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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心》对《围城》的戏仿探析

时间:2020-01-04 10:29作者:陈建新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百合心》对《围城》的戏仿探析的文章,《百合心》的作者庹政是以畅销书作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他的黑道小说《大哥》、官场小说《男人战争》等,都有较高的市场认同度。

  摘    要: 庹政的小说《百合心》是一部戏仿之作,通过对《围城》风格的模仿,从而与《围城》形成互文性,并构建这部小说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百合心》在内容上看似借用了《围城》的意境,但又有绝不同于《围城》的内涵;在形式上看似承袭了《围城》的风格,但又有跟《围城》完全不同的叙事策略。“百合心”既是对商品经济时代社会空心化状态的隐喻,也是对“空心人”生存状态的隐喻。小说在叙事上带有明显的反讽性,将生活中阴暗、肮脏的一面常态化、合理化,以显示出生活的荒诞;对人物的猥琐、无能给予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以映射出社会中不合理的一面对人性的摧残。

  关键词: 《百合心》; 戏仿; 互文性; 隐喻; 反讽;

  Abstract: Tuozheng's novel Lily Heart is a parody. By imitating the style of Besieged City, it forms intertextuality with Besieged City, and constructs its ow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existence. Lily Heart seems to borrow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Besieged City in content, but it has a different connotation. In form, it seems to follow the style of Besieged City, but it h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narrative strategy. Lily Heart is not only a metaphor for the social hollowing-out state in the era of commodity economy, but also a metaphor for the living state of “hollow man”. The novel has obvious irony in narration, normalizing and rationalizing the dark and dirty side of life to show the absurdity of life. It gives more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to the obscene and incompetent characters to reflect the unreasonable side of the destruction of human nature in society.

  Keyword: Lily Heart; parody; intertextuality; metaphor; irony;

  《百合心》[1]的作者庹政是以畅销书作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他的黑道小说《大哥》、官场小说《男人战争》等,都有较高的市场认同度。《百合心》最初是在网络上连载的,网上极高的点击率和跟贴量代表了这部作品受欢迎的程度。但是,《百合心》并不是一部畅销书,而且恰恰因为这本书不会畅销,才证明了它的价值。

  正如作者毫不讳言的:这是部“风格类似《围城》”的作品[2]。一般的读者能够很快地读出《围城》的味道。但是,这并不是一部游戏之作,更不是一部简单的模仿之作。作者自述,这部小说从最初的构思,到最后的完成,化了十九年之久,写作前准备的资料竟达二十五万字之多[2],更让我们觉得,这样呕心沥血的模仿,显然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策略。

  这部作品,在内容上,看似借用了《围城》的意境,但是它又有绝不同于《围城》的内涵;在形式上,看似承袭了《围城》的风格,但又有跟《围城》完全不同的叙事策略。如果说《围城》是一部典型的现代文本的话,那么《百合心》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文本。它因《围城》而生,却像一只寄居蟹一样,在坚硬的螺壳中,悄悄地啃食了螺肉,完成了自我成长。

  一、戏仿:互文性的构建

  《百合心》书名来自于钱钟书。钱钟书曾说在《围城》写出来之后,就对它“不很满意”,然后开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在写了大约2万字后,稿子却在搬家中丢失,后来心境改变,没能再写。又说:“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3]2这段着名公案,在文学界广为人知。庹政的大胆也体现在这里:不但要直接模仿钱钟书的作品,而且要直接采用钱钟书用过的书名,明确告诉大家,这就是一部模仿之作。
 

《百合心》对《围城》的戏仿探析
 

  小说的第一句就是“红海早过了”。这也是《围城》开篇的第一句。其实,整部《百合心》跟红海丝毫关系都没有。用作者的话来说,写下这样一句话,目的是向钱钟书致敬[2],同时,这句话对读者也起到提示作用:他要写一部类似《围城》的作品。

