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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作家商晚筠小说中的本土中国性

时间:2018-07-11 16:06作者:学位论文网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马来西亚作家商晚筠小说中的本土中国性的文章,考察商晚筠小说中的本土纠结, 我们不难发现其相对敏锐而独特的对本土中国性的描绘与建构, 其中既有内部的对视, 包括回望中国、代际和同代差异;又有反思其自身的衍异, 包括批判传统劣根性, 揭示现实复杂性及讴
  摘要:考察商晚筠小说中的本土纠结, 我们不难发现其相对敏锐而独特的对本土中国性的描绘与建构, 其中既有内部的对视, 包括回望中国、代际和同代差异;又有反思其自身的衍异, 包括批判传统劣根性、揭示现实复杂性及讴歌人性温暖。难能可贵的是, 她还是较早关注异族叙事的小说家, 无论是对印度人的悲歌记录还是对马来人的温馨与壮烈都有相对精彩的状摹。而值得一提的是, 杂货店的被借助功不可没, 无论是作为视角、场景, 还是一种没落的传统都有值得关注之处。
  
  关键词:商晚筠; 本土纠结; 本土中国性; 异族叙事; 杂货店;
  
  A Study on Local Entanglement in Shang Wanyun's Fiction
  
  Abstract:Through exploring into Shang Wanyun's local entanglement in her fiction, we can find her special pursuit of mapping and constructing native Chineseness.It includes deep reflections on historical China image and contemporary Malaysian Chinese.She pays her earlier attention to alien races and deeply describes Indian and Malaysian life.What is worth mentioning is her drugstore portrayal, which can be a viewpoint, a scene and even a declining tradition.
  
  Keyword:Shang Wanyun (a well-known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 local entanglement; native Chinese-ness; narration on alien races;

华人文学
  
  作为马华文坛的英年早逝者, 商晚筠 (1952-1995) 既是一个个性独具者, 又是一个后辈作家不得不致敬的前辈作家, 无论是书写大马, 还是探究女性内心 (包括女同性恋) 及其与社会的张力关系都在在可见, 如黎紫书 (1970-) 就是一个这样的承续和弘扬者。粗粗看来, 商晚筠的创作产量并不算高, 主要有《痴女阿莲》 (台湾联经, 1977) 、《七色花水》 (台湾远流, 1991) 、《跳蚤》 (马来西亚:南方学院文学馆, 2003) 及散作若干, 但其出产中的精品率较高。即使从相对狭窄的获奖视角考察, 她在1970年代已经光彩夺目:1977年2月以《木板屋的印度人》荣获《幼狮文艺》举办的台湾短篇小说大竞写优胜奖。《君自故乡来》于同年9月勇夺台湾《联合报》第二届小说佳作奖。1978年她又以小说《痴女阿莲》荣获《联合报》第三届小说佳作奖。在1978年, 以《寂寞的街道》与方野和石川分享南马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小说组“王万才青年文学奖”.如果从留台/在台马华文学的视角看, 商晚筠也是马来西亚留台生最早在台湾获小说奖的创作人, 亦具有文学史意义。
  
  相较而言, 有关商晚筠的研究亦相对丰富, 除了各类散篇以外, 主要包括马来西亚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编的《商晚筠研究资料集》 (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 2000) , 张丽萍着《女性的垄断:商晚筠小说的书写策略与语境》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 2008) 等, 而相对独特的较长篇论文还包括陈鹏翔教授的《商晚筠小说中的女性与情色书写》 (收入吴耀宗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 台北:万卷楼, 2003年版) 等。
  
  上述研究, 要么基础扎实, 要么视角新颖, 比如仔细考辨其作品中的女性性特质 (sexuality) 追寻及其边界, 可谓开人眼界。但似乎也有可开拓的空间, 论者一再指出商晚筠书写的阶段性和主题性, 如“商晚筠的小说创作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977年12月, 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痴女阿莲》在台湾出版, 这是她早期的作品集成。早期小说清新自然, 具有浓郁的南洋乡土气息, 字里行间常搀杂潮州话、马来话等方言土语, 多以华玲为空间背景书写家乡的社会变迁、人物风情。1991年7月, 《七色花水》出版, 这是她创作中期的代表, 也是其走向成熟的高峰期。她的视野更加开阔, 广涉家乡、华玲、马泰边境、吉隆坡、新加坡等乡村与都市”[1]1064.
  
