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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意向性”的概念、质疑及其替代理论

时间:2021-10-08作者:张秋成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技术“意向性”的概念、质疑及其替代理论的文章,“意向性”概念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由托马斯·阿奎那将之作为哲学术语引进,意指人类心灵具有建构意向对象的能力。

  摘    要: 伊德和维贝克等人把经典现象学中的意向性概念引入后现象学技术哲学中,认为技术人工物也有意向性,即“指向”作用。如此定义的“技术意向性”并不具有经典现象学意向性概念的自明性和原初性。后者的指向性是确定的,而前者的指向性却可以有多种选择,并且很难说哪种选择更基本。对于“技术意向性”的解释离开经典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是不可能的,其意向性的实现、选择或失常都需要从技术设计者和使用者的意向性是否能够达到融合一致的角度来解释。另外,技术意向性的“指向”特性无法把它和技术功能相区分,前者并没有比后者提供更多的内容。因此,可以使用奥卡姆剃刀原则剔除“技术意向性”,保留具有类似含义的“技术功能”。

  关键词 :     意向性;人的意向性;技术意向性;技术功能;

  “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经典现象学(特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等人的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即人的意识总是指向某个对象,该对象不一定是具体的客体,也可能是像本质、命题或者价值那样的观念之物。在经典现象学中,“意向性”专指人的意识的内在特性,而在以伊德和维贝克为代表的后现象学技术哲学中,技术人工物也被认为具有意向性,由此引进了“技术意向性”的概念,并且认为技术意向性可以被定义为“指向性”(directedness)。那么,这一概念的引入是否必要和合理呢?它与“人的意向性”概念关系怎样?它的解释力如何?进而,它与传统的“技术功能”概念是否不同?能否被“技术功能”概念所取代?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技术意向性”概念被提出的依据和背景。

  一、“技术意向性”概念的历史梳理

  (一)前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

  “意向性”概念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由托马斯·阿奎那将之作为哲学术语引进,意指人类心灵具有建构意向对象的能力。具体来说,在他那里“意向性”概念主要有三层涵义:一是意动内涵,即说明行动的根源在于意向(意愿、对对象的渴求);二是认知内涵,即外部对象转化为精神中的意向存在方式;三是本体论内涵,即诸种存在方式中也包括意向的或内在的存在方式[1]。

  胡塞尔的老师,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布伦塔诺,在改造中世纪意向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而独到的理论。他的意向性理论主要用来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认为“意向性”是心理现象区别于物理现象的独有特征。他说:“每一种心理现象的特征,就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称之为对内容的指向、对对象(我们不应把对象理解为实在)的指向或者内在的对象性的那种东西,尽管这些术语并不是完全清楚明白的。每种心理现象都包含把自身之内的某东西作为对象,尽管方式各不相同……”[2]。他认为,心理现象包括表象、判断和情感。心理现象之所以不同于物理现象,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关于具体事物的表象,或关于表象的表象,而表象是被感知的外物在心中的呈现。他还指出,内在对象性是意向性的关键本质,“这种意向性的内在是为心理现象所专有的,没有任何物理现象能表现出类似的性质。所以我们完全能够为心理现象下这样一个定义,即它们都意向性地把对象包容于自身之中”[3]。

  布伦塔诺既继承了先前的思想,又有自己的独创和超越,如强调意向的认知层面,抛弃了托马斯·阿奎那的意动层面[4]。他开启了从意向性角度对心理现象、意识和哲学研究的新转向,直接催生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意识意向性理论进路。

  (二)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

  胡塞尔通过去除自然主义成分,改造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概念,由此形成的意向性理论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胡塞尔将意向性看成是意识的基本特征,而意识是胡塞尔论述意向性理论的总体框架。胡塞尔认为,几乎所有的意识活动,包括知觉、回忆和想象等都是“对某物的意识”,但是某些非客体化的意识活动,如空虚、焦虑等是例外。
 

