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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念探析

时间:2020-01-23 21:57作者:周雪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门罗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念探析的文章,门罗的小说怀着悲悯和同情之心给予女性人文关怀,殷切期盼女性通过自我成长摆脱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实现女性的自身价值,构建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摘要:艾丽丝·门罗的小说贯穿着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思考,体现着作者普遍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文章立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角度分析门罗小说中女性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以及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自我的关系,有助于读者理解门罗的生态女性主义,以及她对于构建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的殷切期盼。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

  作者简介: 周雪(1980-),女,河南南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语用学与文学研究。;

  基金: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9-ZDJH-483;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Feminism in Alice Monroe's Short Stories

  Abstract:Alice Monroe's novels run through the thinking of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and reflect the author's general 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feminism. Based on the critical theory of ecological feminism,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between women and men,and between women's image and self in Monroe'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ural ecology,social ecology and spiritual ecology,which is helpful for readers to understand Monroe's ecological feminism,and to build a gender equality,gender harmony. It is the ardent expectation of the harmoniou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uman and nature.

  Keyword:ecological feminism consciousness;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spiritual ecology;

  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用朴素、精确、完美、传神的文笔,描写女性平静、平淡、乃至平庸的生活。她的短篇小说多采用细腻的女性视角,以“局外人”而不是“评判者”的姿态洞察女性心灵深处的大小波澜。小说中平凡的生活细节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总能触动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的共鸣。她通过触及“灵魂深处的灵敏性”的作品,赢得了多项国际、国内的文学大奖,也因此被文学批评家誉为“加拿大的契诃夫”.

  虽然门罗从未宣称自己是一位生态女性主义者,但其加拿大的文化身份,以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再加上她自身的成长经历,都使其作品浸润着生态女性主义色彩:既有对自然的敬畏和女性的关怀,也有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思考。

  我国着名生态学学者鲁枢元认为,人不仅具有生物性,同时具有社会性,更具有精神性,因此,生态学应该分为三种形态:“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他自己的关系。”[1](P47)本文以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理论为基础,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视角分析门罗小说中女性与自然之间亲密、互相认同的共生关系;女性被男性压抑、奴役的附属关系;女性形象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失衡,以便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门罗作品中的普遍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欣赏、品味她对构建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的殷切期盼。

  一、女性与自然的生态关系

  “生态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主旨在于坚持生态原则与女性原则两个层面,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必然联系。”[2]门罗小说对于女性命运充满了深切同情,她怀着悲悯和敬畏之心将女性自我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壮大与自然世界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凸显了门罗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男权视野中,女性也和自然一样被压迫、占有,被控制、操纵,处于客体化的边缘地位;女性与自然被迫屈从于男性的处境,使女性和自然有着“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互相认同而又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自然也是女性的密友,压抑、沮丧、失落的女性总能从自然中寻找到安慰和力量。

  在门罗小说《阿尔巴尼亚圣女》中,读者可以深切感受到女性与自然融为一体、亲密无间的关系。女主人公洛塔尔在旅行途中被劫,昏迷醒来后的生活场景就像一个原始部落,河水像玻璃一样清澈,那里的居民,白天种植烟草和玉米、织布、缝皮鞋、烤面团、挤牛奶;黄昏时到河里嬉戏、洗澡,完全是一幅农耕社会的生活图景,恬静、安闲的环境更像是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小说中,洛塔尔对动物的热爱、部落女人和洛塔尔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都是作者生态女性意识的体现。洛塔尔完全浸润在自然之中,无声无息地融入自然,身心愉悦地成为大自然美丽画卷的一部分。门罗在书中写到:“在烟草田里,她们脱掉上衣,在烈日里高大植物的掩映下半裸着劳作……”[3](P94)女主人公没有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沉溺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嬉戏、尽情释放,把自我与自然视为统一的整体。她白天在草场上放牧羊群……晚上睡在屋外棚子下的蕨草堆上,“……从小溪里打水,……有时候也洗澡,更多是为了放松而不是清洁……”[3](P101)洛塔尔还学会了开枪、狩猎,用原始的方式烹煮食物,她仿佛找到了一种久违的归属感,使她远离现代城市化的牢笼,获得心灵上的慰藉。[4]在这里她熟知每块石头的颜色和形状……“[3](P104)当洛塔尔随牧师离开这里时,”她环顾四周,想看最后一眼……因为她永远也忘不了。“[3](P104)女性融入自然,成为一个自然化的人,女性和自然之间荡漾着一种和谐美。洛塔尔与自然之间亲密的关系,如同她的呼吸一样,让她难以割舍。

