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标签:代写本科论文 写作发表 工程师论文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当前位置: 代写一篇论文多少钱 > 社会哲学论文 > 朱熹《孟子》考据学的内容、特色及疏失

朱熹《孟子》考据学的内容、特色及疏失

时间:2021-04-02作者:张宏锋 王建军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朱熹《孟子》考据学的内容、特色及疏失的文章,朱熹对《孟子》一书用力颇深,在长期探索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孟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义理和考据两个部分。然而,学界在研究朱熹孟学时,往往注重其对《孟子》思想的阐发,而忽略了其在

  摘    要: 朱熹的孟学成就不仅局限于义理方面,其在考据方面也有较大的贡献。朱熹对《孟子》一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所考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文本、人物史事、典章制度等诸多方面。在长期的探索与思考过程中,朱熹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考证方法,主要有择优选取法、义理训诂和诠释结合法、比较验证法、专题式的考证法、阙如法、参验互证法等。这些方法彰显出朱熹的《孟子》考据学具有“广征博引,集众家之长”和“经世致用,注重现实”的特色,对明清时期《孟子》考据学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朱熹的“考《孟》之学”也存在重复考证、据己意断是非、考证不够全面深入等不足。

  关键词: 朱熹; 《孟子》; 考据学;

  Abstract: Zhu Xi's achievements in Mencius learning are not limited to justification and theory, but he has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extual research. Zhu Xi conducted a detailed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book Mencius. The content of the test is very extensive, involving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text,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long-term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Zhu Xi has formed a set of systematic textual research methods, mainly including selective selection method, combination method of theory and exegesis and interpretation, comparative verification method, special research method and doubt method, participating and mutual proof, etc. These methods demonstrate that Zhu Xi's textual research of Mencius learni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ly quoting and quoting, gathering the strengths of many families ”and “practical and practical, focusing on reality”, and has a forerunner eff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Menciu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is true that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Zhu Xi's textual research of Mencius learning also has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repeated textual research, judging right from wrong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 and no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textual research.

  Keyword: Zhu Xi; Mencius; textual research;

  朱熹对《孟子》一书用力颇深,在长期探索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孟学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义理和考据两个部分。然而,学界在研究朱熹孟学时,往往注重其对《孟子》思想的阐发,而忽略了其在《孟子》考据学方面的成就。其实,朱熹十分注重《孟子》考据,其在《孟子精义·自序》中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而近世二三名家,与夫所谓学于先生之门人者,其考证推说,亦或时有补于文义之间。”[1]在他看来,汉唐学者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考证方面,功劳甚大,学者应先从考据入手,进而转入义理研究。目前,一些学者对朱熹的考据学虽然有所关注,如汤勤福在《论朱熹的考据学》一文中,全面探讨过了朱熹在校勘、辨伪、考证、训诂等方面的方法及特色1,但其并未对朱熹的《孟子》考据学进行深入探讨。朱熹考证了《孟子》哪些内容,运用了哪些考据方法,以及对后世孟学发展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梳理朱熹的孟学着作,归纳朱熹考证《孟子》的内容、方法及特色,并对其考证的疏失作出客观的评断,以期推动朱熹《孟子》考据学的研究。

  一、朱熹《孟子》考据学的内容与方法

  朱熹对《孟子》一书十分推崇,先后撰写了《孟子精义》《孟子或问》《孟子集注》《朱子语类·孟子》等一系列孟学着作。在这些着作中,朱熹对《孟子》一书的字词音义、人物史事、地理名物、典章制度等,皆有详尽的考证,涉猎范围极广,内容无所不包。但朱熹在各个方面的用力并不相同,有着明显的“兴趣点”。大体而言,这些“兴趣点”可分为文本考证、人物史事考证、典章制度考证等三个方面。
 

