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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历程、特点及开展策略

时间:2015-03-17 09:26作者:学位论文网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历程、特点及开展策略的文章,体育产业化是世界体育强国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事关我国体育强国战略实现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区域经济的纵深发展,在我国部分地区,尤其是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出现了初具规模的体育产业集聚现象。体育产业发展的空间地理集聚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

  体育产业化是世界体育强国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事关我国体育强国战略实现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区域经济的纵深发展,在我国部分地区,尤其是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出现了初具规模的体育产业集聚现象。体育产业发展的空间地理集聚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和优势基础。体育产业空间集聚和区域体育生产专业化也引起政府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和重视。为了进一步促进此类区域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发挥政府统筹优势,我国适时地推出 了国家体育产业 基 地 制 度。

  2006年 至 今,现已建成广东深圳、成都温江、福建晋江、北京龙潭湖、浙江富阳、山东乐陵等6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以体育产业空间地理集聚为基本特征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特色和巨大优势,被誉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发动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是推动我国体育产业整体发展、提高体育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抓手,是实现我国体育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方式。

  201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的颁布及体育产业 “十 二 五”规 划 的 推 出,都 进 一 步 明 确 了国家体育 产 业 基 地 建 设 的 重 要 地 位 及 作 用。鉴 于 “十 一五”期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体育产业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带动作用,在体 育 产 业 “十 二 五”规 划 的 发 展 目 标 中 提出,十二五期间“在全国建立20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30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然而,以培育体育产业集群为目标和导向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基本概念及其发展形式,与工业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及体育产业集群的概念存在本质差异。“产业基地”、“工业园区”这种 始 于 上 个 世 纪80年 代 初 的 产 业 政 策 工具,如何在体育产业的发展中发挥应有的制度效率,是一个十分重要、迫切而又复杂的问题。本研究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为研究对象,试图客观揭示其实施历程,准确把握其产业特征,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1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实施进程

  1.1概念性酝酿:其他产业部门经济发展经验与知识的相互溢出(2003—2005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概念构想的提出,是不同经济产业部门发展实践“知识相互溢出”的结果。体育产业研究的理论基础多依赖于经济学理论[14]。体育集聚经济产业发展经验也得益于其他经济部门集聚经济发展思路及方式的启示。早在2000年前后,国内、外经济领域的集群优势就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中国服装工业协会、中国珠宝产业协会等部门和协会的重视。集群发展战略逐步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产业及科技发展政策[12]。例如,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就先后认定了100多个纺织服装集群,如广东的虎门休闲装、福 建 石 狮的休闲装、浙江温州的男装、宁波的西服等。

  在体育产业发展领域,鲜见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为研究对象的研 究 成 果,主 要 集 中 在 国 家 体 育 产 业 基 地 的 侧面、局部描述上[2,5,15]。调查研究显示,从概念衍生路径来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概念及其构想产生,主要是在近20年来我国体育产业空间地理集聚化发展的基础 上,在经济学研究及媒体宣传产业基地概念及经验的启发下,不同产业部门间知识相互溢出的结果①。早在2003年前后,北京、福建、江苏等经济发达省、自治区、直辖市就陆续召开了系列有关促进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会议。随后,产业集群、产业集聚、产业基地等概念词组逐渐走出理论高阁,进入政府报告、相关文件、会议主题及部分媒体视线。

  在体育经济发展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专业化生产分工的不断加深,在广东、福建、浙江等部分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出现了特征明显的体育生产企业在某些特定区域内扎堆 的“体 育 产 业 空 间 地 理 集 聚”现 象。例 如,安 徽 无为、浙江衢州江山等地的羽毛球制品、浙江安吉良朋的乒乓球制品、浙江富阳上官乡的网球拍生产、福建晋江陈棣镇的运动鞋、福建厦门的健身器材、广东深圳的高尔夫、运动自行车等。这些特色鲜明的体育生产企业的在特定区域内的扎堆现象,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生的重要实践背景。同时,受其他经济领域基地建设发展思潮的影响,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最初的概念和相关提法,出现于此时期较后阶段。

