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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人不倦”孔子言行探究

时间:2021-09-13作者:叶莉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诲人不倦”孔子言行探究的文章,孔子“诲人不倦”之言语行为在《论语》中有较多的表现。所谓“诲人”,意为教诲他人,是“传道、授业、解惑”,即讲明道理,表明观点,给予启发和引导。

  摘    要: 孔子一生“诲人不倦”,其教诲言语具有教导性、经典性和垂范性,充分体现了儒家孔子的思想倾向、理想追求、价值判断、学识修养、道德情操及审美情趣。孔子“诲人不倦”目的明确,能够创设和谐的“诲人”环境,运用和谐的“诲人”方式,催生和谐的“诲人”效果;其教诲言语富含深意而又通俗易懂,将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刻的民族性体验与人文性认识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动态客观的启示性、自我掌控的灵慧性等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     孔子;诲人言语行为;语用意图;儒家文化教导范式;方法论意义;

  Abstract: All his life, Confucius "taught people tirelessly", and his teaching words were instructive, classical and exemplary, which fully illustrated Confucius' ideological tendency, ideal pursuit, value judgment, knowledge and accomplishment, moral sentiment and aesthetic taste. With the clear goal of "teaching people", Confucius was capable of creating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to "teach people", of making use of a harmonious method to "teach people", and of propelling the achievement of "teaching people". The speech act of Confucius' teaching are rich in deep meaning and easy to understand, which combine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profound national experience and humanistic understanding, thus producing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dynamic and objective implication, and self-controlled wisdom etc.

  Keyword: Confucius; Speech Act of Teaching; Pragmatic Intention; Confucian Cultural Teaching Paradigm;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引言

  孔子毕生“学而不厌”并“诲人不倦”。孔子对人的教诲言语、教诲行为正是其实施教育的一种主要方式。所谓言语行为,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发挥思想传播、情感交流、信息传递等交际功能的特殊社会行为,是行为主体思想倾向、理想追求、价值判断、学识修养、道德情操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而具有教诲性、指导性的言语行为则是通过语言交流思想、表明看法,达到规范、引导和调节人类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目的。孔子的思想正是在 “诲人不倦”的言语行为中阐发、形成、传播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

  孔子“诲人不倦”之言语行为在《论语》中有较多的表现。所谓“诲人”,意为教诲他人,是“传道、授业、解惑”,即讲明道理,表明观点,给予启发和引导。孔子所诲之“人”大都是具有一定思想、见解、阅历、专长乃至较高思辨能力的“弟子”或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王公贵族等求教者。这样,孔子“诲人”言语活动就具有特定的深刻的时代背景,它是贯穿特定言语意图、采取特定方式、体现特定思维范式的一种言语行为。这种言语行为具有教育性、启智性、规范性和劝诫性,总其大成则是一种理想境界、和谐社会的建构活动,形成完整的儒家文化教导范式。因此,对孔子“诲人不倦”言语行为及其所构成的儒家文化范型的探讨,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孔子的社会理想、思想人格、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等,对当代和谐社会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孔子“诲人不倦”言语行为的语用意图与培养目标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1]当时的社会已经“礼坏乐崩”。所谓“礼坏”,是指因当时处于奴隶社会的崩溃、衰亡并在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的过程之中,权臣乃至氏族内部的家臣无视礼制,公然瓜分公室,把持朝政,专擅军政大权;所谓“乐崩”,主要是指诸侯大臣僭越地使用音乐,耽于淫声。概言之,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颜渊》)。在这样的时代里,孔子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主要是“以仁为体,以礼为用,‘克己复礼为仁’(《颜渊》),仁与礼的统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睦、和谐共处,为政以德,就是和谐秩序的呈现”。[2]孔子从自己的理想出发,希望把弟子们培养成一个能处处用儒家思想上佐国君、下安百姓、出使不辱使命、闲居不忘大道的“士”,并以此为社会脊梁,建立一个像自然界一样有秩序的“礼”“乐”和谐的社会。《乐记·乐论》指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别。”说明自然界是一个有秩序运转着的整体,而天人合一的儒家和谐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相通、相类和统一的关系”[3],因此“儒家礼制文化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等级和谐的社会。这是一种伦理型的社会,同时也是一种秩序社会。”[4]孔子穷其一生,“诲人不倦”,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
 

