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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媒介环境下文学性的现状与出路

时间:2019-11-11 10:39作者:蒋继华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电子媒介环境下文学性的现状与出路的文章,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文学以固有的审美价值和诗意表达担负着滋养人类心性、救治人类“精神疾病”的神圣使命,承载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功能,历经不同时代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和诗性的光芒。

  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媒介技术日益介入文学活动的过程,导致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其形成的“文学终结论”和“文学统治论”的二律背反命题共同指向“文学性”这一潜在的因素,凸显对文学存在的反思。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生产模式发生变化,“文学性”以一种动态的转换机制演变为日常生活中与媒介共存的常态景观,以碎片化、符号化成为媒介时代文学的存在形态。文学性在媒介时代的大行其道,折射出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对文学性的直接征用和改造,以及本质主义诗学观在文学性问题上的合法性危机。身处电子媒介的场域下,在文学场与媒介场的利益纠葛中,文学要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反思和考量,对文学性的有效公共空间深入剖析和评判。因此,唯有将文学和文学研究置于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回到具象的文学现实,激活文学自身的诗性意义,赋予文学性以新的内涵和共通因子,才能从中发现走向未来的可能性,在后理论时代重构文学的审美理想和永恒价值。

  关键词: 文学性; 媒介时代; 文学存在; 后理论;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文学以固有的审美价值和诗意表达担负着滋养人类心性、救治人类“精神疾病”的神圣使命,承载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功能,历经不同时代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和诗性的光芒。然而,回望文学的漫长之路,日盛的文学艺术发展却始终伴随着“终结”的论调,不断接受着类似哈姆雷特发出的“生存还是毁灭”的质问。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文学的传播介质发生变化,人类从文字媒介进入到电子信息媒介。20世纪90年代以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影视、网络、手机、微博、微信、社交媒体、论坛等,给受众带来强烈的冲击感,显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并由此改变了传统语言文字的审美形态。面对媒介技术所孵化的新的艺术样式,文学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强调产品的运作机制、生产体制的市场化效果,以及与消费需求、大众传媒的关联日益密切。这一切无疑对文学的存在方式、审美范式和价值功能产生重要影响,也给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媒介生产视域下文学存在的二律背反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媒介。在电子信息技术日益兴盛的今天,媒介不仅起到传播各种讯息与产品的载体功能,更以自己的影响与操纵具有了生产功能,并形成媒介生产方式。媒介生产对文学的影响尤甚,媒介技术参与变革了当代文学生产的模式,颠覆了传统文学生产的常例,并日益介入到文学活动的过程,重构文学的公共空间,使得一切文学艺术改头换面。本雅明提出“技术决定”的艺术生产理论,从艺术生产力和艺术生产关系层面洞悉到了现代科技(如摄影、电影)对艺术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从此不但能够运用在一切旧有的艺术作品之上,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改造其影响模式,而且这些复制技术本身也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出现而引起注目”[1]。当这一切成为消费时代的固有症候时,就引发了文学的“缺席/在场”而致的文学终结或转向之争。