  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产生深刻印证了其他经济部门产业发展经验向体育经济产业部门的溢出效应。首先,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概念衍生及设立地区看,深圳是我国首个设立的经济特区,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

  深圳前沿的市场经济意识和先觉的经济发展经验,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构想的提出铺设了宏观的知识经验和背景。其次,从 国 家 体 育 产 业 基 地 概 念 提 出 的 组 织 主 体看,概念提出主体具有广泛的横向经济产业组织联系和经验。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概念构想的提出并非出自体育行政部门———深圳市文体旅游局,而是深圳市发展与改革局。启发于深圳打造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基地经济发展思路,在深圳市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体育健身器材、体育休闲器材等体育生产企业集聚的基础上,开始酝酿申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想法②。该想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积极响应。在深 圳市政府的积极运作下,由深圳发展与改革局具体牵头,于2005年开始 向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申 报 筹 建 国 家 体 育 产 业 基地。由此,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进入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实践之中。

  该阶段的主要特点:

  1.其他产业部门的基地发展实践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背景。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基本概念的历史衍生路径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相关理论研究最基本的学术任务。调查 显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概念构想的提出,得益于不同经济产业部门发展知识经验之间的相互溢出。

  深圳市改革与发展 局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申报工作人员YCT(隐去受访人姓名,下同):“我们的体育产业基础较好,但我们也看到很多问题;你比方说产业结构松散、品牌多规模小、贴牌生产较多等。后来我们就想,是不是可 以考虑设立个基地,规划 引导发展。…… 应该说,国家体 育产业基地最 先 的想 法是 我们提出来的。”(根据2009年4月访谈录音整理)
  
  2.体育产业的空间地理集聚现象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深圳较为明显的体育产业集聚发展实践,是促动相关部门萌生申请设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非常重要的现实性因素。

  深圳市改革与发展 局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申报工作人员HXM:“我们当时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很多较有影响的体育企业了,各类体育企业当时已经有一千五六百家。如果问为什么想提请申设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话,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根据2009年4月访谈录音整理)
  
  1.2制度性确立: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首获批准设立(2005—2006年)深圳具有良好的市 场经济基础,在产业技术研发、经济环境配套措施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市场资本逐步向产业附加值较高的体育产业部门流动。至2006年,深圳 已聚集了多达1 500多家体育制造类和体育健身娱乐企业,集聚了波力体育器材、好家庭、中航健身俱乐部和观澜湖高尔夫球场等一批知名体育企业,初步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体育产业聚集效应[10]。然而,由于缺乏政府具体政策上的支持及系统规划指导,深圳体育产业发展中的问题也开始凸显,如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主要以生产低端产品或为外商贴牌生产为主;实际体育经济收益不高、体育信息流通不畅、体育研发能力差、体育产业链条形态不明显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深圳体育产业的快速持续发展。针对深圳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在考察借鉴了国内、外体育产业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由深圳市发展与改革局牵头,深圳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建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构想。经过申请、论证、考评等环节,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最终于2006年4月 获 得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正 式 批 复 获 准 设立,并于2007年4月授牌成立。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设立,标志着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作为一种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制度形式得到正式确立。

  集群 经 济 (cluster economic)、产 业 集 聚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是(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基地的建设致力于为区域内产业集聚行为主体之间建立知识与信息流动的效率通道和制度平台(图1)①。【1】

  旨在发挥我国政府统筹优势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是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特色。国家体育总局(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项目鉴评小组,给予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制度构想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深圳提出建设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战略构想在全国来说是领先的,是破冰之旅[6]。

  该阶段的主要特点:

  1.体育产业集聚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制度提出的重要产业动力。

  深圳在体育器材与研发生产企业规模化的空间集聚,是推动深圳申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重要产业动力。因此,体育产业的空间地理集聚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特征之一。

