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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民俗体育的概况与特点分析

时间:2018-05-09 15:50作者:学位论文网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济南民俗体育的概况与特点分析的文章,本文考察了济南的民俗体育活动概况并对其特征进行梳理、分析, 不仅从整体上认识济南与其它地区的民俗体育活动的共同特征, 还对其特有的特征进行研究。
  

  摘要:齐鲁之邦, 历史文化悠远, 生态环境独特, 民俗资源丰厚, 其民俗体育活动亦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鲜活持久。本文选取济南地区为个案, 通过文献综述法、逻辑分析法对其民俗体育的特征进行梳理, 认为其具有普遍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其中普遍性特征包括地域性和空间性、历史性和时代性、岁时性和娱乐性、传承性和扩布性、表演性和观赏性;独特性特征主要包括商业性和“武舞相融”性。

  关键词:济南; 民俗体育; 特征;

  自商周起, 山东便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区, 这片土地所蕴育的齐鲁文化源远流长, 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千年的人文积淀也使得其民俗体育成为齐鲁文化的有机组成, 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多样的传承方式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生活。民俗体育根植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民俗体育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现实价值, 以及其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是培养文化自觉, 增进文化认同, 坚定文化自信, 维护文化安全,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彰显中国精神, 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前提。济南地处古齐、鲁两国之间, 数千年来传承齐鲁文化精髓, 其民俗体育活动也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 是济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隐含着民众们的精神情趣。目前济南活态的民俗体育项目颇多, 依附于当地风俗习惯发展, 且融入了民众的生活之中。目前, 学术界对济南民俗体育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角度对几项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体育项目进行考察, 如商河鼓子秧歌、花鞭鼓舞、章丘芯子、长清手龙绣球灯等, 未能展示济南民俗体育的全貌。本文对济南民俗体育的种类进行梳理并分析其普遍性和独特性特征, 以便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民俗体育起源、发展、变迁的规律。

  一、民俗体育概念的界定及辨析

  “民俗” (folklore) 一词是由英国考古学家威廉·汤姆斯于1846年提出的, 我国对民俗的研究相对较晚, 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出现了“民俗体育”一词。近些年, 随着“民俗热”的兴起, 民俗体育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 其概念的界定也颇受关注。《体育科学词典》将民俗体育界定为“在民间民俗文化以及民间生活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 是顺应和满足人们多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2](9)。余万予教授认为民俗体育是“在民俗活动中产生, 依赖民俗节日发展, 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流传的与健身、娱乐、竞技、表演有关的活动形式”[3](140)。台湾学者蔡宗信则将其定义为“是一个民族在其居住的地方慢慢共同创造, 形成传统而延续下来的一种身体运动文化习惯”[4](54-61)。由此可见, 目前学术界对民俗体育的概念尚无明确、统一的认识, 这就使人们对民间体育、民族体育、民俗体育的概念及其关系难以辨别明晰。

