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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伊翁》中不同角色的伦理选择

时间:2020-01-14 10:15作者:韩霞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悲剧《伊翁》中不同角色的伦理选择的文章,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翁》上演于公元前412年前后。该剧主要围绕着伊翁、克瑞乌萨、克苏托斯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展开矛盾冲突。

  摘    要: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翁》以不同情势下相关角色的伦理选择为核心,围绕伊翁的伦理身份展开矛盾冲突。在剧情的进展中,对天神的神圣性进行了消解:正是天神阿波罗的恣情乱性,造成了伊翁伦理身份的模糊,带来了克瑞乌萨的伦理困境及伦理选择;也正是因为天神阿波罗的授意,才使伊翁有了明确的伦理身份,矛盾冲突得以化解。该剧矛盾冲突的产生和解决皆因天神阿波罗,但意旨并非在于对天神权威的质疑,而主要是借对天神神圣性的消解,揭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通过这些伦理问题的逐一呈现,表达了人伦关系中公正、和谐、互相关爱、趋善避恶等道德理想。

  关键词: 欧里庇得斯; 《伊翁》; 伦理选择; 道德理想;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翁》上演于公元前412年前后。该剧主要围绕着伊翁、克瑞乌萨、克苏托斯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展开矛盾冲突。与其他剧作所不同的是对阿波罗形象塑造的两面性,正是因为阿波罗的一时任性,才造成了他们的伦理困境,也正是因为阿波罗的授意,才使矛盾得到解决。欧里庇得斯通过相关角色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构设和最终矛盾的解决,谴责了以天神阿波罗为代表的强权,对克瑞乌萨为代表的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弱者地位表达了同情,体现了特定时期的道德理想: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在法律范围内的公平平等;面临危机考验时的趋善避恶。

  一、伊翁的伦理身份

  该剧的开场部分,以神使赫尔墨斯的叙事视角展开了对往事的回忆,追叙了伊翁的出生:“福波斯(阿波罗的别称)用强和那厄瑞克透斯的女儿克瑞乌萨结了婚。……她的父亲并不知道……她在家里生下一个儿子,便将那婴孩带到当初她为神所占的那洞穴里,弃置着让他死去。”[1]416即伊翁本是一个弃儿,母亲虽生了他,却并未养育他,抛弃了他并欲置他于死地。

  赫尔墨斯受阿波罗之托付,把伊翁送至阿波罗神庙门口,女祭司发现并收养了他。在神庙里长大的他,没有具体名字,被人称作阿波罗神庙的服役者。

  在阿波罗神庙里过着圣洁生活的伊翁,在克瑞乌萨到来之前看似是无忧无虑的。克瑞乌萨和丈夫因婚后多年无子来神庙祈求天神赐予他们儿子,矛盾冲突由此展开。当克苏托斯凭阿波罗授意认伊翁为儿子时,伊翁表达了他的伦理诉求:“啊,亲爱的母亲,我什么时候才看得见你的面貌呢?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是想要看见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1]436

  在伊翁的心目中,母亲是幸福的来源,只有找到了母亲,才能确认自己的伦理身份。那么,伊翁的伦理身份最终得到确认了吗?福波斯是否主动站出来认下了自己的儿子呢?这正是作者在悲剧中设置的关键情节。这一情节的构成和发展,在一波三折中,达到了喜剧性的结果。

  由阿波罗授意,伊翁的伦理身份得到了确认,成了克苏托斯的儿子,并按天神的意旨,克苏托斯为他取名伊翁。阿波罗的安排,只是确认了伊翁的伦理身份,却并未指示伊翁的生母是谁,这便隐藏着更大的矛盾和危机:因是非婚生的身份,克苏托斯的现任妻子可能会害死伊翁。伊翁的伦理困境由此出现。
 

悲剧《伊翁》中不同角色的伦理选择
 

  在古希腊时期的人的观念中,伦理身份是十分重要的。它意味着归属,也意味着相应的地位和权利的合理获取。伦理身份的模糊,不仅意味着出身的不明确,也意味着尊严、价值等在公众视野里的无法实现。一个高贵的出身,意味着成为王者或英雄的可能。《伊翁》中的伊翁,虽在福波斯神庙里乐意于为神奴,过着衣食无忧、受人尊敬的生活,但是当克瑞乌萨说要帮助他找到他出身的线索时,他也非常高兴:“那是谁呢?若是她肯帮助我的事情,那我将是多么地喜欢呀!”[1]426这说明,在他轻松愉快的外表下,同样有着对自己伦理身份确认的期待。当克瑞乌萨假托别的女人的故事讲自己和福波斯的私情,并说那个生育了孩子却不能抚养孩子的母亲很痛苦,经常想念她的孩子时,她问伊翁:“我知道,客人,对于你也有一个不幸的母亲正在想念吧。”[1]427伊翁的回答是:“啊,你不要来引起我已经忘却的哀愁了。”[1]427伊翁那忘却的哀愁,正是他伦理身份的不明确带来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因而就无从确立自己在所生活的伦理环境中的家庭伦理关系。缺少了家庭伦理,当然是悲哀的、忧愁的。而这一切,并不是克瑞乌萨主观故意造成的,是当年的福波斯违背了她的意志强行发生的事实造成的。在这个情节中,作者无意谴责福波斯,只是客观展示伊翁伦理身份的双重不明确——自身的不明确和他者的模糊。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养育他的女祭司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在克瑞乌萨夫妻来到神庙祭祀神灵之前,他的伦理身份是神庙的神奴,名义上归属于福波斯。克瑞乌萨夫妻的到来,使他心中的困惑和痛苦被激发了出来,他开始有了追究自己伦理身份的愿望和需求。