  2.产业集群理论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制度设计的重要理论基础。

  从深圳首家国家体 育产业基地申报材料中体现的发展目标及定位理念看,经济 学研究中的地理邻近(geogra-phy proximity)、集群 经 济 (cluster economic)、产 业 集 聚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13]等是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石。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目标是通 过政府的支持和有效干预,培育具有持续创新动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体育产业集群。

  1.3 探索性实施:六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陆续认定与批设(2006—2011年)由于首个国家 体 育产业基地的示范效应,自2006年至今,在全 国 已 经 设 立 了6个 国 家 体 育 产 业 基 地。

  2006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批准设立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是我国首个国 家体 育 产业 基地;2006年12月,设 立 成 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是目前我国西部惟一一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2007年11月,已 形成明显的体育鞋 服 制 造 业 产业集聚的福 建 省 晋 江 市 获 批 第3个 国 家 体 育 产 业 基 地;2008年,借助北京奥运会在体育场(馆)建设、大型赛事等方面契机,以国内、国际体育组织聚集地为基础,借助政府系统规划和支持,北京龙潭湖地区被国家体育总局批准设立龙潭湖 国 家 体 育 产 业 基 地;2009年9月,浙 江 富 阳 地区,在多年球拍、水上运动器材等领域生产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借助良好 的经济发 展区位优势,获准设立中 国 第5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2010年8月,基于山东泰山体育有限公司等一批大型的体育器材生产企业在山东乐陵地区的集聚,经过山东省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积极争取,山东乐陵成为我国第6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根据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的要求,“十二五”期间还将在全国建立20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30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图2)。【2】

  此阶段的主要特点:

  1.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批设缺乏科学的产业集聚水平定量测度和甄识技术。

  在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相对快速探索性实施的阶段,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批设主要基于申报地区在申报材料中对于该地区体育产业的定性描述,结合国家体育总局的实地考察鉴评。由于缺乏科学的体育产业集聚水平定量测度和甄识技术,对于区域体育产业的定量特征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使得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批设过程中的人为主观因素过多等。

  2.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产业布局,缺乏全国体育产业发展梯度的有序对接。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作为我国宏观体育产业政策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制度节点,对于整体体育产业发展的带动是其重要的制度使命之一。由于缺乏对全国体育产业集聚区数量、性质及位点分布等信息的系统了解,使得该阶段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设立缺乏与全国体育产业发展梯度的有效对接,进而压低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制度收益。

  3.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批设管理,缺乏独立、具体、针对性的规范性制度。

  该阶段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批设,主要围绕地方政府与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之间的行为互动,及国家体育总局最终所做出的主观判断。从宏观的基地管理办法、认定标准细则到基地的发展举措等皆无制度性的文本依据,缺乏独立、具体、针对性的规范性制度。该阶段,在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层 面,没 有 专 门 性 的 国 家 体 育 产 业 基 地 管 理 办法;而在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内部层面,也缺乏针对性的地方政策文件。例如,作为我国体育产业集群特征最显着、最知名的晋江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地方政府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鼓励扶持政策中,在涉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第三产业政策、自主创新政策等各个领域的文件中,没有专门针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制定相应的保障推进政策。调查显示,地方领导人的变更、基地管理人员的频繁更迭、专业体育产业管理人才的缺乏与学术关注研究的不足,是导致地方政府在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中存在盲目性、迷惑性,具体政策措施难以出台的重要原因。

  4.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认知不足,申报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政绩化的倾向。

  由于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制度内涵及深层产业逻辑认知上的不足,2007年后,拟申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地区快速增加,并逐渐显示出政绩化的倾向。已设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思路不明,政策措施无力介入,日常管理空心化。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国字号基地称谓的追逐,超过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制度价值的绩效诉求。

