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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的现状与困境

时间:2018-05-31 10:34作者:南山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的现状与困境的文章,文学对社会历史变迁的追踪及想象的征程从未停步, 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场景和生活内容中, 这种追踪和想象恰恰显现出文学场域对现实追问的权力意志。
  摘 要:“留守与流动儿童”是中国现代化的代偿物, 充满悖论地为文学提供了新题材、新人物形象、新的心灵图景, 对既有的“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提出了挑战。其作品存在着成人作家代言的困境、形象主体的同质化、童年生活空间叙事的封闭性等问题。该类作品固定的、特定的修辞表达, 将其维持在一个狭小的格局内。
  
  关键词:留守与流动儿童; 中国式童年; 文学困境;
  
  文学对社会历史变迁的追踪及想象的征程从未停步, 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场景和生活内容中, 这种追踪和想象恰恰显现出文学场域对现实追问的权力意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裂变、重组所带来的当代“中国式童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短短三十年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童年模式的“同一性”的颠覆;社会分层对城乡儿童生活及精神面貌的深远影响与重塑;不断变更的媒介文化对当代儿童的群体与个体的裂变式、代际式影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 共时性地在这片土地上相生相斥, 交互而杂糅地建构了当代“中国式童年”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这一历史语境和社会镜像中,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亟需对“中国式童年”的新形势、新现象、新命题作出回应。


  
  近四十年“中国式童年”的文学书写, 也是中国的童年观、艺术观的探索过程, 并通过童书的发展和交流、全民儿童文学阅读圈的建立和广泛认可, 生成了以都市儿童阅读喜好为取向的“中国式童年”的基本样貌。就这一局部丰富性的本土原创作品而言, 理论体系和批评话语尚未能超越对现象的描述, 并与文学创作合力构成儿童文学良性生态的自主性、合理性。
  
  “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还表现为上述文学和文化资源基本集中于都市 (尤其是一线中心城市) , 造成了对城市边缘和农村儿童的遮蔽。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代偿物“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大规模出现, 是“中国式童年”的重要一种。尽管新世纪以来, 对这一群体的文学书写不绝如缕, 但是其数量和质量均差强人意。其创作主体多为“他者”、“局外人”的成人, 其创作的初衷和目的往往是“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 苦难叙事下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呈现和呼吁;以留守儿童对苦难的承受能力、责任意识为参照, 成为责任意识缺失、养尊处优的都市儿童的“鲜活教材”;甚至是题材优先论意识下, 为评奖而定制的作品。作为另一种“中国式童年”, “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文学书写不应是新闻报道的加强版、社会学素材;不应是泛道德主义对权力和市场的双重迎合;不应遮蔽了原子化个体的真实, 而抽象为人物形象、情节模式雷同的“普遍性”;不应屏蔽城乡不同空间之维---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都市儿童、不同阶层的成人, 以及风景、环境等自然与社会的网格, 而仅满足于对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所谓“本质主义”肖像的勾勒。
  
  目前, 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文学书写只是一种固定的、特定的修辞表达, 只维持在一个狭小的格局内, 并以失去留守与流动儿童在内的文学接受需求为代价。如果能将这一群体放置在不同阶层的儿童与成人的对话、互动中, 并在这一参差对照中生成留守与流动儿童的主体性、童年个体命运诉求, 以及当下“中国式童年”的主体间性、历史动态, 那么中国儿童文学才能够以生动的表现力和深刻的感染力、合适而成熟的艺术表现形式, 实现自身的责任担当。由此, 文学应有的干预精神与社会现实的历史遇合, 恰能激起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内外秩序的回响和整合, 从而诠释“中国式童年”的广度和深度, 这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葆有品格、品质和现代锋锐性的实现路径。
  