技术“意向性”的概念、质疑及其替代理论
 

  意向性理论是主导胡塞尔现象学不断发展和演进的主线,“意向性可以在现象学还原之前和之后被描述;在还原之前时,它是一种交遇,在还原之后时,它是一种构成。它始终是前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共同主题”[5]。胡塞尔现象学大致可分为前期的描述现象学和中后期的构成性现象学,前者以《逻辑研究》《观念1》等着作为代表,后者以《观念2》《观念3》等着作为代表。相应地,其意向性理论也可以按照这两个阶段划分。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把意识行为划分为质性和质料。质性与质料虽然不同,但两者不能独立存在,质料与质性的统一才共同构成了意识行为的“意向本质”。完整的意识行为既需要意向行为的本质性要素的“充实”,也需要非本质性要素的“充实”。胡塞尔还做了另一种划分,不仅将意识行为的意向本质分为质性与质料,还将意识行为的本质性要素分为“实项内容”与“意向内容”,前者属于主观方面的内容,后者是客观意义上的内容。在《观念1》中,胡塞尔区分了意向体验的两个关联层面:“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前者是“我思”的实项内容,后者是意向体验中超出“我思”获得的对感性材料激活的形成物。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可以理解为,不存在没有意向活动的“意向相关项”,也不存在没有意向相关项的“意向活动”。也就是说,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虽然存在差别,但二者不能相互独立存在。

  《观念2》从描述现象学进入构成性现象学,胡塞尔对物质自然的构成、动物自然的构成、精神世界的构成进行统一处理,将一切存在最终落脚于主体领域。《观念1》中的现象学还原侧重在先验主体意识领域内呈现和描述存在的意义;《观念2》更多以内在性与超越性为核心,意向性理论被内化到一个认识论构成性的先验现象学建构之中;在《观念3》中,胡塞尔讨论了传统本体论的构成问题。“一切本体论都经受着还原作用”[6],超越性的存在被置于括号中,剩余的只有意识本身,在意向体验中超越性存在被把握为“被意念者”。

  总之,无论是早期描述性现象学,还是中后期的构成性现象学,意向性理论都贯穿于胡塞尔现象学意识分析的始终。

  (三)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意向性

  海德格尔的意向性理论对胡塞尔“意识意向性”进行了批判和改造,用“此在(Dasein)之生存的意向性”取代了意识的意向性,建立了存在论的意向性理论。

  海德格尔认为,意向性既不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客观概念,也不是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内在主体概念,而是“此在之生存”的概念。客观意义上的意向性概念只关注对存在者的揭示,而内在主体意义上的意向性则只关注对内存在意识机制的解释。而“此在”作为“在世之在”,不处在主―客对立的世界之中,而在一个互相引发的结构之中。“此在”作为“在世之在”,作为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通过对存在的“发问”将自身揭示,也将自身之所在的周围世界揭示出来,揭示与被揭示就在一个互相引发的结构之中。

  这样解释后的“意向性”结构是《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这里的“在……之中”标示着此在与世界共属一体和相互构成的关系。海德格尔进而通过对技术用具的存在论分析来揭示此在在操劳活动中的意向性,此在是通过使用技术用具与世界照面或者通达世界的。他指出,“用具本质上是一种‘为了作……的东西’。有用、有益、合用、方便等等都是‘为了作……之用’的方式”[7]。请注意,这段话容易使人误认为海德格尔在主张技术用具本身具有指向性或意向性,其实他不过是说此在通过使用技术用具使得周围世界向它呈现出来。例如,通过使用锤子使得与之因缘相关的钉子、木头、家具、房子、土地、天空等世界之物向此在显现出来。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是此在通过使用技术用具意向地(通过其意向性或存在论结构)指向世界,而不是技术用具本身具有意向性并且指向世界。

  (四)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技术意向性”

