所以,小说中很多女性身体的被肢解几乎都涉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性虐待等,那些在外部看来较为完整和谐的家庭内部实则早已破碎、肢解。总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大多数的女性身体空间不但受到男性的侵犯,而且遭受被肢解的不公待遇。在《体重》中“我”和莫莉均是法学院的女生,作为女权主义者,都想证明女性的能力和伟大,想为女性争取更好的社会体制生存空间,渴望一个在性别上更为平等、公正的社会,更希望女性通过自己的独立变得强大。而后来的“我”和莫莉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不幸的婚姻让莫莉的身体被他的丈夫虐待,最后走向了身体被肢解的死亡。对于“我”来说,婚姻无疑变为了一座坟墓。莫莉在婚姻中的善良不但帮助不了其它遭受种种不公的女性,反而软弱地将自己也送进了地狱。但“我”不会选择逃避,要创建“莫莉之家”来帮助那些被家庭暴力所虐待的女性,为她们提供一个家一样的住所。小说里主人公“我”体现出的女权主义理想其实也是作者的理想。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通过对女性肉体、灵魂深处的书写,引导读者对此进行沉重的思考。她努力地通过自己的文本在破碎的空间收拾残局,寻找改变的力量,为幸存的女性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

  三、女性走出生存困境的破解之道

  纵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描述的、生活于禁锢和破碎空间之中的女性,几乎都是都市女性,不断地徘徊于幸存与否的生命状态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非常善于使用平静的文笔和饱满的情节传递自己的忧虑:究竟如何唤醒都市女性的自我意识,扭转这种流动、被动、可悲的结局,打破其生存空间中的禁锢。这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关注和沉思的关键所在。在她的文本中,“逃离”与“回归”为处于生存困境中的都市女性打开了幸存之路。“逃离”是女性打破男性权威体系的最好方式,而“回归”也不失为一种对男性权力体系的拷问和碰撞。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看来,通过有效地“逃离”和“回归”,寻找属于自己的神性,诗意般坚强地生存可以帮助女性突破自己的禁锢和藩篱,为自身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地位。

  (一)都市与自然之间的穿梭

  生存空间的禁锢和破碎使得社会中的绝大部分女性负重前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小说创作中为她们探寻了一条活得更好的幸存之道。所谓逃离,指的是女性在种种不公面前,可以采取离开的行动,进行一种精神上的流浪,如离家远走、逃离都市、生态旅游、辞职探险,即离开那个禁锢自己的生存空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的女性更多地选择在都市与自然之间穿梭。与城市紧张繁忙的现代生活不同的是,大自然拥有绿油油的草原、清澈的溪水、蔚蓝的天空,两者之间最大的隐喻性差别在于人情的冷暖、关系的远近和人性的病态与健康。都市的空间挤压和异化了女性的身心情感,使她们更多地患上了褪之不去的城市病。在小说《毛团》中女主人公凯特通过自己在社会中的勤奋拼搏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但也变得冷酷和世俗,甚至和自己的亲人关系都变得疏远淡漠。凯特久居城市,患上了很多女性都有的卵巢囊肿。她把这个良性肉瘤取出后,小心翼翼地保存这个身体异化的肉瘤,因为她已经不能生育了。从身体和心理上,她都患上了一种失去自我的都市病,而最好的治疗措施就是回归自然生态。

  既然都市和家庭对女性来说更多地意味着禁锢和病态,而象征着宁静与美好的自然具有治愈和净化人性、寻找迷失的自我的效用,那么为什么作者要在鼓动女性逃离的同时还要认真地提出回归之路呢?首先,大部分女性的逃离之旅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小说《黑滋尔飓风》中的“我”无法离开城市现代消费文化的吸引和职业谋生的渠道,但也不能远离自然的美好。白天“我”只能顺应,闲暇的时间“我”可以选择与自然结缘。“我”可以在两种环境中奔波,维持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其次,女性的逃离也是为了更好地回归。逃离可以是主动的,但不能成为永恒。在《着名的诗人之墓》中,当主人公“我”发现婚姻已经走向了重复性的争吵和迷茫时,更希望以旅行探险的方式来弥补婚姻家庭中的沟壑,在亲近自然中寻找久违的自己。“我”不会退缩式地离家,无论“我”有多强的逃离欲望,在自己的心里只要“我”还能接受他,“我”绝不轻言放弃,因此“我”只能在都市与自然之间穿梭疗伤。此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在小说中提及了一种非空间位移的梦境来实现逃亡与回归。小说《到时候》就是一部描绘女性通过梦境逃离家庭的小说,女主人公除了能在家里制作美味的佳肴,已经完全丧失了现代人社会生存的基本技能,她在平凡的世界里产生了无聊和厌倦的情绪,但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身份很难让她逃离。她想亲近自然、逃离禁锢,也需要安稳和幸福,于是只能在一场场虚幻的梦境中打破家庭的禁锢,在都市与自然之间穿梭。这其实也真实地体现出其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二)神性与诗意之光的闪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闪耀着诗意的神性之光,她在自己文本中所展现出的诗人般的精神气质足以撼动人心、催人奋进。纵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塑造的女性人物,很多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绝不会因为现实的禁锢和藩篱而产生退缩和屈服。小说《激流漩涡》中的爱玛就是敢于冒险、喜欢勇敢尝试自然探险的一位女性。她柔弱身躯的背后似乎潜藏着一种不可动摇的宗教神性,始终认为自己生命的神奇在于总能死里逃生,而这种泛着神性光辉的信念带给她的是女性少有的乐观和自信。探险的历程磨砺了她。在肯定自己存在的同时,她还要学会敬畏生命、敬畏自然,乐观积极地面对一切挑战。总之,她赋予自身的精神力量是其他女性所没有的,外化出来便形成了勇往无前、开朗大度的性格。而神性之光除了能够帮助爱玛寻找生命的动力和意义外,也能帮助《格查尔》中的萨拉实现自我拯救。萨拉的孩子夭折之后,极大的痛苦淹没了她。在旅游中她为自己的孩子送去思念和祈祷,也为自己寻找到诗意的解脱。在女主人公得到解脱的情节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用她那细腻的文笔营造出了一种神秘、神圣的气氛:在一处静谧得令人肃然起敬的山泉水池旁边,当一种不可描摹的、大自然的神性之光突然普照到女主人公的时候,她原本愁容的脸居然瞬间显现出了善意、美丽、圣洁的微笑,这预示着她从失败、痛苦中坚强地站立起来,能够继续回归寻找美好的生活。这种超现实的、浪漫主义的情节以及对神性的讴歌,令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极具诗意和宗教感。作者希望都市中被禁锢的女性能够在神秘、神圣的大自然中寻觅到一种超验的精神上的解脱。

  四、结语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凭借着笔耕不辍的精神,向世人展示了其对同时代女性的人文关怀。当我们将她笔下那些并不完美的都市女性呈现在脑海的时候,就会发现她们就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平凡生活中很多处于生存困境的女性身影。选择斗争还是妥协,将决定都市女性的生存出口。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主张逃离禁锢,在回归自然的疗伤中学会乐观、勇敢地面对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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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谢琮璐.阿特伍德“疯癫亚当”三部曲中的生态危机主题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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