  一、“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的现状
  
  一方面, 1978年以来随着儿童本位理论的回归和拓展、艺术探索和对外交流的深入, 对儿童读者阅读感受的重视, 以及童书出版在政令扶持、社会多方聚力再到市场经济模式的营销推动下的不断繁荣, 中国儿童文学的近四十年发展已经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尤其是旧时乡村童年故事、当下都市儿童的成长现状、青少年自我书写的“低龄化写作”现象、以科幻和魔幻为主旨的青少年类型文学、以图画书为代表的原创“中国故事”等, 构成了“中国式童年”的基本样貌。其一, 以曹文轩《草房子》等作品为代表, 通过对童年记忆的诗意追寻、对旧时乡村的悲悯咏叹、对特定年代里中国童年和儿童“哀而不伤”的优雅描述, 既使得儿童文学的创作回归文学审美性, 也通过曹文轩荣膺2016年国际安徒生大奖, 使得旧时乡村的“中国式童年”故事为海外儿童读者所了解。其二, 从《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的出现到“马小跳”系列成为现象级童书销售奇迹, 当代中国都市中产阶层家庭儿童的成长状态和思维模式、本土儿童文化特质和校园环境气息, 以一种轻松、幽默、浅近的叙事方式获得了势不可挡的市场号召力, 并打破了2000年以来引进版童书长期占据中国少儿畅销书排行榜的局面。其三, 发轫于郁秀的《花季·雨季》的青春自我书写, 继而“新概念作文大赛”对成人作家写作“特权”的突破, 青少年的内在视角和真实感悟打破了儿童文学作者与读者间的“隔膜”, 但也带来了“低龄化写作”被不断炒作后的无序性和失范性。其四, 随着刘慈欣《三体》先后获得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2013) 和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 (2015) , 以及各类带有魔幻色彩的幻想作品的出现, “幻想”主题也日益成为儿童文学主题与价值选择的方向之一。其五, 随着中产阶层消费能力和心态的提升, 育儿方式的精英化追求, 图画书 (亦称“绘本”) 以“时尚”的方式流行于各类都市儿童的阅读推广活动中。尤其2005年以来, 以传统文化为主旨的“中国故事”和当代儿童的“中国童年”为主题的本土原创图画书, 在研究者、艺术家、评奖方、出版商、阅读推广者的多方推动下, 日益活跃。
  
  上述儿童文学类作品是少儿类图书中最具本土、原创特色的部分, 新世纪以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2016年少儿类图书的品种共4.4万种, 较2015年增长了19.1%, 总印数7.8亿册 (张) , 增长了40%.而1978年的少儿类图书的品种是1062种, 总印数是255万册 (张) .短短三十多年,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在经历意识形态统领、教育工具论等政令性、政策性规训之后, 能够在市场经济格局中众声喧哗、各司其职, 是极大地进步。但问题是, 上述受市场认可、读者欢迎的作品只是呈现了“中国式童年”局部的丰富性, 以都市中产阶层家庭和儿童阅读喜好为选择的片面性。由此形成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市场营销间的单向度循环, 同构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生态的单一性和片面性。
  
  另一方面, 截止到2016年的最新数据, 在我国3.2亿未成年人 (18周岁以下) 中, 农村儿童的数量占据了一半。有6100多万留守儿童、3600多万的流动儿童, 总数近1亿, 大约占农村儿童的64%, 占全国未成年人的33%.也就是说, 在当代中国, 每3个未成年人中就有1个处于留守或流动状态。“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童年状态, 是当代中国“儿童问题的焦点, 甚至成为整个社会问题的重点”[1], 作为这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与当代中国式童年构成了互文性的重要一种。尽管新世纪以来, 对“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文学书写不绝如缕, 并通过各类评奖活动的眷顾而得到了一定的推动。但是, 有关这一种中国式童年的书写, 不仅在数量上微乎其微, 在质量上也乏善可陈。可以说, 占据中国儿童三分之一体量的“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生存状态, 作为“中国式童年”重要的一种, 却是繁荣热闹的中国儿童文学现场“沉默的大多数”, 几乎被遗忘于儿童文学的艺术边缘。
  
  以笔者目力所及, 新世纪以来以“留守与流动儿童”为主题的长篇小说有:
  
