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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政治主题转向人生主题的发展与启迪

时间:2021-09-08作者:熊斌 陈琳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魏晋玄学政治主题转向人生主题的发展与启迪的文章,魏晋玄学上承两汉经学下接隋唐佛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其儒道兼综的哲学本体论对于扫除两汉经学天人感应学说的迷信和教条色彩,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给魏晋思想界带来一股耳目一新的感觉。

  摘    要: 从魏晋玄学的三个发展阶段来看,正始玄学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秩序的整合因而可归结为政治问题;竹林玄学关注的主要是个人如何安身立命,因而可归结为人生问题,玄学自此由政治主题转向人生主题;西晋玄学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即将政治问题与人生问题合二为一,达到所谓“内圣外王”之道。魏晋玄学的哲学主题转换对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精神的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当代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儒道互补”的文化精神对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     魏晋玄学;哲学主题:转向;启示

  魏晋玄学上承两汉经学下接隋唐佛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其儒道兼综的哲学本体论对于扫除两汉经学天人感应学说的迷信和教条色彩,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给魏晋思想界带来一股耳目一新的感觉。魏晋玄学作为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思想,一方面表达了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从魏晋玄学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其哲学主题是从政治问题出发,逐渐转向人生问题,最后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的过程。魏晋玄学的这种努力对儒道思想的相互融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正始玄学的主题是政治问题

  正始玄学是魏晋玄学的第一个阶段,代表人物是何宴、王弼,历史背景是东汉末年中国社会大乱以及儒家经学即名教的衰落。当时曹魏政权施行“名法之治”,借名教之名行专制之实,使名教成了专制统治工具而被异化为不合乎“自然”了,导致名教与自然产生了对立,因而在社会上普遍形成一股伪善的风气,社会秩序的混乱在所难免。何宴、王弼为挽救社会危机,从先秦道家那里发掘思想资源,援道入儒,提出“以无为本”,其目的是要用老庄的“道”作为儒家名教体系的终极依据,其实质是希望统治者实行道家的“无为而治”。何、王研究的经典是《论语》《周易》和《老子》,他们彻底改变了两汉经学繁琐的带迷信色彩的注经方法,而代之以哲学本体论。例如王弼说:“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王弼《老子指略》)[1]。

  然而,正始玄学提倡“以无为本”导致社会上产生了一种过于追求个人精神上的“放达、玄远”而不过问社会现实的所谓“魏晋风度”。尽管正始玄学不以人生问题为主题,但崇尚“放达、玄远”的精神境界,这为竹林七贤将玄学由政治主题转向人生主题埋下了伏笔。

  二、竹林玄学的哲学主题由政治问题转向人生问题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第二个阶段,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历史背景是魏晋之际发生的高平陵政变。当时司马氏集团为了排除异己,以名教作为旗帜搜罗罪证,这样就把名教变为权力争夺和专制统治的工具。正始玄学希望的“无为而治”已经破产,自然与名教产生了更加尖锐的对立,大批名士被诛杀。政治环境的险恶迫使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大批士族纷纷逃离现实社会以图自保,“竹林之游”就是典型。士族们走向乡村野外,自娱自乐,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达到某种超越于世俗社会之上的精神境界,从而把正始玄学的“放达、玄远”境界发展到极致。高平陵政变前后阮籍、嵇康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即高平陵政变之前是试图调和自然与名教,希望将被异化的名教改造成合乎“自然”;高平陵政变后,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将自然与名教对立起来。

  (一)阮籍为逃避政治而走向虚幻的“乌何有之乡”

  阮籍的思想转变主要体现在《达庄论》与《大人先生传》中这两篇作品中。据研究,《达庄论》写于高平陵政变前,而《大人先生传》写于高平陵政变后。[2]《达庄论》的主要内容是儒道思想异同之争。文中代表儒家的“缙绅”认为儒家主张社会等级名分,而道家的庄子则主张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就否定了社会等级名分,所以他坚持“儒道异”;而代表道家的“先生”则认为儒道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坚持“儒道同”,阮籍自己是支持“先生”的观点,即“儒道同”。但在高平陵政变后的《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已不再坚持“儒道同”,而是强调“儒道异”了。
 

