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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术训》内控思想构成和现代启示

时间:2021-03-18作者:陈熹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主术训》内控思想构成和现代启示的文章,《主术训》中从“人性安静”、“君势”、“众势”、“天人一体”等诸多不同角度反映内部控制的思想。基于此,本文将从人性假设、内控目标、内控范畴、内控要素四方面深入挖掘其存在的内部控制思想,为管理者提供实务

  摘    要: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先秦时代作为中国制度、文化的形成时代,其名人思想、各家典籍层出不穷,可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时代。虽然古代传统文化中并未出现“内部控制”这一专业词汇,但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内控思想涵盖了集个人、国家、社会等多方面思想文化,为确保国家安稳,君主统治力度增强以及教化百姓分辨善恶出现了内部控制这一思想。本文以《淮南子·主术训》为基础,并结合《淮南子》中其他篇章的部分文献,以《主术训》中的“无为”“君势与众势”“治道”“法与德”四方面重要思想来分析内部控制中的人性假设、目标、范畴以及要素四个构成进行分析,提出传统文化嵌入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实现路径,推动内部控制建设有效发展。

  关键词: 《主术训》; 内部控制思想; 传统文化;

  一、引言

  纵观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发展情况,相对于部分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内部控制问题探索及实践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通过对诸多国内学者的相关文献分析可知,在内部控制这一领域的理论分析上较为依赖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这一基础上,我国的内部控制理论探索及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进步,但在经验借鉴这一环节中,并未完全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来分析经验的适应程度,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内部控制理论文献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局限性,适用于一个国家并不意味着适合全球,中国发展历史远超过其他国家,历史文化及社会价值观念也与其他国家较为不同,所以一味地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非是一条正确的探索道路。因此我们应当自主探索,寻找适合中国的内部控制建设方向。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内控思想涵盖了集个人、国家、社会等多方面思想文化,为确保国家安稳,君主统治力度增强以及教化百姓分辨善恶,确确实实出现了内部控制这一思想。本文以《淮南子·主术训》为基础,并结合《淮南子》中其他篇章的部分文献对内部控制这一领域展开分析,虽然该书中着重描述的是君主时期的国家治理方面,但深入了解就可以发现,文中的国家治理观念与本文需要分析内部控制问题的本质殊途同归。

  二、《主术训》内部控制思想

  (一)无为:倡议管理者摒弃私欲,重视民众利益

  《主术训》中的无为思想是结合了道、法、儒三家的部分优良思想同时又不同于三家的思想方向。其主要内容如下:

  (1)群众利益为主。不同于法家以君主为核心的思想,《主术训》中首要关切点是天下百姓的利益,并非君主的。文中指出,君主不应疏离民众,君主的权力大小与民众对国家的信赖程度息息相关,君主能为百姓的利益着想,百姓也会相应的拥护君主,若君主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忘记百姓,则百姓也不会维护君主的统治,且文中还认为,民逐利与君逐稳定殊途同归,政治需求、社会需求、个人需求是可以共同存在的,百姓得利即为君主得利。
 

《主术训》内控思想构成和现代启示
 

  (2)集众智为己用。《主术训》中处于对现有管理体制的稳定考虑,接纳了法家的部分思想,如君主不应喜怒于色,不应暴露内心想法与众臣,诸事不应急于阐述自身想法,减少与人接触以保持君主神秘感,增加君主威严,预防以下犯上的可能性,而不同于法家的是,主术训认为君主在保持神秘感增加君主威严的同时应做到足不出户而知天下,这一目标的根本保证就是国家官员机构的良好运转,能够及时准确的为君主提供大小事宜及国内外变化,也就是说,“无为”的君主才能让臣民的才能有着发挥空间,同样的,唯有合理善用臣民的才智来管理国家诸事,君主才能处之无为又掌握全局。

