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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正统观的评价、论证及总结

时间:2021-03-08作者:王涛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儒家思想中正统观的评价、论证及总结的文章,所谓正统观,它是指社会成员认为一个政权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发布政令、管理人民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发自内心地接受教化、服从管理的属性。

  摘    要: 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正统观可以归为连续性以及德行性两类。分别指:王朝内或王朝间政权的更迭应当具有血统或文化的连续;统治者的治理行为应当具有德行。通过史料研究,连续性不过是正统的外在形式,实质在于君主的德行。但是“德行性”也有其局限性,“天道”以及“德政”的定义权掌握在封建地主、士大夫阶层,广大人民的话语权得不到重视。根据国家发展的顺序,阅读奴隶制时代以及君主专制时代的典籍,最终得出结论:所谓正统,来源于统治者的德行,德行的定义权来源于人民。

  关键词: 传统儒家思想; 正统观; 德政; 民本;

  所谓正统观,它是指社会成员认为一个政权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发布政令、管理人民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发自内心地接受教化、服从管理的属性。该属性之所以被古代君王所重视,是因为它与王朝的稳定密不可分,正统的政权被人民所认可,封建统治者进行社会管理也更为容易。正统观这个概念发源于儒家思想,在其学说中,正统的概念可分为两类,即连续性以及德行性。

  一、儒家思想中的正统观归类

  儒家思想中的正统观可以归为两类,即连续性和德行性。

  “连续性”观点包含血统的连续和文化的连续,意思是政权更迭之间应当有血缘连续或文化连续,否则政权不具备正统性。从血统的连续来说,自启改制家天下,“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崩,弟中康立,……”,天子的传承开始以皇家血统为依据。王莽篡权之际,为彰显自身得国之正,便在登基诏书中宣称自己为黄、虞苗裔之后,以此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姚、妫、陈、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东汉末年,谋士沮授向袁绍建议:“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袁绍实力固然强大,但要操控天下政局仍须倚靠皇家血脉。刘备因具有“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的皇家血统,即使在落魄之际仍能得到诸侯尊重,袁绍可以“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从文化的连续来说,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思想。从历朝法律就能看出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皇权统治中的地位,汉代的“亲亲得相守匿”定罪原则、晋朝诞生的“五服”亲属制度、隋唐开创的“十恶”重刑以及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时的礼法之争。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哲学,深度融入于各朝的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社交等方面并占主导地位。相反,非儒家的统治思想往往遭儒生、士大夫阶层不耻,君王的统治行为因此而受到质疑。似韩愈在《原道》中抨击佛教与道教无为而治的思想误国:“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似清朝颁布“剃发令”,违背了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理念:“……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

  “德行性”观点认为,正统在于统治者以天下为己任、贯彻德政。这个观点具有一定政权神定的色彩。其核心在于,世间百姓受上苍庇佑,君王是上天的代言人,若天子立身不正、责难于万民,神明便不会承认国君统治的合法性,如夏桀、商纣,或被“剿绝其命”,或被“天命殛之”。《孟子》曰:“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施行仁政的国家,从下而上不会相互争利,百姓会执行大夫的命令,大夫也会执行君主的命令,国家的政局自然稳固。《荀子》曰:“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统治者以身作则、胸怀百姓,百姓自然也体谅国家、贯行君王教化、拥护本国政权。及至宋元,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宋时的欧阳修认为,一个王朝具有合法性应当满足两个条件,即“大居正”和“大一统”。其中所谓的“正”,就是统治者要行德政,以公义、道德和儒家礼法治国家;其中所谓的“统”,就是统治者要建立功业、一统华夏。如三代、秦、汉、唐这些朝代,他们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就是欧阳修眼中的合法政权。西晋和隋朝虽然政权建立之初不得其正,但是能合天下于一,也属于合法的政权。除此之外,如东晋、后魏这样“正而不统”的朝代或曹魏、五代时期这样“不正不统”的割据势力,都是不合法的政权,即“绝统”。正如魏崇武在《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中所述:“王朝之间的正统传续会有不同的情形,每一个王朝之内亦有可能在正统性质上发生种种变化,甚至某位君主在位期间也可能发生正统性质的变化。”
 

儒家思想中正统观的评价、论证及总结
 

  二、儒家思想中的正统观评析

  东汉政权的建立,可谓最符合正统观中“连续性”的观点。开国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而汉高祖刘邦又是“帝尧之苗裔”。因此,从血统的连续性上说,刘秀上承五帝圣贤,下接西汉高祖刘邦。从文化的连续性上说,光武帝对西汉儒家礼制重新挖掘整理,实施了三项具体措施:其一,重建三雍,在东都洛阳修建明堂、灵台以及辟雍,供皇室祭祀。其二,祭祀天地,“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其三,惯行七庙制度,在洛阳建立高庙供奉太祖、太宗、世宗,后又建立四亲庙,供奉四世祖先。但是完美连续五帝与儒家正统的东汉王朝,及至末期,官吏、贵族生活奢侈无度,宦官侯览大肆掠夺他人宅地,并为自己建造豪宅十六间,其中“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装饰之华丽大有僭越礼法之味。除此之外,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大将军梁冀占地近千里,从弘农到荥阳,从黄河、淇河到鲁阳,“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由此而导致的就是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桓帝时,冀州“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最终酿成黄巾起义,直接导致东汉王朝衰落。自光武帝始,刘氏血脉延续十二帝,儒家思想的形式也从未被抛弃,但最终政权正统性丧失、难逃改朝换代的命运,究其根源,在于封建统治者贪欲无度,霸占农民田地,导致百姓生计无望。