  在我看来, 商晚筠的本土书写自有其独特之处, 恰恰是由于生活相对困顿与挫折不断, 让很多时候身居底层的她痛定思痛, 实现了“诗人不幸读者幸”的升华, 不仅贯穿其文学生命始终, 而且亦颇具题材的开创性和包容性。甚至有时由于阅读视野的不同, 亦可能对其有误读之处, 比如《夏丽赫》的论争中就有此类情况。商晚筠作品中的本土纠结可分成如下层面:一是本土中国性, 其中既有对视, 又有衍异;二是本土多元性, 她是擅长写华族以外种族的优秀作家。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其作品中念兹在兹的“杂货店”书写, 如人所言, “这五年多她颠沛流离, 心里的房舍依然保留住自小到大生活成长的场所。她内心深处眷恋难忘, 爱恨交织于心的依然是杂货店, 似商晚筠毕生的创作中, 徘徊于杂货店之间。”[2]421正所谓“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它既是一种视角, 又是一种场景, 当然亦可能喻示了一种逝去的传统。
  
  一、本土中国性:对视与衍异
  
  毋庸讳言, 不同区域华人文学中的本土中国性和中国大陆文学的中国性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张力关系:一方面, 它们共享相当精深而多彩的中华性交集, 而另一方面, 它们又具有互补性, 也即本土中国性当中亦含有其他区域/国家中国性所不具备的异质性。而耐人寻味的是, 商晚筠作品中对此有相当精彩的反映、再现乃至发展。
  
  整体而言, 回到马华文学本土中国性内部, 尤其是结合商晚筠的作品书写, 可以分成两个层面:
  
  (一) 对视
  
  商晚筠更善于从个体或家庭层面折射哲思、人性或中国性寄托。而对视层面若从逻辑层次思考, 既包括中国移民在本土化过程中对自我的过去的审视, 同时又包含中华文化传统在落地生根之后发生的新的变异, 比如其间的代际差异, 甚至在同代之间亦有差别甚至隔膜。
  
  1. 回望中国:
  
  《林容伯来晚餐》。某种意义上说, 在这篇小说中, 商晚筠呈现出她对本土中国性发展的精致思考, 其中又可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对作为中华文化符号象征的客人---林容伯的到来铺叙。在小说中, 林容伯既是有恩于主人公家庭的具体存在, 同时他的做派又是文化中国的隐喻, 为此, 不管是叙述者“我” (小姑娘) 还是母亲秋妹都要认真细致地大肆操办各色馔食, 而在买菜过程中却又再现了本土市场 (巴刹) 的多元混杂特征。同样, 作为座上宾的林容伯也的确表征了中国文化传统, 观念上如此 (比如自己享受齐人之福, 同时劝说“我”父亲娶妾生子, 比如相对狭隘的潮州籍观念, 等等) , 做派上也如此, 而祖母对他的毕恭毕敬也呈现出对待传统的态度。
  
  第二个阶段则是现实中的林容伯。林容伯在较长时间内开垦的荒田在成为良田后却被殖民者的继承人以一封公函索回开发, 只可能支付较低的赔偿金, 因此他纠结乃至痛苦迷茫。而“我”的父亲木村却当即指出林容伯的犹豫乃至昏聩之处, 与其纠缠于不熟悉的法律与情感折磨, 不如往前看, 拓展新事业从而壮大家业。他们两代人的冲突或创业理念差异恰恰象征了落地生根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部分落伍而新一代的务实创新占了上风。
  
  2. 代际差异:
  
  《寂寞的街道》。表面上看, 这篇小说中更多反映出父母和出国留学的儿子之间的代际差异。比如关于挣钱/花钱或理财。父母含辛茹苦, 而且精打细算;儿子相对大手大脚, 具有享受的理念:比如在选择旅行箱时选用精致小巧的品牌货而非务实庞大的大行李箱, 而在为二老选礼物时买相对高级的礼物, 如手表和翡翠玉镯, 但似乎也可以理解的未讨得欢心 (母亲不小心打烂了手镯, 父亲则眷恋用了多年的旧手表) .当然, 在下雨天打的回家的路上看到雨中的镇上炒粿条的父亲时, 儿子选择装作没看见继续赶路回家, 这也让父亲难过。这份双方误解的真心最终还是以真爱化解, 父子达成默契, 善意欺骗担心过多的母亲。
  