  国家体育 产 业 基 地 管 理 办 公 室 工 作 人 员DWQ:“其实,说白了,现在很多地方申请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只是为了拿这块牌子。”(根据2010年6月访谈录音整理)国家体育产业 基地 管 理办公室工 作 人 员CJX:“国 家体育产业基地自批准设立之后,我们工作几乎就处于停滞状况。一方面,我们和企业几乎没什么联系,也插不上手;另一方面,国家体育总局作为我们的业务指导部门,也谈不上指导,联系不多。”(根据2011年2月访谈录音整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CZH:“随着市级领导班子换届,原有的体育发展战略没能很好的继续贯彻持续,由于多种原因,有些项目处于停滞阶段;目前,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公室被隶属于经济开发区管理处,目前的工作较少和体育产业关联”(根据2011年8月访谈录音整理)1.4理性化发展:《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颁布(2012年至今)相关部门开始意识到在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申报、遴选、评审等诸多环节存在缺乏科学的遴选机制与规范的程序与条件等问 题。经 过 多方酝酿,国 家 体 育 总 局 于2011年12月,正式下发了针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专门性 管理文件《国家体育产业基 地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 是自2006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设立以来,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所颁布的专门性法规文件,标志着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逐步走向理性化、规范化发展。该文件从总则、申报条件、申报程序、评审程序、基地建设、管理与考核等6个部分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概念、申请、建设、管理和考核 等 方 面 做 了 原 则 性、描 述 性 的 说 明。该 文 件 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的有关内容和精神的具体化和深化。文件明确了国家体育 产业基地的目的是发挥体育产业基地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以及对全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示范和带头作用;首次明确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是指国家体育总局命名的、在体育产业发展方面具备相当基础、规模和特色的地区,或在体育产业某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较强竞争力的机构;确立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初步遴选条件和布局原则;规定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报请程序、时间节点、内容文本等;更首次明确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管理与考核内容;同时,提出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管理要求,从概念上明确了申撤机制。

  该阶段的主要特点:

  1.六大国 家 体 育 产 业 基 地 的 示 范 效 应 与 带 动 作 用明显。

  受已设六大国家体 育产业基地的示范带动,近 年来,江苏南京、重 庆、江 苏 江 阴、广 东 清 新、河 南 安 阳、浙 江 淳安、福建莆田、广西平果、安徽芜湖、六安、黄山、马鞍山等地区已经提交或者正在酝酿提交申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申请。六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示范效应,带动多地出台了系列重点发展体育产业的政策措施,对于促进全国及区域体育产业的发展具有显着的积极意义。
  
  2.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部门制定系统的配套制度。

  2012年以来,由于缺科学量化的认定标准、动态监管机制以及系统推进措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瓶颈。自2010年8月,“十一五”期间最后一个乐陵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批设以后,虽然每年申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地区快速增加,但国家体育总局没有再批复新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发展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负责人员GHN:“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思考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从制度上进行固定,使其不因为人员的变更而发生改变;我们也在探索基地的认定标准和管理等深层次的问题,建立考核申撤机制。”(根据2013年3月访谈录音整理)2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产业综合特征分析2.1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具有良好的体育产业发展基础六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都具有较好的体育产业集聚基础,是获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最根本的因素。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2006年已经积聚了各类体育企业1 500多家,其中,体育产品制造类企业总数已达到了近800家,形成了高尔夫用品、航模、滑雪器材、游艇、运动以及竞赛型自行车、健身器材等器材制造业为主的6大产品系[11]。健身会所的数量和质量也居全国前列。

  北京龙潭湖地区体育产业发展要素的集聚也十分明显。龙潭湖区域内集聚了包括体育行政总部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等)、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体育人才中心(集聚30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及体育协会)、体育传媒和科研中心(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等)、体育训练中心(北京体育馆、国际网球 中 心、中 国 棋 院、国 家 体 育 总 局 训 练 局 等 场(馆)资源和体育设施)、体育产品销售中心(李宁、动向体育等近800家经营体育产业的机构和企业)等各类体育产业发展要素[8]。

