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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生态散文创作中的生态观念探析

时间:2019-05-24 11:19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台湾作家生态散文创作中的生态观念探析的文章,20世纪50年代以来, 台湾工业迅速发展。随着环境破坏程度的不断加深, 当地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群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面对严重超过自然负荷的经济发展状态, 台湾散文家进行了文学维度的思考。

  摘    要: 生态散文是台湾当代文坛重要的文学类型之一, 是关注生态环境的作家对生态危机做出的积极回应。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倡导, 生态散文作家详细而又具体地展现了他们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思考。虽然“人类中心主义”不可取, 但人类需要自然满足其基本需求。因此, 若要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生态构成威胁, 则需倡导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态整体观”, 并将“生态整体主义”从思想意识层面落实到现实行动中。由于生态散文的特殊性, 这些生态意识以一种个人实际体验的方式为作家和读者所体认。

  关键词: 台湾文学; 生态散文; 生态意识; 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整体主义;

  Abstract: Ecological pros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terary types in Taiwan's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which is a positive response from the writers who concerned with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the ecological crisis.According to the criticism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advocacy of “ecological overall outlook”, ecological prose writers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thinking in amply and concretely.Although “anthropocentrism” is not desirable, humans need to meet their basic needs naturally.To avoid the threat of “anthropocentrism” pose to the natural ecology,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advocate a concept of “ecological holistic view”, and to take “ecological holistic view” from the ideological level implementation into real action.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ecological pros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s recognized by writers and readers in a way of personal experience.

  Keyword: Taiwanese literature; ecological pros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nthropocentrism; ecological holism;

  20世纪50年代以来, 台湾工业迅速发展。随着环境破坏程度的不断加深, 当地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群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面对严重超过自然负荷的经济发展状态, 台湾散文家进行了文学维度的思考。台湾“自然书写”作为一种文类, 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1。1980年代, 从1983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韩韩、马以工) 的出版到1987年《我们只有一个台湾》 (萧新煌) 的面世, 自然书写以惊人的速度在台湾文坛迅速发展起来。到了九十年代, 台湾“自然书写”已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趋势。新世纪之后, “自然书写”作为台湾散文中的重要文类, 得到更多文学评论者的关注, 几乎成为一门显学。

  虽然“自然书写”在台湾发展已有三十余年, 但时至今日, 台湾学界对其定义仍没有达成共识。简义明指出:“自然书写”作为一种新的文类, 在台湾发展的初期, “多半由作家们以其田野体验或朴素的语言, 尝试替‘自然书写’这个词汇下各式各样的定义”[1]。从这一说法中, 我们大体可以得知“自然书写”的定义。虽然简义明较早为“自然书写”下了定义, 且该定义得到不少研究者的认同, 但最终被普遍认可的定义, 应该是兼有“自然书写”创作者和研究者双重身份的吴明益下的。

台湾作家生态散文创作中的生态观念探析

  吴明益对“自然书写”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 他提出六点“解释性的界义”和三点“排除性界义”[2]。吴明益通过解释性方式进行的界定, 相对而言, 比较全面, 也比较清晰。不过, 这一定义也有它的缺陷——太过繁杂, 而且, 吴明益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排除在外, 这是不妥的。我们必须明白虽然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态知识、理念未经学科化、系统化、条理化, 多是族群的生活经验, 但是这些生态知识、理念往往具有科学性, 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因此, 从这一层面上说, 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态散文理应纳入我们讨论的生态散文范畴。

  近年来, 随着西方生态批评浪潮的传入, 吴明益在研究中对“自然书写”概念的界定进行不断反思。“自然书写”是由英文“Nature Writing”直译而来, “自然文学”的英文是“Nature Literature”。2010年, 吴明益在《恋土、觉醒、追寻, 而后栖居:台湾生态批评与自然导向文学发展再思考》一文中认为墨菲 (Patrick D.Murphy) 在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 (《自然导向文学研究的远行》) 中将“自然书写”的定义扩大, 用“自然导向文学”代替, 并将之分为“自然书写” (nature writing) 、“自然文学” (nature literature) 、“环境书写” (environmental writing) 、“环境文学”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四个方面的观点“启示了‘越界’的第一步”[3]。