  牛车《空巢》 (2008.1) , 殷健灵《蜻挺, 蜻蜓》 (2008.3) , 贺享雍《留守:泪与笑的关怀》 (2008.5) , 王巨成《穿过忧伤的花季》 (2008.11) , 陶江《水边的仙茅草》 (2008.12) , 王玲《流动的花朵》 (2008.12) , 陆梅《当着落叶纷飞》 (2009.1) , 唐稷《少年阿山》 (2009.3) , 王一梅《城市的眼睛》 (2009.4) , 曾小春《手掌阳光》 (2009.4) , 西篱《雪袍子》 (2009.6) , 常星儿《一个男孩的河流》 (2010.3) , 雪燃《离殇》 (2010.5) , 何世华《沈小品的幸福憧憬》 (2010.5) , 姚岚《留守》 (2011.4) , 孟宪明《念书的孩子》 (2013.4) , 祁智《小水的除夕》 (2014.3) , 侯泽俊《留守的天空》 (2015.3) , 刘玉栋《泥孩子》 (2015.8) , 徐玲《如画》 (2016.4) , 徐继东《山村小学的纸足球》 (2016.8) , 李志伟《追逐风的孩子》 (2016.9) .2000年以来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 (上海) 、《少年文艺》 (江苏) 三种品质较高的儿童文学期刊上刊发的以留守与流动儿童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仅一百余篇。
  
  非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有关留守与流动儿童的中短篇小说, 如打工文学创作者陈再见的短篇小说《张小年的江湖》, 毕亮的《绝活》、《外乡父子》等。专业作家的作品如肖勤《暖》, 陈应松《送火神》, 刘庆邦《八月十五月儿圆》, 胡学文《蝴蝶》, 林白《豆瓣, 你好》, 郭文斌《大年》、《吉祥如意》、《点灯时分》、《玉米》等。上述作品多被归类为以儿童为叙事对象或以儿童视角展开叙事的“底层文学”, 其隐含读者为成人。相较而言, 打工文学创作者的作品多以“苦难叙事”展示底层的愚昧和荒蛮, 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陷落”;而后一类作品多以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为背景, 通过儿童纯真而乐观的感受, 展现苦难中的温情和诗意。
  
  另外, 以留守与流动儿童为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伍美珍、刘君早《蓝天下的课桌》 (2007.9) , 邱易东《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 (2008.5) , 阮梅《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 (2008.5) , 杨元松《中国留守儿童日记》 (2011.12) , 王巨成《星星点灯:来自留守儿童的爱之声》 (2014.6) , 谢莲秀《留守还有多远:留守儿童采访档案》 (2014.10) , 阮梅《罪童泪》 (2014.10) , 航月《回家:中国留守报告 (黔南阅读) 》 (2015.8) 等。
  
  由上述作品的出版时间可以看出, “留守与流动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 主要集中在2005年以后。而社会学、人口学对流动儿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叶, 对留守儿童研究兴于2005年以后, 通过各类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 将中国当下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教育、安全、生活、心理等方面做了非常充分的调研, 尤其从学理的角度强调不可将“留守与流动儿童”这一群体“问题化”、“污名化”、“标签化”[2].面对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巨大裂变、社会学与人口学界对该命题的研究深度, 我们会惭愧于文学对于现实的认识是如此迟钝、片面, 所谓的道德立场是如此贫弱、矫情, 对以留守与流动儿童为主旨的另一种“中国式童年”书写的被动、滞后和疏离。
  
  二、另一种“中国式童年”文学书写的困境
  
  如前文所言, 当下少儿类图书出版的繁盛已成为纸媒衰落背景下的风景独好, 成为各类出版机构争相抢占的市场份额。这无疑极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但是, 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带来的话语暴力、文学资本的集中, 既导致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以消费者 (尤其是以都市中产阶层家庭儿童为代表) 为中心的选题先行、创作与出版营销联手, 产生了唯市场销量马首是瞻的浮躁现象, 也带来了对近1亿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另一种“中国式童年”书写的漠视, 以及其作品的本身的思想和艺术困境。
  
  (一) 成人作家为留守与流动儿童代言的可能性
  
  无关乎写作禀赋, 留守与流动儿童, 既不像都市少年写作者 (郁秀、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蒋方舟等) 那样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 也不像成人打工文学创作者那样, 有自我表达的能力和自觉, 为留守与流动儿童文学代言, 应当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界的责任担当。
  