  (3)法律约束平等。法律是国家内部安稳的有力保证,通过各种条款的制定来约束国内人民的行为举止。大多传统文献中也提出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但部分文献中的人人泛指士农工商而非国家的全部人,有人提出法律需要为君主服务,君主及其臣子不应与民等受到相同的法律约束,应有特权,甚至支配法律。《主术训》中认为,律法诞生于百姓,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百姓主持公道,使得国家重视百姓的要求和意愿,做到真正的公平,法律不应该诞生于君主或官员的个人意志,法律不能成为专制统治的武器。

  (二)势:倡议管理者摒弃独裁,顺应人性

  势多用于法家典籍,译为政治地位,重点在于倡议君主以权势弥补个人不足,巩固自身统治地位。《主术训》认为,百姓之所会为君主竭尽全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君主掌握着天下的权势,有直接奖惩的权力,加上君主能够十分谨慎地把握处事的分寸及节奏。这段文字结合了法家势的思想,是以君主利益为主的考虑方式,但其后续文中“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也说明了《主术训》中将君臣划分为一种共生关系,不赞成君主独裁统治,更倾向于倡议将君主赏赐的官爵、利禄看成是一种独属于君主的道德责任,文中认为,君主施利于民,民应回报以君主忠心,同样的,君主忽视民众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主术训》中所描述的势,其根本意义上也是为了君主能够更好的治理国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过文中倡议君主在这一过程中不应采取用权势逼迫民众的手段,要顺应人性自然,合理的使用君主权利,实施仁政,鼓励群众自发的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同时完善群众本性。

  (三)用众:倡议管理者充分发挥成员之间的力量

  民者,国之本也,《主术训》中指出,君主不应疏离民众,君主的权力大小与民众对国家的信赖程度息息相关[1]。且君主能否采取“无为”策略来治理国家与其是否拥有民众力量支持有着直接关系。“用众”,其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使用众人之力(才智、体力),放在文中也可以理解成集众人之才能治理国家,《主术训》中指出就算是明君圣主也不一定是天下间最优秀的人,即使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优于众人,也有其不如民众之处,更不能以一己之力匹敌天下人,个人能力优秀是好事,但对于国家而言,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想要将国家治理的好就需要依靠众人的力量。虽然就以上观念来讲,《主术训》和法家代表《韩非子》略有相同,但就规避君主个人能力问题上确有着很大的不同,《主术训》中提出一项命题“各得其宜”,承认每一个自然个体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及不同的成长方向,且每个个体的成长方向都是有价值的。进而《主术训》提出,个体在无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展示出的发展态势才是自然地,而君主要明白这一道理,并且将这一道理付诸于人员选拔委派这一环节当中做到人尽其责,才尽其用。

  (四)法:管理者应以身作则,避免专制

  “法”在法家思想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术”、“势”相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地位,一切事宜首要考虑的就是君主得失。法家的“法”其主要特征就是公正性,但是在法家的思想当中,法不及君主,君主是凌驾于法之上的,法律仅仅只是帮助君主驾驭官吏、控制民众,从而保障君权独尊的工具[2]。《主术训》中认为,君主的地位是广大民众授予的,而君主作为国家地位最高之人,理应带头守法,并且保护法律的效应不受外界干扰。文中还写道“府吏”要遵守“法”,“君子”则受到“义”的制约,倘若有“法”去“义”,那么君主则不配治理国家。

  《主术训》既接受了法家思想中法律在保护君主统治的地位的同时,也作出了相应的修改方向,第一:君主作为国家中权力地位最高的人,应带头遵纪守法。第二:法应建立于义的基础之上,法顺君意变为法顺民意。第三:君主的政治权利也应当受到法律的管辖。看似简单的修改,其法律建立的目的却远不同于法家传统思想中一切以君主为核心的治理观念,更多是为了服务人民群众,顺应人道自然。更深层次来讲,《主术训》中法的作用更倾向于教化民众,约束君主专制权利。

