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 文学论文 > 回忆录《剥洋葱》和小说《铁皮鼓》的交织

回忆录《剥洋葱》和小说《铁皮鼓》的交织

时间:2019-12-30 09:14作者:胡松杰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回忆录《剥洋葱》和小说《铁皮鼓》的交织的文章,铁皮鼓》是一部自述体小说,主人公奥斯卡30岁生日来临前在精神病院白漆栏杆的病床上让护理员买来“清白”的纸,敲响珍爱的铁皮鼓,追忆一生写下自供状。

  摘    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耄耋之年出版了回忆录《剥洋葱》直接披露了自己、他人以及国家的纳粹罪责,而其实早在其1959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中,作者就以艺术隐喻的方式借奥斯卡之口对罪责加以讲述。“耻辱”和“辩白”在洋葱皮上沙沙作响,而最本质的罪责是“我沉默”。时隔四十七年,回忆录《剥洋葱》和小说《铁皮鼓》相互交缠,记录着一个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洋葱皮上的罪责。

  关键词: 耻辱; 辩白; 沉默; 《铁皮鼓》; 《剥洋葱》;

  Abstract: Günter Grass,the winner of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published a memoir named “Peeling the Onion” which directly revealed the culpability of himself,others and the country. In fact,the author had told the culpability in the manner of an artistic metaphor through the mouth of Oscar as early as 1959. “Humiliation” and “Explanation” are rustling on the skins of onion,and the very essence of the culpability is “I am silent”. After 47 years,the memoir “Peeling the Onion” and the novel “The Tin Drum” intertwined records the culpability on onion skins of a man,a country and an age.

  Keyword: humiliation; explanation; silence; “The Tin Drum”; “Peeling the Onion”;

  一、洋葱地窖与剥洋葱

  《铁皮鼓》是一部自述体小说,主人公奥斯卡30岁生日来临前在精神病院白漆栏杆的病床上让护理员买来“清白”的纸,敲响珍爱的铁皮鼓,追忆一生写下自供状。白色的栏杆与清白的纸象征的是清白、纯洁和毫无隐瞒,奥斯卡是无实际罪恶的,但是他却直接参与或间接导致了身边人的死亡。侏儒的身材使他轻易逃脱罪责的掩护,在经历众多事件之后厌恶人世,自我寻找和捏造罪责,进入疗养与护理院避世。

  《铁皮鼓》第三篇中的《在洋葱地窖里》特别引人注目。“洋葱地窖”是个并非人人都可以进去消费的奢侈场所,而“洋葱地窖虽然价钱贵,但同样也是可靠的、货真价实的”。[1](P504)地窖本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甚至还有点潮湿的地窖,附加回廊的鸡棚梯子、矿工用的电石灯、普通木箱的座位,没有酒柜,没有菜单,每位顾客被奉上最新鲜的洋葱:“慈悲的施主,款待来客,分给他们洋葱,同从他方巾上看到的金黄色的、略显程式化的洋葱一样,普通的洋葱,球根植物,不是鳞茎洋葱,是家庭主妇买进的洋葱,蔬菜女贩出售的洋葱,男农民、女农民或女雇农种植和收获的洋葱。”[2](P506)地点和消费品的真实可靠让每一位顾客感到信任和踏实。这里的“客人有:商人、医生、律师、艺术家、舞台艺术家、记者、电影界人士、知名运动员、州政府和市政府高级官员,简而言之,全都是今天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们……他们想交谈,但谈不起来,想得好好的,一讲就离题;他们全都愿意把话讲出来,打算真正把什么话都掏出来,把憋在肝里的、悬在心上的、填在肺里的话全都掏出来,不通过大脑,让人看看事实真相,看看一丝不挂的真人,可是办不到”。[2](P505)直到施穆将洋葱方巾的一端甩到左肩上,客人们开始动手剥洋葱皮,变得热泪盈眶。客人哭够之后便向邻座推心置腹、刨根问底,将所有伪装全部扯下,甚至对自己说出的毫不加掩饰的话而大为惊异,在那个战后的无泪世纪,眼泪和真实显得无比的珍贵。“自白、自责、忏悔、揭发、承认”,[2](P508)这便是洋葱的魔力。
 