  民间、民族与民俗是不同的文化概念, 辨明这三个概念便可对民间体育、民族体育、民俗体育的概念进行界定。“民间” (civil) 是相对于“官方”而言的, 它是一个极为广阔的, 普通民众生活和活动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中的体育活动, 即“民间体育”, 其内涵和外延也是极为宽广的, 它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 涵盖了传统体育活动和和非传统的体育活动, 而民族体育和民俗体育都属于传统体育活动。尽管古之已有“族” (血缘系之, 亦可溯至“部落”时期) , 但“民族” (英文中的ethnic, people, nation) 是我国近代才有的固定词汇, 其本质是“民族认同”。中西方对“民族”的解析并无一致观点,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其含义、特点、范围均有所不同, 尤其是当“族群” (ethnic group) 一词引入后, 两者之间的概念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争议。随着历史的发展, 社会的变迁, 单一的或是某一民族占主体的民族国家已屈指可数, 寥寥无几。汉语语境和文化下的“民族”, 并非指单一的民族, 而有着广泛的包容性和高度的兼容性, 它包括了主权国家境内认同的所有民族和所有人, 是从古至今一切人的共同体。“民族体育”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是具有该民族特色且能使该民族的民众产生认同的体育文化, 它是一个或几个民族共有的。从文化变迁来看, 民族体育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动态的、不断生成的体育文化, 随着社会的变化, 意识的改变而产生、发展、停滞甚至消亡。民族体育中包含民俗体育, 是民间体育的重要部分。民俗泰斗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 即民间的风俗习惯, 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5](1-2)乌丙安先生将民俗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和游艺民俗, 其中游艺民俗“是以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 (其中也包括口头文艺活动) 的习俗为主要内容;也包括竞技等事象在内”[6](5-6)。虽然“体育”一词是在20世纪初由留学日本的学生传入我国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古代没有体育, 相反, 在古代的民俗中, 崇尚体育一直成为传统。古时民俗体育亦常见于不少古籍文献中, 如九黎蚩尤的角抵、炎汉宫中的秋千、契丹辽国的射柳、满清王朝的冰嬉等。不少民俗体育活动依附于岁时节庆并流传至今, 如社日之时闹社火、五月五日赛龙舟、每逢双九登高处、正月十五耍龙灯等。少数民族的民俗体育活动亦是丰富多彩, 如苗族“鼓舞”、侗乡“抢花炮”、彝族“火把节、”维族“达瓦孜”等。游艺民俗中体育活动更是不胜枚举, 如斗拐、打陀螺、跳竹竿、抖空竹、击石球等。由此可见, 体育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民俗体育”则是有特定地域的民众, 在其生产生活、军事战争、节庆娱乐和民间信仰等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 依附于该地域的民俗礼仪和岁时节日, 并为民众所享用和传承的生活化、仪式化的独特的体育文化和生活文化。

  二、济南民俗体育概况

  济南因地处古济水之南而得名, 其文化肇始于八九千年前, 是龙山文化的发祥地,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济南城区形成于殷商时期, 西周分封, 以泰山为界在南北建立鲁、齐两国, 地处齐鲁之间的济南也就成为齐鲁文化尤其是齐文化的要地。随着历史的演进, 济南在齐鲁风尚的基础上, 本地民俗一方面糅合了土着文化, 一方面不断与其他外来民俗交融, 形成了“除夕贴春联、燃爆竹、撒芝麻秸、供祖先, 花朝赏红放花灯, 清明踏青放风筝, 重阳登山饮菊酒, 庆祝丰收舞秧歌, 趋吉除祟扛芯子, 千佛山庙会祈安康”等诸多的民风民俗, 民俗体育根植于其中迅速发展。

  济南地区的民俗体育活动历史悠久, 文化根基深厚, 时代不同其活动形式也有所不同, 随着朝代的更迭, 有些项目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些项目与其它民间活动相融合, 不断演进, 还有些项目则一脉相承, 保留至今。《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7](88)《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书亦均有“九夷”之说, 山东一直是高大善射的东夷人生活的中心地区, 特别是潍坊至济南一带。因此, 射箭活动得以沿袭, 并在西周时期成为“六艺之教”之一, 后受鲁文化的影响成为“礼”的重要表征。济南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关于射箭的场面颇多, 有骑射、步射、立射、跪射等, 但随着历史的变迁, 射箭活动并未存遗在济南现代的民俗体育之中。山东不仅是文化大省、也是武术大省, 齐鲁文化中崇文尚武的体育思想在先秦时便已形成, 这也在民俗体育文化中表现出来。鲁国尚文, 齐国尚武, 战国时期, “齐技击”就与“秦锐士”“魏武卒”并称“三国强兵”。从古至今“技击”的形式多样, 如角力、手博、斗剑、剑道、摔跤、推手、散打等等。济南民俗文化主要承自齐文化, 技击演变的主要形式还是以健身养生为主的武术活动, 如太乙门、八极拳、八卦掌、燕青拳、形意拳、石担石锁等。济南素以“曲山艺海”闻名遐迩, 其展演类的民俗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始于唐宋, 兴于明清的鼓子秧歌、花鞭鼓舞等传承至今, 伴随国家政权的几度沉浮, 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俗复兴”中得以发展, 并分别被纳入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济南地区的民俗体育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其蕴育与产生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深层的社会背景。通过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得知, 当前具有地方特色的活态济南民俗体育活动共有59项之多, 入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21项, 其中国家级4项, 省级及扩展项目11项 (含4项国家级非遗) , 市级16项 (含6项国家级和省级非遗) 。这些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民俗体育活动多依附于生产生活、岁时节令、图腾崇拜、宗教祭祀及民间赛事活动等, 如鼓子秧歌、章丘芯子、四蟹灯、手龙绣球灯等。民众日常生活中常见民俗体育活动的则多是休闲娱乐类的, 如跳百索、打尜、抖空竹、放风筝等, 以及健身养生类的, 如形意拳、太极拳、太平拳、石锁石担等。目前对于民俗体育的分类方法有很多, 有从体育学角度来划分的、有从时空特点来划分的, 这里主要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 按照项目的起源将济南民俗体育项目划归为以下五大类:生产生活、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休闲娱乐和健身养生。项目详细分类情况见表1。