  这篇小说当然还有更深的层次, 那就是已经相对本土同时又略显陈旧的本土中国性如何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后现代文化的冲击问题, 包括其中的就业观念, 父辈更坚守“父母在, 不远游”的理念, 希望儿子就近做传承华文的教书匠, 而儿子却另有展翅高飞的打算。从此视角看, 这其实并非单纯的代际更替问题, 而是更新的文化元素如何更新并丰富本土中国性问题。当然最终结局是皆大欢喜, 同时又以不变的真情统摄二者。
  
  3. 同代隔膜:
  
  《痴女阿莲》。表面上看, 《痴女阿莲》讲述一个长相相对怪异 (尤其是体型和走姿) 、智商较低且具有狐臭的大龄女青年青春萌动但受辱的故事。商晚筠相当巧妙地切入痴女内心, 彰显出她相对自然和本能的追求, 偶尔在其思维的缝隙中可以感知其天真烂漫、清新可喜的另一面。当然我们也可以上升到其破碎自我闪现的高度, 如人所论, “痴女白莲在男主角阿炳眼瞳中看到自己的影像, 她从未经验过的男性同情的注视让她首次知晓自我的存在……商晚筠借此透露, 即使痴女, 也憧憬拥有自我的完整性。”[3]121
  
  更耐人寻味的则是其隐喻意义, 若阿莲可视为本土中国性的畸形或变异发展, 但无论如何她都是本土出产, 作为华人圈乃至社会语境如何理解并接纳这种中国性。相当悲剧的是, 当时当地社会不仅没有理解她, 而且让她变成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或代表。更悲剧的是, 其弟却是伤害她最多的人。某种意义上说, 其弟可视为男尊女卑传统中国文化的代表, 他的歧视、暴力恰恰反衬出传统中国性对变异本土中国性的误读、歧视乃至仇恨。
  
  (二) 衍异
  
  商晚筠同样也以小说形式考察了本土中国性的衍异层面, 其间呈现出她相对严肃而又深入的思考。
  
  1. 抨击传统劣根性。
  
  某种意义上说, 恰恰是由于多元文化冲击中保持华人身份认同1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让新马华人社会可能保留了相对丰富与繁复的中华文化传统。但同时吊诡的是, 其间亦有不少是文化糟粕, 从此角度说, 商晚筠对文化传统劣根性的批评和抨击恰恰也是向五四一代致敬的表示。
  
  《未亡人》一文中, 新寡的儿媳美娘并无子嗣, 但核心真实原因是因为医学报告表明老公安生无法生育, 但她因为爱他决定为其守寡。但具有既往守寡经历的婆婆一方面将不育责任推给儿媳, 另一方面却又质疑她的恒心、目的与动机, 而且也追问其家庭收入。从此角度看, 一个曾经为传统糟粕伤害的前辈 (婆婆) 却强化乃至再造了传统, 把原本是个人选择的神圣性和可选择性变成了负罪的必然性和死心塌地, 甚至于骄傲于这样的传统, 实在是可悲, 商晚筠通过这样的方式清算文化传统对人的戕害。如人所论, “商晚筠藉由这些人物的塑造, 隐约表达中国传统对女性的扭曲, 以致女性沦为第二性, 靠着一些积非成是的残陋观念苟延下去。”[4]193
  
  2. 再现现实复杂性。
  
  这结论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实际上, 商晚筠对其呈现也别具匠心:既有对地缘 (华玲中心) 、血缘 (家族/家庭) 、业缘 (多元并存, 如记者、理发师、巫妇、党派候选人、设计师等) 的扫描式呈现, 又有性别方面, 尤其是女性人物层面的集中展示。如人所论, “将华族的政治、文化遭遇纳入原住民的生活视野, 使历史反思获得一个更开阔的视域, 则恐怕只有商晚筠的小说《暴风眼》了。”[5]332
  