  在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中对意向性有关阐述的基础上,美国后现象学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Ihde)在《技术与生活世界》等着作中,直接把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通过使用技术用具意向地指向世界称之为“技术意向性”,并且具体阐述了技术意向性的内涵。伊德阐释的“技术意向性”的第一种含义是指技术人工物的指向性(directedness),这点类似于海德格尔把技术用具的存在论描述为“为了作……的东西”,例如钢笔的“意向性”是被用来“写……的”,却不太可能被用于削苹果。“技术意向性”的第二种含义是技术人工物具有导向性(directionality)、倾向(inclination)或者轨迹(trajectory),这是指技术人工物在被使用过程中对人的行为模式的影响。伊德的例子是使用钢笔、打字机和文字处理软件导致的不同书写风格,用钢笔书写速度较慢,往往字斟句酌;使用打字机则速度较快,与口语速度差不多;运用文字处理软件的复制、粘贴和移动等功能,可以自由灵活修改,极大地拓展了写作能力,使得文章写得更长,书写得更厚[8]141-143。技术意向性的第三种含义是技术人工物在揭示世界时所起的“调节”(mediation)作用,换言之,技术人工物对人知觉经验的转化。而且,伊德提出的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具身关系、解释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8]72-112。

  二、“技术意向性”与”人的意向性”

  从伊德对“技术意向性”三种含义的阐释来看,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理解:“技术意向性”是技术人工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伊德在这个问题上表述的模糊性使得他难辞其咎。但是,伊德当然不会简单地认为“技术意向性”就意味着技术人工物与人一样具有指向且构造对象的意识,因此,似乎我们应该在一种拟人的意义上看待“技术意向性”的概念。例如,维贝克更倾向于把“技术意向性”称做“技术调节的意向性”,即在人与世界的相互构成中发挥调节作用。他认为,技术人工物的调节能力不是其本身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其使用情境中从人与它们的关系中出现的[9]。

  然而,问题没那么简单。维贝克有一段与以上观点有些自相矛盾的话:“意向性通常是一种混和的事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意向,或者更好地说,是‘复合意向’的意向性,分散在人和非人的因素中,在人—技术—世界的关系中[10]。”这里提到了三种意向性:人类意向性、非人类意向性和复合意向性。“技术意向性”应该是指这里的“复合意向性”,那么它为什么不是“非人类意向性”?“非人类意向性”又指什么呢?它和作为“复合意向性”的“技术意向性”有何区别?这些问题维贝克都没有回答,如此,作为“复合意向性”的“技术意向性”也只能是人类和非人类意向性的简单相加,而维贝克又没有给出“非人类意向性”的阐明,所以“技术意向性”是否为“非人类意向性”,并且是否为技术人工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仍然晦暗不明。

  但是,从这两种有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绝不只是简单地把“技术意向性”看成是“人的意向性”的拟人化说法,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和严肃的哲学术语来使用,这从第一种观点中的“在人与世界的相互构成中发挥调节作用”以及第二段引文中的“分散在人和非人的因素中,在人—技术—世界的关系中”都可以明显看出来。然而,从上述分析可知,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并没有在“技术意向性”和“人的意向性”究竟有何区别这个关键问题上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也就是说,“技术意向性”不是一个清晰和严格界定的概念,它也因此很难成为与“人的意向性”能够并列使用且具同等解释力的哲学术语。

  三、对“技术意向性”的质疑

  通过分析和评论伊德和维贝克对“技术意向性”概念内涵的阐述来论证“技术意向性”的概念可以被“人的意向性”概念(技术设计者和使用者的意向性)解释掉,因此这一概念是冗余的。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除非必要,勿增实体”,可以剔除技术意向性的概念而以传统的“技术功能”的概念取而代之。

  (一)对伊德的“技术意向性”的质疑

  伊德阐释的“技术意向性”的第一种含义是指技术人工物的“指向性”(directedness),这里的问题是技术人工物指向性的不确定性。前面我们曾提到钢笔的“指向性”是被用来“写……的”,却不太可能被用于削苹果,但这只适用于一部分技术人工物。同一个技术人工物经常被用于满足人们的不同目的和需要或者达到不同的效果(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完成不同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很难说这些不同的目的、需要或效果(或者功能)哪一个更加主要或基本,例如一把刀可以用来切西瓜、削果皮,也可以用来切菜。与之相反,经典现象学中“人的意向性”概念的指向性是确定的,例如具有正常视觉的人在适宜的光线下看到的某个物体通常被认为是确定存在的真实事物,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说,人的知觉意向性设定了其意向对象的存在。