朱熹《孟子》考据学的内容、特色及疏失
 

  (一)文本考证

  文本考证指仅就《孟子》文本而言,对其中较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考证,主要包括字词训诂、阙文、衍文、倒文、句读等内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离娄下》“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中“而”字的训诂,《尽心下》“仁也者,人也”的阙文,《告子上》“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的衍文,《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的倒文,《公孙丑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的断句。从这些典型例子来看,朱熹在文本考证方面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考证方法:

  一是择优选取法。朱熹在训诂词语时,尤重前人的注解。曾有论者指出:“朱熹《孟子集注》中沿用赵注、与赵注完全相同之处为数非常之多。据不完全统计,朱注与赵注完全相同280余处。其中,释字词的有近180处,释人名近50处,释诗词出处近30处,释国名地名、释官名称谓历法制度等20余处。”[2]足见朱熹对赵岐之说的推崇程度。然而,朱熹并非大量罗列前人诸说,而是通过反复对比,择优选取,如对“君子不亮,恶乎执”中“亮”字的训诂,在《孟子或问》中,朱熹先后评议了程颐、张载、尹焞等人之说,认为“亮”字与“谅”字相通,有“信实”和“固执”两种意思,而“程子以亮为固执,固为必信之意,而读恶曰乌,则其说宜曰:‘不必信,则不固滞矣。’张子亦以谅为必信,而读恶从去声,则其说宜曰:‘所以不必信者,恶其至于固滞也。’是虽其文势小有不同,然以谅执为病则同也。夫谅有二义,从其一焉可也……故吾以是推之,而从尹氏之说,直以谅为友谅之谅,言君子舍是,则无可据守也”[3]992-993。可见,朱熹并非盲从前贤之说,而是通过反复地论证和对比,择优而从,体现出其训诂学的广泛性与严谨性。

  二是义理训诂与诠释结合法。朱熹在训诂字词时,常常将自己的义理思想融入其中,尤其是训“天”“心”“性”“气”时,更是有着极为鲜明的义理色彩。朱熹虽然以义理释词,但并不弃用其他训诂方法,而是经常将义训和义理诠释综合运用,这样在保证训诂准确性的同时,还能阐发义理思想。如对“不屑就”“不屑去”中“屑”字的训诂,朱熹既引赵注《孟子》,又引《说文解字》,指出“屑”字是高洁之意,且带有“动作切切”的状态,同时,朱熹进行义理阐发,认为伯夷之所以被称为圣人之清、柳下惠被称为圣人之和,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不以“就”“去”为重,“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4]292。

  (二)人物史事考证

  人物史事考证指对《孟子》一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考证,具体包括伯夷、柳下惠之评价,瞽象杀舜之事,舜告而不娶之事,血流漂杵之事,孔子之事,齐伐燕之事,孟子游历之事。朱熹在考证人物史事时,经常使用以下两种方法:

  一是比较验证法。朱熹在考证人物或史事时,经常通过比较验证法来得出结论。如在论述伯夷、柳下惠是否为圣人这一问题上,朱熹将孔子之行与伯夷、柳下惠之行相比较,发现伯夷、柳下惠偏孔子一隅,虽未达到孔子的境界,但也可算作圣人。为了进一步说明伯夷、柳下惠与孔子的区别,朱熹又运用比喻论证的方式,以中药及其药效快慢来比喻三人,认为伯夷、柳下惠“如姜桂大黄之剂,虽非中和,然其于去病之功为捷,而田夫贩妇大寒大热者之所便也”,而孔子“如参苓芝术之为药,平居有养性之益,而缓急伐病之功,未必优于姜桂大黄,非所以施于闾巷之间危急之候也”[3]1008,比喻生动形象,简明易懂。再如为考证齐伐燕的时间,朱熹引《荀子》《史记》《资治通鉴》等,与《孟子》中的记载比较验证,发现《史记》与《荀子》记载相同,而《孟子》与《资治通鉴》记载相同,但由于《资治通鉴》的记载并无依据,故其更倾向于《史记》之说。由此可见,朱熹考证人物史事时,侧重于将各类文献对同一事件的记载相互比对,从而得出结论。

