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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小说中体现出的民族风格

时间:2020-02-10 13:59作者:周登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东野圭吾小说中体现出的民族风格的文章,日本着名作家东野圭吾,在中国图书市场,读者众多。新经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在开卷讲堂中评介说:“大众图书中畅销的、长销的、好卖的、受人尊敬的、影响大的这些元素,在他的书里都能够找到。”

  摘    要: 日本着名作家东野圭吾,在中国读者中,形成了“东野圭吾热”。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①在内容上反映了日本民族的社会生活;②在艺术上体现了日本民族文学以“物哀”为美的独特审美观;③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流露出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 东野圭吾; 日本; 民族风格;

  日本着名作家东野圭吾,在中国图书市场,读者众多。新经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在开卷讲堂中评介说:“大众图书中畅销的、长销的、好卖的、受人尊敬的、影响大的这些元素,在他的书里都能够找到。”[1]因此,受到读者的青睐理所当然。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受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作家风格必然渗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2]日本民族历史悠久,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东野圭吾作为日本土生土长的作家,受其影响,理所当然。作品体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主要反映在创作内容、艺术特色和人物性格特征上。

  一、东野圭吾作品在内容上反映了日本民族的社会生活

  “文学的民族风格,首先在反映民族的生活题材内容上表现出来。”[3]东野圭吾前期创作以本格推理为主,从1990年起的中期创作,开始涉及社会问题,具有“新社会派”特点。后期开创“写实本格派”,以真实性、现代性、社会性为小说三大支柱。东野圭吾出生于日本大阪的社会底层,后来通过读书入职,成为技术工程师,其后因为创作一度失业。他人生经历可谓复杂,辗转于社会各个阶层,因而对日本社会了解较为深入。他又是知识分子,熟谙日本史,因而在创作时,以日本社会为背景,纵横捭阖,笔锋触及到日本的社会结构、时代经济、礼仪习俗等内容。

  东野圭吾作品写到了日本社会的阶层、法制、教育体系、家庭制度,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等诸问题,涉及到各领域和层面,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了日本民族的社会结构。如《白夜行》中,就写到了日本的社会分化,有底层民众、中产阶级及上流社会等社会阶层。最开始进入小说的是底层民众,如当铺老板、面店女工,还特别描绘了当时因为日用品涨价出现的超市哄抢局面。从小说中段开始出现中产阶级,茶道老师唐泽礼子、世家子弟筱冢一成,私人侦探今枝查巳、普通公司中层高宫诚等人就是此阶层代表。到了后半部分,随着唐泽雪穗生活逐渐变化,她嫁给了世家子弟筱冢康晴,自己也开了服装店。小说中又出现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场景。《红手指》《彷徨之刃》等则毫不留情揭露了日本的法制问题,指出了其不合理之处。很多小说,则写到了日本父子成仇的家庭制度问题。《圣女的救济》则昭示着日本女性卑微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湖畔》则反映了日本社会的教育问题。

  作品所描绘的具体生活画面,越是与一定的时代背景相联系,越能反映出民族生活的历史特点、时代精神,就越具有民族特点和生活本质。东野圭吾作品时间跨度大,有70年代,也有90年代,直接或间接描绘了日本各时代的经济状况,以此为背景,实际上反映了日本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具有历史感。作者表现方式多样,有时在写人物行为活动、故事背景时自然而然表露出来。如《解忧杂货店》,书信把20世纪70年代与21世纪联系起来,以几段故事讲述了日本社会三十年来的变迁。二十几年间股市和房价飞涨,产生了一些商业投机中暴富的幸运儿。三位少年,以后来人的经验建议晴美尽可能多买股票和市中心房产,并在带来经济危机的“广场协议”前及时脱手。从建议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社会的经济状态。而翔太、敦也和幸平三位少年,来自21世纪,他们被迫“闯空门”的缘由间接反映出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他们的行为不端根植于社会经济背景。祥泰从家电量贩店中被炒鱿鱼,幸平供职的汽车修理厂突然倒闭,而敦也目前也在失业。《白夜行》中,警察笹垣发现自己妻子一大早起床排队去买纸,“市价四万元的清洁剂”等等,这些都是由于石油危机造成了日本轻工业产生供应紧张。而在文中,地皮创下天价,也揭示了当时日本房地产价格膨胀、泡沫经济逐渐形成的这一社会经济现象。