  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东汉王朝的灭亡源自地主豪强霸占土地、官僚贵族奢靡无度。在政权建立之初,它在血统以及文化的连续性上做足了文章,其政权看似正统。但是他们都灭亡于忽视了人民的感受,人民的生活因其不具有德行的统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学生肯定了“德行性”的正统性来源。但是传统的“德行性”观点也有局限性。众所周知,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地主、士大夫包揽了国家的话语权,“德行性”中“天道”“王道”以及“德政”等关键名词的解释权并不属于广大的农民、士兵、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定义百姓生活质量的高低依照的是士大夫阶层的标准。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一度将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孟子逐出孔庙、“罢其配享”。百姓的话语权被剥夺,还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冤假错案上。历史上很多冤案,就是由于审判官偏袒地主、士大夫一方,而使百姓遭受冤屈。如《皇明诸司公案》中记载的“黄令判凿死佣工案”,地主俞厥成因连宗与自己妻子偷情,私自杀死连宗,伪装成中风而死状。连宗家属报案之时,俞厥成诬陷连宗家属收尸后讹诈,官府因此判连宗家属诬告。百姓常常因为身份卑微,其正当权利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学生在支持正统性来源于“德行性”的基础上做出补充,所谓正统的定义权也来源于人民,并在以下部分通过证据来证明。

  三、儒家思想中的正统观论证

  人类社会由奴隶制发展到君主集权制,不同制度下政权的运行虽有不同,但是“正统性来源于人民”却始终未变。

  奴隶制国家的领袖中,以整治河道山川以战胜远古大洪水的禹最有代表性。禹接受天子舜的任命治理洪水。身为封疆大吏,禹节衣缩食,居住在简陋的房屋中,把私家财物用于公家抢险;他攀登山峰、有路则乘车、遇水则乘船,左手持准、绳,右手持规、矩,亲临第一线劳动。禹更多的是做宏观规划,他带着类似指南针的测绘仪器,丈量华夏的土地、测量大山的高度、指挥大家疏导堵塞的河道。正是由于禹在管理国家中“思日孳孳”,做人民的公仆,他才能得到人民的承认,“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黄帝教导人民耕作、大禹为人民治理洪水,在与大自然的残酷斗争中,弱小的人类至少有一捧粟、有一间屋。人民因统治者的治理感受到了直接的幸福,反之,国家政权也因人民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安全的生活环境而稳固。

  君主集权的朝代中,以结束乱世、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汉朝最有代表性。秦末统治者大肆修建宫阙、陵墓,国家又饱受连年的战争,国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开国之初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家生产,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汉朝统治者从农业、税收、法制三个方面整顿国家。在农业上,高帝解散多余的军队回乡从事农耕,按功劳赏赐田宅,免除“兵转农”的徭役,“夏五月,兵皆罢归家,……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鼓励因战火流离在外的百姓回到原籍,恢复其原来的土地以及社会地位。“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文帝、景帝又先后下诏:“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税收上,高帝颁布政策,在皇帝辖区内,百姓的税收以官府的公费开销为依据,仅收取十五分之一的田租,惠帝将“十五税一”的政策推广到全国。“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文帝时,晁错上《论贵粟疏》,富裕的百姓可以粮食换取社会地位,以达到降低全国赋税的目的,因此文帝时期国库充盈,一度免除了全国赋税。在法制上,文帝废除了残忍的连坐制度和肉刑(废除肉刑不彻底),“尽除收帑相坐律令”“其除肉刑”。刘氏政权因统治者体恤民情而迅速稳定。汉朝吸取了前朝“皆亡于刻薄与民”的教训,因此,均实施了类似的施政方针,减轻税赋、与民休息,百姓生活安定统治自然稳固。

  四、儒家思想中的正统观总结

  纵观二十五史,每个政权的兴盛,都能看到如禹、汤这样的君王为改善人民生活所作出的努力,人民因此视这样的君主为守护者,于是积极履行义务,双方相互依存。每个政权的衰落,都离不开如桀、纣这样的君王为一己私欲践踏人民的利益,人民因此视这样的君主为强盗,于是极尽所能保护自己拥有的权利不被统治者夺取,双方利益针锋相对。虽然人民常常处于下位,皇室、地主常常处于上位,但是下位者却是税赋的直接缴纳者、生产的直接劳动者,若下位者拒绝承认统治者正统,不纳税、不劳动,那么国家职能将无法正常履行,统治也即告覆灭。因此,儒家思想中的正统,其实质在于人民、在于人民对统治者的认可。

  参考文献

  []司马迁 1959 《史记》,中华书局。
  班固 1964 《汉书》,中华书局。
  []范晔 1965 《后汉书》,中华书局。
  韩愈 1986 《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萧统 1986 《昭明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晋藩 1993 《中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
  陈寿 1995 《三国志》,中华书局。
  []李民 2004 《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魏崇武 2007 《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史学史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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