  当下“中国式童年”的乡土文学书写中, 很多作家热衷于以散文笔调或意识流的方式描摹地方性、流变性和碎片化的童年光景。无数文人对其土生土长的地域文化的稔熟和热衷, 拼贴出了地域特色多样、乡土风格多元的童年景观。但是这一成人本位意识主导的写作模式, 容易成为作家自身美学追求的叙述容器, 凭空想象的“儿童”, 不分年龄段和生活处境, 散发着小知识分子的忧郁、感伤。更为关键的是, 当乡土之流风遗韵遭遇底层之颠沛流离时, 早已摆脱童年生活艰辛的作家们难以进入到当下的底层困境中, 既无法从自身的童年经验中推演出当下的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实际生活场景, 也无法再次投身于儿童世界中挖掘其身份与文化认同。如果说“旧时光”中的童年生活的同一性、整体性, 赋予了当代作家无数写作资源和表达诉求, 引发了同代人的共鸣和小读者的陌生化惊喜, 那么对当下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文学实践, 既区别于“旧时光”的历史叙事, 也迥异于都市中产阶层童年的地缘与阶层叙事, 并与作家们不再具有相互的归属感。
  
  遗憾的是, 有“底层”必然就有中层和上层;有留守与流动儿童, 必然就有在教育资源、生活水平和家庭结构上无虞的儿童。很多业已成名、相对生活优渥的作家, 尽管意识到了这种代言的责任感, 但是他们试图为留守与流动儿童着书立说时, 已经假定了自己和留守与流动儿童间的等级差异, 不自觉地以“俯视”的视角考量、审视着这一群体, 并自认为能够轻易跨过自身优越感和“留守与流动儿童”现实生活间的巨大鸿沟。即便是那些擅长描写乡村场景、童年贫苦的名家, 基本没有和“留守与流动儿童”在场生活的接触、体验和经验, 也很难再冒风险另起炉灶, 去驾驭当下童年生活的巨大差异性, 因此他们更乐于在既有的美学风格与主题模式中继续徜徉, 或在新瓶与旧酒间无地彷徨。
  
  相比较而言, 很多的“新”的基层作家和地方文人, 一方面没有文化资本的负累, 另一方面和现实生活中的留守与流动儿童接触较多, 有着更丰富的感性经验和素材积累, 往往能够更深入、全面地对这一群体给予关注和书写。如关注江苏流动儿童的徐玲 (《流动的花朵》) 和贵州偏远山区留守儿童的杨元松 (《中国留守儿童日记》) 均是扎根当地、执教多年的小学教师。以该类主题作品获得第八、九、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的王巨成 (《穿过忧伤的花季》) 、曾小春 (小说集《公元前的桃花》) 、邱易东 (《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 、胡继风 (小说集《鸟背上的故乡》) 、舒辉波 (《梦想是生命的光》) , 均有过当地中学教师、记者的经历。可见, 有着各自职业并自觉成为写作者的“业余作者”对这一主题的呈现和挖掘, 对于其个人的精神建构、地方文化建设乃至当下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的格局与生态, 都产生了星星之火的意义。从今天的儿童文学资源分配状态来看, 围绕着都市中产阶层儿童读者、作者、出版社和刊物编辑、高校理论研究者等, 儿童文学日趋城市化 (尤其是一线中心城市) ,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散落于广阔农村的文学资源明显处于劣势。这批“业余作者”的坚守、“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整体失语, 二者间恰恰能通过前者对文学的忠诚、后者自我言说的缺席, 构成彼此的对话和呼应, 把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生活状态用真诚朴素的方式呈现出来。
  
  作为社会重要的公共问题, “留守与流动儿童”长期受到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 关涉到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公正、公平问题。对于这一群体与个体的权益诉求的实现, 是衡量“中国梦”实现的重要对象和标准。对这样极有穿透性的文学表达, 须有强大的思想资源支撑。然而许多作家最初是以真诚朴素的感性体验来直抒胸臆, 个人经验一旦用完, 粗陋的循环使用拉低了整个“留守与流动儿童”的艺术水准。尤其是在文学书写最需要深入的部分无力、无语、无能的滑过。如《蓝天下的课桌》、《空巢十二月---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的每个故事结尾以“阳光姐姐手记”、“采写补记”的方式, 或渲染困境、或感叹留守儿童的“小大人”形象或赞美爱心人士的捐助等。《中国留守儿童日记》收录了岳朝龙、杨海叫、廖宗财等26名留守孩子的220篇日记, 记录了贵州安龙县万峰湖镇毛草坪小学留守儿童的真实生活场景。如岳朝龙写道:
  