  除“自然书写”外, 该类文学也被称为“生态文学”“自然文学”“环保文学”等。论文探讨的“生态散文”建立在王诺对“生态文学”和吴明益对“自然书写”的界定基础之上, 即:意识内容层面上, 在生态整体意识的统摄下, 以非虚构的人与自然互动为主轴, 探究导致生态问题的社会原因, 并引导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审美特征层面上, 以个人叙述为主, 揉合多学科知识, 形成知性理解的行文肌理等特点的散文类型。对于符合上述特征的台湾少数民族生态散文, 论文也将之纳入分析的范围。

  总体而言, 台湾作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资源的有限性, 人们开始意识到, 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殆尽后, 人类的生存将受到严重的威胁;二是生活的孤独感,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人与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 钢筋水泥带来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隔膜, 照此发展下去, 人类有可能成为地球上唯一的生物;三是万物的生存权, 自然万物是平等的, 人只是其中的一员, 世间万物皆有生命, 都享有生存权, 人类不应该任意践踏。具体到生态散文, 作品鲜明地表现了作家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倡导。

  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自从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 (Protagoras) 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4]这一哲学命题后, 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 人类的主体意识不断得到提高, “人类中心主义” (又称“人类中心论”) 也随之诞生。大体上, 我们可以从“传统意义”和“当代意义”两个主要层面理解“人类中心主义”。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从人过度的需求、狭隘的利益和片面的价值观出发, 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 极力倡导人类开发、利用、征服自然的理论;当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则以人类需要自然、依靠自然为理论前提, 承认人的需要和利益, 同时也承认自然本身的价值, 主张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也要维护自然的利益, 尽可能地实现“共赢”。由之可见, 从“传统”到“现代”, 人类对自然自身价值的态度已由“忽视”转化为“关注”。但是, 无论如何演变, “人类中心主义”都以人为主体, 以人的需求与利益为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

  在神权大于人权的时代, “人类中心主义”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 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促进了人性的解放;但是,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 “人类中心主义”为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提供了某种合法性, 它对人类行为的纵容乃至支持, 间接地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这是无可辩驳的。因此, 台湾生态散文作家纷纷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作为其重要内容, 或隐或现地渗透在生态散文的创作中。

  具体来看, 台湾生态散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层面。这是生态散文书写者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得最为突出的方面。

  前文已述, 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层面的“人类中心主义”, 都把人类自身的欲望、利益放在首位。从生物本性来看, 欲望是人的本能, 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人和其它动物一样, 为了生存和繁衍, 必然要吃、要喝、要寻求两性的结合。这是所有生物都有的基本欲望, 是合情合理的。卢梭曾指出:“欲念是我们保持生存的主要工具”, “要想消灭它们的话, 实在是一件既徒劳又可笑的行为, 这等于是要控制自然, 要更改上帝的作品”[5]。需要注意的是, 卢梭认可的只是人类有限的、基本的欲望, 并非远远超出生存和生活所需的欲望。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人的基本欲望得到满足后, 往往会进一步产生更高层次的欲望, 比如贪图物质享受、满足虚荣心等。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 物质的极大丰富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望, 使其私欲膨胀, 乃至不能自拔。

