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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陇东为突破口的红色歌谣整理新视角探索

时间:2018-10-24 14:27作者:曼切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以陇东为突破口的红色歌谣整理新视角探索的文章, 笔者认为对陇东南红色红色歌谣的整理研究将不应该拘泥于它的一般概念, 即不应该仅仅围绕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鼓励和倡导下, 流传于苏区、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歌谣而展开, 而

  摘    要: 国内红色歌谣的整理研究工作自建国以来广泛开展, 以全国红色歌谣整理研究为参照, 分析陇东南红色歌谣整理研究的不足, 以加强推进陇东南红色歌谣的整理工作。以陇东部分“留守”战士为突破口反思目前红色歌谣整理的局限性, 认为, 红色歌谣的整理应该将历时的概念融入进共时的历史和情感, 不仅强调革命事实和历史, 也应重视表达革命的情感;不仅重视歌谣宏观的内容, 也要重视歌谣微观的细节, 因为细节往往更加具有活力, 更能体现歌谣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坚守, 这也恰恰体现红色歌谣整理研究的当下意义。

  关键词: 陇东南; 红色歌谣; 整理研究; 留守歌谣;
 

以陇东为突破口的红色歌谣整理新视角探索
 

  一、国内红色歌谣整理研究现状

  国内红色歌谣的整理研究工作自建国以来即广泛开展, 尤其以50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最为集中, 其中又以收集整理为主。从收录的内容和范围来看, 这些整理研究成果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 以省为单位的整理研究。除崔峰主编的陕西省的《红色歌谣》 (1960年) 、河南人民出版社主编的《河南红色歌谣》 (1960年) 之外,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西省的红色歌谣的整理, 既全面又有特色。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主编的《红色歌谣》 (上下册, 1959年) 共收集478首红色歌谣, 并将其分为“红军谣”、“送郎当红军”、“井冈山上红旗飘”、“漫漫长夜会天光”、“苏区妇女谣”、“红色童谣”、“苏区好”7大类, 概括全面, 主题清晰;《江西文艺》编辑部编着的《红色歌谣》 (1978年) 搜集红色歌谣157首, 分为“救星歌”、“红区好”、“红军谣”、“当红军”、“燎原火”、“军民情”、“盼红军”、“工农歌”、“斥白匪”9大类, 收录标准较为严格, 内容上更突出革命色彩;徐腊梅编着的《红色歌谣》 (2007年) 与《红色英烈》、《红色景观》、《红色文物》构成有特色的根据地周年献礼, 被收录的72首作品兼具红色主题和艺术表现力。

  第二类, 以具体的革命根据地为单位的搜集整理。江流采辑的《大别山区红色歌谣选集》 (1958年) 、谢善广编着的《巍巍井岗》 (1987年) 、福建省龙岩地区文化局编着的《闽西革命歌谣》 (1980年) 分别整理汇集大别山、井冈山、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 分类的主题鲜明, 别具地方特色。田海燕、高鲁主编的《红色歌谣集》 (1959年) 从颂歌、歌唱红军胜利、工农革命三个角度详细地整理了“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海陆丰农民起义和红军长征的红色歌谣, 从而让人了解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历史。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主编《川陕苏区红色歌谣选》通过不同省份同一根据地的歌谣来反映当面对压迫时, 人们渴求解放的共同愿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谢济堂主编的《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 (1990年) 将红色歌谣分成十五个不同主题, 形象、生动、全面地展现闽西苏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转变。

  第三类, 作为民歌总集或选集的组成部分的整理。这类整理方法占据大多数, 比如《陕西歌谣》 (1960年) 、《甘肃歌谣》 (1960年) 、《红色采风录》 (2008年) 、《中国歌谣集成》、《广东民歌选》 (1958年) 、《革命民歌集》 (1959年) 等。选录到这类民歌集中的红色歌谣数量虽少, 但往往既有谱曲, 又有和其他民歌类型的比较, 该类整理往往能够体现出较为集中的思想倾向和主题, 突出歌谣的文化艺术价值。