  关于这一点,美国文艺理论家希利斯·米勒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发表文章,抛出“文学终结论”命题,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米勒认为,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和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已经改变,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上的影像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传统文学与现实之间二元对立的界限模糊起来。文学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要与电影、录像、电视、广告、杂志等一起进行研究[2]。这就势必导致文学成为文化表现自己和构成自己的一种主要方式,预示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文学的无法存活提供了某种契机。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中,米勒从雅克·德里达的着作《明信片》谈起,论及电影、电视、因特网等新的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深刻影响[3],提出电子媒介时代日盛的文学行将终结的问题。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米勒开篇就宣称“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4]。在米勒看来,当“文学”大厦的基础被抽掉,文学研究则不可避免地发生质的改变,再也不会出现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研究文学的时代。当然,米勒所言终结的“文学”是始于十七八世纪的西欧、基于印刷技术之上的文学。米勒认为,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印刷业强化了主客体分离的现代思想方式,培育了人们善于以分门别类、勘定边界来认知不同的精神领域以及探究学科本质的理性自觉,使得包括文学在内的学科边界意识强烈,更使文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另外,按照通常的文化分期,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导致了文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出现。美国学者S·拉什认为在未开化的前现代社会,文化和社会尚未分化,现代化导致了文化与社会的分化,后现代化则致力于消解这种分化(差异)。这种文化分期又关联着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而“文学”概念的诞生恰恰位居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这是一个开启文化的自主性和自洽性的时代,也是学科知识分化明显并走向自觉的时代。“在‘现代’中,每个文化领域都获得了最充分的可能的自洽性,每个领域都获得了韦伯所谓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每个领域都变成是自我立法的。”[5]这种建立在分化和自主性基础上的审美运动日益把经济、政治、文化等从社会机制的中心分离开来。如此看来,十七八世纪被建构出来的文学形态在电子媒介时代被跨越文本界限的新样式所替代,成为一种包含电影、电视、因特网等在内的混合体。米勒正是在这一“文学”概念上谈“文学的终结”问题。
 

电子媒介环境下文学性的现状与出路
 

  与媒介时代文学行将终结、消亡的论调不同的是,有学者提出现代媒介浸染下文学的话语失势乃至终结表征文学在后现代的新形势和新状态,即文学扩张、蔓延到非文学文本(其他学科)中,重新圈定研究领地,并发挥支配性力量,以统治者的角色,强化文学影响力,实现审美的延展和对非文学领地的征服。大卫·辛普森提出文学介入各种学科是一个“学术后现代”事件,标志着“文学统治”的到来。辛普森认为在后现代时期,文学的叙事方式侵入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方言词汇、自传、趣味轶事等都采用了文学的笔法,使用的非常传统的术语主要来自于文学与文学批评,“相应地,非文学学科正逐渐被它们自己的极端分子对文学方法的再传播所殖民化了”[6]。基于此,辛普森以“文学统治”意指文学研究的关注点迁移到其他领域,以“传统的现代形式”摆在受众面前,使得文学方式和文学批评方式有效转换成其他学科,并渗透在各个学科中发挥潜在的功能。而面对文学被现代传媒挤压的后现代事实,辛普森认为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很显然,辛普森的文学论调与那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言的文学边缘化明显不同。对此,乔纳森·卡勒以“文学性”作为对辛普森的回应:“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6]当然,卡勒所指的“文学性”是理论中的成分,即“理论的遗留物”。卡勒认为在理论的扩张或高潮时期,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理论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但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核心,即“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6],从而文学以另一种方式———文学性———统治着学科领域。在卡勒看来,理论和文学并非对立的存在,文学可以“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利用这些工具,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并最终指导文学研究”[9]。因此,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的工具,“文学性”在理论中的蔓延并不意味着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终结。虽然面对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已不是文学理论,但卡勒仍然执着地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而且将所谓的“后理论”看作一种假定“宏大理论”死亡之后的理论。这无疑否定了“理论之死”的论调,肯定理论中文学性成分弥漫的合理性,同时对文学性成分的考察亦成为文学的任务。

  面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生产的特殊性,尤其文学向非文学的扩张使得文学性成为众多理论的共性,“文学终结论”和“文学统治论”的二律背反命题显现了对文学存在的反思。文学和文学研究是否真如米勒所言在电子媒介时代会走向终结,今天看来,显然要打个问号;而辛普森、卡勒等无疑看到了“旁逸”的文学在后现代世界的建构功能,即试图探寻某种策略填平两者之间的鸿沟,拯救处于边缘化和终结状态的文学。实际上,它们都共同指向“文学性”这一潜在的因素,并呈现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二、文学性: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存在

  “文学性”概念衍生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视文本为纯粹的自我指涉体和语言战场,认为文学研究是融文本、语言、修辞、结构、韵律等于一体的文学科学,其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它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雅克布森语)。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消费时代的降临和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西方哲学的本质主义遭到解构,现代性的断裂、文化相对主义及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等问题促使学者们于世纪之交重新审视“文学性”问题。当然,这时的文学性已不再是文学的专有属性和文学自身的事情,而是迁移到其他学科领域,凸显“文学性”的价值功能。文学性成为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存在方式。