  我们想吃东西都很难。就拿包子来说吧, ……要身上有钱才能买到, 但有时母亲一分钱也不给, 一个也吃不到。看见卖包子的人来了, 就只有看的份。想啊!想啊!想啊!想得口水直流三千尺, 想吃个包子竟难于上九天!
  
  这些文字基本出于留守儿童之手, 再现了他们的实际生存状态。但是在凸显纪实性的同时, 完全弱化了文学性。尤其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怎样挖掘这些孩子童年生活中最独特、最动人的生命体验?儿童有别成人、留守与流动儿童有别于都市儿童的独特美学何在?怎样引导留守与流动儿童成长为中国现代化征程里的“新青年”?对于这些问题, 几乎都不在该类作品考量范围之中。正如《中国留守儿童日记》开篇《这是一封写给你的信》中所言“一本书的出版, 能否让‘留守儿童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能否促成‘留守儿童关爱基金’的成立, 我们没有把握, 所以, 我们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需要你的帮助。”可以说, 为“留守与流动儿童”文学代言不仅需要“下生活”和“从基层培养作家”, 更要警惕写作者的“局外人”立场, 需要在经验真切的基础上, 进行更具思想穿透力和艺术张力的文学表达。
  
  (二) “留守与流动儿童”主体形象的同质化
  
  据法国学者菲利普·阿利埃斯考证在18世纪初的法文词典中的儿童“是一个表示亲情友情的词, 用来打招呼或对某表示亲昵, 或笼络他去做某种事情”[3](P.4)。直到17世纪, 欧洲以绘画为代表的众多艺术作品中逐渐出现“儿童”的形象;与此同时儿童不再穿着成年人的服饰, 有了符合自己年龄特有的服饰, 儿童与成人逐渐区分开来。约翰·洛克在《教育漫话》、《人类理解论》中阐述了儿童的出生是一块“白板”, 颠覆了“原罪”论和出身论。此后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以及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着作, 不但激烈地反驳原罪说和出身论, 强调“儿童”自身的主体性, 更是竖起了儿童崇拜的大旗:“儿童非但不是由我们引领着穿过苦行走向美德, 相反, 我们倒是要为了他们带给这世界的内在价值而崇敬和膜拜他们”[4](P.5)。卢梭揭示了一种未完成的乌托邦:从儿童的“发现”延伸到了对成人社会的反观和批判。这一浪漫芳烈的论述深得中国近现代文化先锋的心意, 无论是感时忧国的价值选择, 还是再造文明的理论立场, “人”的发现里“儿童”价值被一再挖掘。
  
  但是, 成人理性逻辑仍高居于儿童主体性之上, 使得当代儿童文学中的留守与流动儿童仍是一种群体性象征。都市里的孩童, 如大头儿子、贾里、马小跳、沐阳等是活泼、顽皮、率真的, 而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形象多是拘谨、自卑、怨羡甚至阴暗的, 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前后者对比关系。对留守与流动儿童的主体形象的塑造, 多为孤独敏感的边缘人、懂事的“小大人”、“问题儿童”、性早熟的少男少女, 甚至是抢劫、吸毒、杀人的少年犯等。作品旨在揭示社会问题、呼吁社会关注, 突出了文本的文学认知、教化功能, 而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审美超越作用, 更放弃了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主体意识、童真童趣、儿童精神的艺术探索。
  