  二、克瑞乌萨的伦理选择

  克瑞乌萨出身高贵,是雅典国王厄瑞克透斯的女儿,婚前和阿波罗的结合,是被迫的,并非基于两情相悦,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她抛弃亲生儿子,又违背了基本的母子伦理关系,是不道德的。在保全名节和保护儿子之间,克瑞乌萨选择了前者。克瑞乌萨的伦理选择是无奈的。因为,“在以男性为公民集体的雅典城邦里,妇女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妇女处于男性支配下的屈从地位”[2]127。

  克瑞乌萨虽然后来成为雅典女王,嫁给克苏托斯为妻,但婚后多年无子,对被弃的儿子有着刻骨的思念。为使后继有人,她和丈夫来到阿波罗神庙求子, 伊翁一看到她,就说:“啊,夫人,你是高贵的出身,你的态度也证明了你的身份,不问你是谁人。……但是你很使我吃惊,我看见你闭着眼睛,用眼泪湿了你高贵的面颊,在你见到罗克西阿斯的神圣乩示场的时候。”[1]422克瑞乌萨告诉伊翁,她憎恶神所喜爱的地方,因为她和那洞穴一起见过一件羞耻。她假托是她的一个女友,被福波斯强奸后生了一个儿子,将他弃置在那个洞穴里。她现在来福波斯神庙里,是想从这里得到一个秘密的神示——那被弃的孩子是死是活。伊翁说,福波斯会因为那件事而害羞,叫她不要问他了。他告诉她:“没有人肯给你代说这事情的。因为假如福波斯在他自己的庙堂里被发现了是个恶棍,他将很正当地对于给你传话的人加以报复了。”[1]428

  天神的性欲的满足,造成了人间几多女性的不幸,但是,正如克瑞乌萨所说的,神们的荒唐是无法说的,在天神和凡人之间,天神是主宰,凡人是不能向天神讨要公道的。欧里庇得斯借此谴责了天神的恣意妄为,而且借伊翁之口对天神是否代表着正义和公平提出了怀疑。一旦天神犯了错,证明他是个坏人,那么他就要报复那个证明者。这就彻底否认了天神的正义性,说明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有着维护自身伦理身份的必要,只能享受人们的尊敬,一旦有谁触犯了他们的尊严,他们是必然要报复的。

  本来伊翁就是克瑞乌萨当年所抛弃的儿子,他们母子相见却不相识。这种局面的造成,也是因为福波斯。福波斯既然是天神,为何不在此就揭示他们母子彼此的身份和关系,而使他们都陷于伦理困境中呢?这也是作者的有意安排,为下文克瑞乌萨在不明真相中要药杀伊翁的伦理困境预设了前提。

  克瑞乌萨和克苏托斯夫妻多年,却没有生育儿女,这使她非常痛苦。作为妻子,她没能给克苏托斯生育儿女,意味着克苏托斯的家产将无人继承,那么她就失去了作为妻子的意义和价值。子女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超过一切的、幸福的不会损耗的资源,在他祖传的家堂里照耀着一代的青年,壮盛而多子,接受从父亲继承来的财富,以次传给他们的子女”[1]431。子女的存在,不仅是家庭幸福的资源,而且对于社会来说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那在忧患中是助力,在幸福中是欢乐,在战事上对于祖国也是救助的武力。”[1]431子女“胜过财富或是王宫”,当时人们的生活理想是:“有适量的财产,过着多子有福的生活。”[1]431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女性与子女没有血缘联系,就等于排除了女性在人类再生产中的决定作用,也就等于剥夺了女性价值和尊严中最主要的成分。克苏托斯和伊翁之间父子伦理身份的确立,威胁到了克瑞乌萨的生存,她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将被动摇,在由伊翁加入的这个新的家庭关系中,克瑞乌萨是孤独的,她陷入了伦理困境中。