  首先,文学的生产模式发生变化,文学性以一种动态的转换机制演变为日常生活中与媒介共存的常态景观,呈现开放性、碎片化、消费性,成为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存在形态。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变革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模式,以其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使得包括文学在内的诸多文化生产呈现出商品化、媒介化、批量化、交互性、娱乐化的倾向。传统文学再现和反映客观的现实世界,如今的文学却取材于图像化的虚拟世界,其固有的娱人功能变成了娱己,文学的精神性让位于世俗性和游戏性。这一切体现了当代文学的生产模式和功能遭遇前所未有的变革。作为文学文本的属性,文学性在消费主义的滥觞以及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多元交互中发生着流动和迁移,以一种动态的转换机制演变为日常生活中与媒介共存的常态景观,改变着传统的文学理念、文本生产方式及传播机制,以及受众的阅读习惯。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兴起,更是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以符号审美为主的感性世界,使人们时刻感受文学带来的狂欢和恣意。而凭借“文学性”的存在,一切跨学科的文本都可以作为“文学”的文本进行阅读。文学性恰恰是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存在的有效回应,并成为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存在形态。

  作为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存在形态,文学性呈现碎片化、符号化。其一,碎片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以“文学性”作为收缩文学地盘、固守语言本体、严格限定文学研究领地的手段,并使其成为作家操作语言技艺活动的区别性特征,突出文学的自足性、整体性和明晰的轮廓性,而在电子媒介时代,当媒介技术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审美活动超出艺术的范围而浮现于大众的日常生活,文学性从“文本内”到“文本外”的扩容、扩张凸显的是碎片化特征。例如一些社交媒体、聊天平台、网络空间、公共广场、广告用语、微信、微博、手机短信等,其独到的想象,天马行空般的叙事,优美的用语,恰当的修辞,意味深长的隐喻,令人难忘的断章残句……这一切布满了文学的“碎片”,纷披了浓厚的文学色彩,成为无边界的鲜活的文本。虽然还不能称其为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溢出了文学边界的文学性以碎片化的方式流淌其中,每一个文学性的碎片都被视为日常生活真理寄居的地方,使得传统文学孜孜以求的“在场本体”“理性中心”和驰骋情怀、臻于极至的高峰体验遭到前所未有的解构,而成为追求泛审美化的符码。其二,符号化。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性蔓延到诸多领域,各种景观设计、广告宣传、街头海报、网络空间以浓情蜜意的煽情话语诉说着文学语言的多重意旨,不断僭越着人的主体存在,诱发审美者的想象冲动。这一切传达出消费时代文学性的新指涉。波兹曼指出:“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10]这种“独特的话语符号”标志着纯文学逐渐让位给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文化产品,人们不断地享受电影、电视、网络文学等文化产品日渐翻新的愉悦。今天,面对大量符码堆积的仿像世界,文学性作为跨界的、漂浮的能指,使消费者整天沉溺于图像化的认同世界,服膺于具象的诗意,关心产品的符号形象及其文化价值,而非指代物本身,即把消费的价值符号当作生活的理念和普世意义所在。文本消费的快餐化、娱乐化、超现实性形塑着人们的生活,左右着人们对真理的理解,而这种介入往往不为人所留意,它使得消费者尽情体验文学性的慰藉感、温度感。