  二是专题式的考证法。对于一些史事,朱熹往往将其作为一个专题,进行集中式的考证。如“瞽、象杀舜”“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血流漂杵”“《诗》亡然后《春秋》作”“齐伐燕”等事,朱熹在《孟子精义》《孟子集注》《孟子或问》《读余隐之尊孟辨》《朱子语类·孟子》中皆有考述,从而形成集中式的考证。虽然朱熹的考证略显粗糙,但其所列的这些专题,均成为《孟子》考据学的主要内容。此外,朱熹对孟子弟子、孟子游历等问题也给予关注,虽然未进行详考,也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却引发后世学者对此类问题的关注。

  (三)典章制度考证

  典章制度考证指对《孟子》一书中涉及到的典制规则进行考证,主要包括明堂制度、田赋制度、班爵制度、古礼制度、古乐制度。朱熹对典章制度的考证,用力程度虽不如人物史事,但在考证方法上却有所不同。

  一是阙如法。对于典章制度而言,时代越久远就越难考证,因为典章制度具有“时效性”,朝代不同,典章制度也会有所不同。即便是孟子,对其之前的典章制度也并非完全了解。所以,在这一问题的考证上,朱熹往往采用阙如法。如《孟子》中记载的井田制度和周朝的班爵制度,与《周礼》《礼记》所载多有不合之处。但朱熹认为孟子之时,只能云其大概,至宋时,这类问题更是难考,“大抵孟子之言,虽曰推本三代之遗制,然常举其大而不必尽于其细也,师其意而不必泥于其文也”[3]946,故其云“盖不可考,阙之即可”[3]946。

  二是参验互证法。朱熹曾说:“礼学多不可考,盖其为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一缘读书不广,兼亦无书可读。”[5]考证古代的典章制度两大问题:一是考礼者,读书甚少;二是礼书亡佚较多,导致学礼者无书可读。朱熹所说的第二点,是历代考礼者都无法避免的,但对于第一点,则可以通过广泛阅读书籍解决。所以,朱熹在考证《仪礼》时说:“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6]在考述礼仪制度时,学者不仅要参考经学着作,还要参看史学着作,甚至凡是涉及礼的杂着也要阅读。如在考证《孟子》“班爵制度”时,朱熹一方面征引《周礼》《礼记》等经学着作,另一方面又参阅赵岐、徐度等人对“班爵制度”的考证,并将二人之说与《周礼》《礼记》中的记载相互参证,从而发现《孟子》所记载的“班爵制度”与周朝的“班爵制度”具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参验互证的方法使朱熹在考证繁杂的典章制度时,能够快速地发现其中的问题,为后世学者考证《孟子》典章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法。

  二、朱熹《孟子》考据学的特色

  朱熹在考证《孟子》时,采用了多种考证方法,而这些考证方法体现出朱熹的考《孟》之学具有如下特色。

  (一)广征博引,集众家之长

  《孟子精义》是纂集体着作,而纂集体最大的特点便是汇集众人之说。朱熹在《孟子集解》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挑选出程颢、程颐、张载、范祖禹、吕大临、吕希哲、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等十一家阐释《孟子》之说。《孟子集注》更是广征博引,共引赵岐、程颢、程颐、尹焞、韩愈、杨时、欧阳修、司马迁、李郁、孔文仲、苏辙、董仲舒、范祖禹、张栻、王勉、张载、谢良佐、林之奇、邹浩、郑玄、吕大临、周敦颐、陈旸、游酢、何镐、胡安国、王安石、徐度、潘兴嗣、李恫、范浚、丁公着、丰稷、吕希哲等三十四家之说。朱熹如此广征博引,不仅使考证的论据更加充足,而且还有保存文献之功。宋儒很多孟学着作,如苏辙的《孟子解》、游酢的《孟子解义》、林之奇的《孟子讲义》等,如今皆已亡佚,但朱熹将这些学者治《孟》精华辑录于自己的孟学着作中,使后世学者能够了解宋时孟学盛况。