回忆录《剥洋葱》和小说《铁皮鼓》的交织
 

  这种自我反省的、说真话的魔力在时隔四十七年的人生纪传体《剥洋葱》中依旧发挥作用,君特·格拉斯讲述了自己无法忘怀的一段人生:“我所写的关乎‘耻’与随之而来的‘愧’。因为这个一直压抑着我,而我沉默这么多年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虽然作为纳粹参与者,但是他未发一枪,受伤被俘。君特·格拉斯也是无实际罪恶的,但是他内心充满着“耻”和“愧”。早在小说《铁皮鼓》中借奥斯卡之口讲述了自己、他人以及国家的罪责。奥斯卡自供状里的虚假与真实,“自我认罪”、“自我脱罪”与“集体罪责”,密密麻麻写满的是作者君特·格拉斯的自供状。

  “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第一层洋葱皮是干巴巴的,一碰就沙沙作响。下面一层刚剥开,便露出湿漉漉的第三层,接着就是第四层第五层在窃窃私语,等待上场。每一层的洋葱皮都出汗似的渗出长期回避的词语,外加花里胡哨的字符,似乎是一个故作神秘的人从儿时起,洋葱从发芽时起,就想要把自己编成密码。”[1](P4-5)君特·格拉斯剥开一层又一层伪装的记忆,破译记忆的密码,直逼真实,讲述内心。“耻辱”和“辩白”在洋葱皮上沙沙作响,而最本质的罪责是“我沉默”。

  二、耻辱:在洋葱的第六层或第七层皮上

  现实生活中,君特·格拉斯的表舅在参加波兰邮局保卫战时牺牲,但是家人当年对此却讳莫如深闭口不谈,曾经受欢迎的表舅似乎从未存在过,这是为什么?可“连我也没有再三提问,尽管随着战争的爆发我的童年也结束了。或者说,我不敢提问了,因为我不再是孩子了?难道像童话里那样,唯独孩子才能提出正确的问题?莫非我是因为害怕得到一个颠倒黑白的回答,所以干脆就不提问了?这是不愿张扬的耻辱,就在那个稀松平常、随手可取、能激活记忆的洋葱的第六层或第七层皮上。我写这种耻辱,写这种随着耻辱而来的内心羞愧。”[1](P11)

  孩童的形象可以使奥斯卡随意躲藏在任何角落,随意参与任何敏感又危险的事件,他是个完美的见证人,也是一个隐形的参与者。奥斯卡从出生开始就具备了成熟的智慧,矮小的只是他的身体,并非是他的精神,奥斯卡明白一切,奥斯卡从不提问。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前夜,国家官员扬·布朗斯基背弃自己的职守已经逃走,却因为奥斯卡急需修理的铁皮鼓重新回到波兰邮局,在波兰邮局保卫战中牺牲,奥斯卡成为将他送往死亡的魔鬼。邮局可供奥斯卡玩耍的儿童室与残酷的战场之间产生了强大的艺术张力,场面戏谑滑稽,十分荒诞。“我们大家都很幸运:科比埃拉保住了他的骄傲,扬·布朗斯基重新找到了三十二张牌,包括黑桃七,奥斯卡得到了一面新的铁皮鼓。”[2](P221)整个波兰邮局保卫战就像以卵击石,弱小无辜的人员在顽强抵抗中脆弱牺牲,除了快过十五岁生日的奥斯卡,每个成年人都在害怕。“施卡特!我们玩施卡特,一直玩到保卫战彻底失败。”[2](P224)科比埃拉、假想父亲扬和奥斯卡组成了玩牌三人组来消磨时间,分散注意力,减缓害怕,可严重受伤流血过多的科比埃拉最终还是倒下了,坚强的奥斯卡安慰假想父扬,叫出了第一声的爸爸:“让他去吧,爸爸。他死了,不会玩牌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来玩六十六点吧!”[2](P229)