  (五)利民:倡议管理者将自身与民众的利益进行调和

  《主术训》中“利民”思想体极为明显,通篇文章中都体包含了这一思想。书中指出君主之所以能够将国家治理的强大,是因为君主本性善,道性完备。人心是人体的主宰,尽管它无法拥有四肢九窍的功能,但这些器官都是以它为核心,也不会忘记它带来的好处。善行积累则功业告成,恶贯满盈则祸害来临。然而想要真正的做到文中描述的“利民”却极为不易,首先,需要君主将勤俭节约贯彻落实到底,且以身作则,不能荒淫无道,不骄奢、不铺张。其次,需要君主制定一心为民的目标,且不怕艰苦、远离安逸享受。最后,要求君主能在部分程度上与百姓同甘共苦。尤其可见,《主术训》中的这种以百姓为主,切实为百姓考虑的利民思想与汉朝儒家如出一辙,其核心意愿就是为了将君主利益与百姓利益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政治策略,使得君主统治力度与百姓利益相辅相成。

  三、《主术训》内部控制思想构成分析

  《主术训》中从“人性安静”、“君势”、“众势”、“天人一体”等诸多不同角度反映内部控制的思想。基于此,本文将从人性假设、内控目标、内控范畴、内控要素四方面深入挖掘其存在的内部控制思想,为管理者提供实务借鉴,为进一步完善内控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一)无为:《主术训》内部控制的人性与民性

  本文从人性自然和民性善两点出发,深入探讨《主术训》中内控的人性假设。

  第一,人性自然。《淮南子》认为宇宙是不断发展演进的,其形成是一个非停滞不前的过程,在《天文训》一篇中讲述宇宙的动态发展,认为宇宙是由“道”演化而来,“道”是万物之本,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和运行法则[3]。而“人性自然”便是以此为基础,通过“天人相通”而引出。在先秦时期,“天人相通”的思想是能够被诸子百家普遍接受,即天地定形后,分阴阳二气,阴阳相生。阴阳相错,贯通天地四维,而后才有生死,才有万物。动物之中,足行口呬,人于万物之巅。这就表示,《淮南子》在“究天人之际”中充分肯定了人存在的价值。不仅如此,“天人相通”的思想在《精神训》中也有相应的阐述,例如其认为构成人与万物的成分不同,人是“精气”构成,万物是“烦气”构成,人的精神与天对应,人的骨骸与地对应,并且人的生命过程也与天地对应。不仅如此,《精神训》还认为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也与天地对应。因而,天与人的“相通”、“相感”就有了可比性,人的社会活动总是能与“天”相对应,即在“天”处有依据,所以其中又有人应当遵循天地规则、顺应人本性,以阴阳变化、四时运行为准则,时刻保持清宁的思想,即人性自然。此外在《原道训》及《人间训》对此也有相关的阐述,认为人之天性当是清静无为、清净恬愉,并无善恶。这种以宇宙观为基础的观念所具备的理论基础,是其他思想无法相比的。

  第二,民性善。作为一本论治书,《淮南子》单纯以个人角度谈论人性,是无法达到“圣人之治”的境界,因此,其又从群体角度提出“民性善”的人性假设,《主术训》中“人之本性,莫贵于仁,莫重于智”对“民性善”思想的阐述,既融合道、儒,又对这一假设进行了阐述。此外,《泰族训》中指出人具有仁义的天性,在《本经训》中也对这以假设进行阐述。《淮南子》对于“善”的定义来源于老庄思想,老庄认为最完美的“善”便是水,润万物而不争,停留众人不喜之处,是最接近于“道”。正是因为水的“与世无争”,所以才没有“过失”和“怨咎”,人生之道,莫过于此。因此,老庄认为万物的本性理应为“善”。而《淮南子》对“善”也有自己的理解,在《泛训论》中有所体现,其认为行善并非什么艰难之事,不过是遵从本性,顺应心性,反倒是做坏人不容易。