  朱熹广征博引,不仅仅体现在征引诸家之说,在考证某一问题时,其还经常广泛征引文献,力求论据充足可信。如在考证“王者之都”时,朱熹云:“‘王之为都。’《左传》:‘邑有先君之庙曰都。’看得来古之王者当为都处,便自有庙……三桓祖桓公,则大夫祖诸侯矣。故《礼运》曰:‘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诸侯。公庙之设私家,非礼也,自三桓始也。’是三桓各立桓公庙于其邑也……《史记》月出衣冠游之……古之庙制,前庙后寝,寝所以藏亡者之衣冠,故《周礼·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其遗衣服藏焉。’”[7]1784-1785为考证这一问题,朱熹前后征引《左传》《礼记》《史记》《周礼》等文献,虽不如汉唐或清代学者那样征引广博,但其所引书证亦不可谓不广泛。此外,有时朱熹将文献与前人之说相结合,既广征文献,又引诸人之说,如在考证井田制度时,朱熹先后征引《周礼·地官·大司徒》《周礼·地官·小司徒》《周礼·地官·载师》《礼记·王制》等文献,又引郑玄、赵岐、程颐、张载、陈旸、徐度、苏辙等人之说,文献资料翔实可靠,论据充足,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总之,朱熹在考证《孟子》时,广征博引,汇通古今,纵贯百家,既有保存文献之功,又间接地扩大了《孟子》的影响。

  (二)经世致用,注重现实

  朱熹考《孟》,并非单纯地从学术角度研究,而是试图将《孟子》中所涉及的礼仪、典章等制度与现世相结合,有着明显经世致用的思想。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北宋时期便已兴起。从宋太祖至宋仁宗时,宋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一些有识之士,企图通过实行变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其中,二程、张载等人通过对《孟子》井田制的考证,试图改进完善先王遗制,并将其用于现世。

  朱熹继承了张载、二程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其云:“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其驳杂之病。其节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8]345朱熹更加注重经、史之书,是因为经可“考圣贤之意”,而史可“考存亡之乱之迹”,充分体现了其拥有强烈的经世思想。所以,朱熹在考证《孟子》时,常将其中的礼仪或者典章制度与现世相联系,如在考论井田制度时,《朱子语类·孟子》载:“因说今日田赋利害,曰:某尝疑孟子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许多畎沟浍洫之类,大段费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为七十,自七十而增为百亩,则田间许多疆理都合更改,恐无是理。”[7]1794可知,朱熹是因说“今日田赋利害”,才考《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之制,认为易代增亩之说,甚费人力,不合常理。虽然此处并未具体说明“今日田赋利害”,但朱熹将其与《孟子》中的井田制相结合,显然欲推先王之法以用之于世。

  又如谈论《孟子》“廛无夫里之布”制度时,《朱子语类·孟子》载:“又问:郑氏谓民无常业者罚之,使出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罚得恁地重?曰:后世之法与此正相反,农民赋税丁钱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说:浙间农民丁钱之重,民之雕困,不可开眼。”[7]1755其中“农民赋税丁钱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即暗指宋代繁苛的赋税制度。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说:“宋朝将唐代的户税和斛斗(地税)一起都按田亩征收,赋额增加,官田、民田的税项分夏、秋两次交纳……从表面上看,民田所交纳的二税数额并不多,但农民实际交纳的数量,却要大大超过原定的数额……除此之外,农民交纳二税时,官府还有‘支移’和‘折变’的二税加税名目。”[9]宋代农夫赋税不仅较前代增多,有加耗、支移、折变等加税名目,而且各地征税量也不一致。因此,朱熹认为后世之法与先王制度完全相反,并由此指出当时“浙间农民”丁赋极为繁重,农民衰敝贫困,难以直视。可见,朱熹考证《孟子》中的田赋制度时,不仅仅是为了考据而考据,而是试图从先王遗制中,找到救世的方案。