  国内关于红色歌谣的研究成果体现为三类。第一类, 整理研究。一方面, 作品集的序言部分会对特定地域的歌谣或红色歌谣的生成演化过程和艺术特征作以简单介绍。另一方面, 作品集中歌谣的不同的分类方法也体现着整理者对歌谣的理解和认识。第二类, 综合研究, 以期刊论文为主。从1981年至今, 共有113篇相关论文, 视角各不相同。徐德培、彭西西、刘小兰、贺新春等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研究红色歌谣对音乐、人际关系、旅游、语言、教育的启发意义;吴小川等从文化的角度探讨红色资源的当下意义;张珊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强调红色歌谣的口传史料价值;姚丽萍从女性研究出发研究红色歌谣的妇女形象;此外, 不乏红色歌谣本体论的研究, 如彭玉兰、姚丽萍、陈婷婷、陈丽、杨莉等对红色歌谣的艺术特征、思想内涵以及渊源和传承进行研究。第三类, 专题研究。王焰安编着的《红色记忆丛书红色歌谣》 (2011年) 是目前国内红色歌谣研究的不多见的专着之一。该专着描述了红色歌谣的流传方式及其宣传性、纪实性、歌颂性和变异性的特征, 重点分析讲述《红米饭那个南瓜汤———毛委员好我们在一起》等的红色歌谣的产生流传和发展的过程, 立意新颖、内容详实。

  显然, 由于红色歌谣题材的特殊性, 难免使研究陷入平均化、平庸化的境地, 所以专题性的研究应该继续加强, 这样才能有望改变整理大于研究的现状。

  二、陇东南红色歌谣整理研究现状分析

  关于陇东南红色歌谣的整理, 天水、陇南与陇东的情况大不相同。陇东的红色歌谣的整理已经相对成熟。两当兵变之前关于表达穷人苦不堪言的生活的歌谣如《长工苦》 (宁县) 、《穷人活受罪》 (环县) 等现存13首。兵变期间及之后的歌谣则充满欣喜的情绪, 其占据大多数。甘肃省文化局主编的《甘肃歌谣》 (1960年) 中收集的陇东红色歌谣《个个等红军》 (庆阳县) 等共33首;高文编的《陇东革命歌谣》 (1982年) 中收集《盼救星》 (宁县) 等61首陇东红色歌谣;《中国民歌集成·甘肃卷》中收集陇东红色歌谣《红灯照得明》 (镇原县) 等19首。后来搜集工作越发周详, 2011年高文、巩世峰主编的《陇东红色歌谣》出版, 全面地收集了其中包括了土地革命、抗日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歌谣。

  陇南和天水红色歌谣的整理及研究尚十分欠缺, 留存数量极少, 且非常分散。两当兵变前天水和陇南的红色歌谣有《养下娃娃姓蒋的》 (甘谷) 、《长工诉苦》 (天水县) 、《长工愁》 (清川) 、《跑壮丁》 (张川) 、《拉壮丁》 (两当) 、《点兵》 (两当) 、《行兵》 (武都、岷县) 、《四季行兵》 (天水市) 、《十可恨》 (天水县) 9首, 充满对现实的自嘲和无奈的情绪;兵变期间红色歌谣以《红军歌谣》 (成县) 、《想红军》 (徽县) 、《盼红军》 (礼县) 、《红军直下徽成县》 (西和县) 、《爱兵比娘亲》 (天水市) 、《秦州大捷》 (天水市) 为代表, 表达变革时的疾风骤雨和兵民鱼水情;兵变之后的红色歌谣则以《盼解放》 (徽县) 《点兵》 (陇南) 、《放哨歌》 (陇南) 、《盼解放》 (徽县) 《天变地变日月变》 (岷县) 、《社会旋旋好开了》 (武都) 、《送夫参军》 (天水县) 、《放哨歌》 (两当) 、《打日本》 (礼县) 为代表, 表达涌动的革命激情。这些歌谣分别散见于《天水民歌集成》 (1987年) 、《中国歌谣集成》 (2000年, 甘肃卷) 和陇南行署文化处编着《陇南地区民歌集成》 (1988年) 中, 还有没被收录, 散落在民间的红色歌谣, 尚有待考察其出处和时间。

  陇南相关的革命歌谣非常稀少, 笔者认为主要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从1936年7月中旬到10月底, 红军部队第二方面军为主力转战陇南, 先后发动成徽两康等战役, 先后在各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 发动群众斗土豪等, 扩大了红军的群众基础, 装大了红军队伍。但是由于张国焘违背中央命令, 强迫红四方面军擅自脱离陇东南地区, 敌我形势此消彼长, 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追击和天水王均部队的堵截下, 革命形势日趋严峻, 不得不根据中央的指令进行战略转移, 撤离陇南地区。本就脆弱的苏维埃政权被卷土重来的国民党势力破坏殆尽, 造成革命基础薄弱, 没有更多的空间去进行歌谣的创作与传播。另一方面, 多民族地区革命歌谣因艺术形式的局限性, 无法很快融入当地的艺术表现, 不能在当地群众中广泛地进行传播。

