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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时”思想及其传承发展

时间:2021-11-11作者:谭德贵 辛亚民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孔子的”时”思想及其传承发展的文章,这一思想由孔子开创,经思孟学派和《易传》分别从人道和天道两个侧重点加以深化、拓展,成为先秦儒家诸多思想观念发展中的重要脉络之一。

  摘    要: “时”是儒家思想中兼及天人、具有主客双重性征的哲学概念。儒家“时”思想源自孔子,其“用行舍藏”“无可无不可”“执中”等言论和行事体现了“时”的思想观念。战国时期思孟学派和《易传》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时”思想,孟子提出的“圣之时者”和“经权之辨”侧重于从人道的角度开拓孔子的“时”思想;而《易传》则从儒家宇宙论、形上学的角度凸显了“时”的天道特征。

  关键词 :     时;孔子;孟子;时,《易传》;

  “时”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时”的思想兼及天人,是表征主体与客体相合的一个独具特色的哲学概念。它一方面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体现出“天道”的品格;一方面又有强烈的方法论意义,是人道的矩镬和指南,蕴含着主体的价值诉求。这一思想由孔子开创,经思孟学派和《易传》分别从人道和天道两个侧重点加以深化、拓展,成为先秦儒家诸多思想观念发展中的重要脉络之一。学界对先秦儒家“时”思想的探究多从横向作“平面”地考察,或偏重于《易传》文本,从易学角度揭示其易学哲学的意义;或将其归于《孟子》思想中的一个内容加以讨论,而对孔子“时”思想的剖析以及思孟学派与《易传》对其不同方向的拓展、诠释,包括二者之间逻辑联系的揭示尚嫌不够。本文试就以上方面加以探析,以就正于方家。

  一、孔子的“时”思想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论语》中虽然多次出现“时”字,如“学而时习之”“使民以时”“四时行焉”“好从事而亟失时”“不时不食”“少之时”“行夏之时”“时然后言”“时哉时哉”……但这些“时”都有具体的、特定的所指,属于经验性的“日常生活用语”,并非是具有抽象性、普遍性,表征主体与客体相合的一种哲学概念。也就是说,《论语》中并没有出现“时”这一哲学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没有“时”的思想观念。《论语》所载孔子的言论,虽然没有出现“时”字,但却体现出孔子“时”的思想;另外,孔子也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的“时”思想,也反映在孔子的行为处事以及对弟子的教育实践之中。

  孔子曾经称赞颜回,同时也是“夫子自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与之相关,孔子也曾评价弟子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这也可以说是“用行舍藏”的另一种表达(现)。“用行舍藏”表面看来是孔子主张的一种处世态度和方法,背后却隐含着一般性意义,奠定了孔子“时”思想的基本规模。从中可以分析出,在孔子心目中,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之外,存在一种客观“力量”,这一客观“力量”非人为所能掌控;而且这一客观“力量”具有动态性,是处在运动、变化状态中的;人对于这一独立于自身之外的客观“力量”能够加以认识、把握,并根据其运动、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行动,使自己的主观愿望、诉求与客观形势相符合、相一致,从而达到理想状态。此即孔子“时”思想的基本内容。

  这里所说的“客观力量”突出的是“时”的客观性,即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这仅是孔子“时”思想的一个方面。如果“时”仅仅具有客观性,那就和“命”没有区别了。“时”的客观性不同于“命”,孔子感慨冉伯牛染恶疾说:“命矣夫!”(《论语·雍也》)此“命”与主观人为完全隔绝,主体的实践努力、价值诉求完全被拒斥;而“时”则是与主体息息相关,既为主体提供行为导向,也能将主体的价值、信念融入其中。也就是说,将主体的价值、信念投注于这一客观“力量”中,这是实现主体与客体相“合”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这种具备主、客双重特征的哲学范畴,就是儒家所谓的“时”。

