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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李白》中“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冲突与融合

时间:2018-05-03 11:13作者: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话剧《李白》中“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冲突与融合的文章,在话剧《李白》中展现出来的三层冲突, 都是李白在现实与理想中、在出世与入仕之间来回挣扎的冲突, 这些冲突集中展现了一个兼具“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李白。
    摘要:郭启宏的话剧《李白》是中国现代话剧的经典之作, 当我们用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理论重新诠释《李白》时, 李白身上同时具有的双重矛盾会更加突出地展现出来。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冲突, 出仕与归隐的矛盾是全剧的主要矛盾。家与国的取舍和清浊之争的现实冲突是外在的冲突和次要矛盾。剧作家通过三层戏剧冲突, 进一步还原了李白悲剧性格及命运形成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盛唐文化观念, 再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典型人物的生命历程。
  
  关键词:“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 隐与仕冲突; 家与国; 清与浊;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厄尼索斯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本质功用乃至人生的意义。尼采认为, 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缘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 反倒是缘于他们内心的痛苦与冲突, 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 所以要用艺术来拯救人生。用这种观点解释李白进行诗歌创作的动机是非常恰切的。尼采用日神的名字统称美丽外观的无数幻觉, 梦是日常生活中日神的状态。酒神象征着整个情绪的放纵, 尼采说:“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 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1]用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理论重新诠释郭启宏的话剧《李白》, 我们会发现李白的心态和他在大时代背景下所做出的选择, 充分表现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冲突与融合。
  郭启宏所写的历史话剧《李白》以独特的视角、集中的情节展现了李白的人生中第二次出仕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入了合理的艺术想象, 为观众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诗人李白。剧中的第一层冲突主要表现为李白在隐与仕之间的艰难抉择和儒道两种生活态度、两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这一层冲突贯穿全剧, 并且直接导致了后面的两层冲突。第二层冲突是李白报国与守家的冲突, 李白与宗夫人感情深厚、志趣相投, 但李白总是不能放下自己不可能实现的人生追求, 与宗夫人一起过上安逸闲适的生活, 宗夫人最后的离开, 代表了李白自身的儒道分离。剧中的第三层冲突是李白与惠仲明等奸佞小人的冲突, 现实的世界太污浊, 而李白又总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想要去改造这个世界, 世界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改造的, 他本人也不具备成为“王佐之才”的条件, 对于李白来说, 直面现实中的这一切是痛苦的, 所以他选择了以诗意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 给自己一个彻底的解脱。“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在这些冲突中表现得更加鲜明, 作为艺术形象的李白成为“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的典型。
  