  表1 济南民俗体育项目分类

  三、济南民俗体育的特征

  济南民俗体育有着普遍性和独特性特征, 这些特征是在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是在济南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历史演进、文化特点、宗教祭祀、民间信仰以及风物人情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

  (一) 普遍性特征

  1.地域性和空间性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民俗, 在其形成过程中均受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 展现出较大的差异。民俗体育的地域性是在空间共时性上所显现出来的, 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 并受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的制约。中国自古就有“南人善舟, 北人善马”之说, 此句话概括出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体育活动的不同。

  济南位于山东中西部地区, 据鲁南北之中心。南依泰山, 蜿蜒北上;北临黄河, 横亘东西;山地丘陵, 黄带平原;泉网纵横, 地貌独特, 承天然之利也。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便这里生产劳作、生息繁衍, 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据《墨子·尚贤中》记载:“古者舜耕历山, 陶河频, 雨雷泽”[8](15)。《史记·五帝本纪》亦载“舜耕历山, 历山之人皆让畔”[9](44)。可见, 早在虞舜时代, 农业就已成为济南经济的基础部分, 民俗体育活动的方式也与农业生产、耕种劳作、生产工具、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非遗项目鼓子秧歌便源于农业生产劳作, 是一种表现农耕生活的民间乐舞。商河地处黄河冲积平原, 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泛滥, 致使该地区洪水连年, 淹没庄稼, 牲畜受害, 生产歉收, 人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的影响。靠天吃饭, 依附于土地生存的先民们团结起来进行抗洪斗争。抗洪胜利之后, 人们为表达内心的喜悦之情, 拿起身边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 相击而舞。时至今日, 商河鼓子秧歌已形成“三大流派”“七十二种风格”的技巧和跑场, 成为抒发人民大众精神情怀的民间舞蹈。四蟹灯是济南特有的民俗体育活动。明时, 济南西北部地势较低, 排水不畅, 加之大清河泛滥, 形成一片水域, 每年此季, 附近居民多靠打鱼捉虾为生。堤口路四蟹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基础上产生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闹玩活动, 并在每年的上元之夜进行展演。花灯以鱼鳖虾蚌为主要造型, 另有一人扮“打渔佬”和4人扮的“四水兽”。“打渔佬”双手持渔网, “四水兽”则一手持花灯, 一手持绘有鱼鳖虾蚌的绸旗, 伴随着笛、笙、锣、鼓等多种吹管、打击乐器, 几人模仿渔翁和水兽的步履形态, 或打斗或起舞, 表演中烟火弥漫, 好不热闹。