“诲人不倦”孔子言行探究
 

  孔子的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企求建立规范、有序、合理的社会秩序,弟子也都随他奔走,由此还形成了政事派弟子。所以《论语》所载言论多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理想人格等有关。理想社会的形成关键是具有“文质彬彬”风范的君子,因而孔子“诲人不倦”言语行为的主要意图是培养君子。“在《论语》中,孔子所描绘的君子是仪表端庄、崇德向善、慎言敏行、学以致道、善于交际、爱才惠民、安贫乐道的人。”[5]而君子的主要标准是达到“仁”的境界。孔子的“仁”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又是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孔子对“仁”的解释,有两点很重要,一是“爱人”(《颜渊》),二是“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前者是“仁”的核心内容,后者是个人实现仁的主要途径。仁者“爱人”“一以贯之”的是“忠恕之道”(《里仁》):“忠”就是积极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仁者“爱人”的最高要求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

  不过,孔子对君子的标准则因具体的人而异:高到德才智兼备,低到能具备某些优点即可。“从培养目标看,孔子提到的人,有‘成人’‘君子’‘贤人’‘仁人’‘圣人’。根据孔子的论述,依境界的高低,我们可以将其道德教化的培养目标整理成如下序列:君子(成人)→贤人→仁人→圣人。”[6]这个目标是一个连续统,孔子讲低标准,是要为人们的人格修养提供信心;而讲高标准,则是引导和要求处于更高水准的人们不断走向自我完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人格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人”。所谓“成人”,“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即要做一个“成人”,必须达到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要求。社会实践中,要达到这种完美人格的境界是不容易的,所以孔子补充说:“今之成人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由此可见,孔子是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状态提出要求的,其君子的培养目标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为理想的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不同层次的人才基础。

  二、孔子“诲人不倦”言语行为构成的儒家文化教导范式及其特点

  孔子的“诲人不倦”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并因此形成“诲人”的儒家文化教导范式,即能够创设和谐的“诲人”环境,运用和谐的“诲人”方式,催生和谐的“诲人”之果。

  (一)创设和谐的“诲人”环境

  孔子之前时代,学在官府。为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孔子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而且学费低到“束修”即可。同时,孔子还制定了教学大纲,选编相应的教材,区分了相应的学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学而》)“文”即历代文献;“行”即社会实践;“忠”即忠心;“信”即诚信。与此相对应的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不过,据《论语》分析,除此而外,孔子还对一般求教者给予了当面的指导。这种“诲人”的言语活动更为重要,谆谆教诲的过程中,关系更加和谐,思想阐发更为明晰、深刻,也更有针对性。

  孔子创办私学,在继承和发展古代教学科目的同时,自觉地收集和整理历史文献资料,所编着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书”是我国第一套较完整的教学用书,分别代表了文学、政治、伦理、音乐、哲学、时事六项内容,其中《书》与《春秋》兼具史书价值。这六书各具不同的教育功能和教育目标:“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些典籍都能很好地为达到培养君子、创造和谐社会这个目标服务。以孔子的声望、治学精神、诲人态度和办学理念,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和谐的教育环境,为弟子们的学有所成创造了条件。

  (二)运用和谐的“诲人”方式

  据史书记载,孔子开堂讲学,有很具体的教学活动。但是,《论语》中并没有描述,有的只是“诲人不倦”的言行,其中颇具特色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提示与引导

  提示与引导其关键在于激发学习兴趣,促使学习动机与学习行为相和谐。孔子曾普遍号召:“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这里,孔子是以诗的功能和作用来引导弟子的。而在施教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对个体主动提出要求来引导。如孔子对儿子鲤,曾问曰:“学《诗》乎?”“学礼乎?”并指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这就十分强调学《诗》的重要性:不学诗就不会正确表达,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以此进行提醒引导和强化。

  据此,孔子的“诲”,首先表现在引导,而且是“引而不发”,并不系统讲授,让学生能够做到自学、自省,做到“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传不习乎?”(《学而》)。自学可以系统掌握相关知识,自省可以增强领悟能力,从而能够“温故而知新”(《为政》)。求知的欲望和学习的兴趣被激发,学习目的明确了,就会产生自觉的行动去付诸实践,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2.直接指导个体

  直接指导个体关键在于促使其知识的完备和行为修养的完善,促使其知和行的统一。具体有两种形式:(1)先提问然后告知。如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阳货》)先提问是引起对方注意或兴趣,然后再告知,使所“诲”的内容得到了强调,引起对方思想上的重视。这种方式是针对受诲者某种行为或思想上的缺陷而为之的。(2)直接告知。如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又如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前者是教诲子路要树立对待知与不知的正确态度;后者告诫子夏的是行为方式和人生境界。这种直接告知具有警示性,特意告诫弟子要注意的事项或行为目标,启之以智,导之以行,从而和谐发展。