  富阳地区2009年时,集聚有8家生产赛艇系列产品的企业,产量占全国生产量的95%,产品远销80余个国家和地区;下辖上官乡年产球拍超过1亿副,产值10亿元,占国内、外中低档球拍市场份额80%以上;全市体育运动器材制造业和体育休闲服务业企业900余家,从业人员4万余人,产值约14亿元;经营性体育会所430余家[4]。拥有全国县级市首家 职 业男 篮俱 乐 部———杭州永通职业篮球俱 乐部;集聚了中国龙舟研发基地、飞鹰游艇生产基地、永安山全国高山滑翔基地、金都国家网球训练基地等体育研发机构。

  乐陵体育产业起 步 于上世纪70年代末,现已成为 乐陵市最具实力、活力和潜力的战略产业。

  2010年时,全市规模以上体育用品生产经营及配套企业达到60多家,从业人员1.85万 人,形 成 了 涉 及 体 育 器 材、体 育 用 品 原 材料、服装、广告、文化传媒、功能性饮料、运动专用医药等多个领域的体育产业体系。特别是,竞技类体育器材生产企业,占全国市场份额的90%以上,产品销及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9年,乐陵市体育产业销 售 收入 已突 破100亿元[7]。乐陵泰山体育产业集团与中国科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及山东大学合作建立了3个体育用品研发中心,自主研发的纳米人工草丝拉丝、碳纤维纳米比赛用杠面、电动撑杆跳高架、“爱动”在线运动健身产品等均具有国际领先水平,是北京奥运会和第11届全运会最大的器材供应商。“泰山”品牌价值经国家权威部门评估认定,高达118亿元。

  成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主要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以成都国家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及成都“蓉城西湖”项目作为投资承载体,由知名跨国体育营销公司(IMG集团)进行高规格的规划设计,人为引导体育产业发展要素的集聚。

  2006年,已 有 青岛英派 斯 集 团、好 家 庭 实 业、泰山体育产业集团、广州波尔等18家体育用品公司与基 地签约落户[3]。

  从现有的六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看,体育产业的集聚程度以福建晋江最为显着和典型(表1)。【3】
  

  2.2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体现均衡布局与综合辐射效应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地理位点布局,除东北三省外,呈现南北基本等距均衡布点。从经济地理版图东西维向看,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符合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整体发展梯度及经济发展水平规律。从经济地理空间向度,较好地体现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体育集聚区的综合辐射效应。

  深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布局,可以有效辐射珠三角地区区域体育产业发展。

  成都是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和着名的休闲旅游城市,其体育产业聚集效应和区域市场辐射能力巨大,体育产业集聚的拉动效用能够辐射到川、渝、黔、云、贵、陕、青等地区和衔接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这也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落地成都的原因之一。基地所在地成都温江地区,近年来发展迅速,已连续6年进入全国社区经济综合发展指数百强区县之列。温江地区不仅是成都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西南地区发展劲头十足的一个重要区域。

  福建晋江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是海峡西岸经济区中重要的产业高地,是目前体育产业集聚最为显着的区域;其规模巨大的体育鞋服、器材制造业对周边区域上下游产业链系的带动效应十分明显。

  北京龙潭湖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政府干预机制的推动下,各类体育组织、政府机构、知名企业、专业传媒等产业要素集聚明显。北京市自2007年开始就专门设立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每年投入5亿元专项支持体育产业发展,其 中,用 于 体 育 产 业 基 地 及 集 聚 区 的 建 设 资 金 达10%[1]。有力地带动了京津经济圈区域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

  浙江富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以其明显的体育器材制造业集聚、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和优越的产业区位优势,促进长三角重要城市地区体育产业要素的集聚和发展。

  山东乐陵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六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中产业特色鲜明,主要集中在大型体育器材及运动装备材料的研发与生产。该区地处列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圈,该基地交通便利,可以有力衔接渤海湾区域内京、沪、津、济南等地区,产业区位优势显着(图3)。