  留守与流动儿童作为孤独敏感的边缘人, 意味着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 也无法得到别人的关注和倾听。八岁的安安“五官都细小, 眼睛像细细的竹叶, 嘴角微翅, 像新挂的豆角儿, 圆脸, 鼻子犹如一粒嫩白的扁豆”.当妈妈进城打工时, “安安站在原地, 抽动了一下鼻子, 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想奔跑几步, 或者抓住车门, 死命的哭喊。可是她没有, 车子启动了, 安安将眼泪逼回去, 腮帮子那里汩汩地往外冒酸水, 好像嚼了一颗未熟的梅子” (殷健灵《蜻蜓, 蜻蜓》) .开开是靠读书来填补留守时光的孤寂、慰藉年老体弱的爷爷 (孟宪明《念书的孩子》) .十岁的狗小进城时一心想告诉家人自己的期末考试全是满分, 可是在工地上卖苦力的爸爸、收废品的爷爷、擦皮鞋的妈妈, 都卑微而忙碌地游走在巨大的城市里, 根本没有时间、心思和狗小谈谈家乡、家人、生活和学习 (舒辉波, 《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 .
  
  懂事的“小大人”形象几乎是“留守与流动儿童”被书写最多的正面形象, 《中国留守儿童日记》里孩子们长年累月的操持家务, 为生计奔波。正如李有干的中篇小说《小孤舍》里的少女“豆花”完全承袭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忍辱负重、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品质。
  
  但是成长从来就不是光明顺畅的坦途, 正如艾布拉姆斯所定义的成长小说:“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 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5](P.218-219)。对留守与流动儿童来说, 青春叛逆期的表现状态在无人教导、监管的情况下更加不可控。如14岁的双子星座女孩沙莎对刀子的迷恋 (陆梅《当着落叶纷飞》) ;“流浪儿”体式小说《雪袍子》中贵州高原少年周忻在打伤同伴后被迫流浪, 在南下广东寻找打工父亲的路上, 结识各色流浪儿、被迫行窃, 但最终逃出贼窝并报警。当然, 更多的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成长道路是险恶的。《离殇》中的小学生李光强因为害怕爷爷把自己犯的错告诉爸爸, 而用石头砸死了爷爷;懂事的何谷子外出打工, 13岁的她在老板的小恩小惠下被强奸;《空巢》中的郝凯、梅、闷墩儿、黑儿, 《留守》中的晓峰、龚月、刀条脸等留守儿童形象, 缠绕在色情、暴力、犯罪、吸毒的情境中。如《留守》中对大龄留守儿童赤裸裸的性描写, 并不适宜包括留守与流动儿童在内的儿童阅读。细加甄别, 边缘化、心理问题、性早熟甚至犯罪等一系列儿童成长期出现的问题, 均不是留守与流动儿童的专有问题;即便这一群体出现了上述问题的高发现象, 也不仅是因为留守或流动而造成。但是为了凸显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成长异化和心理畸变, 作家无意去深究他们“成长”的“精神”状态怎样, “危机”是什么, 以及历经“精神危机”以后对“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的思考和沉淀, 而一再将这一群体形象标签化、奇观化、极端化。
  
  作为这个时代变迁的印痕, 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外在形象和内部性格, 都变成了一种集体形象, 有共性而无个性。他们在独特成长环境中的心灵图景, 几乎没有被敬畏地对待、悲悯地书写过。他们小小个体的儿童天性、童年精神、主体意识, 更是在煽情式、残酷式书写中被遗忘和漠视。不管他叫什么名字、身处何方, 他都只为印证亲情与教育的缺失、邻里与同伴关系的不稳定性、城乡文化的差异性以及生活的艰辛而存在, 无数孤独不幸的“小我”构成了留守与流动儿童群体残缺的“大我”.价值中立而带来的情感消弭的模式化叙事中, 儿童主体性被简单化、同质化。
  
  文学区别于社会学、人口学的意义在于:能够极具艺术表现力地呈现这一社会属性差异性下群体的镜像和个体的特质。与其将“留守与流动儿童”定格为一个封闭、纯正的群体, 以标签化、问题化的方式进行所谓“本质主义”肖像的勾勒, 不如在“中国式童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中, 完成以“留守与流动儿童”主体性为“新质”的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内容的开拓, 并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想象力、表达力提供足够原创性的新形象、新风格。
  