  3.答疑释惑

  答疑释惑主要是针对特定对象所提出的疑问给予引导、教诲,这是《论语》中所记载孔子“诲人”言语行为的主要方式。每一个“受诲者”,因其年龄、性别、阅历、身份、地位、观念、性格、心理、意愿、需求、兴趣等等的不同,都需要“教诲者”细心观察,全面掌握,才能给予正确而得当的引导与教诲。孔子据此还提出了“知人”原则,他认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有了知人原则,就能针对不同个体的特点来给予指导,从而达到促使个体的不断完善。例如同是“问政”,在《颜渊》中,对齐景公,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他是当政者,可以此为规范予以执行,以建立纲行有常的社会秩序;对子贡告诉的是治理国计民生的要义:“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子张则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提出的是做臣子的具体要求;而对已经袭位的季康子则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强调当政者的示范作用和效应;当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施政方针时,孔子则认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在反对杀戮的同时,仍然强调当权者的教化作用。在《子路》中,对子路则说“先之劳之”,“无倦”,要求先做示范,并且不要懈怠,是对个人而言的;对已是季氏宰的仲弓,则是出谋划策,提供方略:“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对已是莒父宰的子夏则建议:“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是从个性和见识、见地上讲的;对叶公则要求其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使人民康乐,国家兴盛。在《卫灵公》中,当颜渊问为邦时,则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大概颜渊学识渊博,但也有不辨郑声与佞人之时,才提出这种警告的。除此而外,对于问“孝”,问“仁”,问“君子”,孔子都是因人而异,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给予回答,在一种动态的不断建构的过程中来形成一种个人行为与社会整体协调的观念。

  这种答问有时还采用逐层递进引导的方式进行。如子路问君子,孔子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宪问》),一层层地把君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作为逐步展现出来,引导弟子树立远大理想,为建立有序、祥和、安宁的社会做出贡献。

  朱熹提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论语集注》),而《论语》又记载有“四门十哲”,所以“因材施教”已成为着名的教育原则。但从《论语》记载的情况看,孔子并未严格对弟子进行分“科”或分“才”教育,而是依据弟子或求教者的性格、学识、志向、社会地位及所处的当下情形予以教诲的,所以才出现对同一个问题的多种回答;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根据所教诲对象的具体情形,围绕君子目标与和谐社会理想予以正确而客观的引导,给予高瞻远瞩的指导与解答,从而构成行为指南。

  4.相互切磋,引导提高

  作为一代宗师,孔子经常与弟子们相互切磋,使认识更加深入,阐述更加精辟,见解更加正确。正是这种和谐的师生关系才使孔子成为大教育家。相互切磋的过程中,有时是肯定弟子见解并作进一步阐发,如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认为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不仅仅是“仁道”,更是“圣德”了。有时是否定弟子见解并予以纠正的: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孔子运用“二分法”来区别对待,不能不说具有辩证法的思想,对弟子观察、认识、辨析能力的提高具有极大的教益。

  (三)催生和谐的“诲人”之果

  孔子在“诲人不倦”的教育过程中,要求学生注意学与思的关系,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的是“六经”,而在此基础上既要深入思考文献的文化蕴涵,更要思考如何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尽量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对于“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卫灵公》)意思是对一个“不想想‘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由此可见,孔子要求弟子要能够学以致用,做到“仁”“智”“勇”,因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只有对内能安一方百姓,对外不辱使命,才能成为精明干练的栋梁之才。由此可见,孔子大力提倡“学思结合”“学以致用”,就是要催生“诲人”之果,使弟子们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综观孔子“诲人不倦”之言语行为构成的儒家文化教导范式,可以总结出如下的主要特点:

  第一,教导性。

  孔子开堂讲学,对人生价值、人格修养、处世原则、行事方式和人际关系、社会秩序及其理想境界有着明确而系统的洞见,因而能够随情而化,随境而生,随事而发,给予求教者以切实、恰当的指导,使受教者在谆谆教诲中获得知识与智慧。