  伊德阐释的“技术意向性”的第二种含义是指技术人工物在被使用过程中对人的行为模式的“导向作用”。伊德的例子是使用钢笔、打字机和文字处理软件可以分别导致三种不同的书写风格:用钢笔速度较慢;使用打字机则速度较快;运用文字处理软件不但最快而且可以灵活修改。这个例子很难具有说服力,因为使用这三种书写工具的任何一种都无法保证比其它两种速度更快,因为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也可能写得很慢,书写速度除了和工具有关,还和书写者的偏好、情绪等意向因素相关。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再举一个拉图尔提过的旋转门例子。设置旋转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人在门口长时间停留和避免忘记关门,这时旋转门所导向的行为就是快速穿过。但是,这种所谓的导向作用也经常会失败,例如有些孩子或者年轻人出于顽皮会反复多次推动或者进出旋转门。

  对伊德上述两种“技术意向性”含义阐述的分析表明,对所谓“技术意向性”的“指向性”和“导向作用”的解释恰恰离不开经典现象学中“人的意向性”概念,因为技术意向性的实现、选择或失常都需要用技术设计者和使用者的“意向性”是否相匹配来解释。这凸显了经典现象学意向性概念的原初性和自明性,以及剔除技术意向性概念的可行性。

  伊德阐释的“技术意向性”的第三种含义是技术人工物在揭示世界时所起的“调节”(mediation)作用,换言之,就是技术人工物对人知觉经验的转换。伊德认为,技术人工物对知觉的转换具有一种放大和缩小的结构,调节性的技术人工物在放大实在某一方面的同时,又缩小了实在的某些其它方面。例如,当人们通过远红外摄影机观看一棵树的时候,对裸眼可见的这棵树的绝大多数方面都看不到了,而只能看到它的新的一面:它是否生长健康。伊德把这种技术人工物的转换能力称为“技术意向性”[11]9。这里的问题是,导致知觉发生转换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技术人工物或其“意向性”,而恰恰是“人的意向性”。用经典现象学的术语来解释就是,知觉转换的放大―缩小效应是由知觉者的意识通过对比使用远红外摄影机观看和裸眼观看这两种不同时的第一人称视角经验之后得出的。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知觉者的意识通过对比这两种不同时的第一人称视角经验所得出的知觉转换的放大―缩小效应,本身已经不是第一人称视角经验的直接产物,而是第三人称视角或自然态度的产物,而后者的非现象学获得不是原初的和直接被给予的,它是需要运用人的意识的意向性构造作用,以现象学的第一人称视角经验为基础给予解释和澄清的。

  由此可见,不通过人的意向性,单纯凭借技术人工物(包括这里的远红外摄影机)本身解释不了这种知觉转换的放大―缩小效应,将之归为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是一种缺乏解释力的简单化做法。

  (二)对维贝克的“技术意向性”的质疑

  维贝克在伊德三种“技术意向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种,即赛博格意向性和复合意向性。赛博格意向性不是人类意向性的技术调节者,而是被定位在超人类上,就像在药物的影响下的经验现实或者在植入芯片的帮助下看东西的“存在物”不完全是人一样,这种“存在物”的意向性(赛博格意向性)也不完全是人的意向性[11]144。

  这里我们要思考:在什么意义上这种赛博格意向性不同于纯粹人类意向性?有什么标准和程序能够验证使用芯片得到物理增强的人―机混合体产生的意向性不同于纯粹人类的意向性?单纯的外在行为标准和程序是不行的,因为很显然,同一种意向性可以导致不同的外在行为。例如,某人具有相信“吸烟有害健康”的意向性,他既可以选择吸烟(出于满足嗜好),也可以选择不吸烟(出于健康考虑)。另外,因为第一人称主体的内在经验彼此不能通达,所以也不存在能够验证赛博格意向性不同于纯粹人类意向性的内在标准。换言之,“赛博格意向性不完全是人的意向性”这一观点难以得到有效验证。

