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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对达尔文的理解和批判

时间:2021-01-28作者:韩王韦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尼采对达尔文的理解和批判的文章,尼采的确受到19世纪进化论思潮的较大影响。但是,由此就把他定义为达尔文主义者,不仅违背其意愿,而且对于理解尼采和理解达尔文而言皆无所助益。与其关注他是不是一位合格的达尔文主义者,不如细致地梳理其思想与达尔文

  摘    要: 尼采与达尔文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学界关心的话题。21世纪以来,约翰·理查德森重提这一议题,引起了学界争论:尼采是不是达尔文主义者?他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进化论思潮的影响?以及,应当如何理解其晚期的“反达尔文”主张?虽然尼采受到进化论较大影响,但他却从未自认是达尔文信徒。尼采早期把进化论视作一种客观的自然主义;中期将之视为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思考方式的复活;晚期则将之视为一种传达生存之紧张的道德哲学。

  关键词: 尼采; 达尔文; 达尔文主义; 进化论;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ietzsche and Darwin has long been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world. Since 21 th century, John Richardson re-focused on such topic, arousing a controversy among scholars. The focus of the controversy is: Is Nietzsche a Darwinist? To what extent was he influenced by the evolutionary thought of 19 th century? Moreover, if Nietzsche is a Darwinist, how should we understand the “anti-Darwinism” claim in his later perio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though Nietzsch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Darwinism, he never regarded himself as a disciple of Darwin. To illustrate,Nietzsche regarded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as an objective naturalism in his early days.In the intermediate period, he regarded it as the resurrection of Heraclitus and Empedocles. In the later period,he regarded it as a moral philosophy that conveyed the tension of survival.

  Keyword: Nietzsche; Darwin; Darwinism; evolution;

  一、关于“尼采与达尔文主义”的争论

  在《瞧,这个人》一书中,尼采提到有人因为“超人”一词而怀疑他是达尔文主义者,他把这种人称为“学识渊博的蠢货(gelehrtes Hornvieh)”。[1]KSA6:300尽管尼采明确地否认了自己与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但这却并未磨灭学界将其与进化论关联起来的热情。

  1895年,德国学者亚里山大·蒂勒(Alexander Tille)在《从达尔文到尼采》一书中指出,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首次把达尔文的指导性思想彻底地应用于当今人类以及未来人类的发展之上。[2]VII1919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指出,尼采思想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基础”[3]61。着名尼采专家美籍德裔学者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认为,尼采虽然谈不上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但是他的确“被达尔文从教条主义的沉睡当中唤醒,就像康德在一个世纪之前被休谟唤醒一样”[4]Xiii。长期以来,考夫曼的这种观点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如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那样,坚信尼采是“达尔文之子”,尼采对达尔文的批判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思想来源”[5]373而玩弄的小把戏。总体而言,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尼采虽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很大影响,但其思想与达尔文主义有着本质性区别。

  2004年,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出版了《尼采的新达尔文主义》一书。理查德森认为只有在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理解尼采,才能够消除其思想当中的内在矛盾,让尼采变得更合理,更容易被现代社会所接受。[6]3基于此,他把尼采定义为新达尔文主义者,或者说超越了达尔文的达尔文主义者,在英美学界引起了一场关于尼采与达尔文主义的争论。许多知名学者都参与其中,如劳伦斯·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茅德玛丽·克拉克(Maudemarie Clark)、格雷戈里·摩尔(Gregory Moore)、罗宾·斯莫尔(Robin Small)等。随后,德克·罗伯特·约翰逊(Dirk Robert Johnson)还针锋相对地写了《尼采的反达尔文主义》一书。2010年,这场争论波及德国,尼采协会年鉴(Jahrbuch der Nietzsche-Gesellschaft)第17卷专门开设了尼采与达尔文研究栏目,维尔纳·施泰格迈尔(Werner Stegmaier)、安德里亚斯·乌尔斯·佐默尔(Andreas Urs Sommer)等尼采研究专家撰文参与了讨论。

  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尼采是不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他在何种程度上受到19世纪进化论思潮的影响?或者说,达尔文进化论对于尼采的影响是否足够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尼采的影响?如果把尼采定义为达尔文主义者,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其晚期的“反达尔文”和“反达尔文主义”主张?