  “时”具有主、客观双重性征,孔子所主张的“义”更能凸显“时”的主观特征。“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无适无莫”摒弃了行为的固执、盲目,“义者,宜也。”古人以“宜”训“义”,揭示了“义”的功能性内涵,不固执、不盲目,使行为适宜,显然还包涵价值准则在内;在孔子看来,行为处事所应遵循的“当然之则”是“义”的实体意义。儒家心目中作为“当然之则”的“义”也可以说一种客观性“力量”,在这一客观“力量”要求下,人的行为必须以此为矩镬,此即“无适无莫,义之与比。”“义”成为人的实践行为的最高原则,“义”的挺立使得“时”具备了突出的人文品格,与具有偶然性、神秘性的“命”划清了界限。就其方法论意义而言,“无适无莫”意味着行动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义”的价值信念与客观形势、条件、质料相圆融所带来的效应和结果。
 

孔子的"时"思想及其传承发展
 

  与“无适无莫”意义类似,孔子还说过“无可无不可”11。孔子评价古代的圣贤: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无可无不可”其实是“用行舍藏”更具一般性的表述,是一种“体察时务”“与时偕行”的人生哲学。孔子实际上是在强调根据客观条件、时机的变化,采取相应的、契合时宜的行动。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孔子反对固执僵化,一成不变——“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无可无不可”具备了一定境界意义,和“从心所欲不逾矩”有异曲同工之妙,更能凸显主客体相合的圆融情状。

  孔子“时”的思想观念还有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中”。

  《论语·尧曰》记述尧舜禅位时的命诫“允执其中”,追求“中”、秉持“中”也成为一种可贵的德行: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就“中”基础的含义而言,源于空间观念,即处于“中间”谓之“中”;显然,“中”是相对“两端”而言,所以孔子说: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

  由此可见,“中”是需要通过对“两端”的叩击、拷问得以呈现的。“两端”实际上是一种辩证思维,是认识、把握世界的基本方法。审视两端而求中道,《论语》中多有体现,孔子评价两位弟子:“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也因材施教:“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中”还体现在审美领域,构成艺术美的基本原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文质彬彬”即是“叩其两端而求中”的典型应用。同样,上文所述的“行”与“藏”、“适”与“莫”、“可”与“不可”也都属于“两端”,通过对“两端”的考量而寻求适宜原则,实际上就是对“时”的体察。“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决定了它能够通贯“两端”,主体的价值诉求与客体的相合、圆融,决定了中道原则与折中主义和调和论的根本区别。

  孔子的“时”的思想和中道原则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但还没有明确地将“时”与“中”加以结合论述,这一工作是由《中庸》完成的。

  二、思孟学派对“时”思想的人道开拓

  《中庸》敏锐地发现了孔子的中道思想与“时”的内在关系,直接点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即“随时而处中”,“中无定体,随时而在”22,只有通过对时时流动着的“时”的体察和把握,才能达到理想状态的“中”。虽然最终的目标在于“中”,但也强调了“时”才是达到“中”的关键。

  《中庸》又云:“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里的“合外内”,就是天人、物我合一;“时措之宜”即因时制宜,使事物之性各有其本然的成就和实现33。行为适宜,事物得宜,关键还在于对“时”的体察,“时”也成为主客体连接的錧辖。

  《中庸》的“时中”“时措之宜”说与孔子的“无适无莫,义之与比”是一脉相承的,它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了“时”的概念,是对孔子“时”思想的进一步开显和深度推进。