  “复合意向性”是指“人的意向性”指向技术朝向世界的方式[11]146。具体而言,某些技术使用情境涉及到双重的意向性,即“复合意向性”既包括朝向世界的“技术意向性”,又包括朝向“技术意向性”结果的“人的意向性”。对此的反驳相对简单:这种所谓“复合意向性”只是“人的意向性”和“技术意向性”的简单相加,其中前者与后者彼此独立,并不是有机地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一种在质上与它们分别不同的新的意向性。

  前面的分析表明,以伊德和维贝克为代表的后现象学技术哲学并没有指明“技术意向性”和“人的意向性”的根本区别,只是指出“技术意向性”在“指向性”方面与“人的意向性”类似。然而,对伊德所谓“技术意向性”的“指向性”“导向作用”和“转换知觉经验”的解释都离不开经典现象学中“人的意向性”概念,这表明“技术意向性”的概念可以通过“人的意向性”概念解释掉,因此是冗余的。它没有能力成为与“人的意向性”并列使用且具同等解释力的哲学术语,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除非必要,勿增实体”,我们可以剔除“技术意向性”的概念。另一方面,这凸显了经典现象学中“人的意向性”概念的原初性和自明性。在西方哲学史上,这是由笛卡尔的遗产———我思(人的意识)的确定性来保证的。笛卡尔主体性(我思)的确立昭示了第一人称主体视角经验的原初性和自明性:个人对自身意识状态有直接的内在经验;与之相反,个人不能直接通达他人的内在经验或意识,只能通过外在行为间接推知。

  四、以“技术功能”替代“技术意向性”

  我们能否用传统的“技术功能”概念来代替所谓的“技术意向性”概念呢?答案是肯定的,理由主要在于,后现象学技术哲学中的“技术意向性”的特性“指向性”很难把它自己与传统的“技术功能”概念区分开来,前者并没有提供比后者更多的内容。

  荷兰技术哲学家克罗斯(Kroes)提出了技术人工物具有结构和功能双重属性:“结构属性”回答了“技术人工物是什么”的问题,具体是指受自然法则支配的物理或化学等各种物质特性;“功能属性”回答了“技术人工物应该可以做什么”的问题,具体是指人类在生活情境中用来满足自身目的的手段[12]。技术功能不能脱离使用情景而存在,它只能在使用情景中被定义,因此技术功能是人类社会建构的产物[12]。例如,电风扇的功能是加速空气流动和产生风,保温杯的功能是保持内容物的温度恒定。技术功能的典型描述是“x的功能是为了做……”,例如“为了切割钢板”或者“为了吹干头发”等[13]。请注意该描述使用的“to”(为了做……)与所谓“技术意向性”的特性“指向性”(directedness)具有相似的含义,即“为了或指向一个目的(或一种效果)”。

  “技术功能”通常被认为是由人赋予的,虽然与人的意向性密切相关,但却不像所谓“技术意向性”那样可以被“人的意向性”解释掉,因为它与人的意向性是手段―目的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把所谓“技术意向性”理解为“技术功能”,这样伊德所谓的三种“技术意向性”———“指向性”“导向作用”“转换知觉经验”就分别是技术人工物对事物和周围世界、对人的行为模式和知觉经验的指向功能、导向功能和转换功能。

  另外,十分重要的是,后现象学技术哲学中的“技术意向性”与“技术功能”的类似还可以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指向”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上明显看出。荷兰技术哲学家霍克斯和梅耶斯提出的技术人工物结构和功能之间关系的三个特性,给出了“技术功能”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一是非充分决定性(UD)。结构与功能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一种物质结构可能实现多种功能,一种功能可能被多种物质结构所实现。例如,同一把刀既可用来切西瓜,也可用来削苹果;具有不同物质结构的自行车、火车和飞机都具有相同的交通功能。二是实现限制(RC)。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非充分决定性不是无限制的,一种结构可能实现多种功能,但不能实现所有的功能,例如钢笔可以写字,但不能用于削苹果;一种功能可以被多种结构实现,但不能被所有的结构实现,例如航天飞机可以到达太空,但是篮球却不行。非充分决定性和实现限制就是技术人工物功能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后现象学技术哲学中“技术意向性”的“指向性”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与技术人工物功能的确定性(实现限制)和不确定性(非充分性)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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