  将上述两点结合,不难看出“民性善”与“人性自然”是有所不同的,不同在于“民性善”之中的人性和民性是呈现出递进关系,且是众多个体人共同体现“善”,而“人性自然”仅仅是一个人的角度体现出“善”。所以,王海兵在其经典研究中指出:道家的“无为而治”则是代表着内控的至高境界,由此可知,《淮南子》在人性问题上,是综合儒、道、法三家的思想并完善,“民性善”是其在该问题上的思想精华。

  (二)君势与众势:《主术训》内部控制的目标

  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团体,在进行某项活动时,首要明确的便是目标,内控也不例外。通常内控目标是指内控活动所要完成的任务或是达到的相关标准,换而言之,就是内控活动的外在体现,简而言之,就是需要相关人员明确内控活动的服务对象[4]。内控目标也是内控体系的核心,管理者可从目标之中逐步确定范畴、要素、原则等。

  (1)“君势”与“众势”。《主术训》将“君势”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认为“君势”可以驾驭臣民。君主的臣民之所以会竭尽全力,是因为君主不仅掌握着天下的权势要害,而且还有着奖赏惩罚的权柄,甚至可以把握处事的轻重缓急、施予剥夺的节奏;二是认为“君势”可以移风易俗。百姓会迎合君主的喜好,这是古之皆然的事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势”,君主在国家中处于主导地位,因而百姓迎合其喜好也是合情合理;三是认为“君势”可以快速传播学问。君主之所以比孔孟二圣传播学问快的根本原因在于“君势”,君主可利用其权势,对其治下百姓传播学问,与二圣以己之力传播,自然要快许多。

  《主术训》中强调君主在两方面受限,一是来源于自然的;二是来源于君主个人。单就第一方面而言,面对自然的限制,《主术训》认为君主应当“顺势而为”,即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顺应“人性自然”,对于人才要有“因其资而用之”的思想;面对君主个人能力的限制,《主术训》认为君主应当集合众人之力、众人之智,即合“众势”,而“众”不仅仅指的是君主治下的有官职的人,还包括没有官职的老百姓。因而,在《主术训》中强调君主若能借助“众势”的力量、智慧,既提升了君主的治国效率,又弥补君主自身的不足。

  《主术训》通过“众势”对君主个人能力的弥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君势”的神秘性,尽管君主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君主只有“合于道”才能够发挥“君势”应有的作用,否则,君主将“失万民之心”、“乱三光之明”,而面临被推翻的风险。因此,《主术训》最后阐明“君势”的基础是“众势”,而君主以“君势”为依靠,从而作用于“众势”,从而令君主治下的臣民各司其职,毫不犹豫地说,“众势”以“君势”为方向,“君势”靠“众势”来支撑。总之,上述“君势”于“众势”地思想,其本质是“以民为本”,“君势”地最终来源还是在君主治下的臣民,因而才有《主术训》中“民为国之本”的思想理念。

  (2)发挥“君势”“众势”的作用。《主术训》认为要想充分发挥“君势”与“众势”的作用,关键在于君主能否以“圣人之治”为最终追求,实行“无为而治”。君主若要达到圣人描述的那样,就必须具备两个必要的条件。首先,君主必须十分重视自我的内在修养,换而言之,要求君主本身是一个“节欲”“清静”,且能顺应并遵守“道”的人;其次,君主要充分、准确了解人性,能够顺应“人性自然”、“民性善”实施统治,通过利用“众势”,使得官员与百姓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来实现全国“得道”。这就揭示了《主术训》中对“君势”及“众势”需要加以控制的内控目标,君主只有“节欲”,才能够善待百姓,而得“民心”,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君势”影响“众势”从而实现“无为而治”,保障“君势”与“众势”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