  事实上,《百合心》对《围城》的模仿是无处不在的。首先,对《围城》立意的模仿。围城说“城外人想冲进去,城里人想逃出来”,爱情事业,莫不如此,这使方鸿渐在精神上陷入进退维谷状态;而《百合心》说“世间万般,事业,爱情,婚姻,你所追求的,都是你得不到的,你得到的,都是你不想要的,大抵如此”,也表现了主人公琴高在精神上进退无路,无所适从的状态。

  其次,对人物形象的模仿。《围城》中主人公名“鸿渐”,典出于《易经》“渐卦”,意为像鸿鹄一样,循序渐进,越飞越高;《百合心》主人公名“琴高”,典出于《列仙传》中琴高乘鲤的故事,意为超脱人世、遁入仙境。实际上,这两个主人公都名不符实:一个只是飞来飞去,找不到安居之所;而另一个进退失据,并不超脱。他们都善良,有涵养,学识深含不露,观人阅世颇有洞悉力,但都懦弱无能,对人生都有无助无力之感,都是“无用”的好人。

  第三,对作品风格的模仿。《百合心》中随处可见《围城》式的幽默:冷峻睿智、中西合璧、古今同炉;钱钟书式的比喻:生动形象、用典圆熟、妙语连珠。比如,说姜明广做了网络公司老板后自信暴棚:“像掌握了炼铁技术的部落酋长,骄傲自大得不行,”评价主人公在无聊的饭局中奔波:“吃饭有时候就像结婚,名义并非实际目的。好比讨阔佬的女儿,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些,都颇有几分《围城》的韵味。同时,《百合心》对当代官场、职场、商场、学校生活的把握,对茶楼、酒肆、声色犬马、人际交往应酬的描绘,对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刻画,也有几分《围城》式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风采。包括整部作品叙事节奏、场景的描写、人物的语言等,也模仿三四十年代的腔调,甚至把作品中的女性称为“小姐”——这个被当代社会亵渎的称谓,事实在很多正式场合已经绝迹——也体现出模仿的刻意。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模仿者总是偷偷摸摸,总是避免模仿名家名作。最好的模仿是让人家看不出痕迹,有改头换面之妙,夺胎换骨之能。有谁见过不加掩饰的模仿者?但在文学传统中,有一种模仿却是受到追捧的,那就是公开的、事先张扬的对经典的模仿:模仿者越大声的声张,就越证明了模仿的别有用心;模仿得越亦步亦趋,就越显示出模仿的意味深长。这种模仿方式,被称为——戏仿。

  戏仿通常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模仿,达到嘲讽、调侃、解构的目的。比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模仿骑士小说,通过一个找不到敌人的伪骑士的经历,嘲笑骑士小说的可笑;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模仿荷马史诗,把一个类似于奥德修斯的故事,放到二十世纪爱尔兰语境中来讲,揭示现代人精神的萎靡状态。

  戏仿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手法,由来已久,但蔚然成风却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事,它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风格。在我国,戏仿的历史也比较久远。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鲁迅的《故事新编》、施蜇存的《石秀之恋》等戏仿之作;八九十年代,有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敌人》、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等戏仿之作;九十年代以后,受电影《大话西游》的影响,戏仿更是异常热闹,网络小说《悟空传》《沙僧日记》是后现代风格无厘头戏仿的代表作。

  但还有一种戏仿,是通过讲述一个跟原典的类似故事,开拓一个跟原典不同的境界,表达作者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例如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对《阿伯拉与爱洛伊丝的情书》的戏仿。《百合心》显然属于这种类型的戏仿。对《围城》差不多亦步亦趋的戏仿,不是为了解构或嘲笑这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而是如作者所宣称的那样,是“致敬钱钟书”。作者的真正目是运用《围城》的手法和风格,写一部全新的“《围城》”,从而与原典形成互文性,并在互文性中,建构这部小说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二、隐喻:幻美的城与空心的人

  “百合之心,层层剥落,终见虚无。”如果说《百合心》有主题的话,这就是它的主题。“百合心”显然是一个钱钟书式的典雅意象。世事也好,人事也好,都如百合之心,最终空无所有。其实在我们的日常比喻中,把这个叫做“剥洋葱”。