  2.3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集聚产业属性分析及定位特征

  从各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体育产业发展基础的产业属性看,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广东深圳体育产业基础类型表现为运动与健身器材生产企业的发展及集聚,体育基础产业属性 表 现 为 体 育 器 材 制 造 业 及 高 端 体 育 研 发 等。

  成都温江体育产业基础的生成主要是以政府干预为机制,政策优势为动力,高规格产业项目企划为保障的、集体育用品制造、体育会展、运动体验等为一体的体育综合产业类型。体育基础产业属性集中于体育器材制造与体育休闲服务产业。福建晋江体育产业主要是以传统鞋服加工作坊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运动鞋服生产企业集聚,体育基础产业属性是以体育鞋服为主的体育服装产业。北京龙 潭湖地区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以其优越的体育组织机构密集优势,成功批设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从体育基础产业属性看主要是高端体育商业服务。浙江富阳的体育产业 基础是多年来在水上运动器材、球拍等体育生产业企业大量集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体育基础产业属性主要是水上运动器材、球拍等为主的中小型体育器材装备生产行业。山东乐陵主要是通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泰山体育 产业集团为首的一批大中型体育器材及相关运动装备生产企业的区域集中,体育基础产业属性主要集中在大中型体育器材及相关运动装备制造行业。【4】

  
  从各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体育产业发展基础的产业属性看,体现了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多样性,这也为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改革与调整建立了较好的产业基础条件(表2)。【5】

  根据体育产业发展基础、体育产业集聚要素资源禀赋及区位特点等所提出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业目标定位,对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牵引和导向作用。其直接决定着各类制度、措施等基地发展决定性要素的生成。从各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目标定位看,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皆在立足自身传统优势特色体育产业的基础上,向 综合、多 元的体 育 产 业 结 构 发展(表3)。广东深圳立足于发展高端体育用品研发和高端体育服务产业;四川成都定位于集体育用品制造、体育会议展销、体育休闲和体验运动于一体的体育产业基地;福建晋江以体育用品制造业为主,拓展体育健身娱乐和体育竞赛市场;北京龙潭湖定位于以体育行政与知名体育企业总部基地为主,集体育信息交流和体育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国际化高端体育产业集聚区;浙江富阳立足于发展运动休闲产业和特色体育装备制造业;山东乐陵则定位于体育用品制造和体育装备制造。【6】

  
  2.4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体育产业集聚路径及其特征

  存在体育产业的空间地理集聚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基本特征。从六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产业基础看,其集聚效应十分明显,然而其产业集聚的机制却不尽相同。影响区域体育产业集聚的要素系统十分复杂,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体育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看,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是分析体育产业集聚最重要的两股力量,并可相应的分为政府干预型与市场 机 制 型 两 种 类 型(表4)。政 府 干 预 类型主要是指由投资主体对土地投资和开发,配套产业规划和政策措施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区。在区域中企业共享基础设施、政策优惠及劳动力等资源。市场机制型主要是指由体育企业的自然集聚发展所形成的体育产业集聚,其集聚过程以市场自发为主,少有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型体育产业集聚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较为典型的是北京龙潭湖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与成都温江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这两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是在没有形成明显的体育企业集聚、没有形成主导特色产业的背景下,根据体育产业发展的要素基础,通过政府划定特定区域,进行高规格规划设计,提供特殊优惠产业政策,配套产业发展环境等措施,人为建立特定的、以体育产业为主体的特色产业园区。在体育产业集聚的过程中,政府干预扮演了基础性、决定性的角色。政府作用体现在政府投入、项目引进、协调管理等多个方面[16]。例如,龙潭湖所属的崇文区(现为东城区),在体育产业园区规划之初,就向国内、外的规划设计机构广泛招标,选取最优秀的设计方案;引导国内体育俱乐部、体育彩票、体育传媒、体育研发、体育赛事策划中心和体育品牌中心等入驻园区;规划建成北京青少年活动中心、国家体育博物馆及体育星光大道、智力大厦、冠军大厦等一些产业项目。园区预计总投资120亿元,其中,一期总投资85.3亿元,现已投入18.9亿元,后期建设还需投资66.4亿元。