  在奴仆的煽动下,克瑞乌萨想到要害死伊翁。她这样做,是为了重新回到由她和克苏托斯所组成的固有家庭关系中,维护既有的伦理秩序。从理论意义上看,克瑞乌萨的做法是合情的,因为她想借毒死伊翁来扞卫自己原来的地位;但是,她的做法是不合理的,是自私的,她对权利的维护,是建立在损害伊翁生命的前提下的,是不符合正义的,她必然要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当克瑞乌萨毒杀伊翁的计划失败后,伊翁带着一群人来追杀克瑞乌萨。女祭司适时出现,紧张的剧情开始突转,母子间的尖锐对立得以缓解。而矛盾缓解的角色选取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女祭司,才能使前因后果有充分和合理的解释。女祭司所生活的环境是神庙,当年克瑞乌萨丢弃儿子的地点就是她所在的神庙,是她收养了伊翁,而且,她是祭司,人们不会怀疑她的语言的权威和公平。

  女祭司带来的证物使克瑞乌萨确认伊翁就是自己当年的弃子,但伊翁还是半信半疑,认为自己是克瑞乌萨当年和别人偷情生下的私生子,为掩盖羞耻,故意托词说是福波斯的儿子。关键时刻,天神雅典娜出现了,她告诉伊翁,阿波罗确实是他的父亲,而克瑞乌萨也正是他的生身母亲。雅典娜让克瑞乌萨携了这孩子去克洛普斯的国土,把他扶上国王的宝座,因为他出自厄瑞克透斯的血统,有权力统治这个地方。雅典娜还让克瑞乌萨现在不要对她丈夫说这孩子是自己生的,让他高高兴兴地保持他的想象,而克瑞乌萨则可以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至此,伊翁的伦理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悲剧以喜剧结束。

  三、伦理环境与道德理想

  (一)伦理环境

  伊翁伦理身份的模糊、克瑞乌萨的伦理困境,皆因天神阿波罗的一时欢娱。欧里庇得斯借剧中赫尔墨斯之口指出,阿波罗和克瑞乌萨的结合,是阿波罗的 “用强”。阿波罗的行为,是现实生活中男性行为的折射。在古希腊社会的男女两性伦理关系上,男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习俗的限制。而女性比如克瑞乌萨,只能被动接受男性“用强”造成的羞辱,不敢声张,无处申诉,因为古代雅典,女性必须在婚前保持贞洁:“我们的祖先对儿女们的清白看得很重,在声名受毁辱时会相当严厉。有个公民知道女儿受了侵犯,没有在婚前保持自己的童贞,就把她和马关在一所孤零零的房子里,让她活活饿死。”[3]53

  如果说女性婚前失贞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公众对男性婚前放纵又将会有怎样的评价呢?克苏托斯听命于阿波罗的旨意认下伊翁为子,便说明了古希腊社会在男女两性伦理关系上对男性的宽容。

  在该剧中,克苏托斯没有陷于伦理困境中,也没有两难的伦理选择,似乎置身于矛盾冲突之外,但是他却承担了阿波罗欢娱的后果,将养育阿波罗的儿子。名义上他和伊翁是父子,其实并无血缘关系,是神的旨意造成了错位的伦理关系。克苏托斯听命于天神的安排,是因为他年轻时干过一些风流事:“在酒神的火把节的时候……同了那酒神的信女们。”[1]435根据天神阿波罗的旨意,他认同了伊翁作为儿子的伦理身份。他相信命运,认为是神对他的眷顾,所以才把伊翁送到了他身边。他丝毫也不怀疑天神旨意的正确与否,坚信伊翁就是当年自己和某位姑娘的私生子,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伊翁,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伊翁和他的父子关系。

  克苏托斯决定在得尔斐神谕所为伊翁举办一个对外来人开放的公宴,补办一次伊翁的生日祭,然后带他去雅典,在适当的时候劝他的夫人承认他这个儿子,让他继承他的王权,统治国家。克苏托斯要为伊翁举行公宴和补办生日祭,目的也是为了确认伊翁的伦理身份,使伊翁和克苏托斯的父子关系得以公开化,伊翁将来也可以合法地继承克苏托斯的家产和地位。

  神是人幻想出来的,“是人的情感的反映和投射,是一种经过社会强化了的情感”[4]466。克苏托斯的认子、伊翁伦理身份的明确,均因阿波罗的授意。在由阿波罗、伊翁、克苏托斯构成的伦理关系中,阿波罗占据着核心支配地位,作者笔下的天神已经从神秘的圣坛上走了下来,具有高度的人格化、个性化,他是天神,足以掌控万物,却无法也无须自控;他不再是公平正义的化身,而是和普通的人间男人一样,无须钟情矜持自守,可以凭一时之需而强奸任意一个女子,克瑞乌萨只不过是他达成欢娱的目标之一。而且,他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天神之权威,保护自己儿子,给他安排一个很好的归宿,并靠神力干预,使他回归母亲怀抱。这是欧里庇得斯受苏格拉底和智者派思想影响的结果:承认天神的存在,但天神并不代表正义和公平,他们具有普通人一样的情感需求,甚至在道德品质方面还不如普通人。作者借伊翁之口进一步对天神的权威和神圣性进行了消解:“凡有人作了恶,神们惩罚他。现在你给凡人定了律法的却是自己被发现在做非法的事,这事算得是正当吗?”[1]430