  我们不妨就以《暴风眼》为例加以说明。其中既有记者行当专业内部的让人气短---留台生回大马学历不被承认从头打拼的尴尬、艰难与努力不懈, 同时又有办公室政治的尔虞我诈, 以颜值诱人的相对平庸者乔潘偏偏可以挫败才华横溢、个性独具、成绩卓着的女主人公度幸舫。她不屈抗争并自我放逐到北方边陲小镇, 在非法移民的威胁中, 异族村民拔旺挺身而出为救她而身中枪弹身亡, 两相比较之下, 反倒更反衬出本土华人社会的复杂性。
  
  3. 讴歌人性温暖。
  
  商晚筠指出:“不要说对女性, 对人生我都是相当悲观的。人事无常, 人, 任何时候都会消失, 一下子就不再存在。人性, 也难以捉摸。” (《跳蚤》) .但在小说实践中, 她虽然书写悲剧、折磨与苦难, 但却同时辅以人性温暖。比如《蝴蝶结》可谓是一个强烈比较, 做妓女的生母不负责任, 生育后抛弃了她;未曾生育的养母却对她视如己出, 而且还鼓励她莫忘生母, 两相比较, 令人不胜唏嘘, 悲剧之中依然凸显人性温度。《轮迹》中书写按照世俗惯例不太成功---无固定职业的父亲, 他的帅气、体贴、好脾气让人怀念与感恩, 书写中充满了回忆与温馨。
  
  相当耐人寻味的还是长于书写女性的商晚筠对姐妹情深的精细刻画。《季妩》中表面是以季若的口吻书写季妩之种种, 而实际上却呈现出妹妹与姐姐同父异母关系中血浓于水的温情:季妩至死都记得妹妹, 而妹妹亦是姐姐的好友并固执地尊奉有争议的后者为偶像。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七色花水》, 美丽贤淑的姐姐与妹妹相依为命, 她屡屡遇人不淑---一再为男友陈顺年欺骗, 最后却斩断情魔, 铁了心照顾妹妹, 鸡心牌中的情侣合影变成了姐妹。诸如此类, 令人感觉到了人性的温暖, 尤其是女性世界内部的美好可能, 如人所论, “商晚筠的女性世界包含了温情、希望、获救的可能, 它蕴含了丰富的女性文化和社会文化症候, 象喻性地表明了在商品化和社会变化之中女性之间寻求自我保护、自我空间的坚强努力。”[6]238
  
  二、本土多元性:异族叙事
  
  从理论上讲, 本土中国性的丰富和壮大绝对反对固步自封:从商晚筠身居的大马华人社会实践来说, 本土中国性必然是多元的, 异族介入和对照从此角度看恰恰既是一种既存, 又是一种可供自反 (selfreflective) 的观照。相当耐人寻味的是, 商晚筠不是泛泛而谈异族的表面色彩, 同时亦相对深入其内心世界, 甚至偶尔达致了人性探勘的企图/高度。
  
  (一) 印度人的悲歌
  
  相较而言, 大多数印度人在新马社会居于中下层乃至底层, 因此其生活中亦不乏种族特色的悲歌。商晚筠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叙述:
  
  1. 印象及刻板印象。
  
  不必多说, 商晚筠在其小说中呈现出华人眼光看待印度人的常规印象。如《木板屋的印度人》一文中, 提及男人喜欢喝廉价而刚烈的椰花酒发酒疯, 女人的头油味道浓烈、头虱肆虐、体味别致, 其中既有他们乐天知命的一面, 同时又有对他们自我麻醉、本性难移性格的批判。
  
  当然, 中间也偶尔涉及到印度人的职业和低收入, 比如《疲倦的马》中涉及到印度茶档及其抱怨的主人, “我们去印度茶档口吃茶的次数较少了。印度人不曾停止诅咒好时光倒闭。他一直埋怨茶水生意跌了八十巴仙, 但他不曾萌生关闭茶档的念头。” (《七色花水》) 甚至她也写到新加坡的印度人的落魄, 失业的“我”碰到印度割草工, 却不期然看上了其脚踏车, 为了生计, 他八十块钱卖掉了儿子的男用脚踏车。但“人人有本难念的经”, 他因此被老婆骂, 也被孩子抓破手肘弯, 为此他感慨道:“八十块其实是很便宜的价钱。生活, 你懂吗?总不能在屋子里摆一部光看不能吃的漂亮东西。现在的孩子疯了, 玩BMX, 两百八十多一辆, 我孩子是疯了, 也不想想他老爸一天得割多少草才凑足一顿饭。” (《七色花水》) 偶尔, 她也会一笔写出印度人的热心帮忙及底层性, 如《卷帘》中提及印度人过来帮忙烧竹卷帘, 未烧的就带回家自己用了。
  