  如果说《中庸》开显出了孔子“时”思想与“中”的内在关联,孟子则很明确地直接以“时”这一概念来提挈孔子的思想主张、处事原则乃至人格境界。

  孔子遍评伯夷、叔齐诸圣贤,末了自道:“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孟子以“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44,更加具体地诠释了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称:“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并进一步解释所谓“圣之时者”就是“集大成”——伯夷、伊尹、柳下惠皆能以一德名之,孔子则如金声玉振,脉络贯通,兼而有之,是谓“集大成”之“圣之时者”。孔子之所以能兼总条贯,“时”的流动性、动态性是其根本条件,把握住“时”的客观流动性,因“时”制宜,不滞一隅,不落窠臼,达到主客体的圆融。孟子的“圣之时者”说进一步开显出了儒家“时”的人生境界论意义,突出了儒家“时”思想的主体特征。侧重主体、凸显人道,成为孟子“时”思想的底色。

  孟子提出的着名的“经权之辨”即是对孔子“时”思想从“人道”方向所做的进一步开拓。

  孔子说过“未可与权”(《论语·子罕》)、“废中权”(《论语·微子》),这里的“权”,尤其是第一个“权”,已经具备哲学意义55,与“时”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尚未展开。

  孟子阐发“权”的思想,重要的有两处,一是《孟子·尽心上》:“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另一处是与淳于髡的辩论,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上》)第一处尤为重要,第二处实际上是对第一处的举例说明。可以看到,孟子认为执中一定是要和权变相结合,失去了权变,“执中”就会成为固执、拘泥的“执一”,会对基本原则“道”造成损害。结合“嫂溺”的例子我们可以分析出,孟子心目中的“中”“道”“礼”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刻板教条,而是具有动态性,这一动态性显然是由“时”所赋予的,“时”的客观流动性要求主体采取相应行为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实现主客相合,达到理想状态,而非固执于既定理论原则,如果不能因“时”制宜,最终只会损害基本原则。这也就是孟子所主张的“反经”66。

  可见,孟子秉持“时”的思想并未将儒家的思想主张、伦理原则固定化、抽象化,而是强调在不同的、具体的客观条件下采取相应的行动原则,只有适应具体客观条件的行动原则才是“正经”,所以孟子讲:“此一时,彼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时”构成了“正经”的根本保障,符合“时”的“正经”也就是“义”——“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义”“权”“时”意义上有内在关联77,也有各自的偏重。“义”是儒家的基本价值原则之一,“权”则强调主体的行动原则,操作意义较强,二者是较为纯粹的人文价值概念,主体意义、“人道”色彩非常明显;而“时”具备主客双重性征,它构成了“义”与“权”的意义内核。

  孟子的“时”思想继承自孔子,保持了“时”的主客双重性征,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孟子在“默认”“时”的客观性的前提下,更加突出了“时”的主体特征,他称赞孔子赋予“时”以人格境界的意义,而“经权之辨”又是对儒家人道价值原则的践行,所以说,孟子的“时”思想更多的是从人道意义上对孔子“时”思想的开拓和深化。

  三、《易传》“时”论的天道特征

  《易传》继承孔子“时”思想,并将其作为一个核心范畴来诠释《易经》,建构自身的天人思想体系。《易传》中“时”字出现达五十余处,对“时”的论述细致入微,将“时”的价值和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明代易学家蔡清在其《易经蒙引》中云:“易道只是时。”《易传》重天道,所以它对“时”思想的阐发凸显了天道的特征,这与思孟学派侧重人道的“时”思想相映成趣,展现了先秦儒家“时”思想发展、演变的图景轮廓和基本脉络。学界对《易传》“时”论的讨论,或爬疏、解析其关于“时”的具体论述88,或挖掘其思想渊源、演变轨迹99,这里主要解析一下《易传》“时”思想的哲学内涵和理论特征。

  孔子的言论行事呈现出了对“时”的客观性、流动性的认识和把握,《易传》则通过对宇宙大化永恒“变易”这一体性的描述,深化、凸显了“时”的客观流动性。

  《易传》以阴阳变易为宇宙的普遍法则。《系辞传》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宇宙的变易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这为孔子心目中那种“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时处在流动变化中的客观力量建立了宇宙论根据。至此,儒家“时”思想背后有了一个坚实的宇宙论支撑,“时”的客观流动实质是宇宙大化流行。“上下无常”“不可为典要”说明“时”的变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对于这种客观性的变易首先需要接受和肯定——“唯变所适”。这也说明“时”变易的动力和来源并非来自人为的推动,体现了天人有别的一面1010,从而凸显了“时”的客观天道性特征。