魏晋玄学政治主题转向人生主题的发展与启迪
 

  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虚构了一个超越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绝对自由的乌何有之乡:“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这种“超世”的精神境界是远离社会现实的,是不可企及的彼岸世界。

  (二)嵇康与现实对抗而寻求感性生命的“大和之乐”

  与阮籍在自己虚构的“无何有之乡”不能自拔而纵酒酣饮以麻痹自己从而与司马氏集团表示一定程度的妥协不同的是,嵇康由于个性上“性烈而才峻”,对司马氏集团表示了相当的冷漠和鄙视,另外由于他把自然理解为人的感性生命,故试图通过道家的养生服食来寻求与现实对抗。

  在高平陵政变之前,嵇康和阮籍一样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调和以缓和社会危机。嵇康试图设计一个具有“圣人人格”的理想帝王,这个帝王以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来治理天下,于是社会达到君臣相安、百姓富足的理想状态。高平陵政变后,嵇康认为那种“圣人人格”已经不太现实了,于是从他的感性的自然人性论出发,认为儒家名教的仁义、谦让等道德规范是压抑自然人性的,是人们争名夺利的产物。对世俗功名利禄的蔑视使嵇康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这表明嵇康要远离社会政治漩涡了。嵇康继而转向道家的养生、养德的人生道路,其目的是要在人的自然生命与道德人格之间达到一种和谐,即人在顺应自然之道中获得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快乐和幸福,他把这种快乐称为“大和之乐”。然而,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以及自己刚烈的性格,嵇康并不能达到这种“大和之乐”,反而处于焦虑和困闷的心理状态之中,最终被司马氏集团杀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通过对被统治者异化了的儒家名教的超越转向了对个体精神境界的追求。魏晋玄学的主题自此由政治问题转向人生问题,这种哲学已经完全不过问社会现实,而以追求“放达、玄远”的精神境界作为目标,名教与自然的对立转化为政治与人生的对立。魏晋玄学这种过于“务虚”的风气对当时动荡的社会来说无疑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就有裴頠的纠偏之论即《崇有论》。但裴頠的思想并不成体系而且本身有自相矛盾的东西。对魏晋玄学进行全面地总结取得最大成就是西晋时期的郭象。

  三、西晋玄学力图将政治问题与人生问题统一起来

  西晋玄学是魏晋玄学的最后一个阶段,代表人物是郭象。由于导致社会动荡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暂时统一的西晋王朝实际上危机四伏。郭象的一生差不多涵盖了西晋王朝的主要时期,期间发生了王室内斗的“八王之乱”和异族入侵的“永嘉之乱”,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社会的动荡迫使郭象对正始玄学和竹林玄学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与总结,并试图在理论上将魏晋玄学的各种问题,比如名教与自然、入世与出世、政治与人生、玄远境界与社会现实等关系予以彻底解决,从而为社会的安定和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思想上的基础和依据。

  郭象哲学的理论出发点是“独化论”,目标是达到《庄子·天下篇》的“内圣外王之道”。“独化论”的要点是“造物无主,而物各自造”,即万事万物都是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性分”生成和发展的,人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万事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而“玄冥之境”是一种整体和谐的“前定”状态,万事万物生成以后又会在“玄冥之境”中得到统一。对于人来说,由于每个人都是禀受“玄冥之境”的自然性分而来到社会中的,因而人与人之间就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相互协同的关系。只要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性分”而不是超出“性分”去生活,那么他的人生就可以达到自在与逍遥,即“玄远”的精神境界,同时整个社会也能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3]

  在郭象哲学中,政治与人生是统一的。郭象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4]即是说处理社会现实事务与追求玄远境界并不矛盾。又说:“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5]这是说每个人的“性分”都是禀受天地之“理”而化生的,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尊崇这个先天的“理”。