  2. 悲歌绵长。
  
  更为动人和颇见功力的是商晚筠对印度人悲歌内部人性的探勘, 这尤其以《木板屋的印度人》为代表。理发师一家为谋生搬进了曾经的鬼屋, 他们锱铢必较, 努力追求幸福生活, 但也为了争抢伪善的金龟婿沙里耶, 二女儿密娜姬甚至对他始乱终弃的前情人大打出手, 但最终结果表明, 沙里耶在得到密娜姬的身体之后却惯性毁约未娶。于是怀孕的密娜姬变成类似隐身人的存在, 甚至在发烧难忍时出来买药也遭到母亲的责骂与羞辱。
  
  同样, 理发师的妻子却也不是善茬, 她不仅脾气很差, 骂人时口不择言, 而且曾经给理发师戴了绿帽子, 指出密娜姬根本就不是他的种, 而且现在他也养杂种女儿肚子里的种 (《木板屋的印度人》) .俗话说, “仓廪实而知礼节”, 恰恰是因为贫穷和其自身的劣根性 (欲望强烈、甚至不择手段、得意忘形) 而让这悲歌绵长, 固有的家庭温暖、父辈恩爱、亲情动人都变成了阙如。
  
  (二) 马来人的温馨与壮烈
  
  毋庸讳言, 商晚筠的小说中亦有对马来人的刻板印象, 如贡头。2小说《巫屋》中的“我”为进过马来巫妇神婆房间的母亲的精神失常而苦思破解之道, 后来按照道听途说的方法将几片猪肉油丢到巫屋附近, 当然无济于事。但身居多元种族杂处的商晚筠更能看到马来人的诸多优点与人性深度。
  
  1. 温馨。
  
  《九十九个弯道》是一篇貌似平淡的小说, 其实却具有较深的象征意义, 这弯道其实也表征了人生或婚姻的复杂性。参加友人 (情敌) 钟益婚礼的中学校长李岭生和妻子白玉蝶感情不睦, 他们互相猜疑, 并未如婚姻表面或开始宣称的那样合二为一。恰恰是因为突发事件---剿共, 他们被迫在公路上过夜, 然后他们各自找人攀谈。而他和剿共的马来队员直面, 后者提及他有一个美丽的马来女友, 若这次幸存, 他们就结婚, 这让他开始深深自我反省。最终这个马来男子对爱和美好的珍惜与渴盼感染了他, 让他和妻子准备敞开心扉、努力挽救并完善他们的婚姻。而《林容伯来晚餐》中也提及华人小姑娘“我”与巴刹里卖竹筒饭的马来老妇女涅涅之间的融洽关系, 完全是跨越种族的温馨。
  
  相较而言, 《小舅与马来女人的事件》中马来人的角色显得相对边缘, 而且往往是被凝视的---她毋宁更是被华族社会偏见观照之下的对象。然而在短短的几次出场中, 她身上却闪着平凡之光。第一, 她温顺, 且和小舅精神默契, “小舅过去, 拿了香烟, 女人帮他点上。小舅没再过来, 两手插着腰, 低低的和女人说了些话, 女人忽而偷偷瞧我, 忽而看着小舅。小舅尽在说话, 女人尽在点头” (《跳蚤》) .第二, 她亲切、美丽不俗。第三, 她有亲情, 儿子拉曼发烧, 她冒着被奚落和羞辱的危险上门问头家借钱;第四, 她善于割胶, 远比新请的印度人专业;第五, 她有情有义, 被劝离开小舅后却也坚持等着头家话别, 不遇后携子远走娘家。商晚筠以这样的方式表明, 如果她是华人血统, 她将是一个典范女人, 却因为种族偏见而被棒打鸳鸯。但实际上, 小舅的坚持却呈现出这份真爱的长久, 如商晚筠所言:“这本小说是没有把结局写出, 但是你可看出最后应是圆满的。” (《跳蚤》)
  