  第二,经典性。

  孔子被誉为“万世师表”,其“诲人”方式,已成为经典的教育观念。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包括“引而不发”“愤悱启发”“开而弗达”三种形式[7])、学思结合、温故知新、出新创新、知行统一、学以致用、言传身教、批评鞭策、由博返约、教学相长等,已成为世代遵从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思想。

  第三,垂范性。

  孔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被尊奉为“至圣先王”,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孔子在“诲人”教育中能够“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真正“为人师表”,具有献身教育的敬业精神,学而不厌的进取精神,热爱学生的仁慈精神,以身作则的垂范精神以及教学民主理念,形成了一整套彪炳千古、泽被万世的教育理论。孔子的“诲人”教育实践,可以总结为“志—学—思—习—行”五个阶段。在这个训导过程中,孔子注重以人为本,讲求“立志为学”“持志而学”“好学乐学”,由此形成的学习动机理论,对在教育实践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观念具有弥足珍贵的指导意义。而现代的孔子启发教育思想研究,经历了从“方法说”到“教学法说”再到“方法论说”的过程[8]。“方法论”视启发教育为教育过程中的教师的一种工作方式,一种内容明确、对象具体的教学方法;“教学法说”则将其定位为一种完整的教学法,包括一整套教学思想、教学原则、教学方式、教学组织形式等;而“方法论说”则将启发教育思想上升到整个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从而具有更高层面上的理论意义。

  三、孔子“诲人不倦”言语行为的思想方法论意义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一种辩证统一的过程与关系:学是源,诲是流,学是研习,诲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阐释、传导,乃至形成经典。从文化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孔子一生致力于教化育人,期望由此改变社会与政治的不合理现象而使之趋于合理与美满,他充满信心地教诲人们崇尚道义而消除丑恶。”[9]正因为如此,孔子被德国当代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为是“影响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范型的主要人物之一。”[10]换言之,孔子在“诲人不倦”的过程中,建立了儒家文化范型,创立了与释加牟尼的佛学、苏格拉底的哲学鼎立的世界三大文化格局的儒学。因此,其“诲人不倦”之言语行为必然闪现出思想方法论意义的光芒。

  从《论语》记载的情况看,孔子“诲人不倦”之言语行为,恰如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所言,充满了“纯熟的道德教化”和“醇和浑厚的教导”[11]。这里的“纯熟”,应该理解为“孔子的教化从不离开具体的情况和问题,而是随缘而发,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因人、因时、因地、因情的不同而不同,而且这种并无定数的教导往往体现出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力量与韵味;所谓‘醇和浑厚的教导’,是指整部《论语》中没有任何硬性的、切割式的、固定化的概念,没有森严庄重的体系,整部《论语》弥漫着一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醇和浑厚却又婉转活泼的气氛。”[12]这种根据特定对象就同一观念或问题做出不同解答或指导的“诲人”言语行为,体现出全面的、前瞻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精神,同时,也显示出其思想的丰富灵动、博大精深。如果不看对象,对任何人都做出相同的解释,千篇一律,形成教条,怎么可能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建构的经典?

  因此就方法论意义而言,孔子“诲人不倦”具有启示性和灵慧性两大特点:1.动态客观的启示性。孔子在具体的“诲人”过程中,总是呈现出一种动态情景,“孔子在回答任何问题、评判任何事件时,从不脱离具体环境、具体事件、具体对象,甚至发问者本身的具体状况。任何答案都是众多因素共同决定的,答案永远都处于生成状态中,永远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样一种答案总能体现出最可领会、最能触类旁通的构成状态,而这也正是所追寻之事物与人生的最高的与本然的状态,而这种本然状态却又处在永不停息的消逝与生成之中,这正是孔子思想的力量与灵妙之所在。”[12]2.自我掌控的灵慧性。孔子在“诲人不倦”的过程中,极具灵慧性的思想方法是“子绝四”,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做到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体现在“诲人”言语行为上,就是能“抛弃主观的、偏执的、固定化和目的论式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使得心意状态处于一种待发的勃然状态”[12]。

  当今时代,中华民族正在奋发建设繁荣昌盛、富强、民主、文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为此需要塑造出具有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的“现代人”,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因此,孔子的“诲人不倦”言语行为所体现的思想和方法,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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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张金兰孔子教育模式新探[J]教育探索, 2003(7):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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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邹元江从“孔子生平的开端’看其“仁学思想的实践本质[J]孔子研究, 200(5):4-14.
  [11]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卷- )[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
  [12]刘旭光.孔子之思的美学意义[J]孔子研究, 2003(2)-40-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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