  作品分三个部分,分别写主人公郑琴高在职场、商场和学校的三段经历。第一部分写他在一家网络公司做编辑,为公司的网络征文大赛立下汗马功劳,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升职加薪的奖励。第二部分写琴高在房地产公司与各色官员和商人打交道,以及醉生梦死的生活。房产公司在拆迁时出现了重大的事故,最后解散了事,郑琴高一无所获。第三部分写郑琴高应聘到成人教育学院做普通教工。校园也非世外桃源,院长热衷钻营,同事间勾心斗角。郑琴高卖了父亲留下的房子行贿,正式编制的事还是没有着落。

  空心化,是作品碎片化、零散化的叙事中,呈现出来的典型意象。作品中的各色人等,每天都很忙碌:忙于拉关系和各种应酬。带着对人际关系的练达,带着对利益交换的透彻,每个人都在食物链上,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吞食着他人,又被他人吞食。

  没有真正的理想和事业。郑琴高所谓的工作,就是在舞台上顶着道具唱傀儡戏。在网络公司做编辑时,他被老总姜明广当成傀儡,被利用后一脚踢开;在房地产公司做总经理时,被范拥军当成傀儡,还是被利用后一脚踢开;在成人教育学院做职员时,被院长喻忠良当成傀儡,被敲诈得一干二净,最终一无所获。而其他人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家都在为利益而奔波。正如作品中范拥军所说:“钱和权,是这世上最重要,最好,最值得追求的东西。”“这是个恶棍的时代,你当不了最坏的那些人,也要争取当一个不好的人。”

  没有真正的爱情。跟《围城》一样,作品中也写了郑琴高与几个女子之间的爱情纠葛。朱颖是个实际的人,琴高跟她在一起,是因为对她还有还价的余地;七七是个工于算计的女子,看似是琴高的猎艳的对象,实际上琴高才是她的猎物,当琴高失去讨价的本钱的时候,七七便弃他而去,两不亏欠;柯小姐应该是真心喜欢琴高的,可是琴高觉得以自己的地位,无法驾驭对方强势的性格,换句话说,如果自己地位高些,强势的柯小姐就会变成温柔的羔羊。爱情曾经被看成是一种纯真的感情,与金钱无关,与地位无涉,至少也应像《围城》那样的,让人有想冲进去的冲动。但《百合心》中的爱情,由于无处不在的利益权衡和现实考量,让人严重怀疑爱情本身的虚无。

  没有真正的友谊。人与人之间,有的只是相互的利用。当两人互相打量时,其实是在互相掂量对方的斤两。作品中,琴高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也没有无法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与他交往最多的范拥军让我们想起了《围城》中的赵辛楣。范拥军跟赵辛楣一样精明、能干、自信,比赵辛楣更胜一筹的是知世态,察人情,深谙官场规则,充满野心。靠着父亲在组织部的雄厚背景,在官场如鱼得水,官虽不大气场却大。这是一个巴尔扎克笔下的伏脱冷式的人物。跟赵辛楣对方鸿渐的真诚和倾力相助不同,范拥军对琴高并没有什么友谊可言,他要的是可操作的傀儡,最多对这个不大通世事的人,还有几分同情和怜悯。

  大家都在权与钱的舞台上,共同地做一场戏,只是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共同点却是一致的——没有理想,没有敬畏,没有精神,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空心人”。但你不能说这群人就是堕落的人。他们只是一群看懂了社会的真谛,认同了各种潜规则,并且顺从了自己的欲望,从而与社会和人性达成了谅解的普遍人。这样的人,构成了生活的本身。

  郑琴高,谐音“真清高”。跟方鸿渐一样,是个学历不低的知识分子。在作品中,郑琴高给人清高的印象。但他既非真清高,也非假清高,而是不投入。正如作品所说,“他无法入世,也无法出世”。他对利益——甚至非正当利益,既不刻意追求,也不推辞拒绝,一旦机会来临,照样纳入怀中。他对社会潜规则有一种很深的领悟,虽时常被伤害,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他的基本态度。清高没有本钱,堕落没有本领,对事业没有设想,对爱情没有期待。他像一具傀儡,或者一具行尸走肉,被人推动着,被事裹挟着,被动地做人,被动地做事,既不认真,也不纨绔。他并非加缪笔下清醒而勇敢的“局外人”,而是一个迷离于生活中的“空心人”。