  (二)道德理想

  伯罗奔尼撒战争缘于财富的竞争,随之而来的便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强化,在公众群体伦理关系中,个人利益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了。阿波罗借天神之权位,安排私生子在其神庙里成长,并授意克苏托斯认他为亲生儿子,皆是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维护的折射。但是,与其他剧作中对天神的讽刺所不同的是,该剧中阿波罗在对待伊翁相关问题上的表现,神性的光辉虽削弱了,但代之而起更多的是人性的温暖,就像是一个爱护儿子的父亲,尽其所能的保护他。天神尚且有舐犊之情,人与人之间就更应该充满关怀与互助,这是欧里庇得斯道德理想的体现。

  正是因为福波斯一时的欢娱,造成了克瑞乌萨的不幸,使其陷入了复杂的伦理困境中:与阿波罗曾经的尴尬而又不敢言说的关系;和丈夫不曾生育的苦恼;与丈夫婚前有私生子的无奈;与伊翁的相见而不相认的母子关系;差点害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危险。这一系列的情节里,表达了作者对女性作为弱者的同情。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未嫁少女的生活状态是:“她们待在屋里,依偎着亲爱的妈妈,对金色女神阿佛洛狄忒所做的事全然不知”[5]16,活动领域仅限于闺房,过着非常闭塞、了无生趣的生活但毫无怨言。婚姻虽然带给女性更大的活动空间,但领域也仅限于自家的院子,因为“不管一个女人有没有什么别的缺点,倘若她老在外面走动,那就会损伤她的名誉”[6]204。因此,古代雅典的妇女在社会伦理环境中没有参与权、支配权,一切听凭男性的安排。因此,克瑞乌萨婚前失身生子之事,“她的父亲并不知道”[1]416,基于自身的遭遇,她由衷地感慨:“啊,受苦的女人们!啊,神的荒唐呵!这有什么说的呢?我们何处要求公道呢,若是我们为我们的主宰毁灭了。”

  对克瑞乌萨来说,如果说婚前失身生子是“羞耻的事情”[1]424,还可以忍受,那么克苏托斯认伊翁为子对她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古希腊人“在女性中最为敬重自己的孩子的母亲”[3]27,婚后无子已是不幸,现在丈夫又带回了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我的眼睛流着泪,我的心苦痛着,上了阴谋的当,在那些人和神的手里,现在我要来揭发他们,对于恋爱都是忘恩负义的家伙!”[1]446无论是和阿波罗的情人关系,还是和克苏托斯的夫妻关系,克瑞乌萨认为自己都是被欺骗了,她的诉说,显示了当时雅典社会女性在情爱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当克瑞乌萨因毒杀计谋失败而被伊翁逐杀时,作者借歌队的台词表达了对克瑞乌萨行为的认知:“啊,不幸的主母,你心里受着怎么的苦痛呢?难道真是正义所规定,我们想要对什么人施行祸害的,我们须得自己来承受吗?”[1]457得尔斐的统治者决定处死克瑞乌萨,是因为从事实表象看,她要谋杀的对象是祭司,是神的奴仆,是对神的不敬,而不敬神的人肯定是要遭受应有的惩罚的。同时,她的谋杀地点是在庙里,是在这样一个庄严圣洁的地方,她的谋杀行为,是对神灵的亵渎。所以,她罪在不赦。通过对克瑞乌萨惩罚的情节处理,反映了作者的道德理想: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互相关爱、趋善避恶,家庭才能幸福,社会才能稳定。

  四、结语

  该剧矛盾冲突的产生和解决皆因天神阿波罗,但意旨并非在于对天神权威的质疑,而主要是借对天神神圣性的消解,揭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以天神为代表的主宰者可以为所欲为、恃强凌弱,而普通人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克瑞乌萨虽为雅典女王,但是在情爱关系中也处于被动地位,在家庭关系中也因未能生育而地位岌岌可危,普通女性的遭遇之不堪就不言而喻了;克苏托斯虽凭能力与雅典女王结婚,但在继承人这个问题上,他也只能听任天神的安排。该剧正是通过这些伦理问题的逐一呈现,表达了人伦关系中公正、和谐、互相关爱、趋善避恶等道德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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