  一些学者(例如茅德玛利·克拉克)认为,承认尼采是达尔文主义者的前提是承认他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但问题是,尼采虽然说过自己是“纯粹的自然主义者”[1]KSA7:741,但却从未承认自己的自然主义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尼采的确讲过从动物到人再到超人的进化,但是他的自然进化思想与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学有着明显差别。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这种差别呢?
 

尼采对达尔文的理解和批判
 

  理查德森认为,尼采与达尔文之间的差别建立在他对达尔文核心观念的接受和赞同之上。[6]4他把尼采的“新达尔文主义”分为“自然选择”“社会选择”“自我选择”三个层次。自然选择是尼采思想的基础,在这一方面尼采基本上接受了达尔文的理论,只不过他把达尔文的“为生存而斗争”(被动的适应环境)替换成了“追求权力的意志”(主动的内在超越)。生命的自然价值不只在于繁殖与生存,还在于权力的提升与增长。如果说“自然选择”更多通过基因进行,以物种保全和提升为目的,那么“社会选择”则更多通过记忆、意识和语言进行,以服务群体(如赋予群体以凝聚力)为目的。尼采通过对人类文明进行谱系学分析,发现人类史与自然史遵循着不同的演化逻辑,进化论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必然有效,生命的社会价值与自然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例如人的“畜群道德”就是反自然的。最后,基于对自然史和社会史的充分理解,尼采试图对传统道德进行价值重估,“自我选择”就是要为生命寻找新的价值,以消除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于历史的解释,还是对于未来的畅想,尼采都超越了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

  理查德森虽然成功地把尼采塑造成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但他却忽视了,尼采并不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接受达尔文的,他更多是把达尔文主义当作19世纪下半叶席卷欧洲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就是说,尼采不是站在达尔文主义内部来批判达尔文,而是试图把达尔文主义这一划时代现象纳入到他对西方文明的整体性反思和批判中来。此外,尼采的思想能不能被科学化、条理化,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朗佩特批评认为,理查德森为了把尼采科学化和条理化,脱离具体语境肆意地摘引尼采,破坏了其思想的整体性,使尼采丧失了应有的趣味和张力。[7]174

  德克·罗伯特·约翰逊则认为,理查德森对于进化论的科学标准过于忠诚,无法真正理解尼采批判达尔文的“激进内核”。[8]11晚期尼采并非在生物学层面批判达尔文,而是在哲学层面审视进化论的根基。[8]4因此,只有站在反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上才能够理解尼采。此外,约翰逊还认为,理查德森把尼采简单地定义为达尔文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思想从前期到后期的动态发展过程。基于此,约翰逊试图把尼采与达尔文的关系归结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尼采在思想上追随达尔文,是一位合格的达尔文主义者;中期尼采思想较为成熟,逐渐对进化论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反思;晚期尼采通过价值重估明确了自己的哲学任务和哲学目的,成为达尔文与达尔文主义的坚定反对者。也就是说,尼采在思想上经历了一场从达尔文主义向反达尔文主义的显着转变。