  朱熹有着强烈的用世思想,始终将治《孟》与现实相结合,故其十分注重考证《孟子》中所涉及的人物史事、典章制度等。因为如果错误地理解经义,很有可能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如在《读余隐之尊孟辨》中,余隐之批评王安石错解经义:“前世儒臣引经误国,其祸至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辞,当时倒戈攻后,杀伤固多,非止一处,岂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虑战国之君以此借口,故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谓血流漂杵,未足为多,岂示训之意哉!经注之祸,正此类也,反以孟子为畔经,是亦惑矣。”[10]3534“前世儒臣”便是指王安石,余隐之认为王安石因错解经义,致使国家“祸至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所以,如果误认为“血流漂杵”一事乃武王所为,那么很可能会被后人援以为据,从而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朱熹对余隐之的观点极为赞同,认为其说“无可议者”。可见,朱熹考证《孟子》时,并非悬而空考,而是将《孟子》一书与现实相结合。

  三、朱熹《孟子》考据学的疏失

  朱熹的《孟子》考据学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其疏失也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复考证

  朱熹在多部孟学着作中考证同一问题,其成绩在于形成数个专题。然而,朱熹在考证同一问题时,在多部孟学着作中都没有新的观点和论据,有的甚至只是辑录前人之说,没有传递新的信息。如考伯夷、柳下惠,在《读余隐之尊孟辨》中,朱熹云:“使夷、惠有心于制行,则方且勉强修为之不暇,尚何以为圣人之清和也欤!彼其清且和也,盖得于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独行,终其身而不变,此孟子所以直以为圣人,而有同于孔子也。又恐后之学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于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10]3510他认为孟子恐后人慕伯夷、柳下惠之清和,而失之一偏,故非伯夷、柳下惠隘与不恭。在《朱子语类·孟子》中,其又云:“伯夷既清,必有隘处。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处。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后人以隘为清,以不恭为和,故曰‘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7]1780观点一致,亦无新的论据,属于无效的考证。

  又如考士、诸侯往见之礼,在《孟子或问》中,朱熹云:“或问: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则辞而不往,何也?曰:孟子于齐,实处宾师之位,而未尝受禄,盖非齐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见之节,王就而见孟子则可,孟子自往而见王则不可。王而召之,则既失礼矣,而其托疾者,又不诚也,则若之何而可往哉?”[3]941其认为孟子因为处于宾师之位,非齐国之臣,故齐王拜见孟子则可,而孟子却不能亲自前往拜见齐王。在《朱子语类·孟子》中,朱熹又云:“如平日在诸侯国内,虽不为臣,亦有时去见他。若诸侯来召,则便不去。盖孟子以宾师自处,诸侯有谋则就之。如孟子一日将见王,王不合使人来道:‘我本就见,缘有疾,不可以风,不知可以来见否?’孟子才闻此语,便不肯去。”[7]1802除了语言表述与《孟子或问》不同之外,其观点、论据皆与之相同。此外,甚至在同一部孟学着作中,朱熹考证同一问题时也多有重复。如考证贡、彻、助三法时,在《朱子语类·孟子》中,连续三条语录所使用材料和观点基本相同。朱熹对同一个问题,在各部孟学着作皆有考述,本是其长处,至少通过反复考证可以形成专题研究,但由于在反复考证的过程中,只是反复辑录旧说,既无新的观点,又无新的论据,故有重复之弊。