  “文学作品要表现社会生活,也要表现社会情绪,离不开富有民族色彩的风土人情,世态习俗。”[4]东野圭吾作品还描写了日本的习俗礼仪。作品以日本为背景,不可避免涉及到社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具有日本民族地方特色的物事,如柔道馆、日式糕饼店、便利店、烧烤料理、歌舞町等,出现在作品中便理所当然,展现了日本的民族风情。日本民族礼仪别具特色,在作品中也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日本人见面时的客气,既柔和又直率,令人感觉到人情之美、礼仪之美。如《嫌疑犯××的献身》中,主人公石原正要上吊自杀时,忽然门外来了一对母女,隔壁新搬来的,循传统礼仪登门造访。母亲作自我介绍,女儿则在一旁鞠躬。人既美,人情亦美。这一瞬间,竟然感动了石原,觉得人世间还有美的存在,进而放弃了自杀念头。
 

东野圭吾小说中体现出的民族风格
 

  二、东野圭吾作品在艺术上体现了日本民族文学以“物哀”为美的独特审美观

  民族风格主要决定于民族内容,但必须有适合表现此民族内容的民族形式。东野圭吾作品在艺术上也具有民族风格。“物哀”是日本重要文论,是其传统美学的重要理念,可分为婉约的悲戚哀伤和豪情的悲壮,是日本文学的独特审美观,是日本民族固有的思想演变而成[5]。东野圭吾“差一点完美”的故事情节设计和环境渲染,这种“残缺的美”完全写到了日本民族“物哀”的骨子里,他们更喜欢遗憾的结局。东野圭吾作品具有悲剧意识,主要人物形象往往以悲剧而收场,而其未必就坏,其不幸结局造成悲剧效果。如《彷徨之刃》中的长峰、《嫌疑人××的献身》中的石神,本身不坏,甚至可谓善良,但为了报仇雪恨,或者是帮助弱小,走上了杀戮道路,最终落得个悲剧结局,给作品染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还有《白夜行》《圣女的救济》《幻夜》等,无一不是如此。日本文学以“物哀”为美的审美观,源远流长。东野圭吾作为日本本土作家,饱受日本文化熏染,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在艺术上具有本民族文学的审美特征不足为奇,而且意味悠长。《解忧杂货店》中,虽然有了回信的解决方案,但前来咨询的当事人还是会按照自己那一套走下去。月兔还是去集训了,浩介跟着负债的父母潜逃了一半跑掉了,鱼店音乐人克郎想要继承家业,结果父亲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希望最后落空了,留给读者的是弥漫着的悲情意识[6]。

  三、东野圭吾作品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流露出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

  民族性格特征是民族风格的重要元素,当前者得到充分表现时,后者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作者通过人物活动、情节发展等诸方式体现了具有日本民族精神内涵的性格特征。日本人信奉精神至上原则,追求精神超越,对精神的追求超过了物质追求。《解忧杂货店》中,鱼店音乐人克郎的父亲健夫虽然很想让他继承生意,但还是要他为自己的梦想全力打拼:“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再去全力打拼一次,在东京奋战一场。就算最后打了败仗也无所谓,至少你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做不到这点你就不要回来了,明白了吧?”“男人之间的约定”。《白夜行》中,桐原亮司对雪穗的感情是包含爱情和愧疚的复杂感情。为了此精神上的“情义”,亮司在一生中不断偿还,甚至最后不惜付出了生命代价。精神至上,为此不惜付出所有[7]。

  东野圭吾作品还体现出日本民族重视维护名誉的性格特征。日本人认为一切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都关乎名誉,非常重视,对此的重视往往使其做出极端的事情。《恶意》中,野野口知道日高屈辱的过去,日高对此很是介怀,并担心其公之于众,为了自己的名誉,产生了杀害日日高的念头。不仅如此,还要冠以野野口“抄袭他人作品”的恶名。为了维护自己名誉,走上了极端化道路。《白夜行》里,雪穗借桐原亮司之手杀害自己生母,目的是保全自己名节。

  四、结束语

  东野圭吾作为日本着名作家,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甚至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对其的认知,有利于我们熟悉日本文化,了解日本。在国际合作与竞争都日益强化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更何况日本是我们的邻国。

  参考文献

  [1]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咨询部.现象级作家东野圭吾是如何炼成的[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7-27(7).
  [2] 王纪人.文学风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9.
  [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66.
  [4] 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J].文艺研究,1982(6):18.
  [5] 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J].山东社会科学,2019 (01).
  [6] 任杰.现代文学与现代经济的关系研究[J].智库时代,2019(24).
  [7] 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当代性与经典性[J].社会科学文摘,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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