  约翰逊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把早期尼采定义为达尔文主义者会面临一个难题:早期尼采并没有明确地依靠进化论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众所周知,1866年,尚在莱比锡大学读书的尼采通过阅读朗格(Konrad Lange)的《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首次接触到了达尔文,自此以后,达尔文主义就成了尼采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朗格在书中描述说,“现在每一种杂志都会讨论达尔文主义,或加以赞成,或加以反对。几乎每一天都有一本或大或小的着作出版,来讨论遗传论、自然淘汰论,尤其是人种由来说。”[9]253由此可见,达尔文进化论当时在德国的流行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尼采并未直接阅读过达尔文的着作,他更多是通过二手文献来了解达尔文的。如果因为他阅读过一些与进化论有关的二手文献,并且在文章中做了一点并不专业的发挥,就把他定义为达尔文主义者,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瓦格纳,甚至尼采早期批判的神学家大卫·施特劳斯,都可以算得上是达尔文主义者了。如果我们把达尔文主义的内涵无节制地加以扩大,使得人人都是达尔文主义者,那么这个头衔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安德里亚斯·乌尔斯·佐默尔认为,尼采与达尔文之间的关系不是信仰关系,而是对话关系,尼采的兴趣并不在于探究达尔文进化论究竟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借此“勾画自己的思想”[10]31。也就是说,尼采更多把达尔文视作自己的理论对手,而不是领路人。当然,尼采的理论对手有很多,譬如苏格拉底、耶稣基督、康德、孔德等等,达尔文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虽然我们不能够忽视达尔文主义对于尼采的影响,但是像理查德森、罗宾·斯莫尔那样把尼采定义为“新达尔文主义者”或“极端的达尔文主义者(Ultra-Darwinist)”[11]167,却大为不必。

  与其费尽心机地给尼采颁一个“名实难副”的头衔,不如细致地梳理他与19世纪达尔文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把研究目光聚焦于以下两个问题:(1)尼采是如何从整体上接受和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2)他晚期批判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主义的理由何在?

  二、尼采对达尔文的接受与理解

  尼采早期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认识,除了受益于朗格的《唯物主义史》以外,还受益于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Ernst Heinrich H?ckel),瑞士古生物学家吕蒂梅耶(Ludwig Rütimeyer)等人的影响。此二人是达尔文的信徒,他们在向德语区引介进化论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回顾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主义在德国的流行,那么赫克尔和吕蒂梅耶的大名必定会出现在功劳簿上。尼采在手稿里曾经多次提到此二人。而吕蒂梅耶当时又是尼采巴塞尔大学的同事,他们在巴塞尔时期曾经有过直接的交往。除此以外,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的自然进化思想,黑格尔、叔本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人的进化理论,也都为尼采早期接受达尔文主义奠定了基础。[12]75-77

  尼采最早公开地提及达尔文,是在《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一篇《自白者与作家:大卫·施特劳斯》(1873年)中。他批评认为,施特劳斯虽然“称赞达尔文是人类最伟大的恩人之一”[1]KSA1:194,并试图为自己的作品披上物种进化的外衣,但实际上他却违背了进化论的基本精神。施特劳斯把人与自然生物割裂开来,用道德的立场来考量人;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是要把人完全当作自然生物来看待,用自然的立场来考量人。因此,“人们”应当以“一种真正的,认真贯彻的达尔文主义”[1]KSA1:195来反对施特劳斯这样的学术庸人。也就是说,尼采在这里指责的是,施特劳斯背离了达尔文的自然主义立场,把进化论道德化。

  许多学者,例如德克·罗伯特·约翰逊,正是基于此,认为尼采早期坚持的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立场。但他们却忽视了,《不合时宜的沉思》共有四篇,而尼采仅在这一篇里提到了达尔文。用达尔文主义这个概念很难把尼采早期思想的丰富性总结出来。况且,尼采也并没有说“我”或“我们”要秉持“一种真正的,认真贯彻的达尔文主义”立场。而是说,当“人们”遇到像大卫·施特劳斯这样的学术庸人假扮达尔文主义者,把进化论道德化时,应该以一种真正的达尔文主义来反对他。因此,与其说早期尼采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位拿来主义者。他早期广泛地吸取了各种思想资源来为己所用,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如果说早期尼采试图借助达尔文的自然主义立场来批判大卫·施特劳斯的道德立场的话,那么中期尼采则试图把达尔文以及达尔文主义纳入到他对德国思想史乃至欧洲思想史的理解当中来。

  在1885年的手稿中,尼采指出,“我们与康德、柏拉图和莱布尼茨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在思想领域内我们也相信生成,我们是完完全全历史性的。这是巨大的根本性变革。拉马克与黑格尔——达尔文仅仅是(这场变革滋生出来的)一种结果(Nachwirkung)。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的思考方式再次得以复活。”[1]KSA11:442