  一、仕隐抉择中相互冲突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
  
  一般来说,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处在隐与仕两种不同的抉择中无法自拔。像严子陵那样由光武帝亲自去请都坚决不肯出山的人少之又少;一生没有遇到挫折, 从没想过要出离官场主动选择隐居生活的人也几乎没有, 因为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都是要他们“学成文武艺, 货于帝王家”的。隐与仕的抉择和儒道并行思想的影响之间其实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 但如果仅仅就某个独特的个体来说, 具体到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 影响一个人抉择的往往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个人选择。李白第二次出仕的时间, 正是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 虽然永王李麟不一定是合适的人选, 但李白却不甘心再等下去了。从李白自己来说, 当时他已是暮年, 如果再不能抓住机会, 一展平生抱负, 就没有机会了。李白选择出仕的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忘记第一次出仕时, 唐玄宗给予他的礼遇, 这种礼遇满足了李白为自己编织的美丽梦幻。这一点在话剧中有更清晰的展现: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 , 李白入长安, 经过玉真公主和元丹丘等人的推荐, 李白见到了唐玄宗, 唐玄宗对李白一开始也许是想要委以重任的, 但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2]的举动和他的傲岸性情使他失去了唐玄宗的信任。仅仅过了三个月, 李白就因为不能适应官场生活等原因离开了长安, 虽然李白并未得到唐玄宗的重用, 但这次短暂的为官经历, 仍然是李白一生中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一次, 在李白抱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3]的同时, 我们还应该看到, 虽然李白的这次出仕经历以失败告终, 但这次长安之行还是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使他对入仕、实现理想抱负心存希望。
  话剧《李白》一开场, 暮年的李白追忆起这段时光, 还是激动万分的。李白对唐玄宗的追忆, 不能只看作是对唐玄宗本人的追忆, 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对于唐玄宗以及唐玄宗手下众贤臣一同开创的开元盛世的追忆。李白希望自己有机会建功立业, 也希望被有实力重建社会秩序的贤明之主重用, 所以当永王亲自给他写信的时候, 他不顾吴筠道长和宗夫人的劝阻, 毅然出山。
  从思想方面看, 李白“十岁观百家”, 诸子百家的思想对李白总体思想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最主要的还是体现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合流。晚清诗人龚自珍说:“庄屈实二, 不可以并, 并之以为心, 自白始。”[4]对于李白的思想究竟是儒家占主流还是道家占主流, 学术界众说纷纭。在李白的内心深处, 这两种思想都十分活跃, 并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李白给人的印象始终是旷达乐观的, 但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呈现并不能说明李白将这两种相互之间存在冲突的思想融合得很好;相反, 这两种思想造成的矛盾还常常使李白陷入不为人知的矛盾和痛苦中。李白向往隐逸生活和道家提倡的精神高度自由的世界, 但又不能放下“白日不照我精诚, 杞国无事忧天倾”[5]的济世情怀。在他的诗作中, 儒道思想的交错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 既有“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6]的对儒家思想束缚的不满, 又有哀叹孔子的“大圣犹不遇, 小儒安足悲”[7]的自我安慰。在话剧中, 李白内心世界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吴筠道长的一句话:“屈原走到头就是庄子, 庄子走到头就是屈原”[8], 剧中的李白和吴筠道长、腾空道姑交好, 日常过的是道家清静无为的生活, 一旦天下有变, 他就迫不及待地抛弃了这种安逸愉快的生活, 置身于虽然会让他感到痛苦却还能唤起他激情的乱局之中。但是, 当他在世俗生活中碰壁的时候, 当他认识到永王李麟只是要借他的名声为簒逆招兵买马的时候, 他对现实再一次失望了;当他发现永王只是把他当做“御用文人”的时候, 他毫不留恋地挂冠而去, 对永王的重金赏赐不屑一顾。李白第二次入仕失败了, 当他想要再次回归田园生活的时候, 已经身系冤狱, 但即使在流放夜郎的途中, 李白还是没有放弃为自己编织的精神自由的理想世界。李白的追求太过理想化, 甚至可以说, 他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幻觉世界中。尼采认为, 日神是美丽外观的象征, 这种外观本质上是一种幻觉。我们可以说在李白身上充分体现了“日神精神”, 他用自己的诗意情怀为这个世界营造了美丽的外观。当他有机会出仕时, 他的心态总是乐观而美好的。我们也可以说, 在李白身上, 充分体现了“酒神精神”, 因为李白爱酒, 酒使他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处于一种没有节制的本我爆发的状态。在狂歌痛饮中, 酒神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束缚, 个体的内在情绪得到了充分的抒发。
  李白思想的矛盾之处还在于, 当他身在江湖之远时, 他幻想自己能够进入庙堂, 大展经纶;当他身在朝堂之时, 他又不能习惯官场的陋习, 而始终处于被排挤的状态。话剧中的李白最终在投奔郭子仪的路上, 脱下了披在外面的, 象征着儒家精神的宫锦袍, 也脱下了穿在身上的道袍, 回归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并且把江水当做酒, 要跳入江中去喝个痛快, 这种艺术构思将李白身上浪漫的酒神气质展现到了极致。
  无论处在哪种生活状态中, 李白的情绪实际上都是被压抑的, 所以, 他只能借助诗与酒来消解自己的苦闷, 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举杯消愁愁更愁, 抽刀断水水更流”, [9]李白在隐与仕的纠结中终日徘徊, 找不到出路。“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在李白的心中交织着, 影响着他的精神状态和创作风貌。
  
  二、家国的取舍强化了李白的“日神精神”
  