  (三)治道:《主术训》内部控制的范畴

  作为一篇论述政治治国的文章,《主术训》不会将企业如何实施内控单独列出来叙述,该文并未将其思想局限在古代政治体系中,反而是从宏观的角度全面谈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尽管《淮南子》的核心思想是“道”,但其更加注重的是“道”的功能。《淮南子》所强调的“道”具备一定的实用性,不仅是集众家之所长,而且将“人”理论融入其中,不断延伸拓展,从而引出人性论、君臣论等诸多思想,并且指出“得道”的两个途径:一是通过“虚静”来克制自身的欲望从而提升内在修养;二是通过“率性”来保持自身的“清静”从而提升自我的内在修养。两种途径最终结果都是“得道”,而“得道”的目的在于“治”,简而言之,如果某组织的每个人都顺应“道”,那么该组织整体也就“得道”,就会出现“天下治”的现象。

  综上所述,《淮南子》并未直接阐述君臣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对王朝的建立未作出直接的阐述,而是以万物的本源“道”,无论是君主还是百姓个人,都应当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运行法则,即遵循“道”,也就是人世间也应当与自然一样,都与“道”相符。

  (四)法与德:《主术训》内部控制的要素

  首先是“法”。该观念的集大成者莫过于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其主张“法不阿贵,绳不绕曲。”,虽然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所主张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对“人性自然”、“人性善”的美好追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法家的思想主张不仅操作性强,而且可以迅速见到效果,确保了国家强有力的治国手段。尽管如此,“法”也并非是法家认为唯一能够达到“至善至美”的途径,这一点与《淮南子》所主张的思想相似。《淮南子》认为“法”的确立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主术训》中就阐述了建立“法”,只是为了降低危害社会的行为或纠纷,而无法对人民施加“仁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法生于义”。这就表明“法”不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主术训》中并未一味地让君主个人的意志来制定“法”,而是将“法”作为“义”、“众适”地产物,从而将其归结至“人心”上。其中,“义”不仅作为“众适”的评判标准,有了一定的公共性,而且还有一定地政治强制性,因而,“法”就有了与“人”、“自然”相符合的内容,且暗含“无为”的核心思想;二是“变法不拘节”。表明“法”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是“人心”变化的体现,《主术训》认为“法”应当随着“时”的变化而变化,否则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企业而言,内部控制也应当如此,由于企业的发展必将经过“出生—消亡”五个客观阶段,且每个阶段企业的特征均不同,加上企业的自身的结构、外部的环境皆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因而,若内控无法顺应企业的内外环境的变化,势必会给企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因而,内部控制也应当适时而变;三是“法具有强制性”。这就表示不单单是官吏与百姓要遵守“法”,也要将君主纳入到“法”的框架之下。而法家的思想却认为“法”仅仅是君主用来统治国家的工具,且法家对君主受“法”约束并未进行阐述。针对这一问题,《淮南子》认为君主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并非统一,当二者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君主应当以国家利益为主,并且要求君主“先自为检式仪表”,才能够达到君主指令“行天下”的效果,这就意味着将君主纳入到“法”的框架之下,使得“法”具备了强制性,君主则需要以身作则,成为“法”的守护者;四是“法具有局限性”。尽管法可以严惩众多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它无法对人民施加“仁”、“义”、“廉”等诸多“善”,在《淮南子》中认为“法”的推行仅仅是为了“辅仁义”。

  其次是“德”。《淮南子》在“德”上汲取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认为君主若只是贪图一时的享乐,即注重短期的物质,而忽略了仁义道德的培养与宣传,即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培养宣传,那么最终国将不复存在[5]。所以,作为一个调控要素,“德”将会有效抑制组织被“欲”反噬,避免组织走向衰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核心是“君主之德”。《淮南子》认为,君主是“德”的代表人,君主所拥有的“德”将会直接影响治理国家,因此“君主之德”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君主修养自身内在的道德,要君主“节欲”、“摒弃私人欲望”,而后达到“无所私而无所公”的境界,此时,君主就可以利用“君势”来影响“众势”,从而在民间将“德”扩散,达到上完所述的“移风易俗”,因此“德”于民间为风俗;二是舆论影响“德”。尽管君主注重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但终归是独自,一旦被“私欲”控制,必将走向“德”的对立面,因此,需要依靠外力来督促,即舆论,其目的在于时刻提醒君主,以防误入歧途。《主术训》中就提倡君主应当以史为鉴,不仅要多听“公卿”、“博士”、“乐师”的规劝告诫,还要听平民百姓的议论,这样才能够达到“圣人为王”的境界。由此可知,人人皆可谈论,而舆论对君主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其合理性并非是地位,而是是非。