  当然,《易传》并非“蔽于天而不知人”,而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强调“时”的客观性的天道品格,是“明人事”的前提和基础,而旨归则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而“时”的主客圆融则是这一最高境界在“时”方面的聚焦。

  与思孟有别,《易传》在对“时”的主客相合方面的探究更为细致,尤其强调对“时”的客观性的深刻认识和把握。《系辞传》提出“知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也。”流动变易是“时”的基本客观体性,这一客观体性的呈现有彰有微。彰者易知,如四时变化、日月往来;微者难察,但却对指导人事独具意义——“吉之先见”。“知几”强调了对“时”的客观流动性须有细致入微的深刻体察,才能实现理想的主客圆融。《易传》也从形而上的高度指出“时”的流动变易的根本原因——“神”。《系辞传》称:“阴阳不测之谓神。”《说卦传》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神”即阴阳之间相反相成的神妙作用,此是“时”的流动变易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因此要对“时”达到透彻的认识和把握就须“穷神知化”,并以此作为圣人的隆盛德行与崇高境界。

  《易传》重“圣人”,圣人具有超越性,是宇宙精神的人格载体,圣人的德行与境界自然就成为“时”的典型呈现。《系辞传》描绘的“穷神知化”的圣人境界其实也就是《文言传》所说的“大人”精神:“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的存在和运行可以说是“时”客观流动性的种种呈现,而大人(圣人)时时处处皆能与之相合,而不违反,其实是构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圣之时者”。如果说孟子以孔子的进退行止符合客观形势、条件,侧重从主体行为(人道)角度感叹其为“圣之时者”,那么《易传》则更强调天道视角,赋予大人(圣人)以宇宙精神,在主客相合、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凸显了“时”的客观天道意义。

  “时”的宇宙论意义进一步强化了“时”的普遍性,《易传》处处以“时”诠释、开显《易经》的思想,每一卦、每一爻即是代表一种“时”。《乾·彖》道:“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孔颖达疏:“六爻之位,依时而成。”1111《系辞传》也说:“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孔疏:“一卦之中,六爻交相杂错,唯各会其时,唯各主其事。”②1111一切客观事物的盛衰流变皆是顺应了“时”流动。《丰·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认识到了“天下随时”(《随·彖》)的普遍性,作为主体的人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进德修业”(《乾·文言》),“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系辞传》),“内含章美之道,待时而发”1212,积极“趣时”1313,做到“与时偕行”1414,避免“失时”致凶151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易传》释艮卦卦德为“止”,但《艮·彖》并非固执一“止”义,而是以“时”为最高指引,提出“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以“时”统贯动静行止,又一次开显了“时”的辩证色彩。

  《易传》对“时”细致而又丰富的论述中有一种将“时”客观化的倾向,“与时”“随时”“待时”“趣时”乃至“不失时”等等,前面其实省略了主体“人”。这种似乎将“时”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化倾向并非是要割裂“时”的主客圆融性征,而恰恰是为了强调,要实现理想的“天人合一”、主客圆融,首先对“时”的客观性要有所重视,对“时”的变易流动要有所了悟,在此前提下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大象传》),此即《系辞传》所谓的“开物成务”。

  孔子“时”思想的“中”的维度也在《易传》中以易学的独有面貌得以呈现。一卦六爻代表不同的“时”,爻位也就是“时位”,而《易传》以二爻、五爻两个“中位”为中正之道的象征,《系辞传》总结道:“二多誉”,“五多功”。《易传》极为推崇“中”,屡言“正中”“中正”“得中”……居中位象征着持守中道,实质上就是对“时”的体察和了悟而实现的主客圆融,所以《蒙·彖》云:“以亨行时中也。”《中庸》的“君子而时中”在《易传》以易学的独特方式——“爻位”的形式得以呈现。