  2.历史性和时代性

  民俗体育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随着历史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外在表征, 它是特定时期的符号, 是时代的缩影, 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济南地区的民俗体育活动源流久远, 作为休闲娱乐活动的“竹马”便是其一。远古时期, 竹是一种图腾崇拜, 也是一种灵物, 对此古籍文献中记载颇多, 如“公输子削竹目以为鹊”“剖竹得子”“以竹招魂”等。两汉以后, 齐鲁之地的竹马多是做为一种儿童游戏而存在, 人们在竹竿顶端用竹篾编成马头形状, 配一麻绳做牵带, 儿童骑跨嬉戏, 唐宋时期, 此游戏更为盛行, 有不少诗词为证, 其中最着名的当属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 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10](16)字里行间洋溢出儿童间亲昵的嬉戏, 而“青梅竹马”从此也成为指代男女童年情谊的经典用词。至金元时期, 济南市井文化繁荣, 俗文学勃兴, 散曲杂剧尽在其中。这一时期的竹马活动也分为两枝, 即跑竹马和竹马戏。跑竹马仍为民间儿童游戏, 流传至今, 而竹马戏则演化为集杂耍、武打、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间展演活动, 主要表现民族战争, 基调雄浑悲壮, 是为北派竹马的代表。石担石锁源于唐代的军事训练, 是古人习武练力的重要器材。明清时期承续唐代武举制度, 讲究“弓刀石马步箭”, 其中“石”就是掇石, 指的就是石担、石锁。后来这项活动流传于民间, 演变成一项集力量、技巧、艺术、健身于一体的传统竞技项目。民国时期, 济南大观园常有耍石担石锁的艺人, 这项活动又成为一种生存技能。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石担石锁风靡济南的大街小巷, 是人们喜欢的健身、娱乐项目。如今, 这项活动虽已淡出人们的生活成为了具有表演性质的民俗体育活动。历史性和时代性是民俗体育的重要特征, 我们要把握好民俗体育发展的脉络, 正确看待特定历史时期, 或不同历史阶段民俗体育的表征与内涵, 这对民俗体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3.岁时性和娱乐性

  孙希旦在《礼记集解》中写道:“岁时, 谓每岁依时也。”[11](582)岁时是中国民众特有的时间观念, 起源于农耕文明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和对生存环境的理解。岁时具有自然性、原始宗教性、政治性等特点并伴有各种各样的身体活动, 体育与节庆向来就是联姻体, 不少民俗体育活动依附于岁时节庆而存在。子曰:“百日之劳, 一日之乐, 一日之泽, 非尔所知也。”[12](15-19)古时没有现代所谓的“节假日, 于是一年之中的岁时节庆便成为人们休息放松、休闲娱乐约定俗成的日子。济南旧时的岁时节庆中, 二三月间的民俗体育活动最多, 农历二月十五是百花的生日, 称“花朝节”或“花神节”, 人们结伴出郭郊游、踏青赏红、放百花灯;三月上巳, 祓禊沐浴、临水濯裳, 曲水流觞, 登高拜佛;清明寒食, 礼祖扫墓、踏春郊游、放纸鸢、荡秋千。晋人葛洪《西京杂记》称:“三月上巳, 九月重阳, 士女游戏, 就此祓禊登高。”[13](22-24)“祓禊”是“除恶之祭”, 古代的登高与祓禊活动一样都是驱邪除祟的仪式。济南重阳节登高的习俗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九月节俗的原型是祭祀火神的仪式, 古时不仅有登高活动, 还有祭祀灶神的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自然和时间有了新的认识, 有了“火历”后, 祭火仪式已经衰亡, 登高活动的仪式性也渐渐衰微, 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其健身怡情、防病祛病作用的认识。济南地区名山汇集, 九月的登高望远, 辞青踏秋自然便成了古人闲暇时主要的户外活动之一。金元时期, 济南佛教发展平稳, 全真道迅速传播, 登山活动便与求佛问道行为联系起来。清代的《济南府志》记载:“季秋九日作菊糕, 士庶登高饮菊酒。”[14](153)《历城县志》也载:“重阳日……佛山赏菊。”[14](153)至今登高仍是济南人重阳之日休闲娱乐的首选活动。梳理、分析民俗体育活动的岁时性, 进一步了解其文化演进和文化心态, 以及民俗体育在中国传统体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有助于我们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转变旧有的“体育即跑跳投、篮排足”等错误意识, 构建新的体育方式。