  (二)据己意断是非

  朱熹在考据过程中,多用理证,这本是朱熹《孟子》考据学的特色,但如果滥用,多显不当。若对《孟子》一些抽象概念的训诂,如“心”“性”“情”等,则可以运用理证,但考证人、物、史、事、典章制度,也用理证,则有空疏之弊。其实,朱熹始终强调“只是顺圣贤语意,看其血脉通贯处,为之解释,不敢自以己意说道理”[7]1717,主张不凭己意注疏,但由于其注疏目的是为构建自己的理学体系服务,故在实际注疏过程中,其很难进行客观的考证。如在考论“血流漂杵”一事时,朱熹云:“《武成》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孟子之设是言,惧后世之惑,且长不仁之心耳。”[4]445其指出孟子恐后人误解经义,认为“血流漂杵”一事乃武王所为,故索性假设其言,进而否定《武成》。此处朱熹完全凭己意解经,其目的为了回护孟子。清人王鸣盛在《尚书后案》中指明:“《武成》亡于建武,王充犹及见之。详其意,彼真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与流杵事为一,盖此语自是两敌相争,描摹至此,若徒党自相翦屠,何必加以此语?故晚出《武成》虽敢与《孟子》违,而犹阴为《孟子》地……故《孟子》特为武王辨,晚出《武成》并《孟子》亦抹倒,巧为武王斡旋,竟作纣众自相毅,其意亦甚正,特无如不在情理之内耳。”[11]可知,“血流漂杵”为真本《武成》所载,此语是描述战争残酷、伤亡惨重的常用语,孟子不肯承认此事,是为了维护武王仁者的形象。而后世朱熹又为了维护孟子,不肯承认孟子之误,故认为孟子是有意误解经书。

  朱熹极力推崇《孟子》,自然不会轻易承认《孟子》有误。如程颐曾怀疑《孟子》“藐大人”一说是门人误记,朱熹则表示反对:“程子以为记录之误,或然而未可必也……然予尝以为后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进而君公之,退而尔汝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视其巍巍然者而已矣。”[3]1014其认为孟子所谓的“藐大人”是指不敬畏大人富贵高显之貌而已,而非指藐视其人。暂不论朱熹的论证是否正确,但其维护《孟子》之心可见一斑。又如朱熹认为《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的语序不正确:“‘深造之以道’,语似倒了,‘以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盖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进进不已,便是深造之,犹言以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8]1834“以道”应在“深造”之前,因为“以道”是工夫,而“深造”是做工夫,按照为学的顺序,应该先有工夫,后才能做工夫。朱熹怀疑此句语序稍倒,其完全是从其工夫论的角度出发,依据是“理”而非“证”,难以令人信服。

  (三)考证不够全面深入

  朱熹考《孟》较为倾力专题,但考证不够全面。对于《孟子》中许多影响文本理解的字词句章以及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些问题,朱熹都没有考证。如其对《孟子外书》有所忽略。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除《孟子》七篇外,还有另外四篇,赵岐《孟子题辞》云:“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12]据赵岐之说,这四篇分别为《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另一说为:《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但由于这四篇与七篇不相似,故赵岐怀疑是后人伪作。同时,这也说明《孟子外书》确实存在。至宋时,孙奕曾在《履斋示儿篇》卷六《孟子篇目》中云:“昔尝闻前辈有云:‘亲见馆阁中有《孟子外书》四篇:曰《性善辨》、曰《文说》、曰《孝经》、曰《为政》。’”[13]对于孙奕所说的《孟子外书》,经清人考证,乃宋人伪造之作,并非真正的《孟子外书》。朱熹很可能受到赵岐的影响,认为《孟子外书》是后人伪作,不足信,抑或《孟子外书》早已亡佚。朱熹在众多孟学着作中,没有对《孟子外书》进行考证。但无论《孟子外书》是否为真,其依然是孟学研究的一部分,理应对是书进行一定的考证。