  晋江、深圳、乐陵及富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市场机制是其体育产业集聚的基础性动力。例如,福建晋江的体育鞋服产业集聚,最早的技 术动力源于其早在上个世 纪80年代制鞋与服装生产向运动鞋服的产业转移。在传统 鞋服产业基础、沿海区位经济优势、侨乡资本与市场信息、境外注册获得税率优势、超前的市场意识、浓郁的重商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经过近40多年的发展,该地区集聚有体育用品生产企业3 000多家;专门为成品鞋配套生产的鞋底、鞋面、皮革、化工、扣锁五金制品等专业厂家1 500多家;拥有大量模具开发、鞋样设计、管理咨询、形象策划、营销推广、出口代理等专门为生产性企业提供服务的配套行业。形成了分工明显、生产协作、市场同步的完整体育 用品产业链系。山东乐陵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大中型体育器材生产企业的发展也具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获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前,在乐陵的局部区域就已集聚泰山体育产业集团、友谊体育器材、五环体育、鲁辰制衣等体育用品生产经 营 企 业 及 配 套 企 业116家,体 育 产 业 从 业 人 员18 500人,形成了涉及体育器材、体育产品原材料等多项领域的研发、生产、服务的产业体系。乐陵在综合性体育 器材和人工草坪、竞技类体育器材占全国 市 场 份 额 的90%以上。浙江富阳在赛艇、皮划艇、球拍制造等领域的发展起步于上个 世 纪80年 代,经 过 几 十 年 的 发 展,目 前 国 内80%的赛艇、皮划艇等生产企业集聚在富阳。【7】
  

  3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推进策略与建议
  
  3.1对全国体育产业集聚区域进行定量辨识与科学分布系统描述,指导宏观布局

  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经济地理版图上,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梯度有序对接,色彩斑斓的体育产业集聚发展的块状经济,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可观察到的、最值得关注的体育经济地理现象。体育产业政策是促进体育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及其产业实 践 的 一 种 制 度 性 安 排[9]。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为龙头的体育集聚经济产业政策实际制度绩效的取得,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全国体育产业集聚区域系统描述及其准确辨识的基础之上。对全国体育产业集聚区域的分布、规模、产业性质等的准确了解,是指导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科学布局、提高基地整体拉动效益,寻建效率制度安排的重要前提。要深刻理解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整体体育产业发展中的深层产业逻辑。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作为一种国家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形式,具有重要的全局性意义,其批设与管理考虑的要素不仅是区域性发展需求。作为一种国家体育产业的重大、主动的制度设计,其位点的布局必须有利于促进宏观整体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与特征明显的全国体育产业集聚区域进行有序、有效的梯度对接。全国体育产业集聚区分布及性质数据信息较少,使得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批设缺乏宏观统筹,降低了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制度辐射绩效。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采用调查研究方法,通过定性摸查与定量测度相结合,描述和系统了解我国体育产业集聚区的分布及特征。

  3.2构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业集聚水平测度评价指标认证系统,实行量化评定

  构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业集聚水平定量测度评价系统,实行科学遴选与认证,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批设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业集聚特征的准确把握,是实现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认定与批设本身,不仅要靠申报地区自评自报材料的定性描述,更要依靠科学的辨识和 产 业 测 度 工 具 所 进 行 的 定 量 产 业 特 征 分 析。

  借鉴Porter产业集群定性评价钻石模型[18](Diamond Mod-el,1998),结合体育产业的产业特性,综合运用GEM模型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及组合赋权法等方法,构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业集群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不但可以对现有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产业集聚特征进行科学精确把握,指导其科学发展,而也可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申报区域的体育产业形态进行定量特征描述,实现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科学认定与管理。