  4.传承性和扩布性

  民俗体育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此消彼长, 并随时代的变迁, 不断被后来者融入具有当世特色的、新的文化元素。加之其自身的宗教性、政治性、娱乐性、健身性等功能, 以及与民众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高度契合的特点, 世代延续, 传承至今。“传承性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传衍上的连续性;扩布性指这种文化在空间伸展上的蔓延性。”[16](14-15)济南民俗体育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时间和空间上呈活态传承。如章丘芯子, 该活动起源于明代, 最初是人们趋吉避凶、禳灾祈福的一种仪式。芯子形式多样, 常见的是“杠芯子”, 最早是在特制的单杠或双杠上固定一对手托贡品的童男童女, 然后由壮年男子抬行, 向神灵“献牲”。明末时期, 章丘芯子加入了民间小戏的内容, 这些表演多取材于传统戏剧、历史故事、神话传说, 如《白蛇传》《梁祝下山》《吕洞宾戏白牡丹等》的某些片段, 并辅以打击乐伴奏, 将“献牲”与“献戏”相结合。清光绪年间, 芯子表演中还加入了杂耍的内容, 惊险刺激、演艺精湛。章丘芯子从未停止过改进, 改革开放后又利用轴承发明了“转芯子”“桌芯子”, 并吸收了舞蹈、杂技、武术的表演精华, 其内容更是丰富多彩, 说学逗唱、舞龙玩狮、武打杂耍、高跷竹马皆在其中, 满足了现代人的观赏性需求, 使人们越发喜爱。如秧歌, 源自济北地区, 几百年来薪火相传, 不仅广泛流传于山东地区, 而且豫中、冀北、辽东、陕北、晋中、晋西、鄂北等地均有颇具特色的秧歌, 成为了我国传统的民俗体育活动。传承性对于民俗体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体现出一个民族和群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使其在当今社会中继续保持活力。

  5.表演性和观赏性

  民俗体育来自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完善、不断革新, 使其表演性和观赏性与日俱增, 吸引着人们的视觉感官, 满足了人们热爱美、享受美的心理需求。济南的民俗体育活动大多具有其中两种特征, 即表演性和观赏性, 如花鞭鼓舞、猫蝶富贵、手龙绣球灯、上杠高跷、前街舞龙、孔村舞狮、石担石锁扇鼓舞等。创始于济南市西北区域的“猫蝶富贵”, 经过近百年的演进, 成为一种带有简单故事情节, 兼有音乐伴奏和武打场面的民间舞蹈。表演者身披彩衣, 扮作牡丹花瓶和蝴蝶, 在花丛中流连嬉戏, 并与“白猫”玩起躲猫猫的游戏, 和谐、欢快。当两只“老鼠”来破坏家园的时候, 白猫立刻停止玩乐与坏蛋“搏斗”, 赶走不速之客之后便与蝴蝶们继续嬉戏、逗乐。舞龙是集技巧表演性、艺术观赏性、民间竞技性于一体的民俗体育项目, 自古有之, 源自图腾崇拜, 村民们祭祀龙神, 以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济南的舞龙活动中,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济阳县前街村舞龙。竹篾扎制成18米长的红、黄双龙, 外罩绘有龙鳞的的彩布, 各配一龙珠, 作为引导。前村舞龙博采众家之长, 总结创作出十四个动作, 舞动时, 龙随龙珠左右摇摆, 左耸右伏, 九曲十回, 舞姿矫健, 锣鼓伴奏也随着变化多端的动作节奏时急时缓。舞龙间或有烟火爆竹, 一霎间犹如龙现云雾之间, 上下翻动闪现, 场面蔚为壮观, 极具艺术美感。表演性和观赏性是大多数民俗体育活动最普遍、最鲜明的特征, 若能科学化的整合、利用资源, 必定让其大放异彩, 吸引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