  台湾河流众多, 淡水资源丰富, 然而, 近年来, 工业废水、生活垃圾等使河流受到严重的污染。淡水河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资源, 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具有海洋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正因为河流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关, 所以更容易受到污染。从表面上看, 污染是由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热潮带来的, 但归根究底, 是人类过于膨胀的欲望所致。市场经济条件下, 无论企业还是个人, 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 人们对物质和金钱愈加渴望, 因此, 从人类自身的欲望出发, 难免形成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追求享乐的人生观。在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 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 便开始更加残酷地“剥削”自然。每一条河流都是大自然经过无数年甚至无数个世纪精雕细琢出来的, 但它消亡起来非常迅速。如果把过度的欲望比作火柴, 那河流消亡的历史很短很短, “像划根火柴, 把一座树林烧光, 那样决绝与快速”[6]。同时, 欲望之火不但会迅速污染河流、烧光森林, 而且会使人的心灵受到蒙蔽。事实证明:“唯有比亲情更强悍的欲念才能毁了亲情, 比家园更刻骨的诱惑才能毁了家园。”[7]大自然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倘若人类一直以自我为中心, 无限地满足自身的欲望, 最终一定会亲手毁掉自己美好的家园。

  作为“地球上唯一理性的动物”[8], 人类必须用理性指导自身的行为, 克制自己的欲望。其实, 这种观念由来已久, 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 他们在与自然的相处中, 经过长期的经验总结, 已具备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深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在亚荣隆·撒可努的《水神的指引》中, 父亲对他说:“‘这么一点点的水就已足够让在这里工作、狩猎的人饮用了’这是自然定理, 也是老猎人的约定。儿子, 够用就好了。”[9]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中, 我们足以管窥台湾生态散文作家在生态散文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赞美。

  进一步来看, “人类中心主义”的含义还包括从自身的经验和利益出发来认知世界、阐释世界[10]。这似乎是人类的惯有思维。一方面,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所有的生物都以自我为中心, 比如老虎和狮子, 它们都会从自身需要出发, 吃掉其它动物充饥。至于原始森林里的生态之所以能保持平衡, 并不是因为动物们懂得生态伦理、知道保护其它动物——至今还没有研究能充分证明动物具有足够的环保意识和强大的思维逻辑, 而是出于整个自然状态下的、非人为干预的生物链的合理性。另一方面, 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 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正因为人从自身的基本需要出发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才创造了人类社会, 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 人类的主体意识有其存在的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 即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这并不是说“人类中心主义”没有问题, 恰恰相反, “人类中心主义”是我们与自然相处时所必须警惕的。

  现实社会中, 人类在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时, 往往会忽略自然本身的价值 (并非忽略自然对人类的价值) , 将自身的利益作为判断自然的价值尺度。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自然是为人类而存在的——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事实证明, 这种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只会使自然生态不断恶化, 进而使人的生存处境更加危险。因此, 台湾生态散文书写者极力批判这种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 力图展示自然的内在价值。廖鸿基曾指出:不应该因鬼头刀的市场价格低廉而否定它的价值, 鬼头刀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它的生命上, “就像它美丽的色彩与蓝色星点”[11]。换句话说, 自然万物均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 而且, 这种价值既不以人的使用价值为转移, 也不以人的需求 (利益) 为判断标准。

  伊萨耶夫曾写道:“人不是大自然的帝王, 不是主宰, 而是自然之子。”[12]台湾生态散文书写者正是这样的“自然之子”, 他们走进自然, 认真观察, 客观书写, 坚持不懈, 既不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跟世俗的财富价值无啥关联”[13]85, 更不是为了主宰自然, 他们只是希望人类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下去, 直到永远。

  毋庸置疑, 过多的个人欲望和过度的主体意识均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 是台湾生态散文书写者极力批判的对象。若要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生态的和谐稳定构成威胁, 必须倡导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态整体观”。

  二、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倡导

  生态整体主义, 英文为Ecological Holism, 按照王诺的观点, 其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 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 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14]不难发现, 一切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学, 都是在“生态整体主义”这一核心观念的指导下产出的成果。换句话说, “生态整体主义”几乎统摄了当代所有的生态保护的作品, 如果没有这一观念作为前提, 生态保护将无从谈起。