  2. 壮烈。
  
  商晚筠还塑造了相当有个性的马来女人形象, 如42岁风姿迷人、努力追求自我及个性的马来便衣女警夏丽赫。在这个中篇中, 自然不乏其他支线, 如女主人公夏丽赫和“我” (雅丽) 跨越种族的友情, 当然也包括了对夏丽赫前夫好吃懒做、其子耶谷的背叛的批判, 但核心毫无疑问还是对夏丽赫的复杂形塑。柳非卿 (梅淑贞的化名) 认为, 这个小说问题多多, 比如夏丽赫为何不寻求宗教司 (Khatib) 的帮助呢?且批评道:“从思想性来看, 《夏丽赫》也是脆弱的。雅丽是一个八卦又迷信又刁钻又自卑又自大的家伙, 虽然她不怕人言可畏而毅然和夏丽赫交往是她的可取之处, 可是她对自己嫂子的思想态度都是要不得的。夏丽赫就比她可爱得多, 可是她为什么要‘永远失去自己’呢?她的死能给予什么启示?没有, 连耶谷都会无动于衷, 更遑论读者了。撇开思想性不说, 内容也无甚独特之处, 尤其是种种谬误, 使人觉得作者是不是落笔得太轻率了。”[7]110平心而论, 这篇评论写得并不好, 第一, 过度纠缠于小说中的人物性格, 尤其是雅丽, 换言之, 雅丽无论好坏, 并不影响主人公夏丽赫的塑造, 也不会影响她们的友情。第二, 过度纠缠于现实解决方案而无视人物的浪漫性和个体性。
  
  在我看来,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夏丽赫在婚姻失败之后初步觉醒的巨大变化---个性独具, 甚至有点我行我素的派头 (这也意味着她很难或不屑求助于宗教局) .实际上, 两位关系相对密切的女人都需要面对来自现实和文化传统的压制, 而夏丽赫显然更具有反抗性:她深爱小她十多岁的男友耶哈雅, 也准备突破困难结婚, 结果前夫哈山前来阻挠而且和儿子耶谷联手诬陷, 搅黄了二人的婚事, 耶哈雅也以成全他们家庭的名义离开了她, 而好友“我”对夏丽赫也有不信任成分。四面楚歌之中, 她认真思考后吞枪自尽, 以相当壮烈的方式殉情。换言之, 在夏丽赫看来, 她只有一死才能为自己可能的清白辩护:最终男友感到了自己的懦弱, 儿子耶谷承认自己撒谎诬蔑。某种意义上说, “我”雅丽当然也有缺陷, 即使如梅淑贞 (柳非卿) 所言, 其实反倒可以反衬出夏丽赫的浪漫、可爱与决绝。商晚筠其实根本不必过分在乎梅“毛躁”的批评, 毕竟, 雅丽也并不就等于商晚筠。
  
  除此以外, 商晚筠小说中也出现过其他种族, 如泰国人 (暹人) 和有关高僧等。从此角度看, 他们的存在既是一种事实, 也是商晚筠在熟悉现实生活之后的一种反映与再现, 尤其是考虑到商晚筠是在1977年前后强势崛起, 并且已经敏锐而深刻地展开异族叙事, 虽然偶有刻板印象, 但起点较高, 有初步的种族对话追求, 为马华文学异族叙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甚至也部分超越了大多数作家的本土书写, 具有相当耐人寻味的文学史意义。如人所论, “商晚筠是马华文坛一个特殊的小说家。她以异族人物为书写对象的小说并非指导意识的产物。她这类小说体现了一个马华作家的本土性与人文精神, 我们也从她对细节描摹的示范中看到建构马华文学主体的可行性。”[8]366
  
  三、杂货店:视角、场景与象征
  
  李瑞腾教授在给《七色花水》作序时指出:“一九五二年出生于北马吉打华玲的商晚筠, 是一位杂货商的女儿这样的背景使得她的早期小说充满南洋乡土色彩, 彰显北马华人的生存与生活上的诸多现象, 像居住环境、家庭生计、爱情与婚姻、社会适应以及种族关系等, 都很容易在她的作品中发现具体的描述”, “但商晚筠终究要走出她的杂货店, 走出华玲的。” (《七色花水》序) 这是一个相当犀利的观察, 但商的杂货店书写的确还可做更进一步的理解与考察, 实际上她的书写从杂货店开始, 走出杂货店, 又返回杂货店, 但杂货店也已经没落了。无论如何, 恰恰是杂货店的被借重, 让商晚筠的小说叙事更上一层楼。
  