  在此,尼采把拉马克、黑格尔和达尔文的进论理论,视作18、19世纪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的结果。这场思想变革的特征在于,人们试图重新回到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以一种生成性的、历史性的眼光来解释世界。尼采认为,这一点是欧洲近代的进化论思潮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包括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康德以严格现象论为基础的科学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区别。

  在《快乐的科学》第五卷(1887)里,尼采虽然舍弃了拉马克,但却依旧保留了黑格尔和达尔文。他在第357节中讲过这么一句话:“没有黑格尔就没有达尔文。”[1]KSA3:598这可能是尼采着述中对达尔文最为肯定和正面的一次表述。[12]61尼采认为,进化论的功劳应该归于黑格尔。“黑格尔首先把‘发展(Entwicklung)’这一决定性概念引入科学”,由此“促使欧洲才俊掀起一场伟大的科学运动,并最终导致了达尔文主义”[1]KSA3:598。进化论之所以能够在德国乃至欧洲流行开来,完全是因为黑格尔为之打好了基础。尼采在此的目的并不是想通过贬低达尔文来抬高黑格尔。恰恰相反,把达尔文与黑格尔相提并论,将达尔文主义视作黑格尔哲学或德国观念论的结果,表明尼采在这一时期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进化论的哲学涵义。需要注意的是,尼采在谈论黑格尔和达尔文之前,谈论的是莱布尼茨和康德的认识论问题(或者说认识论贡献),之后谈论的则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无神论问题。那么,尼采为什么要把进化论与这些问题放置在一起进行讨论呢?或者说,进论论与这些问题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呢?

  众所周知,笛卡尔是近代认识论的奠基者,他把“我思故我在”视作认识的第一原则。“我思”的本质即“我怀疑”,通过肯定“怀疑”来确定“思”的不可怀疑。也就是说,“我”可以怀疑一切,但却不能够怀疑思想本身,因为当“我”怀疑思想本身的时候,“我”依旧在思想着。“思”作为心灵的本质属性,在笛卡尔那里是某种“特殊的、唯一确实的‘存在’”或某种“持存的意识(bleibendes Bewusstsein)”。[12]71尼采认为,莱布尼茨的认识论贡献在于,他通过批判笛卡尔和笛卡尔主义,否定了意识或思维的本质属性,从而在意识研究领域引起了一场变革:意识只是“偶然属性”或心灵的“暂时状态”,“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东西,不过是我们精神世界和灵魂世界的一种状态罢了(也许还是一种有病的状态)。”[1]KSA3:598而康德的认识论贡献则在于,他通过小心翼翼地为理性划定界限,使自然因果律在某种限定条件下重新成为可能,并由此克服了休谟的怀疑主义。但是康德为理性划定界限的任务“迄今也没有完成”,因此,人们在他那里发现的,无非是为“因果律”打上的“巨大的问号”。[1]KSA3:598康德之后,“一切基于因果律而得以认识的事物”都值得怀疑。[1]KSA3:599显然,在尼采看来,莱布尼茨和康德的认识论贡献并不在于他们所提供的成体系的解决方案,而在于他们通过批判性追问重新使“认识”或“知识”成为一个问题。如果说莱布尼茨追问的重点是意识或思维能否作为认识的前提,那么康德追问的重点就是科学认识或基于因果律的认识是否还值得信任。

  黑格尔通过批判笛卡尔以来“认识优先”的原则,绕开了莱布尼茨和康德的问题。他认为认识并不优先于存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过程与它的自我认识过程是同一的。基于此,黑格尔借助概念的辩证发展,把整个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描述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及哲学历史中,概念的运动与发展是有时间属性的。因此,把它与18、19世纪的科学进展(例如进化论)关联起来,也并非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况且,在《逻辑学》“概念论”部分,黑格尔也的确讨论了“生命”概念以及“物种”概念的自我扬弃和交互发展。[13]455-472这无疑是支撑尼采论点“没有黑格尔就没有达尔文”的重要证据。尼采认为,黑格尔在这里把概念的辩证运动和辩证发展引入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为达尔文主义的出现做好了准备。黑格尔、达尔文之后,以“生成性”“历史性”眼光来解释世界,就成为了学界主流。