  这也导致陇南地区的关于陇东南红色歌谣的研究非常匮乏, 至今没有公开出版和发行的研究型论着和论文;就整理而论, 地处陇东南范围的天水、陇南、平凉、庆阳四市的红色歌谣整理进程参差不齐, 天水、陇南尤其滞后。天水、陇南自古以来, 命运息息相关。1933年6月, 共产党员柴宗孔在武山、甘谷、礼县、天水一带组成“西北人民自卫军”, 柴任总指挥, 打击贪官污吏, 保护人民利益;1937年, 天水“战时教师服务团”中部分老师去成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执教, 他们组织抗日宣传, 编演抗日文艺等, 诸如此类的种种历史事件都说明, 天水、陇南红色歌谣的整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共同的历史原因。因此, 以天水和陇南红色歌谣的整理为突破口的研究, 不论是对拓展陇东南红色文艺的研究还是促进陇东南文化的交流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而言之, 相比较全国的红色歌谣的研究, 陇东南红色歌谣的整理及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对于整理相对完善的陇东红色歌谣, 应该推进歌谣的内涵研究, 拓宽整理研究的视角, 可以是历时整理视角, 也可以通过共时整理方法推进内涵研究;第二, 将红色歌谣的研究做为红色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加强歌谣的文化意义和地方文化建设的挖掘, 避免让研究失去意义;第三, 也是全国红色歌谣整理研究的缺憾, 即加强专题性研究, 以点为核心, 发散思维, 寻找与其相关的历史记忆、艺术阐释和当代发展, 将红色歌谣也变成一种具有时代感的文化形式;第四, 继续拓展陇东南红色歌谣的整理研究视角, 使红色歌谣更能体现时代情怀和当下意义。

  三、以陇东为突破口的红色歌谣整理新视角探索

  在陇东地区, 流传着一部分记录战士守卫边区的生活的歌谣创作, 其中不但凝结着战士们的智慧, 也凝结着他们对前线革命的默默支持, 通过这部分生活气息浓厚、内容生动的歌谣更加凸显了革命的意义, 战士们为人民服务、保卫人民的重大意义, 凸显着与传统意义上的红色歌谣不一样的内蕴。

  一方面, “守”不但要巩固革命力量, 更要加强革命力量。常说打江山容易, 守江山难, 在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顽固派始终在寻找机会在人民内部制造矛盾, 企图瓦解人民的力量。“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 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秉承国民党五中、六中全会的宗旨, 把‘防共’、‘反共’列成施政首要任务, 公开在陇东建立‘防共线’, 并在陕甘宁边区制造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1](P115), 但是也正是留守军与这些顽固派的斗争及其胜利, 巩固了革命的力量, 极大地鼓舞人性并扩大革命的力量。

  陇东作为党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 在革命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东接延安、洛川, 西连固原、平凉, 南近长武、灵台, 北靠定边、环县。连接内蒙、宁夏、甘肃和陕西四个省, 七七零团留守陇东, 驻守着这个革命要地, 泼洒着革命战士对革命的一腔热血, 遵守着毛主席给留守兵团的重要任务:“保卫河防!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留守的战士大多是文盲, 革命是需要在思想上向党中央看齐, 文化运动作为留守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其中包括扫盲、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 口号、标语和歌谣就成为识字活动和思想教育的文化载体。在部队中流传很多留守歌谣, “一棵古树万条根, 红军百姓一家人, 红军如鱼民如水, 鱼水片刻也难分。”战士们对其进行改编润色, 使之变得更加有情有义:“陇东红枣树根盘根, 八路军和老百姓一家亲, 子弟兵是鱼呀人民是水, 鱼水深情呦心连心!”这些歌谣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 讲述了老百姓在革命中的睿智、雪中送炭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另一方面, “守”更体现了革命的本质和目的。战士与群众相处的过程中, 他们向当地老百姓学习的场景也充满生活气息, 展现军民一家的和谐画面, 展示战争年代的理想和情怀。比如留守战士们都会唱《送粮歌》:“沟娃子咬嘛鸡娃子叫, 当年的红军哥哥呦回呀嘛回来了。”“红军哥哥依回来了, 塬上沟里嘛人欢笑。老汉们乐呵呵哟送公粮, 娃儿们笑嘻喜哟扫街道;媳妇们通宵哟做呀做军鞋, 婆婆们清晨哟送茶又送枣。”“吱……!红军哥哥嘛回来了, 陇东高原嘛红旗飘。工农人民嘛当家做主人, ‘刮民党’顽固派嘛夹着尾巴跑。安居乐业嘛齐呀齐增产, 抗日救国嘛掀呀掀高潮!”“吱……!红军哥哥嘛回来了, 咱和红军嘛心一条。八路军老百姓嘛一家亲, 咱送爱国公粮嘛把心表。”[2](P193)