  如果说隐与仕的抉择主要表现为李白内在心理活动的冲突中, 家与国的取舍则是外在的表现。宗夫人是李白的最后一位妻子, 她有着显赫的家世, 在思想才情上更是与李白志趣相投。但李白自由散漫的个性和永不止步的对人生功业的追求, 却让宗夫人备受独守空房的凄苦。李白并不是一个肯于承担家庭责任、接受家庭束缚的人, 尽管他对宗夫人感情深切, 但也不会为了与宗夫人厮守在一起就放弃实现自己理想的机遇, 哪怕吴筠道长和宗夫人都一再劝他世道不古, 请他不要出仕为官。李白爱宗夫人, 但也许更多的爱的是宗夫人对他的一再成全。所以当他最后一次要离开宗夫人, 踏上一段新仕途的时候, 对于宗夫人主动提出要离开他去入道的想法有些意外, 他的第一反应只是宗夫人走后, 自己就会无家可归, 这种爱是非常自我的爱。但洒脱如李白, 很快就放手了, 宗夫人尽管要离开李白, 但是话也说得很委婉, 她的入道是为了替李白做一个彻底的自我分割。李白在体察到宗夫人对自己漫长等待之后的痛苦时, 他似乎也明白了自己更适合做一个四海为家的人。李白身上体现出的“日神”精神在这次自我分割之后达到了一个高潮。
  作者塑造宗夫人这一形象, 意在通过宗夫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让观众更深刻地去认识李白在家与国之间做出的选择。郭启宏的历史剧中每一部都有性格丰满动人的女性形象。《花蕊夫人》中的花蕊夫人才情高妙, 深情刚烈。《知己》中的素秋有着男子所不及的知人之识。《天之骄子》中的卞夫人和甄氏、阿鸾也都是美貌多才、温柔贤淑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 但郭启宏塑造得最为光彩夺目的形象仍然是宗夫人。作者给了宗夫人更多的笔墨, 使得这个站在李白身边的女性有了独立的人格, 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解救李白于危难之间的胆识, 再加上千里寻夫、救出李白后又甘心随他同到夜郎的痴情与执着, 使宗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堪称完美。宗夫人的聪明机智主要表现在她为救李白, 与惠仲明等人斗智斗勇, 为李白辩诬的表现。连主审官都称赞宗夫人“比起汉朝的蔡文姬营救董祀毫无逊色, 难怪与蔡文姬同名”[7]。可是, 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女性, 李白还是没有足够珍惜。宗夫人追随李白经历了太多的挫折, 满心以为李白遭到流放夜郎的大劫之后, 会彻底顿悟世事, 从此与她一起过着隐逸入道的清净生活, 但郭子仪对李白的探访又让李白这颗本来就操动不安的心重新燃起了重兴大唐的希望。宗夫人不想陷在这样永远看不到希望的等待里耗尽自己的青春了, 她宁可选择一种虽然孤独却无牵无挂的生活, 一种自在随心, 去留无意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才是她想要的, 从前她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想过要和李白一起过上这样的生活, 现在却不必了, 因为她终于明白, 她与李白虽然有很多相似, 但终究是两个有着不同追求的人, 她的思想更多的是道家思想, 她早就顿悟了世道的下滑, 只想独善其身。而李白并不是没有看透这个污浊的世界, 只是他的身上, 更多的是一种和屈原一样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儒家情怀, 所以尽管她依然深爱李白, 但还是决定放手了, 爱得太累, 终于要去寻找能够让自己解脱并且回归本我的生活方式了。作者正面描写宗夫人, 其实也是从侧面描写李白。宗夫人是李白道家的化身, 当李白最后一次去从军, 儒家思想彻底战胜了道家思想, 宗夫人的离开, 代表李白身上同时拥有的这两种思想彻底分离了。李白再次陷入美丽的梦幻中, 幻想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污浊的世界, “日神精神”召唤着李白踏上新的征程。
  李白心忧国家的情怀, 在话剧中, 主要表现在李白向永王进言, 一则要他举兵讨伐安史乱军, 使天下尽快恢复太平;二则表现在他要求永王迎接太上皇回朝, 以光复大唐。李白的这两个理想都与永王的目的背道而驰, 所以他和永王形成了冲突, 永王为了名正言顺地谋反, 对于自己想夺权篡位的私心不便明说, 蒙骗李白为他写下了讨逆檄文, 李白在明白永王的真实意图后, 也丝毫不再流连。冲突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 永王赐了御酒, 居然要暗杀李白, 所幸李白并没有饮下御酒。
  李白心中始终无处安放的忧国之思, 使他永远不可能真正回归家庭, 去过欢乐平淡的寻常生活。在国与家之间, 李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我们可以认为, 对于李白来说, 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不然李白也不会只要看到一点儿希望, 就像飞蛾扑火一般迎头撞上去。对于李白来说, 家庭的分离只是他人生悲剧中的一个小插曲, 大唐盛世的一去不复返, 才是这个时代的大悲剧。
  