  如果说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展现的是一种德国“特有的思想范式”[1]KSA12:60,那么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则不再是某种德国产物。悲观主义与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样,是19世纪整个欧洲共享的事件。这些事件均与“上帝信仰的式微和科学无神论的胜利”[1]KSA3:599有关。

  尼采把进化论归功于黑格尔,又把进化论问题与认识论问题、无神论问题放置在一起进行讨论,这一方面说明了进化论与认识论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思想史关联,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无神论问题并非是在19世纪随着叔本华、达尔文、马克思的登场才出现的,而是一早就在近代哲学的脉络中埋下了伏笔。尽管尼采经常批判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认为他们仍然试图从哲学角度为上帝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例如,莱布尼茨把“自然”视作“上帝之良善的明证”;康德把上帝存在当作某种道德假设;黑格尔用他的思辩哲学为基督教和上帝提供庇护,他“为了向某种神圣理性致敬”,把历史解释为“伦理的世界秩序”和“伦理的终极意图”的“持续见证”)。[1]KSA3:600但是,尼采也在一种程度上肯定了这些“基督教辩护者”的思想史意义:因为没有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就没有叔本华和达尔文。

  三、尼采对达尔文的反思与批判

  众所周知,朗格在《唯物主义史》一书中除了介绍达尔文进化论以外,还客观地梳理了当时的反达尔文主义思潮。因此,尼采早期在接触进化论的同时,就对反达尔文主义有所了解。后来,他又进一步吸收了细胞生物学家卡尔·冯·内格里(Carl von N?geli)、威尔海姆·鲁克斯(Wilhelm Roux)以及威廉·拉尔夫(William H. Rolph)等人的反达尔文主义观点。这些人的观点“一方面迎合了尼采晚期的权力意志理论”,另一方面也促使尼采意识到,“生物进化原则”不能够仅限定在“生存斗争”“自我保全”和“环境适应”之上。[12]72

  在1886年底至1887年春的手稿里,尼采针对早期进化论的“自我保全”“环境适应”等原则提出了批评:“对个体延续有益的,或许对其强大和壮美无益;使个体得以保全的,或许也会同时使其在发展当中固化停滞。”[1]KSA12:304也就是说,生命的“自我保全”和“自我提升”之间存在着矛盾。“自我保全”与“物种进化”并非正相关,它也可能会导致物种固步自封,甚至逐步退化。在此基础上,尼采进一步认为,“事关宏旨的不是物种”,而是“发挥着更强大作用的个体”,生命不是“内部条件对外部条件的适应,而是权力意志,权力意志从内部而来,逐渐地征服和同化‘外部’。”[1]KSA12:295

  可见,最晚至1887年,尼采就开始试图用权力意志理论来取代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生物通过遗传和变异来适应环境)。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自然的法则”[1]KSA13:254,生命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是权力意志的内在要求。所谓“权力意志”“逐渐征服和同化‘外部’”,并不是说生命要不断地掠夺和占有外部资源,而是说,生命要通过自我提升,逐渐使自身的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相一致。尼采晚期把这种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的一致称作“回归自然”[1]KSA6:150。

  生命唯有自我提升方能“回归自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里透露出了尼采与达尔文对于“自然”的理解的不同。达尔文认为,自然状态下,资源是紧缺的,生命为了生存会围绕着紧缺的资源而展开斗争。后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等人将这种思想总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4]3然而,尼采却倾向于认为,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体现出了一种生命中心主义。自然并不匮乏,只有人才会匮乏。达尔文是从人或生命的角度来看待自然,而不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自然。因此,进化论并不像其所宣扬的那样客观。如果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自然,那么匮乏或贫困就只是一种基于生命视角的“例外(Ausnahme)”,而“极度的丰裕与豪奢”[1]KSA3:585才是自然界的常态。有生之物的消亡无非是自然过度丰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15]28也就是说,尼采晚期意识到,生命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仅靠被动的“环境适应”是无法解决的。唯有克服生命自身的个体性与有限性,把以“匮乏”为导向的人之视角提升为以“丰裕、豪奢”为导向的自然视角,才能够使得内部条件(意志)与外部条件(自然)相匹配。