  (三) 童年生活的多元空间叙事
  
  “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 也是最具人性的一个发明”[6](P.5), 显然“童年”是社会产物, 来自不同社会心理与结构的建构, 不具有“同一性”.“中国式童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恰恰表现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时代差异性、空间隔离性、地域失衡性、社会阶层性等问题带给儿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儿童也概莫能外。儿童的个体成长、每一个时代的童年, 必然浸润在社会网格之中。尤其是当下汹涌的城市化进程、城乡格局和贫富差距的两极化, 青壮年民工蜂拥入城、乡村凋敝、老弱留守的当下中国, “童年生活”不可能具有同一性、完整性和普泛性。如果说赤子婴孩生而“白板”, 那么随着他降临在不同家庭、阶层、地域, 必然会引来“童年生活”的差异性。“留守与流动儿童”的文学书写, 应揭示时代图景和心灵烙印的双重表征。
  
  米克·巴尔认为空间是可以“主题化”的:“自身也成为描述的对象本身”[7](P.160)。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童年生活正是在现代化进程对城乡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裂变式影响中发生的, 因此他们的生活空间本身就具有“行动者的地点”的意义, 而不仅是固化、虚设的“行为地点”.但是很多作品在具体指向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童年生活”时, 往往是天然的逻辑合法性下的固化、虚化。
  
  早期的留守与流动儿童作品中的“童年生活”往往是由原生家庭的村庄、求学的小镇、父母打工的城市等单元独构成的, 固化为“留守”、“流动”的创伤性背景。无论是李有干的苏北、常星儿的辽西、曾小春的赣南以及殷健灵精心布局的“碧瑶”的空间与时间脉络, 大多是寂寥偏远、静态唯美的村庄。而小乡镇上则是色情发廊、长途车司机招小姐、寝室里看黄片的局促而猥琐空间 (《空巢》) .儿童对城市的想象充满期待, 如《想去天堂的孩子》 (胡继风) 里的壮壮将父亲打工的城市想象为“天堂”.而“乡下人进城”的叙事里, 城市展现给儿童的是狰狞而冷酷的, 狗小住在父亲的工地里, “工地里有四盏雪亮的白炽灯, 把这个大工地映照的形同白昼。狗小望了望天空, 看不见月亮, 也看不见星星” (舒辉波《你凝视过我的眼睛吗》) .而在“城”-“乡”对话中, “几颗明亮的星星被谁无意间遗落在幽蓝的天幕上。大地一片寂静, 这不是睡梦中的寂静, 而是睁着眼睛, 在等待着什么” (王巨成《穿过忧伤的花季》) .乡村的凋敝既是悲情的, 也是宿命的 (陶江《水边的仙茅草》) .
  
  在上述“童年生活”的城乡空间对话中, 作家们相对擅长描写乡村场景。这与作家的自身生活经历、泛道德主义意识下的价值选择有关。往往乐于通过对乡村的田园化塑造、对自身童年经验的挖掘, 彰显“旧时光”的纯真气息与苍凉韵味, 反衬城市化进程步伐的狰狞, 哀悼传统乡村文化的衰亡。如《穿过忧伤的花季》以留守初中生为主线, 通过邻里、校园、同伴等, 构建了一幅幅生动细腻的乡村图景:这个看似平静的山村里, 无人照料的濒死老人, 禽兽般的“黑影”趁家中无人、欺凌睡梦中的女孩, 偷尝禁果的少男少女, 小偷小摸、欺行霸市的混混帮派, 龃龉斗气的乡邻与村落, 简单粗暴的家庭交流方式, 以“喊家长”、“训话”为主要沟通方式的师生关系……作者从儿童的视角质问成人世界“难道为了钱, 就不要家, 不要老人和孩子了?”乡村的沙漠化、空壳化, 留守儿童成长的无助与撕裂, 立体而真实地凸显出来。正如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不是一种“外在客观”, 而是存在于“社会行动和日常生活之中”.《穿过忧伤的花季》正是将留守与流动儿童成长的社会行动和日常生活, 书写得沉着而自然, 通过微观、具体而深刻的笔触, 折射了乡村凋敝下的留守儿童“失根”的成长困境。
  