  四、《主术训》内部控制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促进组织与成员利益的相互统一

  想要将《主术训》中的管理价值观有效的应用到企业当中,首先,企业应当明确一点,该培养怎样的价值观,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要要顺应“大道至德”、顺应“自然规律”,从全局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在确立企业价值观的同时要考虑到这种价值观是否有益于社会、企业和个人,从而达到和谐包容至高境界;其次,树立价值观之后应安排好后续工作,通过科学合理的手段有效的让员工真正的认同企业价值观,真正的做到上下一心,防止企业内控形式过于单调,或者仅仅是盲目遵从,从而出现“口号震天响,实事无作为”的现象,只有企业价值观与员工价值观的朝向一致,才能大幅度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实干性,以达到促进企业良好发展的最终目的。

  (二)遏制企业内部不正当欲望发展

  现如今的社会,由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以及各行业的市场竞争压力加大,使得部分企业为了追求企业利益以及加大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度,忽视了对企业自身及企业员工的管控,部分企业管理人员为了业绩及体现自身在企业中权力,经常为员工定下超额的完成目标,催促员工加班,这也就造成了员工经过长时间的负荷劳作,对企业产生抵触情绪,工作只是为了钱,而没有归属感,为了企业的良好发展应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应做好管理层人员的思想工作,同时安排管理者定期体验基层员工的工作,做到感同身受。其次,企业应当作出明文规定,非特殊情况,管理层不得私自给员工增加工作量,企业不设高额业绩目标。最后,企业应适当重视基层工作人员,让基层工作人员对企业产生归属感。良好的企业文化以及极高企业归属感是企业内部控制顺利进行的有效保证。

  (三)促进“法”与“德”的有机统一

  本文通过对《主术训》中“法”与“德”部分的分析可以清楚的了解一个问题,制度只能约束君子,相同的,企业不仅要在各方面制定好完善的规章制度,奖惩机制,还要建立一套企业内部员工信用程度分析系统,将员工在日常工作及客户接待和费用报销的准确信息一一记录,并且通过计算机的精准则算将员工信用等级排列,同时公开员工信用等级信息,让“小人性质”的员工受到制度以及众人舆论谴责的双重惩罚,完成“法”与“德”的有机统一,控制“小人行径”的出现。

  (四)打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

  《主术训》中重要思想在企业中内部控制的顺利融合需要几项必备因素来支持,首先,企业全员的认可,尤其是企业管理层,一个良好内控制度的形成必然需要经过管理层的讨论协商之后才制定的,且还需要委任专人来执行、协调这项工作的开展,以及管理高层对整个环节的监督,这才能确保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进行;其次,需要企业自身在同行业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及竞争能力,这一方面因素在某些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之间合作或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同时也保证了减少内部控制中外部因素干扰的可能;最后,需要相关的技术设备支撑,单纯拥有出色的制度却空无设备来构架完成环节,内部控制工作也不能得到良好的开展,如企业各部门的沟通、风险防控大数据技术及设备,企业员工信用信息收集系统等等,都需要先进的技术手段支撑。唯有奠定了良好的内部控制工作开展基础,后续的工作才能更加顺利的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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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旭.《淮南子》道家生命哲学论纲———基于形、气、神、志的辩证考察[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7(04):1-15.
  [4] 程博,潘飞,王建玲.儒家文化、信息环境与内部控制[J].会计研究,2016(12):79-84+96.
  [5] 莫楠.《淮南子》伦理思想:道、儒、法之融合[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8(06):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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