  具体来看, “生态整体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将人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等全部生物, 以及山川、河流、空气等所有非生物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也就是说, “生态整体主义”倡导“生态网” (自然界) 里一切有生命乃至无生命的个体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一观念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否定人的主体性, 将人与自然界的其它生物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来考虑生态问题。台湾生态散文书写者倡导“生态整体主义”的最终目的, 正是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稳定,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建设人类宜居的美好家园。

  一般认为利奥波德是“生态整体主义”的首倡者。他曾指出, 人类的行为“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 它就是正确的, 当它走向反面时, 就是错误的”[15]。因此, 我们必须运用“生态整体观”来观照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受美国影响深远的台湾作家们, 在书写生态散文前就接受了“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刘克襄是最早展开生态散文创作的作家之一, 在进行鸟类观察时, 他始终秉持“鸟与人是平等的”理念, 认为人类和鸟类都是宇宙万物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彼此环环相扣, 相互依存。刘克襄始终从这一理念出发, 关心鸟类, 将自然万物看作紧密相连的生态圈。我们可以跟随他走进大山, 一起拜访那棵身上寄宿了十来种草木、聚集了许多鸟类朋友的雀榕。围绕这棵雀榕身上的草木和鸟类, 刘克襄用生动逼真的语言, 完美地展现了生态整体和谐之美。尽管附近的一些人不善待它, “在它身上缠绕了电线, 还挂渔网铺晒”, 但它顽强不屈, 在旁边已经枯死的“伙伴”中, 又有新的小雀榕“自枯树里长出椭圆、浅黄的优雅嫩叶”[13]67。雀榕顽强的生命力及其生命的尊严由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此外, 刘克襄还把雀榕当成老朋友, 像朋友一样关心它, 由之展现的是他对生命的尊重——像阿尔贝特·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 一样, 反对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的利益观念来判断其它生物的价值和等级[16]。显然, 整个生态中的所有生物都是平等的, 无所谓价值大小, 更无所谓高低贵贱——正如前文所述, “生态网”中的一切生物都具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这种价值既不应以人的使用价值为转移, 也不应以人的需求为判断标准。

  史怀哲关于生态保护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之后的生态写作者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台湾生态散文书写者看来, 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是理性的观念, 还是感性的情绪。在廖鸿基的笔下, 鬼头刀是成千上万种海洋生物中极为普通的一种, 与其它鱼类不同的是:它分外大胆、格外冷静。海里的鱼生性胆小, 通常只有鬼头刀和一些海豚会主动与船只接触。但与海豚不同, 鬼头刀不是跟在渔船边上跳跃、戏耍, 而是不动声色地游近船只, 让人看不出其是善意还是恶意, 有时候, 它们还会毫不畏惧地停下来瞪你两眼。自然界中竟有如此安静、如此冷漠的鱼类, 多少会让人感到有些诧异。然而, 当“爱人”中钩后, 鬼头刀立刻变了模样——它们不再冷静、不再傲慢, 而是表现出无尽的痛苦和无限的柔情。当廖鸿基看到鬼头刀对“爱人”不离不弃的至情至义, 原先的求胜心和战斗欲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显然, 他被这种弱小而又强大的鱼打败了。这是一种情感的力量, 这种力量使廖鸿基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顷刻间被激发出来。当人类对其他生命的尊重、关爱以情感的力量被充分地激发出来时, 便基本具备了“生态整体观”。