  (一) 视角
  
  在《木板屋的印度人》中, 某种意义上说, 作为视角的杂货店自有其独特功能, 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其近乎全知视角的功能。正是由于杂货店具有相对齐全、多元的货物才会让人们一次次前来购物并满足需求, 而恰恰是这样的时空可以让叙述人对小说事件的发展尽在掌握, 甚至一览无余。好比鲁迅的《孔乙己》中咸亨酒店的小伙计视角, 他比一般人更能真切而全面地掌握好喝一口的孔乙己的行踪和命运。
  
  另一方面, 作为视角的杂货店恰恰也可以成为经由物质性探勘人性的孔道。《木板屋的印度人》经由杂货店视角既可以探知理发师一家人的吵吵闹闹、恩恩怨怨和婚恋的后续发展, 乃至密娜姬怀孕之后闭门不出但因发高烧不得不腆肚出门买药的进展都可借此推进, 但同时又可以经由他们购物时的斤斤计较, 乃至顺手牵羊 (贪小便宜) 看出他们在贫穷之中的挣扎与无助。从此视角看, 这不该被肤浅地视为商晚筠的刻板印象, 而是杂货店商人视角之下对不同异族的规律总结乃至洞察, 未必全面, 但相对真实。当然, 商晚筠也批判过杂货店角色里面寄托的过度物质性, 比如《痴女阿莲》中商晚筠其实也刻画了歧视、羞辱并欺骗阿莲的老生婆的丑恶形象。
  
  (二) 场景
  
  在《人间·烟火》中, 当杂货店作为叙事的场景存在亦有其独特的功能, 比如经由店铺可以看出人的性格和取向, 或者是办事能力, 甚至是抒情气质, 即使在商晚筠未完成的作品《人间·烟火》中亦可见一斑。父亲许百洲外头搞女人生了一对孪生儿子以为老来得子, 谁承想一场车祸导致母子三人丧命。老人笃信自己会有儿子送终, 又娶了女儿许典尔的高中同学陈谨治, 父女因此关系紧张。但老人最终在让一盲人算命先生摸骨算命后处理了自己的财产后就从人间蒸发了, 于是陈谨治电请许典尔回家处理后事。
  
  在这篇小说里, 杂货店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场景, 从对抗的层面看, 陈谨治治理龙记店面井井有条, 既有“我”的观察和自认弗如, 又有客观描述:“入傍晚, 顾客开始多了, 熟客除了关心许百洲失踪的事, 也问及我这些年离家在外的情形, 少不了对陈谨治大加夸赞。” (《跳蚤》) 显然她颇有经营能力和良好人缘。而许典尔住在阁楼, 则相对孤僻, 人缘亦差。在许百洲和许典尔之间貌似死对头, 却有着相同的某类气质, 如喝茶, 但嗜茶如命的老爸在听了女儿劝告后也可以放弃喝浓茶。同样在经营方式的现代化和熟谙顾客心理上, 父女又惊人地一致:“一律用他那套密码, 挺麻烦的, 价格不一, 顾客喜欢讨价还价。”虽然陈谨治的经商更有效率也更成功。当然, 作为场景的杂货店其实也成为两个女人拼凑许百洲复杂形象的一个抒情空间:正是从各自的视角、相关联的历史记忆才相对清晰地展现出许百洲性格的发展历程和内心真实, 当然也可能彰显出更复杂的情感空间及其寄托途径, 比如也可能描绘出二位女子之间的情感纠葛:“龙记与货栈这两个分别在一条小河两岸的地点代表谨治与典尔身份的重要性”, 从现实之桥到心灵之桥, “横跨两位女性, 以题旨人间、烟火这两个茶壶, 暗示这两位女性下半生如何相处的故事。”[2]427
  
  (三) 传统
  
  在《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中, 不必多说, 家庭长期经营杂货店的商晚筠自然也感知到杂货店的象征内涵和实际命运。比如它面临的现代化冲击, 既可能是大型超市或连锁店的价格、环境、服务冲击, 又可能是新兴产业---房地产对上好地段吞噬性要求。《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就涉及到类似议题。
  