  其次,电子媒介技术催生了文学性的价值功能,形成新形态的文学。无论是口语媒介、印刷媒介还是今天的电子媒介,媒介的每一次出现都给文学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在《遍在的征服》(1935)中指出:“我们掌握的媒介有着惊人的成长,其适应性、准确性,与激发的意念、习惯,都在向我们保证,不久的将来在‘美’的古老工业里会产生彻底的改变。”[1]在电子媒介日益兴盛的今天,这一切无疑成为了现实。文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纯文字文本,而是与网络、影视、广告、各类宣传片和专题片、动画制作等视听型媒体联姻,集影像、声音、色彩于一体,以跨文本、超文本的“文学性”形成新的文学场———泛审美化时代的文学场。文学性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文本中的流溢和无处不在使“文学是什么”变成了“文学什么都是”。而当文学开始从单一走向跨媒介发展时,其价值理念、审美追求、文体风格凸显的开放与包容的个性更加注重接受者的心性需要,也极大地改变了自身的存在形态,彰显文学性的普适诉求和价值功能。“于是,文学对现实的艺术表征,就变成了文学与数字虚拟世界之间的互动生成,创作成了一种马克·波斯特所形容的‘临界书写’,文学作品的表征内容最终成为对文学生成要素的一种技术置换。”[12]这显然解构了传统本质主义的文学观,以新的话语姿态将文学性延展为多文化的共同机制。由此,一个以异质、多元、差异、逾越、互渗、对话等为本质特征的话语世界成为理论家们求取的目标。理查德·罗蒂认为如今文学崇拜替代了科学崇拜,只有接受了文学批评家的态度和习惯,生活和政治才可能变得更好[13]。基于文学与传媒耦合所形成的文学形态即米勒所言的“新形态的‘文学’”,“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和体。这个混和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14]新形态的文学不同于传统之处就在于媒介的参与和互动,形成一种虚拟现实的效果,成为一种混合型文学。对于这种文学形态,米勒认为不是“literature”(文学),而是“literarity”(文学性),即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之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显示米勒将文学的蔓延之势看作是“文学性”功能的发挥。虽然米勒曾抛出“文学终结论”的命题,但2004年接受专访时又坦承“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寓意着米勒对文学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反映出在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上米勒持续深入的思考。总之,基于在信息技术、电子媒介时代的窘状,文学要获得持久的生存,须突破自身阈限,逾越艺术与技术的边界,从传统的文本性、语言性蔓延至图像性、网络性,成为媒介与文字合谋的产物,并以此形成新形态的文学,建构自己的审美向度,即在剥离文学纯粹的审美性前提下,以话语的衍生与延伸,在社会、历史、文化等文本中求取诗意的审美效应,凸显文学性的价值功能。

  三、媒介意识形态对文学性的征用与媒介时代文学性的出路

  面对电子媒介技术对文学的浸染,审视文学性在当代的新指涉,可以看出文学性作为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存在形态,已摆脱了传统形式主义文论的拘囿,突破其潜在的规约和桎梏,实现对自身价值形态的一种调适与重构。文学性作为一种公共理论,在电子媒介时代的大行其道乃至“合法性”存在,其背后有着怎样的主导逻辑?“对‘文学性’的设定以及求取‘文学性’的过程,表面上是文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但实际上却折射出现代理性对人文世界的意识形态霸权逻辑,其间的问题意识并未溢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怪圈。”[15]这种“现代理性对人文世界的意识形态霸权逻辑”既涵盖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对文学性的直接征用和改造,又折射出本质主义诗学观在文学性问题上的合法性危机,彰显“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变局。