  毋庸置疑, “没有一个人能从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全身而退”, “如果人类自始至终不尊重自然, 最终一定会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17]。可喜的是, 随着环境污染、食物安全等问题愈演愈烈, 生态圈的和谐稳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是, 人类还是难以避免以自身认可的方式了解自然, 如《放下捕虫网》写到的通过捕虫网将黄蝶捕下来与图片逐一比对等。虽然人们抱着“研究后再释放”的想法捕捉它们, 但它们哪里知道自己还会获得自由, 在人们研究的过程中, 它们或许用尽全身之力拼死挣扎, 或许做好了“必死无疑”的思想准备, 或许抱着一线希望苦苦地等待着被“特赦”……诚然,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分辨清了不同种类的动物, 但这就代表我们了解自然、与自然亲密无间了吗?捕虫网等工具, 除开图谋不轨的人将它用以破坏生态、残害动物的目的外, 也给人们提供了解自然的便利, 但是, 正是这种便利使被捕的物种承受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恐惧, 也阻隔了人与自然的真正接触。正如吴明益所说:“捕虫网的使用, 其实是一种怠惰。我们省略了与另一个生命恋爱的过程, 而选择了一种简单的、粗糙的认识方式。”[18]尽管台湾生态散文书写者通过生态散文向人们展现了自身与自然交往的经验, 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供诸多借鉴, 但从现实来看, 人类真正有意识地将“生态整体主义”从思想意识层面落实到现实行动中, 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否认的是, 生态散文书写者做出了表率, 展现了自己体认生态意识、大自然的方式和途径。

  三、对“生态和谐意识”的体认

  无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还是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倡导, 生态书写者都并非仅仅从概念、知识等学理层面进行理性的阐释。画家文森特·梵高曾指出:“人应该去倾听自然的语言, 而不是画家的语言。对真实世界的感受要比对画作的感受重要得多。”[19]同理, 人类应该亲身体验自然, 而不是仅仅通过阅读理论书籍或文学作品了解自然。作为文学性作品的写作者, 他们不仅从智性层面将各种生态意识内化于心、渗透于文, 而且在实践中以情感层面的更为亲近的方式理解生态理念、书写生态意识。

  作为台湾生态散文最早一批的写作者之一的刘克襄、徐仁修等就一贯保持着深入自然现场, 于观察中领会大自然的奥秘, 体验自然万物带来的无限乐趣。虽然徐仁修与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霍姆斯·罗斯顿 (Holmes Rolston) 一样强调荒野的重要价值, 但他并不仅仅停留于理论的阐释。徐仁修长期穿梭于各地的荒野之中, 用纸笔、相机记录下宝岛台湾最动人的美景。他曾袒露:“出版我这二十年来在台湾山野所做的自然观察与体验, 一方面为记录, 一方面是我与大自然相处的经验传承, 更是我在自然深处的沉思与反省。”[20]换言之, 徐仁修的一系列生态散文就是其与自然亲密接触、观察、体验、反思的经验记录。徐仁修不但通过作品影响读者, 而且通过创立“荒野保护协会”、为儿童们做演讲、带孩子们去自然荒野观察体验, 让年轻一辈切身体认自然的魅力。

  酷爱旅行的刘克襄, 其足迹几乎踏遍台湾的各个角落。在行走、踏查的旅程中, 他不断观察着台湾的各种鸟类、植物。他认为“自然不只是在你身边, 而且向你伸出手来。在台湾, 大部分的自然现象是从来不给你这种机会的, 而是要你主动展开双臂”[13]84。从早先去偏远的地方长时间等待要观察的鸟类, 到身为人父带着孩子亲近自然, 刘克襄不仅身体力行地通过踏查感受自然, 也通过当讲解员、书写生态散文传达环保理念。可喜的是, 他对“生态和谐”的体认方式也影响了下一代。一个女孩给他的来信附了一张大翅鲸的照片, 并写道:“刘老师, 赫连么么回来了。这是我在兰屿外海拍摄到的照片。我决定和你分享这个快乐。”[21]而这样的一封来信又激起刘克襄的生态散文书写。在这一过程中, 生态意识不仅以更亲近、深切的方式为生态散文家所体认, 而且也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得以传承, 而非是在课堂以教科书里生硬的知识理念的形态传输给下一代。