  《机缘》《匆匆》《沉寂》三部曲中,主人公朱丽叶专修希腊语,还获得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即便是像她这样的知识女性,也逃脱不了”男性权威“对女性职业和女性气质的种种规约。教授认为她”无法像男士那样,坚守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她生活的小镇居民认为”她的智力水平被归入跛子或多长了一只拇指的人的类别“,仅仅是因为她”玩不转缝纫机,不会打包裹“.[5](P56)她的父母亲对她”引以为傲“,却更希望她”结点人缘、融入社会“.父权制的桎梏下,使女性一直处于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地位。朱丽叶内心沮丧、迷惘,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整个人枯萎、凋零。小说中,门罗写道:”……真正的森林--而不是公园里的什么小树丛,便向你逼近了……偶尔会见到一缕炊烟从某座阴暗潮湿、显得破败不堪的小屋子里冒出来,院子里则堆满了柴火、木料,以及轮胎、汽车和汽车部件、破旧不堪或是勉强能走的自行车、玩具,以及人们在没有车库和地下室时不得不堆在室外的种种东西。“[5](P53)”阴暗潮湿“”破败不堪“所营造的衰败、破落的自然环境,暗示着自然遭到破坏,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女性也走向了凋零、枯萎。自然与女性的命运相互映射,相互隐喻。女性被束缚的命运困境就如生态失衡一样,既醒目赫然又触目惊心,作者的悲悯心跃然纸上的同时,也让读者感同身受。

艾丽丝·门罗

配图:艾丽丝·门罗

  二、女性与男性的社会生态关系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以性别隐喻为基础的”女性-男性“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男性应凌驾于女性之上,有绝对的优势和特权,而女性却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和装饰物,处于话语边缘。在男权视野中,女性只能低声下气、卑躬屈膝地服从男性的统治,为男性提供服务,受男性差遣、奴役、玩弄。

  门罗在小说中也形象地塑造了一些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的大男子主义形象,如《多维的世界》中偏执、变态的劳伊德对妻子多丽在生活、生育以及交友等方面的全方位控制;《温洛岭》中孤僻、冷漠的普维斯对妻子妮娜在身体和精神上的控制等。这些作品当中,女性完全沦为生育工具、玩物。她们在各自的人生中穿行,平静、清醒,却又背负着各自的伤疤,身体和心理上难以弥和的伤口是男权社会所赋予她们的,满心渴望的幸福也只能随风消散。门罗通过描摹女性身处的困境,传达她渴望女性跳脱出桎梏女性的等级秩序,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和解放的愿望。

  《多维的世界》中极具传统家庭观念的懵懂少女多丽嫁给了幽默、可亲、成熟、健谈的劳埃德。婚后的劳埃德阴暗、可怖的”暴君式“人格暴露无疑。[6]他禁止多丽出去工作、开车、化妆,不准她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甚至连表情也是劳埃德喜欢的”害羞温柔的面孔“.多丽的隐忍和逆来顺受让劳埃德的”变态行为“变本加厉,有一天,仅仅是因为多丽离家出走,劳埃德就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他想通过丧心病狂的极端行为,让多丽对自己的”背叛、不听话“付出代价。多丽得知孩子已经死亡的那刻,”……疯狂地逃出了房子,绊倒在院子里。她感觉自己身体被切碎了,再也拼不回去了。“[7](P19)失去孩子那撕心裂肺的悲痛让多丽难以承受。在这样的打击之后,”多丽抓到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从泥巴,到杂草,纸,或是浴巾,甚至她自己的衣服。仿佛她想要压下去的,不仅仅是号叫,还有脑海里的那个情节。“[7](P19)小说中多丽近乎”疯癫“的行为,刻画了多丽作为受害者难以抑制的痛苦,脑海中可怕的情景不断浮现,折磨着她的心灵和意志,痛苦甚至让她哭干了眼泪,她总感觉”……她的胃,胃的最深处,有什么在翻滚“.多丽内心的悲怆,总如影随形地折磨着她,痛苦像涌动着的潮水一浪一浪袭来,她就像一个悲伤的影子,四处游走,悲伤四溢却无可言说。

  《温洛岭》中从小就饱尝人情冷暖的妮娜,迫于生计,不得不依赖普维斯的馈赠度日。年事已高的普维斯,虽受过良好教育,生活优渥,却冷漠、孤僻;他讨厌小孩子,不喜欢听见吃油炸圈饼时发出的声音;专制的普维斯对妮娜身体和精神上的控制,使妮娜丧失了作为平等个体应有的权利;妮娜晚上不能外出,不能生病,不能怀孕;身上也总是用乳液保持着他喜欢的特殊香味儿;[7](P78)妮娜的名字也是根据普维斯的喜好而取;[7](P79)去大学旁听时,也要按普维斯的要求在学校餐厅吃饭,身边还有女管家温纳太太如影随形的监管;[7](P81)与他一起用餐必须裸露身体[7](P87-88)等。风华正茂的妮娜更像是普维斯豢养的一只宠物,供他消遣逗趣、聊以解闷,对男性的过度依赖使她越发没有独立的自我和个体意识。普维斯这类男人所代表的男权力量使像妮娜一样在社会”边缘“上游走的弱小女性,就像是被”镣铐“捆绑的”猎物“,想努力挣脱却没有任何”力量“,生活压抑、窒息,像被扼住了咽喉,却无力抗拒。