  由此可见,郭象哲学既肯定了儒家名教的伦理秩序,又让个人能够得到“玄远、逍遥”的人生境界。这样,在郭象哲学中,名教与自然,入世与出世,玄远境界与社会现实是有机统一的,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安身立命之道,政治问题与人生问题也就合二为一了。

  四、魏晋玄学哲学主题转向的当代启示

  魏晋玄学哲学主题的这种转向对当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当代中国的问题当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个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国全面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当然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对中国发展生产力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各种激烈的竞争,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突然加快,人的工作、生活压力随之增大,所以在当代中国如何缓解人们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压力,让人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就非常重要。本文以为,魏晋玄学哲学主题由政治问题到人生问题的这种转向,值得当代人进行深入地反思。

  (一)魏晋玄学对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精神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儒道互补”,最早由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出,后来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儒道互补是中国思想的骨干和基本线索,它对中国民众和士人的性格起了重要影响。

  对中国士阶层来说,在对待政治和生活方面,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当人生中出现某种逆境时,能够采取超然和通达的态度,顺其自然而不刻意强求,安于平淡而怡然自得,这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对普通民众来说,表现为重家庭、重孝道、讲信义,这是儒家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崇尚自然,知足常乐,这是道家的精神。[6]

  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魏晋时期是儒道思想相互融合的重要阶段,而魏晋玄学对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精神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儒家思想在两汉经学之后,其积极入世的思想取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儒家名教逐渐演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需要一场复归本位的运动,而道家思想恰好可以起到这种纠偏的作用,所以庄子的思想在两汉不被看重而到魏晋时期大放异彩并不是偶然的。在魏晋玄学家们援道入儒的过程中,个人在乱世中如何安身立命的哲学主题就被提了出来。

  从正始玄学的何宴、王弼用道家思想诠释儒家,为儒家名教建立形而上的依据开始,经竹林玄学因为政治现实的险恶而“越名教而任自然”,即激烈地反对被异化的儒家名教而崇尚道家的“自然”人生,再到西晋玄学的郭象努力将儒家与道家、名教与自然、政治与人生结合和统一起来,整个魏晋玄学刚好走了一段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的思想发展道路。

  在魏晋玄学这一思想发展历程中,中国哲学思想的“儒道互补”的文化精神就真正被确立起来了。在魏晋之后,“儒道互补”的文化性格就逐渐成为中国的士阶层和普通民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的精神内核,这从陶渊明的和苏东坡等一大批士人的人生道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二)“儒道互补”文化精神的当代启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对当代中国社会有价值的要素,以构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魏晋玄学哲学主题转向过程中形成的“儒道互补”的文化精神,对当代中国人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安身立命以获得人生幸福具有重要的启示。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通过人们对财富的追逐,激发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劳动的异化以及金钱至上价值取向等。可以看到当今社会一个似乎很奇特的想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几十年前提高了很多,但幸福感并没有同步得到提升,因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压力比从前更加增大了。究其原因,是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创造财富与获得财富的竞争,而财富主要表现为货币化的物质财富,导致人们把现实的、在场的货币化的物质财富,当作人生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标,从而遗忘了对超然的“玄远”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入世与出世的平衡被打破了,人心骚动不安,焉有压力不大之理?

  因此,在物质生活资料已经极大丰富的今天,重新思考人与物质财富以及精神境界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主题。

  在这一问题上,魏晋玄学哲学主题的转向过程中形成的“儒道互补”的文化精神及其对社会现实与超然的“玄远”的精神境界的关系探索,对当代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超拔出来以缓解过度的工作生活压力,寻求当代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精神昭示人们,现实的货币化的物质财富当然是获得现实幸福的基础但不应该是全部,在物质财富已经极大丰富的今天,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

  [1]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5.
  [2]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3:196-202.
  [3]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 1998:1.
  [4]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 1998:12.
  [5]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5.
  [6]牟钟鉴,林秀茂论儒道互补[J].中国哲学史,1998.(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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