  作为隐喻,《围城》中还有个看上去很美的城。城外人想冲进去,城里人想冲出来,《围城》的关键词是“幻景”。 爱情也好,婚姻也好,事业也好,皆因有着美丽的幻景,诱惑着人追求的冲动;进去后,发现未如原来所愿,又诱发出逃离的冲动,因为逃离看上去比不逃离好。小说追寻着一种人生的终极意义。正如有研究者说:“当我们说人生如围城时,正代表着我们在探索走出围城的奥秘。因为若不知人生如围城是人生真相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生,更谈不上寻找走出围城的路径。”[4]

  钱钟书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3]4。方鸿渐是作为“这一个”出现的,他代表了一部分乱世中不甘沉沦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他们冲来冲去的生存状态。《围城》有意淡化了时代背景,国家、民族、战争都退到了远处,从而更多地指向了人生本身。正如夏志清所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小说,”[5]286“围城”因此也成为了一种无法摆脱的人生状态的隐喻。

  无心的百合,同样也是一种隐喻。“虚无”是《百合心》的关键词,是对《围城》中那个看上去很美的城的消解。到处都是虚无,美好的城并不存在。没有城,就没有人想冲进去,也没有人想冲出来。在与“围城”的互文中,“百合心”的意义得以呈现出来。郑琴高也是“这一个”,正如作品所说:“他也代表了某一类人,尴尬地生活着,终日周旋在莫名其妙的人和事之间。”百合心隐喻了现代“空心人”的生存状态:每个人都孤立如原子,每个人又都紧密联系如原子,既莫名其妙地生活着,又是他人莫名其妙的生活的制造者和组成部分。

  “空心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空心化。所谓社会空心化是指由于社会治理结构性问题,而产生了权力通吃、贪腐成风、阶层固化、潜规则横行的现象,从而造成社会成员普遍的理想失落、道德失范、是非感缺失、正义感缺位的生存状态,以及茫然、焦虑、虚无的心理状态。一个美好的人生,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维度:自然禀赋的充分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后者通常是前者的前提和保障。当一个社会公平与正义缺失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空心化社会,就会导致人的畸形发展,从而涌现出无数的空心人。

  “百合心”既是对商品经济时代社会空心化状态的隐喻,也是对“空心人”生存状态的隐喻。《百合心》脱胎于《围城》,但淡化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而是立足于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

  三、讽刺:夸张的讥讽与绝望的反讽

  《百合心》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围城》风格的模仿。《围城》被公认为是一部“新儒林外史”,是中国现代最为成功的讽刺文学。《围城》用讽刺的笔调塑造了一群可悲可叹可笑的知识分子群像,揭示了他们在“围城”中的生存状态。《围城》的讽刺,是一种比较接近传统的讽刺——讥讽。虽然不像《儒林外史》写得那么夸张,但仍展示了嘲笑、贬斥与否定的基本功能。

  《百合心》也是讽刺的,但是,我们在表面几乎看不到《围城》式的讥讽,而是通过叙事中的深层话语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修辞层面上的明讽,而是叙事层面上的暗讽,同时,这也是一种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讽刺——反讽。

  《围城》的讽刺主要通过对人物形象的荒唐化表现出来的。用夏志清的话说,就是“苏小姐交际圈的奇异新派知识分子,三闾大学里褊狭个性的教授和讲师;上海的大商家及旧派绅士;内地的小官员、公务员、客栈老板及妓女——这些人物统统以大骗小诈、外强中干的荒唐姿态出现。”[5]283方鸿渐表面机智善言,实则怯懦软弱;苏文纨表面孤芳自赏,实则矫情做作;孙柔嘉表面柔弱温顺,实则攻于心计;高松年的表面善解人意,实则老奸巨滑;李梅亭的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娼;韩学愈表面诚恳稳重,实则厚黑无比……