  在战斗中, 群众与战士们并肩作战, 在生活中, 群众为战士们做后勤保障, 战士们为群众们的生活保驾护航, 这份情谊不是一两句大话能够概括的, 而是由千千万万个具体的细节和事件充实起来。并且这些东西又会成为诗句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办社筹资本, 全团争献金。为国可捐躯, 对党能掏心。克敌渡难关, 建军何惜银?涓溪可汇海, 众志能铸城。国强军新日, 再叙陇东情!”[2](P258)

  留守的部队就像先行的开荒者, 不但保卫着后方, 并且不断创造新的生活, 开垦荒地、养牲畜自给自足、开设小工厂自己制造产品, 以满足生活物质需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开荒歌曲》无不反应这种斗志昂扬和自信的革命自信:

  “你一锨吁, 我一锨, 比比谁的力量壮?你一锄呀, 我一锄, 开荒好比上战场。上战场呀打东洋, 咱们生产为谁忙?为的是啊打胜仗。打胜仗, 保家乡。保家乡啊, 要武装啊, 抗日军民有公粮, 劳动英雄有荣光!”[2](P325)

  在留守期间战士们时刻准备着上战场的坚韧和意志也表达地更加真实和感人, 战士们并没有因为远离战场而忘记前线的紧迫, 而是抓紧训练, 时刻准备着。在歌谣《人人争当‘小炮’》中:“胡基柱, 有绝招, 投弹赛门‘小钢炮’五十米大关早闯过, 六十米纪录定来到。学他苦练加巧练, 学他出名不骄傲。训练就是为打仗, 家他国恨要记牢。子午岭上摆战场, 压风踏雷磨战刀。全连多出胡基柱, 人人争当‘小钢炮’”[2](P364)

  人民的队伍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了劳苦大众暗无天日的生活, 前线的革命轰轰烈烈, 真枪实弹, 但是后方的战斗也刻不容缓, “可怜可怜真可怜, 好比猪胆蒸黄连, 地主风车霍霍叫, 绞得穷汉泪不干”[3](P27), 就是备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归根结底, 前方的战争都是为了人民从苦难中走出来, 过上美好的生活, 而这些为人民创造生活的“留守”战士更是责任重大, 他们就是为人民主持公道的救星:“玉兰花开分两盏, 红军来了天开眼, 打土豪, 分谷田, 癞子头上把刀扳, 众乡邻, 若不信, 山冲外头走一转。”[3](P30)毛主席曾在陕甘宁留守兵团成立后的会餐上这样讲:“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 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七六九团公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 谁给我们中央这些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肖主任讲了, 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4](P320)

  战争从来都不是以战场为目的, 其目的都是为了人民安定幸福的生活, 后方的建设, 根据地坚固的堡垒才能确保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团结一致, 最终取得全面的胜利, 而这种基础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具备的。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 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在我军条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人民的支持是胜利的必备堡垒, 《解放大西北》中写道:“在防御作战中, 陕甘宁边区人民在遭到胡敌严重破坏, 兼以天早歉收的困境中, 全力支援革命战争, 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 从1947年3月到1948年2月, 陕甘宁边区动员担架民工近30万人, 向后方运送伤员所用牲畜2.8万余头;参加运送粮草、弹药等物资者128.2万余人次, 出牲畜128.4万余头次;为军队磨面、炒干粮、做军鞋等项, 计用民力65万余人;还参加了修工事、押送俘虏等战场勤务。边区人民坚壁清野, 对敌人封锁消息, 给我军带路、报告情况, 使进入陕北之敌变成了聋子、瞎子, 而我军却能随时事握敌人动向, 有利于捕捉战机.及时围歼敌人。陕北战场的防御作战, 是一场最广泛、最生动的人民战争。”[5](P8)我军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始终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总而言之, 笔者认为对陇东南红色红色歌谣的整理研究将不应该拘泥于它的一般概念, 即不应该仅仅围绕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鼓励和倡导下, 流传于苏区、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歌谣而展开, 而是应该将历时的概念融入共时的历史和情感, 不但强调革命事实和历史, 也应重视表达革命的情感;不但重视歌谣宏观的内容, 也要重视歌谣微观的细节, 而细节往往更加具有活力, 更能体现歌谣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坚守, 这也恰恰体现红色歌谣整理研究的当下意义。

  参考文献:

  [1]马西林, 王钊林.陇东革命斗争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5.
  [2]张才千.留守陇东[M].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
  [3]杨尚儒.革命故事星星之火[M].作家出版社, 1959.
  [4]耿飚.耿飚回忆录 (1909-1949) [M].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5]黄江海.解放大西北[M].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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