  每一爻代表一种“时”,中爻代表最具理想状态的“时”,象征主客的圆融;每一卦也代表着一种“时”,这种“时”则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时”,是“时”的永恒流动中的一个特定“节点”,是主客之间具体的一种相合。而在《易传》看来,这种“节点”意义的“时”也具备极为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它的客观性意义,对于指导人事、实现主客在某一特定“节点”上的相合、圆融提供了宝贵的指南。《彖传》十二次以“大矣哉”的字眼强调、赞叹了该卦所代表的“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除一般性的表述为“某之时大矣哉”或“某之时义大矣哉”之外,有几处称为“时用大矣哉”(如“睽之时用大矣哉”“蹇之时用大矣哉”),将“时”与“用”组合成词的表达更凸显了这一“时”的客观性,即在这一种具体、特定的客观形势、条件、环境下,主体应该采取什么样行为(用)才是适宜的,而主体所谓的适宜行为则是由这一特定的“时境”所决定的。

  总体来看,《易传》宇宙论、天道观的语义重心决定了其“时”论对客观天道性的重视和开掘,这与思孟学派偏重人道意义的“时”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小 结

  先秦儒家的“时”思想源自孔子,《论语》中虽然没有出现“时”这一哲学概念,但孔子的言论和行事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奠定了“时”思想的基本规模。思孟学派和《易传》继承孔子的“时”思想,分别从人道、天道两个侧重点进行了开拓。以上构成了先秦儒家“时”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轮廓图景。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后世儒学的发展,至宋代理学,注重内在心性论的孟子学说和开启儒家宇宙论、形上学传统的《易传》得以合流,理学家既推崇“四书”,也高度重视《易传》,主张“天人合一”1616。先秦儒家“时”的主客双重性征在理学中重新得以开掘和诠释,如张载云:“自然人谋合,盖一体也,人谋之所经画,亦莫非天理。”1717“天理者时义而已。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时措之也。”③1717主张“随时变易以从道”1818的程颐也说:“君子之道,随时而动,从宜适变,不可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几能权者,不能与于此也。”⑤1818至此,儒家的“时”思想又获得了生命力,以理学的形式再度发展演进。

  注释

  1朱熹《论语集注》于“无适无莫”章下引谢良佐语:“适,可也。莫,不可也。”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页。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9页。
  3李景林:《教化的哲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2页。
  4以“可以仕、止、久、速”这样的文字来评价孔子在《孟子》中出现二次,另一处小异:“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见《孟子·万章下》。
  5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6《孟子·尽心下》:“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7关于“义”“权”“时”三者的联系,杨泽波先生说:“义和时和权的意义非常接近,都是针对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重新决定自己的行动原则。”见氏着《孟子评传》,第209页。
  8参见黄庆萱:《周易纵横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参见郑万耕:《〈易传〉时观溯源》,《周易研究》,2008年第5期。
  10辛亚民,贾桠钊:《〈周易·系辞传〉宇宙观的三个维度》,《国学学刊》,2020年第1期。
  11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第372页。
  12坤卦六三爻辞云:“含章可贞”,《小象传》道:“‘含章可贞’,以时发也。”孔颖达疏云:“《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者,夫子释‘含章’之义。以身居阳极,不敢为物之首,但内含章美之道,待时而发,是‘以时发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第34页。
  13《系辞传》:“变通者,趣时者也。”
  14“与时偕行”在《易传》出现三次,分别为《文言》:“‘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损·彖》:“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益·彖》:“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15节卦九二《小象传》:“‘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16如程颢云:“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1页。张载云:“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5页。
  17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2页,第23-24页。
  18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9页,第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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