  如果说《围城》运用略显夸张的对比展示人物的“伪”,《百合心》则以冷静的笔调,展示的人物的“真”:他们本色地活着,几乎毫不遮掩。在正式的、官方的场合,他们或许一本正经,一旦进入私下的环节,明规则告退,潜规则登场,一切都变成了利益的权衡和交易。赤裸裸的,无须掩饰,彼此心照不宣,因为每个人都熟悉潜规则,都在按规则办事。

  作品中最“真”的人物莫过于范拥军,除了钱和权,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甚至包括女人。对自己的目的动机,他总是公开声明,从不避讳。既有伏脱冷式的坦率,也有官场大佬的气度——甚至在抛弃琴高后,也没忘拉他一把,让他到成人教育学院去工作。而姜明广、喻院长、雷副区长这些大小官员也有着他们的“真”:利用你,是明摆着的,敲诈你,也让你心甘情愿,甚至还能站在你的角度,替你着想。即使作品中的女性,也莫不以“真”示人。《围城》里,苏文纨装才学掩饰骄矜,孙柔嘉扮温柔编织罗网,而在《百合心》里,朱颖的功利欲,七七的物质欲,柯小姐的支配欲,都是本真的,毫不掩饰的。《百合心》中的人们显然认为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在众所周知的交换规则下,各人为自己利益打算,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

  把围城的“伪”与百合心的“真”放在一起,就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做人还有作伪的意识,做不光彩的事还遮遮掩掩,说明这个社会还是有底线的,人们以越过这个底线为耻;如果人们普遍地做龌龊的事到了不需要掩饰的程度,说明了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底线。《围城》把人物的“伪”看成反常的、病态的行为,《百合心》则把人物的贪赃枉法、行贿受贿、利益交换看成正常的行为。在这些“正常”的人物背后,实际上指向的是社会的不正常,因为只有在极度不正常的社会,人们才会把病态行为正常化。这是一种典型的反讽叙事。

  《百合心》叙事上的反讽特色也体现在对郑琴高这个形象的塑造上。郑琴高明显是方鸿渐这个形象的戏拟:都是知识分子,都被动、软弱、“无用”。作者显然有意识地让这两个类似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三四十年代的方鸿渐虽然被动、软弱,但怯懦中还有抗争,关键时候还有反击,他还有选择,还有拒绝,还能玩世不恭,还能左冲右突。他不愿向苏文纨投降,羞于与李梅亭、韩学愈之流为伍。方鸿渐虽然被赵辛楣评价为“不讨厌,但全无用处”,却绝非无能之辈。他其实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只是不愿意像别人一样热衷于勾心斗角、逢迎拍马而已。他的“无用”其实是内心深处的“无为”带来的。他不认同世俗,还有所坚守,还有那么一点“民国范儿”。

  当代社会的郑琴高虽有“清高”之名,但无清高之实。他谈不上抗争,每走一步都属无可奈何,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拒绝的勇气。他在这个五光十色的社会沉浮,跟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无法把握自己。当发现自己被玩弄、被敲诈、被抛弃,他也会痛苦,会空虚,会产生片刻的愤怒,但随即涌现出卑微的地位所带来的无力感,使刚刚激起的一点抗争意识立即灰飞烟灭。所有的苦涩,他只能无奈而又无声地吞咽下去。这是个无能的形象——不是由于才能的欠缺,而是由于卑微的地位带来的无能为力。

  跟方鸿渐一样,郑琴高也是有真才实学的。他虽然学的是理工科,但对文史哲颇多涉猎。信手拈来的历史、文化、文学,甚至《圣经》中的典故,证明他是一个博览群书又活学活用的人;张口就来的对世相的讥刺,也说明了他对社会保持了清醒。如此聪明又有才学的人,却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和明确的人生方向,方鸿渐在他那个时代能够坚守的,到了郑琴高这里全盘溃散。这样的叙述,本身就具有了反讽的意味。