  现实中的原型,在波兰邮局保卫战中牺牲的表舅同样只是一个波兰邮局的小职员,一个普普通通向往世俗幸福的人,但是却为正义和国家选择了英勇牺牲。“他胆小怕事,爱操心,很顾家,并不生来就是视死如归的英雄、后来据说名字用波兰文镌刻在纪念铜牌上永垂不朽。”[1](P11-12)波兰邮局保卫战在战后常常被后人比喻成一个英雄的故事——大卫和歌利亚决斗的故事,但是在刚战败后面对这些英勇守卫的英雄,其他人采取的却是回避的态度,像是躲避瘟疫一样生怕自己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遭到牵连而惨遭不幸。卡舒贝人是墙头草,君特·格拉斯的约瑟夫表舅在战争爆发前从柜子里取出一面是波兰旗,另一面是纳粹的旗子声称:“现在要是打仗了,我就上树去,瞧瞧是哪边的人先过来,然后我就插上旗子,不是这面就是那面。”[1](P33)所以,曾经的包括君特·格拉斯在内的但泽居民同奥斯卡一样都是参与战争死亡人的刽子手,扮演着缩头乌龟的角色,这是卑劣的耻辱,这是无尽的羞愧。而魔鬼奥斯卡似乎更有善恶的辨别力,即使小说中的战斗描写使用的是去英雄化的游戏口吻,但毕竟因为扬的献身,奥斯卡确认了扬的身份,把他奉为自己的父亲来尊敬:“我坚信扬不只是我的表舅,我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我真正的父亲。这使扬一跃而居于领先地位,并永远同马策拉特区别开来,因为马策拉特要么是我的父亲,要么什么也不是。”[2](P234)换句话说,扬除了是我的父亲,还是保家卫国的英雄。

  三、辩白:在洋葱的第八层皮上

  面对纳粹犯下的滔天大罪,参与其中的人都想挤进“罪行轻微者”的行列。“这样的罪行轻微者,到了后来真是数不胜数。除了履行义务之外,无法证明他们还有别的罪行。他们齐声高唱:‘在那个年代,没有美好的国家……’作为被误导者和被迷惑者,他们能举出一连串可使自己罪行减轻的因素,装出天真无邪的样子,互相证明当初确实糊里糊涂、毫不知情。我也一样,搬出蹩脚的托词,骑在无辜的羔羊背上,这些都挺管用,只要洋葱皮上有些蝇头小字的脚注,巧舌如簧地说些轶事,充满环境特色的叙述,就像低地德语说的‘拉呱’,旨在转移视线,让你不去注意那些想要让人忘记却仍然横在眼前的事情。”[1](P87)

  10岁的君特·格拉斯在但泽还是自由国家的时候就完全自愿的加入了少年团,为将来正式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做准备,不停地哇哇唱歌、咚咚敲鼓,自愿参与其中,不仅是想得到诱人的制服,还有少年的英雄梦想。12岁的君特·格拉斯的童年在炮火中结束,中学生的他每天想的是加入海军,嘴里颂扬的是英雄。“假如我们当时不是……”“倘若我们当时没有……”而君特·格拉斯没有“不是”,也没有“没有”,他是确确实实、十分乐意的参与其中了。人到中年的君特·格拉斯直面历史之境中的自己,不用他人代劳提供罪证、给人定性、打上烙印,没做任何坏事的傻小子注视着洋葱皮第八层上的辩白,不以别人将他引向歧途为借口,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因为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我本来就是个小纳粹”。[1](P36)