  媒介意识形态对文学性的征用和改造主要通过现代传媒实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功能实现的。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认为今天的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10],“媒介即隐喻”无疑是对“媒介即讯息”理论的拓展,已暗含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一词自1796年产生后,经历了从早期的虚幻性、虚假性到实践性、日常性的认识过程。尤其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广泛渗透于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被隐蔽地包含在艺术、法律、经济活动里面”[17],具有能动的实践性和日常性功能,以市民社会的主要机构形式扮演着社会的粘合剂和水泥的角色。为在精神、道德、信仰等领域实现对市民社会的控制,统治阶级必然以协商对话、达成共识的方式寻求市民阶层对其制度的自觉认同。因而,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就成为统治者争夺领导权的主要场域,其加工、生产和传播亦成为维护和稳定政权统治的必要手段。阿尔都塞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功能属性,将意识形态放在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考察,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结构的表象体系,具有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以一些各具特点的、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呈现在临近的观察者面前”[18]。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机构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育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为主体,实现对现有秩序的顺从和自愿认可,使个体自发地生活于意识形态的体系中,成为符合制度需要的劳动力主体。这就是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机器具有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功能。在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作为主要传播工具的媒介发挥着重要作用,表现为媒介通过技术逻辑或工具理性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以现实的“幻觉”影响和制约个体的思想,赋予个体社会的意义和自我角色塑造,并藉此使个体对现实产生某种真实的想象和顺从的态度,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落入意识形态的虚幻之中,其具有的隐蔽性、潜在性显露无疑。藉此,媒介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承担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中所要完成的任务,其对文学性的传媒转向亦具有重要的牵制性。依托电子传媒,文学逐渐溢出传统的审美自觉,演绎为直观性、图像性、娱乐化的混合形态,文学性日渐成为现代社会的普泛形态,无论创作者还是阅读者,都拥有共同的普遍性话语,一个有助于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公共领域已然形成。而通过一定的具有文采的语言修辞、诱惑性的叙事模式和想象性语言游戏,文学性在媒介意识的浸染、征用下,摆脱了原初的审美纯粹性,以一种合理的运作方式在消费时代的舞台上每天发挥着表情达意的功能,上演着消费意识、资本逻辑向文化扩张的景象,重塑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逻辑。“征用文学性来培养和提高潜在消费者解读品牌、符号的能力就成为一种最佳选择。”[19]这种征用,不仅体现媒介传播的主导观念和维护现实社会意识的“再生产”形态,还成功诱发了消费者的消费冲动和审美认同。

  文学性在媒介时代的出场离不开当代文学研究格局的重大变化,尤其“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折射出的本质主义诗学观的合法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的发展进入衰微状态,显现从未有过的贫乏气息。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20]。伴随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雅克·德里达等曾经响彻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伟大理论家们的远逝,曾经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历史主义等各种文化理论也日渐式微,理论的死亡或终结之声不绝于耳。保罗·德曼、费什、乔纳森·卡勒、伊格尔顿等不断唱着理论的衰歌,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潮进入到伊格尔顿称之为的“理论之后”或塞尔登等认为的“后理论”转向时代。“单数的、大写的‘理论’迅速地发展成了小写的、众多的‘理论’———这些理论常常相互搭接,相互生发,但也大量地相互竞争。”[21]“后理论”以“小理论”、多样性的探索跨越学科界限,解构本质主义的诗学观,动摇其合法性存在的根基。藉此,本质主义界定自身存在的“科学化”“文本化”的努力以及对理性的尊崇日渐被多元化、碎片化的后理论知识图景所僭越和取代,传统文学理论的专用场域、程序系统和深度模式不复存在,宏大叙事带来的理性神话及其“镜式本质”烟消云散。祛除中心化、消解同一性和不可通约性,走出传统文学的哲学色彩,以对话、互文、融合、共通重构新的文学话语模式,成为后理论时代的常态化景观。这些无疑催生了文学性话语。在这一过程中,面对文学的固有本性被放逐的逻辑事实,“文学问题”不再是理论聚焦的中心,文学性蔓延于多元化的审美形态之中,湮没于媒介技术的掌控之中。文学、审美与媒介透过多元的文化语境,实现无缝对接,媒介技术支配下文学的图像化转向无疑成为后理论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昭示着后理论时代的理论走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学性与媒介的异质耦合成为后理论时代的一大景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价值、方法发生本质性变化,促使人们反思文学的当下存在和文学性的未来走向。尤其身处电子媒介的场域下,在文学场与媒介场的利益纠葛中,文学要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反思和考量,对文学性的有效公共空间深入剖析和评判。回到本文开始讨论的问题,一方面,对“文学终结论”而言,面对现代媒介对文学的侵入,文学沾染浓厚的媒介意识,其价值功能和精神品性的彰显无不带有现代传媒的烙印,但并不意味着文学行将终结。虽然媒介对文学性进行前所未有的征用与改造,但实际上仍然是在文本自身的范围内进行的改变,丝毫不影响文学的独立价值所在,而且文学性在媒介的无所不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文学的元素在非文学领域的借用,同时还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诗性内核和审美本质。米勒提出文学的终结论,终结的可能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某种文学样式,即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米勒对文学的未来仍满怀信心:“文学虽然末日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4]米勒并没有像200年前的黑格尔那样,给文学写悼词,毕竟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文学存在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对“文学统治论”而言,适值文学陷入重围,以文学性的强大扩张力量拯救文学行将被吞没的命运,虽体现对传统文学发展的纠偏,迎合消费社会的多元需求,但其带来的无止境渗透和蔓延,会产生学者们忧虑的“强制阐释”或者“过度阐释”的趋向,稀释文学固有的审美属性和人文精神,阻断文本与主体的潜在联系,导致“文学性”形式的空洞和文学的无所依靠。对此,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性是漂浮的能指,可以包容所有的话语,没有永恒的、不变的、定于一尊的文学性,“某些文本生来就是文学的,某些文本是后天获得文学性的,还有一些文本是将文学性强加于自己的”[23],并由此导致对文学文本内在特殊的界定。漂浮的文学性使文学的审美标准出现多元化,审美指涉在场内与场外之间游移不定,其直接后果是文学丧失了自由和个性,臣服于某种话语权力和文化符号观念,沦为电子媒介时代的点缀品和附属物。