  郑琴高是“无用”的,用范拥军的话叫“老实”。而老实,在当代社会,几乎就是“无用”的代名词。他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没有很深的心机,也不擅长拉关系,这就注定了他在这个商品社会的“无用”。有意思的是,正是因为郑琴高的无用——才会被人当成利用的资本。在《围城》中,“无用”让我们想到《红楼梦》中女娲补天留下的那块顽石,有人格上的隐喻意义;而在《百合心》里,“无用”竟然会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姜明广、范拥军们可以利用郑琴高的“无用”达到目的。更有讽刺意味的是,郑琴高也深知自己因“无用”而被利用,但并不因此变得自强自立,千方百计摆脱被利用的地位,而是顺水推舟,甘当傀儡,利用着别人对自己的利用。换句话说,他利用了自己的“无用”。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被人玩弄的悲剧人物,还是一个演技拙劣的喜剧人物。《百合心》告诉我们,在一切都可以交易的时代,当代的方鸿渐已经沦落到了什么程度!

  《百合心》叙事上的反讽特色,还体现在叙事者在作品中的叙事立场上。《围城》的叙事者对人物基本上持讥讽立场,对主人公方鸿渐也是有批判的。方鸿渐的懦弱、没有主见、优柔寡断、得过且过、油嘴滑舌,叙事者实际上多有否定。批判与讥讽,一方面说明了叙事者站在高于他的人物的立场上,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深层的叙事话语中,还存在一个强大的声音: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而在《百合心》中,叙述者采用了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各种龌龊的交易、无聊的应酬、空虚的闲谈都被正常化了。叙述者没有站在高于他的人物的立场上,对遍地的权钱交易和腐败行为没有任何谴责,对琴高所参与的行贿活动也没有任何的批叛。即使琴高被利用、被敲诈、被出卖,也让读者更多地为他卑微的地位而感慨,为他不能熟练操作规则而叹息,为他性格的软弱畏缩而失望。读者对琴高充满同情,对他的处境感同身受,从而轻轻抹去了本应该产生的对社会腐败和不公的愤怒。

  这显然是作者有意识的叙述策略:越是将生活中阴暗、肮脏的一面常态化、合理化,就越能显示出生活的荒诞;越是对人物的猥琐、无能给予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就越能映射出社会中不合理的一面对人性的摧残。在反讽中透露出深深的无奈与绝望,是《百合心》在叙事上的最大特色。难怪作者在谈到《百合心》时说:“它摧毁世间的一切美好,击穿我们对于人生,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思考。”[2]

  四、结语

  作为戏仿之作,《百合心》无疑是成功的。正如琳达·哈琴所说:“戏仿不仅是要恢复历史和记忆,而且要质疑一切写作行为的权威性,所采用的方式是将历史和小说的话语,置于一张不断向外扩张的互文网络之中……后现代主义通过使用正典表明自己依赖于正典,但是又通过反讽似的误用来揭示对其反抗。”[6]174《百合心》通过对《围城》的戏仿,在互文性中构建了它的意义:展示了郑琴高时代比方鸿渐时代更为不堪的现实,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更多的辛酸与无奈,并形成了对经典的反讽:那座看上去很美的城,在我们这样一个空心化时代,已经不复存在;那个冲来冲去的方鸿渐,已经沦落为“空心人”,一个任人操纵的傀儡。

  古人云:“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庹政在《百合心》题记中说:“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我的青春,我的爱人。”我们不知道作者的经历与作品主人公郑琴高间有多少相似度,但是,从郑琴高身上我们能读出作者的挣扎、沉沦、失落和希冀,以及内心的伤痛与爱,看到一个在现实中沉浮的灵魂。庹政不像钱钟书那样站在云端、悲悯众生,而是以自己的生存体验,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性。《百合心》之所以能够在网上赢得那么多的点击率和跟贴量,正是由于在我们这个网络的时代,很多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自己。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1] 庹政.百合心[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2] 庹政.《百合心》自序[EB/OL].[2011-02-03].http://211.85.197.33:80/rwt/02/http/MJXG833PPNVX6ZJPMNYX4LUDNG/s/blog_5396d0f60100p9jr.html.
  [3]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 王达敏,徐庆年.反讽及其限制——论围城的叙事伦理[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5).
  [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李扬,李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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