  君特·格拉斯把“自己双重的自我禁闭在书里,绑上了书市”。[1](P10)“双重的自我”指的是作为“天使”和“魔鬼”的自我,是既清醒又虚伪的自我,是“自我认罪”和“自我脱罪”的辩白的自我。奥斯卡厌倦了成人的世界,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在自己三岁生日的时候计算好了高度从地窖的第九级台阶跌下,从此永远保持了幼小三岁孩童的身材,并且又是三倍聪明的人,定格了天使一般的样貌,并曾一度要接替童子耶稣;他同时收获了唱碎玻璃的功能(魔鬼纳粹炸弹、手榴弹的威力),敲着如愿以偿得到的红白相间的铁皮鼓成为鼓手奥斯卡(希特勒也被称为鼓手),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他是禁锢在天使外形中的魔鬼,接受恶、创造恶、参与恶,奥斯卡观察一切,奥斯卡毁灭一切,奥斯卡对一切无动于衷。奥斯卡的自述虽时间明确,却是不可靠叙述的伪自传。30岁的奥斯卡站在高处回顾、评判过去的自己:我害死了我的母亲,“人人都这么说,是那个侏儒敲鼓把她敲死的。因为奥斯卡的缘故,她不想再活下去了。是奥斯卡把她害死的。”[2](P160)“尽管我抱憾终生,但我不能否认,我的鼓,不,我本人,鼓手奥斯卡,先葬送了我的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2](P234)“奥斯卡承认他蓄意杀死了马策拉特,因为那个人根据一切或然性不仅是他的假想的父亲,而且是他现实的父亲,因为奥斯卡厌恶一辈子得拖着一个父亲四处奔波……别针是捏在我手里的时候打开的。我把这块会刺人、会卡住的水果糖交给了马策拉特……他也就被它卡住而窒息——被他的党,被我,被他的儿子。”[2](P392)在这种基督教式忏悔的自我告白中,他不断地有意或无意的自我归罪又自我辩白,这种反思指向的不只是主人公奥斯卡,还有面对纳粹罪责不断辩白的写作者君特·格拉斯,君特·格拉斯的亲人、朋友和全体国民。《铁皮鼓》中曾平静的不动声色地用反语揭露道:“奥斯卡还是鼓手的时候就已经多次失去清白,但事后又重新得到它,或者让它重新长出来,因为清白好比杂草,不断滋生蔓延。”[2](P482)

  罪恶的黑永远越抹越黑,洗刷不白,唯有直面罪恶才是唯一的选择。任何人的罪恶都无大小之分,惩罚也无轻重之别,心灵的罪恶是永远卸不掉的枷锁。无所谓“罪行轻微者”,德国全民集体对战争负有责任。“集体罪责”不会强加于一个人的身上,也不会因为由全民集体承担就使个人罪恶减轻,任何人都别想免责。

  四、沉默:在洋葱最嫩一层上

  “一个词呼唤另一个词。债和责,债务的‘债’和罪责的‘责’。这两个字如此相近,在德语的沃土里如此牢固地扎下了根。然而事实是:债,不难对付……而责,无论是证实了的、掩盖着的还是仅仅出于猜想的罪责,却清除不了……它是不挪窝的积淀,去不掉的污渍,舔不干的水洼……然而,洋葱皮一层一层地收缩后,最嫩的那层上还是始终写着‘责’……对我来说,言简意赅的三字铭文一清二楚:我沉默。”[1](P29)

  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失去了庇护,奥斯卡还没出生就表达出了想重回娘胎的欲望:“奥斯卡躺在电灯泡下,既孤独又无人理解……因此,他开始在电灯泡下过这种生活之前,就已经失掉了对这种生活的乐趣;当时,唯有那面遥遥在望的铁皮鼓才使我没有更强烈地表达出重返娘胎头朝下的位置的愿望。加之,助产士已经剪断了我的脐带;一点办法也没有了。”[2](P37)