  此外,朱熹在考《孟》时,对许多问题的考证并不够深入,有时只是罗列前人之说,并未详加考证。如在考证孟子游历时,孟子是先齐后梁,还是先梁后齐,朱熹只是罗列《史记》与《资治通鉴》之说,并未作进一步考证。有时,朱熹甚至大段引征前人之说,而不加考辨。如在考证瞽、舜杀象一事,朱熹在《孟子或问》中只是大段摘录林之奇之说,虽有保存文献之功,但却未对林氏之说加以任何辨析,考证显然不够深入。

  四、结语

  总之,朱熹《孟子》考据学成就显着,特色鲜明。但在当时以义理阐释为主的学术思潮下,朱熹无论是在考据内容上,还是考据方法上,都远不如明清时期的学者。然而,不管如何评其不足,都无法否定其对《孟子》考据学的开创之功。如朱熹在《孟子集注》序中云:“赵氏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汉书》注云:‘字子车。’一说:‘字子舆。’……按《史记》:‘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后二十三年,当齐愍王之十年丁未,齐人伐燕,而孟子在齐。’故古史谓‘孟子先事齐宣王,后乃见梁惠王、襄王、齐愍王。’独《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事,与《史记》《荀子》等书皆不合。而《通鉴》以伐燕之岁为宣王十九年,则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见宣王矣。然《考异》亦无他据,又未知孰是也。……赵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韩子曰:‘孟轲之书,非轲自着。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愚按:二说不同,《史记》近是。”[4]242-241虽然只是罗列诸说,并未作进一步考证,但朱熹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本身价值就很大。明人考证《孟子》主要以孟子生卒年、游历、师承等问题为主,便是在朱熹考证的基础上拓展而来。至清代时,《孟子》考据学的范围更加宽广,对于某一专题的研究,往往形成独立着作,如阎若璩的《孟子生卒年月考》,主要考证孟子的生卒年月和游历过程;周广业的《孟子四考》,主要考证《孟子》一书的逸文、异本、古注以及孟子的出处时地;崔述的《孟子事实录》,主要考证孟子的师承以及游历;张宗泰的《孟子七篇诸国年表》主要考证孟子游历的年代以及《孟子》一书中所涉及的梁、齐、楚、邹、薛、鲁、燕等与诸侯国的史实。明、清两代的《孟子》考据学,可以说都是在朱熹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刘瑾辉在《清代〈孟子〉学研究》一书中说:“在清代考据类146种《孟子》学专着中,具体征引赵注、朱注《孟子》的次数我们无法统计与比较,但在王夫之、黄宗羲、阎若璩、周广业、张宗泰、崔述等影响较大的《孟子》学着作中,对赵注、朱注都有较多的征引。”[14]这更加说明清代的《孟子》考据学受朱熹的影响较大。因此,在理学兴盛的宋代,朱熹还能重视考据,且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对之后的孟学产生重大的影响,实属难能可贵。

  参考文献

  [1] 朱熹.孟子精义[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
  [2]刘靓.赵岐《孟子章句》和朱熹《孟子集注》比较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2.
  [3] 朱熹.孟子或问[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朱熹.孟子集注[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 黎靖德.朱子语类[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76.
  [6]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朱子全书: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5.
  [7] 黎靖德.朱子语类[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朱子全书: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黎靖德.朱子语类[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73.
  [10] 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辨[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等.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王鸣盛.尚书后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79.
  [12] 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
  [13] 孙奕.履斋示儿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53.
  [14]刘瑾辉.清代《孟子》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12.

  注释

  1汤勤福在《论朱熹的考据学》(《北方论丛》1998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参互考证、脚踏实地、动有依据,把握义理,即朱熹的考据学方法。其考据学涉及校勘、考证、辨伪、训诂等。朱熹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具有很大的影响。”

关联标签:
联系我们
  • 写作QQ:3008635931
  • 发表QQ:3008635930
  • 服务电话:13701839868
  • 售后电话:18930493766
  • 邮箱:shlunwen@163.com
网站地图 | 网站介绍 | 联系我们 | 服务承诺| 服务报价| 论文要求 | 期刊发表 | 服务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