  (二) 独特性特征

  1.商业性

  清代乾隆《历城县志》引元代于钦《齐乘》曾写道:“愚按今齐俗, 比燕赵诸郡, 号为朴野。惟济南水陆辐辏, 商贾所通, 倡优游食颇多, 皆非土人。”[17](50)可见元代济南地区的商业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经济繁荣, 加之拥有良好的交通条件, 行走江湖的卖艺者也多出现在一些喧闹的市井商业之地。这些民间艺人中有靠民俗体育表演活动为谋生手段的职业艺人, 也有农闲时节靠此贴补家用的, 还有江湖郎中或卖药的为招徕生意, 通常都会借助民俗体育表演, 如武艺、杂耍等活动。鸦片战争使“男耕女织”,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迫于生计, 大量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涌入城市谋生, 原本只在乡间展演、传承的民俗体育也被带入了城市之中。尤其是开埠后, 济南的城市规模、格局发生了变化, 商场市场之地人流较多, 便成了江湖卖艺的场所。长期占地的有摔跤、石担石锁、“挂子活” (是挂子行的省称, 即武术) 。花鞭鼓舞本就是集市上、走街串巷的商人、艺人和乞讨者用于招揽顾客、观众或获取施舍的一种手段, 经过百年的不断完善, 变成了纯粹的民间艺术。清代济南的商业在全省是比较发达的, 尤其是北郊的洛口镇, 因处于大小清河水运网之中, 因此盐业运输成为历城商业的重要部分。《历城县志·盐法》记载:“历不产盐, 而城北洛口则商贾聚集之所……”[18](17-18)。经济的发展致使商品加大流通, 从而需要更多的商品和资金的来回流通, 济南票号也应运而生, 多聚集在高都司巷, 同时西邻太平寺街的镖局也多了起来。当时开设镖局的要么是武术世家, 技击之法世代传承;要么是商贾之家, 他们聘请武艺高强之士做镖师, 因此, 各种门派和拳种在济南地区不断地涌现, 武术体系也不断完善。像谭氏摔跤、武当太乙门、燕青拳、三皇炮捶、太平拳、形意拳、太极拳等, 如今, 这些武术作为民俗体育的一枝, 早已在济南生根发芽, 落地开花。现代社会中的民俗体育活动不仅给人们以视觉上的享受, 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商业价值。

  2.“武舞相融”性

  济南是齐鲁文化尤其是齐文化的要地, 齐人天性强悍、好勇多智、精于技击, 《国语·齐语》载, 桓公问大夫曰:“于子之属, 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众者?有则以告!”[19](78)《隋书·地理志》记载:“齐郡旧曰济南, 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 能使骨腾肉飞, 倾诡人目。俗云‘齐倡’, 本出此也。”[20]“倡”, 亦即卖唱不卖身的歌伎舞女。可见, 济南地区不仅“尚武”的风气浓厚, 世俗乐舞也非常发达, 且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济南的民俗体育活动中“武”与“舞”也是两者相融, 交相辉映。长清赵家营的手龙绣球灯始于明末, 原是祭祀下凡降水却被龙王分尸的赑屃和囚牛二位龙子, 后来人们将武艺、扮玩融入其中, 至清末民初趋于成熟。据民国时期修编的《长清县志》中记载:“上元夜, 即阴历正月十五日。晚间, 巨家悬灯放花, 庄内或玩龙灯, 或天彩各样花灯, 并扮演戏剧以为乐。”[14](153)赵家营是个回民村, 村民们为强身健体而历代尚武, 村中建有武堂、武棚, 他们在手龙舞的动作里融入了很多武术的成分, 如“虚步”“弓箭步”“二起脚”“反扫堂”等, 使武术与民间舞蹈相结合, 并形成了具有武术表演形式的独特风格。表演时阵容庞大、气势磅礴、刚劲有力、行云流水、画面多变, 其每一招每一式都凝聚着民间艺人的心血。手龙绣球灯多次在中央、省、市电台播出, 被誉为“中华一绝”。除此之外, 鼓子秧歌、舞龙、舞狮、耍龙灯、玩狮狍等, 都是将当地武艺功夫融入民间舞蹈之中, 逐步形成了独具济南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 成为了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

  四、结语

  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中光辉夺目的明珠, 其内蕴博大精深, 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俗体育是齐鲁地域文化的重要一支, 其干枝根脉遍布于齐鲁民间生活之中, 呈现出璀璨的光芒。自西周分封后, 济南地处齐鲁之间, 成为齐鲁文化要地之一, 其民俗体育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 种类繁多、形式多样, 并在活态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新的文化元素, 极具创造力和创新性。济南民俗体育历经千百年沉淀与演进, 根植于民众的集体记忆与生活习惯之中, 成为民间体育、民族体育、群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考察了济南的民俗体育活动概况并对其特征进行梳理、分析, 不仅从整体上认识济南与其它地区的民俗体育活动的共同特征, 还对其特有的特征进行研究。只有把握了民俗体育的特征, 才能进一步认识其在当代社会存在的现实价值, 做好民俗体育的宣传、推广, 使其发扬光大,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财富, 世代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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