  对城市流动儿童生活场景的描写, 更多地显现了他们在城市光影中的“弱者”和“他者”状态。徐玲的长篇小说《流动的花朵》讲述了王弟、姐姐王花随农民工父母进城求学的过程, 较为深入地涉及到了教育公平、城市接纳等问题。无论是王弟等农民工子女被迫离开原校, 合并归入农民工子弟学校, 还是租屋突遇火灾、居无定所、父母面临失业……一连串沉重而苦涩的成长困境在一种有节制的叙述之后, 总以“光明和希望”收尾, 带有逻辑合理、价值正确的理想色彩。
  
  越来越多作品将其童年生活的“空间”动态化、多元化, 将儿童在城乡间的迁徙放入动态的叙事中, 并将这一空间放大和细化。在胡继风的短篇小说集中, 《楼上的你和楼下的我》, 题目即点出了阶层、城乡的差异, 莹莹和单丹丹两个女孩也因为这种差异而无法维持友谊;再如《致奥巴马叔叔的一封信》将父亲失业放置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封写给妈妈的信》用小女孩百合的视角凸显了农村留守儿童 (百合) 与随父母流动儿童 (城生) 被区别对待后的落差;《当着落叶纷飞》的问题女孩沙莎, 经历了宁夏的西海固山区, 陕南乡村、学校、少管所, 以及中国大都市样本上海, 通过农村大龄儿童视角, 将中国城乡多个层级的状态, 充满对比性、落差性、立体性地呈现出来。当然很多作品对空间“动态”的把握, 尚停留在“屏风”式布局中, 尚未能将巨大的社会网格与儿童的精神进行真正的呼应和对话。
  
  胡继风用“鸟背上的故乡”来比喻留守与流动儿童的生存状况, 用“胡四海”这个名字来暗示童年的迁徙, 用农民工买不到、买不起春运期间的返乡票, 改装三轮车返乡为故事情节, 但是“鸟背上的故乡”的故事在一家三口踏上归途的那一刻起就准备收尾了。小小年纪的胡四海并不像父母那样渴望归乡:每年回去, 家乡的小孩都当他是外人、城里人, 大家取笑他, 不跟他玩, 说他口音怪里怪气;可是在城里, 没城市户口的他无法上当地幼儿园。当小三轮开进小胡庄, 除夕的鞭炮响起, 父亲哽咽地说“到家了”, 母亲的眼泪滴到孩子的脸上, 而胡四海, 望着“陌生”的村庄, 没有哭出来。这是一个率真而粗粝的流动儿童形象, 小说的终点恰恰应当是“故乡”这个主题的起点。如果作者不是在父亲改装完三轮车踏上返乡之旅后匆匆收笔, 而是更多地细化这趟归程中的颠沛坎坷与不折不挠, 透过儿童的目光来提取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并内化为更深远的精神品质, 生发出更具开阔视野、童真魅力、生命力量的探寻, 中国童年书写才能够超越写作瓶颈, 而不仅是一种扁平人物的塑造、事件性的描述、现象性的归纳。
  
  三、结语
  
  放眼当代中国以留守与流动儿童为题材的大多数文学作品, 既未曾诠释历史经验, 也未能占据美学高地。个体的“儿童”与时代的“儿童”, 儿童主体性与童年精神, 微观生活与宏观历史进程, 停滞在一个含混杂芜的狭小格局中。当然, 解决这些问题也为当下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重建美学规范、塑造健全的童年精神、引导文学话语的价值立场、整合童书消费市场的取向。
  
  以更宏观的视野、更高的期许来看“另一种中国式童年”的文学创作:新世纪以来, 中国的现代化更需要包括留守与流动儿童在内的中国儿童健康成长为“新青年”, 这与“现代中国”的梦想是同构对应的关系。留守与流动儿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代偿物, 充满悖论地为文学提供了新题材、新人物形象、新的心灵图景。与此同时, 通过“儿童的目光和精神”见证、参与和叙述, 既可以穿越世俗、政治和历史的遮蔽, 也可以极富意象性、寓言性地将沉郁的生活承载于最无所畏惧的儿童身上, 生存之沉重和心灵之轻盈不仅能丰富作品的内涵, 而且有可能成为穿透当下、历史、文化和民族的洞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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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美]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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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8]王杨。方卫平:坚持文学“批评”的初心和本义[N].文艺报, 201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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