  作为艺术的一种, 文学本具有康德所谓的“无目的性”, 但又不可否认的是, 文学的创作必然带有作家的主观目的和意愿。就生态散文创作而言, 生态散文家必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影响读者和社会, 从小处说, 希望通过作品激发读者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情感和意识;从大处说, 希望其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态意识, 甚至影响政府关于产业链调整、污染治理的决策。当然, 最根本的是要通过作品由情感层面到意识层面地培养读者的生态意识。文学何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原因就在于“文学的有用性——严肃性和教育意义”“是令人愉悦的严肃性, 而不是那种必须履行职责或必须记取教训的严肃性”[22]。正是因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性、文学作品的教育性是“令人愉悦的严肃性”, 生态意识才得以通过更愉快、亲近的方式被众多读者体认、接受。

  台湾生态散文书写者中除了汉族作家, 还有不容忽视的少数民族作家。对台湾少数民族生态散文家而言, 他们生态理念的来源主要是本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文化与生存经验。这种文化传统、生态理念对他们的影响无法磨灭, 诚如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所言:“我深深地体会到, 有很多的智慧是从生活经验积累下来的, 而生活经验如果是一群人共同努力建构的话, 那便是文化。兰屿岛上的族人在如此之环境下, 共同坚守属于这个岛上的生存哲理, 孕育出了独特的达悟文明。”[23]10达悟族的民族传统深深地根植于夏曼·蓝波安的意识中, 以至其毅然决然地回乡返祖, 重新学习如何航海、造舟、捕鱼。他认为“海洋作为达悟男人从事生产的场域, 作为定义达悟男人之社会位阶的对象, 长久以来, 抓鱼于是成为达悟男人的天职”[24], 捕鱼是达悟男人的天职, 海洋是达悟族的生活、精神家园。

  当然, 民族传统中的生态散文意识属于集体意识, 这种集体意识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极为重要, 是其文学身份、创作风格、文学题材的特殊性的主要原因。但是, 仅有集体身份、集体意识是写不出优秀、经典性的作品来的, 唯有集体性与个体性、集体经验与个体经验的完美融合才有可能创造经典。夏曼·蓝波安也指明个人生活经验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这些年的‘失业’, 为的就是探索祖先们与大海搏斗时, 对于海洋的爱与恨的真理。倘若自己没有潜水射鱼的经验, 没有暗夜出海捕飞鱼, 没有日间顶着灼热烈阳, 钓Arayo (鬼头刀) 的经历, 是不会深深迷恋海洋的, 没有这样的爱恋, 就不会很珍惜自己民族长期经营的岛屿, 包括文化。”[23]10并且, 没有这些实践经验, 夏曼·蓝波安也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生态散文。因此, 台湾少数民族生态散文家们的生态散文也是其自身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经验记录。在《冷海情深》中夏曼·蓝波安记录了一次因为迷恋海洋里各类鱼而未遵守族群的“日落前回家”的规定, 令家人极度担心, 而他自己也感到无比焦虑。而“日落前回家”的规定不只是告诫族人天色暗还在捕鱼有生命危险, 还告诫族人不能太贪心。倘若没有亲生经历这件事, 对夏曼·蓝波安而言, 也许这个规定仅仅停留在了解的层面, 不会有深刻的感悟。只有回到兰屿亲自捕鱼、潜水, 夏曼才真正与海洋融为一体。

  总之, 台湾生态散文是作家们对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做出的积极回应。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倡导, 台湾作家详细而又具体地展现了他们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思考。虽然“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取的, 但人不是一无所需的佛, 需要自然满足其基本需求, 从这一点来说, 台湾生态散文作家的思想认识水平还有待提高。事实上, 若要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生态的和谐稳定构成威胁, 最好的办法就是倡导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态整体观”。而生态散文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些生态意识是以一种更为亲近的方式被作家和读者所体认。从创作层面而言, 生态散文家的这些“生态意识”以一种个人实际体验的方式被接受并书写进作品中;从传播接受层面来看, 这种体认方式也通过作品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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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1975年, 高信疆在《中国时报》开辟“现实的边缘”专栏, 由此, 台湾的报导文学开始兴起。在众多的报导作品中就含有环境议题的报导, 一般认为, 环境议题报导是台湾生态散文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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