  3.3制定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法及其配套项目支持制度体系,实现科学发展

  缺乏专门、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法及其配套项目支持制度体系,是制约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的重要障碍。产业基地、产业园区等产业集聚区并不必 然 发 展 成 为 具 有 强 劲 创 新 及 竞 争 力 的 产 业 集群[17]。产业集群的培育需要科学的产业认知及科学合理的发展政策。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思路、推进措施等问题存在极大地困惑性和盲目性,是近几年系统调研过程中最深刻的感受。作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行政审批及管理部门的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职能部门,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的关注较少。

  对国家体育产业基 地进行科学的顶层制度设计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科学发展的前提。在国家体育总局层面,需深入研究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业集群特性和在国家体育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制定国家体育产业 基地指导性、原则性的法规文件,建立科学的配套制度,对接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现实发展需求。例如,根据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区域就近原则,设立专门服务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的知识 研 究 机 构 等。在 地 方 政 府 层 面,要 深 刻 地 认 识到,作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支持与服务机构,其政策干预不是仅关注具体的单个企业,而是要为整个体育产业集聚区的综合创新、发展及竞争力的提高服务。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配套制度体系,促进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业集群内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与知识流动,培育产业创新氛围。

  3.4建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专门性动态监管及数据信息流通平台,保障动态推进

  缺乏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专门性动态监管及数据信息流通平台,是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管理部门制度制定与政策调整迟滞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国家体育总局具体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对口负责部门之间信息流动不畅,国家体育总局职能管理部门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实施、进展、问题等基本情况了解不足。应通过建立特定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信息管理平台、年度的基地进展工作汇报、定期连续的成员联席会议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实施进展的动态了解,指导和服务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促进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之间的信息流通和相互合作。

  4 结语

  1.从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制度诞生的历史历程看,其发端于我国不同经济部门产业发展实践经验之间的知识相互溢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发展主要经过了概念性酝酿(2003—2005年)、制 度 性 确 立 (2005—2006年)、探 索性实施(2006—2011年)及理性化发展(2012年至今)4个阶段。在 发 展 过 程 (2003年 至 今 )中,尤 其 是 近 年 来(2009—2013年),国家体育 产 业 基 地发 展 存 在 的地方政府基地申报动力的政绩化、基地批设缺乏科学严谨程序、基地发展方向的模糊性及发展措施的迷惑性、基地日常管理的空心化等现象值得警示。

  2.从六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综合产业特征看,现有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都具有较好的体育产业集聚基础;六大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设置较好地体现均衡布局与综合辐射效应;各个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体育产业发展基础的产业属性具有较明显的差异性,我国体育产业结构调整与改革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条件;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始终是影响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体育产业集聚最重要的两股力量。

  3.通过对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实施、特点及综合产业特征的分析认为,当前,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亟需规范管理、系统规划和科学发展。

  首先,对全国体育产业集聚区域的分布、规模、产业性质等的准确了解,是指导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科学布局、提高基地整体拉动效益的重要前提。必须通过定性摸查与定量测度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国体育产业集聚区域进行定量辨识与科学分布的系统描述,以指导宏观布局。

  其次,构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业集聚水平定量测度评价系统,实行科学遴选与认证,是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批设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亟需构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产业集聚水平测度评价指标认证系统,以实行量化评定。

  第三,缺乏专门、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的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法及其配套项目支持制度体系,是制约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的重要障碍。应尽快制定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法及其配套项目支持制度体系,以实现科学发展。

  第四,缺乏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专门性动态监管及数据信息流通平台,是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管理部门制度制定与政策调整迟滞的重要因素。相关部门亟待建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专门性的动态监管及数据信息流通平台,以保障动态推进。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体育局.加快北京龙潭湖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 实现体育产业的新发展[Z].2010.
  [2]程林林,袁春梅.成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发展的思考[J].搏击,2011,3(1):1-4.
  [3]成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公室.成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申报材料[Z].2006.
  [4]富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公室.富阳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申报材料[Z].2009.
  [5]林向阳,周红妹.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建设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42(8):45-46.
  [6]林若飞,陈飞燕.深圳筹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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