  基于此,在电子媒介时代,面对媒介对文学的侵入和多维复调的文学性,既不能固守文本的自我指涉,拘囿于语言的纯粹领地,也不能任其无边界地扩张和跨越,一味臣服于媒介意识形态,乃至难以管控,使文学这个概念无所不包,失却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本性。事实上,当今文学的变化已突破了原来的纯粹性,传统统一的文学场可能不复存在了,文学文本作为韦勒克所言的“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24],呈现多元共生的特性,这就为文本外的阐释和挪用打开了通道。但应看到,无论阐释如何的主观,千百年来文学具有的超越精神、诗性品格和对现实的担当性恒久不变,并召唤着文学前行的脚步。无论是类似于到处挥舞长矛的堂·吉诃德的进攻之势,还是默默踟蹰于孤独的心灵家园,文学一直在绵延的时间体验和充满诗意的叙述中,以其固有的审美内涵和人文情怀实现对外物的超越和疏离,在心灵的世界里获得了回声。此乃文学发展之源和文学存在之根。因此,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发展,在“小写的”理论不断衍生的后现代景观中,在娱乐至死的文化氛围中,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在昭示着文学的生存空间、生产机制和存在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文学现实、文学实践和经验价值的回归。唯有将文学和文学研究置于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对那些公认的经验事实、制度规范以建设性的学术姿态进行重新审视和梳理,在与各种媒介文化形态达成共识的同时,回到具象的文学现实,激活文学自身的诗性意义,萃取审美价值,赋予文学性以新的内涵和共通的因子,包括生命感悟、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乃至历史意味,并反思文学性作为一个多维度的间性存在,才能从中发现走向未来的可能性,在后理论时代重构文学的审美理想和永恒价值。如此,文学性的审美话语、现实意义才更加凸显,文学终结的声音才能渐行渐远。

  参考文献

  [1][11]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M].许绮玲,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9-60,56.
  [2]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J].王逢振,编译文学评论,1997(4).
  [3]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1).
  [4][22]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
  [5]拉什.后现代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J].高飞乐,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1).
  [6][7][8]余虹,等.问题[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44,128,118.
  [9]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C]史忠义,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22.
  [10][1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11.
  [12] 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7(1).
  [13]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48.
  [14]希利斯·米勒.“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N].文艺报,2004-06-24.
  [15] 李艳丰.“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性”话语反思---希利斯·米勒访谈录[J].文艺理论研究,2016(1).
  [17]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
  [18]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35.
  [19]张伟.从文学性到文学间性---论消费时代文学性的审美祛魅与价值重构[J].北京社会科学,2015(2).
  [20]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
  [21]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23]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刘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1.
  [24]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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