  君特·格拉斯曾经说过,他和这个很像他的人对存在主义有着执着的偏爱,存在主义适合德国的废墟状况,适合“黑暗年代”的幸存者,他还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被抛”概念来加以说明。奥斯卡的出生就是“被抛”于这个世界上的,没人问他想不想出生,而是这个酝酿纳粹的暗黑世界已经存在,奥斯卡无缘无故的、错误的被抛到这世界上来,基于此他选择了拒绝成长。人的成长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奥斯卡用自己的鼓和拒绝长大的身高给自己划了一个安全圈,从此避免了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最成功的“沉默者”。

  在《铁皮鼓》中,君特·格拉斯几乎从未正面描写过战争,他是通过描写个人小家庭生活来反映社会大生活的高手。在德军占领但泽之后,但泽的人民没有表现出过度悲伤,保全的人知足的生活着。收音机里的特别前线新闻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奥斯卡的祖父母也已经德意志化,“他们不再是波兰人,仅仅做着卡舒贝人的梦。人家把他们叫做第三民族集团的德意志人。此外,扬的遗孀,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嫁给了一个波罗的海东安地区的德意志人”。[2](P287)奥斯卡毫不关心战事,只把前线新闻当成地理课学习。屈服顺从的人们就这样接纳了德意志人,并成为了德意志人,由一个受害者翻身成为了施害者。而战后追问罪责之时,德意志人也都共同选择了集体沉默:“因为有那么多人沉默,所以这样的诱惑难以抵御:对自己的过失一言不发,代之以对普遍的罪责大声控诉,或者即使谈到自己也是虚晃一枪用起了第三人称:‘他’曾是,‘他’看见,‘他’做了,‘他’说道,‘他’沉默……而且只是自言自语,反正内心有的是地方玩捉迷藏。”[1](P30)在洋葱的最嫩一层上,藏匿的就是这种沉默,它是最大的本质罪责。洋葱地窖中的洋葱继续发挥揭露真相的魔力,元首希特勒并非是一个人实施了在世界各处的罪恶,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鼓动者、策划者、领导者,可他并非是对大众实施恶行的亲自执行者。纳粹的罪行是德国人全体的罪恶,不可沉默、逃避、辩白,只要是默许,是顺从,就是纵容,就是参与者。

  君特·格拉斯曾称自己是“侏儒怪”,矮化变形成为了侏儒奥斯卡,揭露了自己脱罪的本质。而整本小说就是一部暗黑的童话,象征罪恶和恐惧的黑厨娘无处不在,生存在每个人心中的暗黑阴影中,组成了这个世纪的罪恶。“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2](P570)小说的结尾君特·格拉斯寄希望于未来的孩子,期冀着那熟悉的、噩梦一样的歌谣不再唱起。德国将承认自己的罪恶,走出黑暗,迎接光明。

  1959年的《铁皮鼓》是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让作家获得了声誉也解决了生存的金钱问题,它以黑色的笔触抒写着残酷的真实,一层又一层揭开时代的面纱。在2006年的《剥洋葱》结尾,君特·格拉斯这样评价自己完成《铁皮鼓》时的内心体验:“从此以后,我就这样生活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生活在一本又一本书之间。我的内心仍然有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但是要讲述这些,却缺少洋葱和兴趣。”[1](P380)《铁皮鼓》中的奥斯卡的自白是从出生到30岁,《剥洋葱》的君特·格拉斯讲述着自己人生的12岁到32岁,一部小说,一部时隔四十七年的人生纪传体,交缠着纪录着一个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洋葱皮上的罪责。

  参考文献

  [1]君特·格拉斯.剥洋葱:君特·格拉斯回忆录[M].魏育青,王滨滨,吴裕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君特·格拉斯.铁皮鼓[M].胡其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相关文章
联系我们
  • 写作QQ:3008400351
  • 发表QQ:78303642
  • 服务电话:18930620780
  • 售后电话:18930493766
  • 邮箱:lunwen021@163.com
范文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