  三、女性与自我的精神生态关系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危机的魔爪不仅伸向了自然、社会领域,也伸向了精神领域。门罗作品特别关注了陷入精神危机的独特女性群体,她用深邃的目光分析了女性与自我关系的失衡状态,展现了当时社会中女性的精神生态。

  门罗小说中完美地塑造了几位陷入精神疯癫的女性形象,典型的代表为《怪胎》中怪异的黎明玫瑰、《谢谢让我们搭车》中的洛伊丝、《多维的世界》中饱受折磨的多丽、《荒野小站》中精神错乱的安妮·赫伦、《熊从山那边来》中患了失忆症的菲奥娜等。在作品中,门罗用犀利的文笔揭露了极度男权的压迫和伤害是女性与自我关系的失衡,最终导致女性形象”疯癫“背后的深刻社会文化原因。

  《怪胎》中怪异的黎明玫瑰是个高大粗壮、脸膛宽阔的女孩,她满脸愚蠢固执的呆相,总是衣冠不整,常年不爱洗澡。来例假时,她觉得羞愧难当,坐在冷水中,想让血止住。[8](P269)黎明玫瑰对自己女性生理周期的抗拒、厌恶,恰恰说明她想摆脱自己的女性标签。黎明玫瑰对父权制的代表--父亲比利大王(King Billy)进行了暴力的死亡威胁,使这位打架高手被彻底击垮,整天活在战战兢兢中。父亲比利大王擅长打架,是男性勇气和力量的象征。然而,黎明玫瑰通过对其暴力的恐吓摧毁了男性阳刚、勇猛的形象,消解了男性权威。她的匿名恐吓信里充斥着对身体的直接伤害,如”割断你的喉咙“,”用绳子勒住你,把你勒死“,”你就配脑袋朝下被丢进茅房。……真该用个剃刀片把你那玩意儿给割喽。“”我要用刀子捅你,用个碗接你的血,做他一碗血布丁。“”你想让一根烧红的拨火棍捅进眼睛里吗?“[8](P275)这里的每一句威胁恐吓都直接与身体关联,充满暴力、侮辱和血腥,表达了女性对男性的强烈憎恨,反映了女性对男性生命权利的掌控,更折射出女性与自我关系的失衡。

  《荒野小站》中的安妮孤苦无依,从小在收容所长大。她出身清白,身材瘦削,有一只眼睛斜视,但针线活儿非常出色。在收容所和牧师的安排下她嫁给了拓荒者西蒙。西蒙霸道蛮横,对妻子粗鲁无礼。他娶妻的目的是”有人给他做饭、收拾……负责挤奶“,要求是”年轻健康、吃苦耐劳,……不期待奢侈生活或者有人服侍“.[3](P203)婚后安妮曾多次遭受到丈夫西蒙的毒打。西蒙死后,安妮以为她的生活可以少些威胁,可事与愿违。丈夫弟弟乔治的探视和牧师的经常来访,表面上是想安抚安妮,帮她摆脱精神危机,实则是监视和威胁,她的行为始终处在男性视野的窥探之中。身心疲惫的安妮,噩梦频繁,家也不能成为她安全的庇护所。她不再种”豌豆和马铃薯“,任由”门口长满藤蔓“,她的衣服”又脏又破“……[3](P207)她躲在丛林中,睡在草丛里,连蚊虫叮咬她都没有感觉……[3](P222)大自然,甚至蚊虫才能让她取得身体和心灵上的慰藉。为了解决自己面临的生存危机,安妮采取极端的方式为自己断然一搏--前往监狱自首,声称自己杀害了丈夫西蒙。安妮知道”如果她被证实精神错乱,我可以让她冬天住在这里“.[3](P210)安妮通过装疯卖傻达到目的、实现了自我保护。她与自我精神关系的失衡,揭露了人性的荒芜与邪恶,折射出底层女性与当时的法制体系、宗教思想和婚姻制度的对抗,反映了女性在男权权威统治下的无奈。

  四、结语

  门罗通过细腻的笔触,描摹了女性与自然、男性以及自我的关系,反映了当时女性在男性中心主义的压迫和伤害下,身体、精神方面的真实状态,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压抑、沮丧、失落、悲伤、孤独,游走在社会边缘,一直处于失语状态。门罗的小说怀着悲悯和同情之心给予女性人文关怀,殷切期盼女性通过自我成长摆脱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实现女性的自身价值,构建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 肖凌。杜拉斯与阿特伍德之比较研究--基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
  [3] 门罗。公开的秘密[M].刑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4] 石慧。浅析《阿尔巴尼亚圣女》中的”中国套盒式“结构[J].大众文艺,2017,(5)。
  [5] 门罗。逃离[M].李文俊,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6] 张磊。心灵创伤与救赎--重读门罗的短篇小说《多维的世界》[J].语言与文化研究,2014,(1)。
  [7] 门罗。幸福过了头[M].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8] 门罗。爱的进程[M].殷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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