  三、清浊较量中“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融合
  
  永王篡位夺权的想法不可能因为李白的直言劝谏而改变, 李白这样微小的清流自然无法使永王这样的浊流改邪归正, 即使是惠仲明这样小吏出身的乌合之众, 在关键时刻诬陷李白, 李白也无法为自己辩诬。这种黑暗势力也是李白一直都要面对、却又因为他拙于应对而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构成了话剧《李白》中最为激烈的戏剧冲突。李白身陷冤狱, 是因为在面对惠仲明这样的小人时, 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惠仲明在永王对李白尊敬有加时与李白交好, 在被宋康祥抓获论罪时, 不惜诬陷李白是永王谋主, 并且歪曲事实把自己的罪责强加到李白身上, 使李白百口莫辩。就在观众以为李白要被定罪之时, 宋康祥向李白吐露了自己要帮李白洗脱罪名的意图。不料此时传来圣旨, 新皇帝登基, 大赦天下, 惠仲明等人皆被赦免, 唯独将李白长流夜郎。在一个浑浊丑陋的世界里, 仅仅依靠宋康祥这样屈指可数的贤良官吏, 是不可能挽回大局的。当李白在流放途中再次遇到惠仲明, 惠仲明已经被朝廷任命为奉节县令, 更加说明了这个世界是清浊不分、美丑不辨的。如果李白能像吴筠道长那样安心做一个方外之人, 就不必为自己要面对惠仲明这样的无耻小人而烦恼。但李白之所以是李白, 就是因为他在方外与官场之间来回穿行, 这种矛盾的心态在李白身上以诗意的形态结合, 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李白。“日神精神”中对光明的追求和乐观向上的心态和“酒神精神”中摆脱一切束缚, 回归本体的情感追求在李白内心交织着, 在李白生命终结之前, 一直是一种冲突的状态, 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放下, “日神”和“酒神”才真正融合。
  在整个剧作的结尾, 作者给了李白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结局, 让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给了李白重新步入仕途、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在路上, 李白又一次喝醉了酒, 吴筠道长、宗夫人、腾空道姑一一出现在李白的幻想中, 作者借宗夫人之口说出了“聚也是散, 散也是聚”的辩证思想, 李白在积极进取、追求自我实现的行程中脱去了象征世俗名利的宫锦袍, 也脱去了道袍, 回归本色。腾空道姑的一句台词“大欢喜和大悲凉一样令人满足”[7]既点出了生命最终的归宿和人生的真谛, 大欢喜和大悲凉之所以一样令人满足, 是因为经历了大悲凉之后的人生会有一种“纵浪大化中, 不忧亦不惧”的超然心态。这样一种价值观, 起到了对李白人生悲剧的缓冲效果。李白一生的经历和结局是悲凉的, 但他的精神又总能让人们在大悲凉中找到大欢喜的力量。李白的肉体死去了, 但他浪漫的诗意情怀和永不消逝的积极进取的精神追求却在本色的回归中得到了永生。舞台上的李白作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完美结合而活跃在观众的视野中。李白的人生态度也很契合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的观点:即便人生是幕悲剧, 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 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感[1]。
  总而言之, 在话剧《李白》中展现出来的三层冲突, 都是李白在现实与理想中、在出世与入仕之间来回挣扎的冲突, 这些冲突集中展现了一个兼具“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李白。表面看来, 李白生活得比杜甫潇洒得多, 我们认为以李白洒脱的性格, 他是完全有能力处理好这些冲突给他造成的心理伤害的, 但是李白没有选择, 他只能用诗歌中丰富的艺术创造来倾吐、宣泄, 达到自我安慰的效果, 在“酒神”和“日神”交叠的精神世界里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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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李白.书怀赠南陵常赞府[M]//王琦, 校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2011:551.
  [9]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M]//王琦, 校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201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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