  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文化传统的杂货店。老人的习惯是只租不买, 一方面是因为地租便宜, 同时“老一辈的人整天向他灌输回唐山老家买地置业的观念”.但现实是, 子女们认为, “现在的地值钱, 老店破破烂烂的, 要来干嘛, 当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怕吃亏, 怕上人家的当, 怕人家笑他花冤枉钱!” (《跳蚤》) 但在老人眼里, 包括那棵老树都有神灵保护, “阿义, 我们店前那棵老树, 我想多烧几炷香, 谢谢土地公保佑我们这四十多年来一家平安。”
  
  其次是日益落伍的经营传统。以前生意好的时候, “那是好久以前, 店里生意, 雨天从来也不淡, 简直把父亲和正云给忙得手脚都断了”甚至让小伙伴们羡慕他们家从来不缺零食吃, 甚至阿义把零食偷出来分享时被抓。相当悲剧的是, 恰恰是当年羡慕他们并分享过零食的柏年力图买下杂货店的地皮大力发展房地产, 并说“正义, 你也是做生意的, 要赚大钱, 眼光要放远, 现在最需要的是迷你市场, 二十四小时营业那一种, 你那间杂货店, 不行啦!”毋庸讳言, 新的经营方式也让老人难以理解, “怎么会这样呢?做了四十多年, 外头那些银行倒闭的倒闭, 大生意倒账的倒账, 我们规规矩矩的, 没欠人家也没被人倒账, 政府人逢年过节突击检查店里物品统一价格, 白米执照缴税单, 每一件清清楚楚, 发展商干嘛要拆我们的店, 叫我们搬?”
  
  虽然小说最后正义因为保护父亲驾着货车冲向了挖泥机并命丧其下, 或许因此吊诡地保留了老人的杂货店, 但更多是成为自得其乐的存在, 而且连外甥们都不大愿意前往外公的小店, 这意味着中华文化传统必须转换方式才有可能真正长存。
  
  四、结语
  
  考察商晚筠小说中的本土纠结, 我们不难发现其相对敏锐而独特的对本土中国性的描绘与建构, 其中既有内部的对视, 包括回望中国、代际和同代差异;又有反思其自身的衍异, 包括批判传统劣根性, 揭示现实复杂性及讴歌人性温暖。难能可贵的是, 她还是较早关注异族叙事的小说家, 无论是对印度人的悲歌记录还是对马来人的温馨与壮烈都有相对精彩的状摹。而值得一提的是, 杂货店的被借助功不可没, 无论是作为视角、场景, 还是一种没落的传统都颇有值得关注之处。
  
  本文主要聚焦于可以自由出入内外的马华女作家商晚筠的本土关怀, 但可以继续反思的是, 如果“一带一路”倡议意图顺利实施, 从文学角度来看, 首先必须实现对不同区域多元文化繁复性的尊重、熟稔与借鉴, 而当地华人文学则是最好的孔道之一。不必多说, 上述诸种论述或许只是丰富、立体化有关论述的开始或一个面向, 更宏阔多层的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及时跟进, 这样可以更加凸显其自身优势;同时反过来, “一带一路”的思维结构或许也为华文文学及其研究带来新视野, 也值得有关学界勤于思考及时消化, 甚至可能产生卓有成效的问题意识。
  
  参考文献
  
  [1]马峰。商晚筠[A].何启良主编。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第三卷[C].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 2014.  
  [2]许通元。花开两枝未绽先凋--哀叹商晚筠最后两篇未完成的小说《跳蚤》与《人间·烟火》[A].陈思和, 许文荣主编。马华文学·第三文化空间[C].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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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柳非卿。评《夏丽赫》[A].蕉风[C].马来西亚, 1978.  
  [8]庄华兴。他者?抑或“己他”?:商晚筠的异族人物小说初探[A].许文荣主编。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马来西亚:南方学院, 2001.
  
  注释
  
  1 有关国家认同论述可参崔贵强着《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 新加坡:南洋学会, 1990年版。  
  2 又称“降头”.有关英文简介可参A.G.S Danaraj, Mysticism in Malaya (Singapore:Asia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梅井《贡头的故事》, 2003年9月16日上传, 马来西亚孝恩文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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