  1888年春,尼采又写了两则以“反达尔文”为标题的手稿。[1]KSA13:303;315同年,在《偶像的黄昏》一书里,他还正式公布了自己的“反达尔文”主张。[1]KSA6:120-121其“反达尔文”的理由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第一,“为生存而斗争”所依据的是“个别物种”(人)的特殊视角,而不是“生命整体”的自然视角。生命就其整体而言,不是“匮乏和贫困”,而是“丰裕,豪奢,乃至于荒唐的挥霍”[1]KSA6:120;第二,适应环境得生存者,并非最优者。因此,进化论两大论点“适者生存”与“优胜劣汰”之间相互抵触。

  从“人”这一特殊物种出发,尼采认为,进化论之于人类社会是失效的。纵观历史,无数事实表明,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平庸者胜,卓越者汰。平庸者攻于心计,又善于抱团。高尚者面对联合起来的庸众时,往往会“脆弱不堪”。[1]KSA13:303平庸者、低劣者似乎比高尚者、卓越者更有价值。基于这一发现,尼采总结道:就以“匮乏”为导向的物种而言,其“权力之增长”,或者说其延续与发展,更多不是由“强者”来保障的,而是由“平庸者和低劣者”(即“弱者”)来保障的,后者“数量繁多,延绵不绝”,而前者却危险重重,容易毁灭。[1]KSA13:305也就是说,进化论的“资源匮乏”假设与其“优胜劣汰”观点之间相互矛盾。如果人们从“资源匮乏”这一前提出发,那么他们所要肯定的就绝不应该是“优”,而应该是“劣”。因为在资源争夺的过程中,弱者更善于联合,强者与之相比并不占据优势。

  通过反思和批判进化论,尼采认为,生命之优劣与资源争夺过程中是否获胜无关。资源占有越多,说明生命的匮乏感越严重,其与自然也越相违背。既然自然是丰裕的、豪奢的,那么向外给予的越多,挥霍耗散的越多,才越合乎自然。越合乎自然者越优秀。就此而言,追求“自我保全”的生物(譬如“人”)绝非最“优”者。

  基于如上分析,尼采在1888年的手稿里提出了自己关于进化论的三个“总体性看法”(Gesamtansicht)[1]KSA13:316-317:

  (1)“人作为物种并不处于进步当中。”[1]KSA13:316人类历史上或许偶然会出现一些较高等、较完美的人物,但是,其优势却无法通过遗传被后代所继承。因此这些人物的出现不能够促使人类得到实质的提升。

  (2)“与其他任何一种动物相比,人作为物种并没有体现出什么进步。”[1]KSA13:316也就是说,人不比动物更高级。达尔文进化论虚构了生物从低等到高等“完美性的持续增长”[1]KSA13:315。然而,这种持续性进化是不存在的。一切生物层面上的变化都是“同时发生的,彼此重叠、混杂、对立”[1]KSA13:317。

  (3)人类所谓的“文明”和“驯化”,不过是物种上的退化。因此,“文明不可深入”,否则,人与自然的背离就会加深,物种上的退化就会加剧。基督教正是人类退化到极致的产物。唯有通过“回归自然”(“自我提升”)和“去文明化”,人才有机会获得康复。[1]KSA13:317

  显然,尼采晚期不再把进化论视作“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思考方式”的“复活”。[1]KSA14:442相反,他发现,达尔文在自然观上与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有着本质性区别。前者是以生命的视角理解自然,而后者却是以自然的视角理解生命。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自然逐渐成为一种客观的、与人类文明相对的概念。许多哲学家(例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都认为生命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虽然达尔文把人还原到物种层面去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人的特殊地位,但是他依然通过“为生存而斗争”“优胜劣汰”等观点,重新表述了生命与自然之间的紧张。而这种紧张在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那里是没有的。就此而言,尼采在思想上更接近于赫拉克利特与恩培多克勒,而不是达尔文。

  四、结 论

  尼采的确受到19世纪进化论思潮的较大影响。但是,由此就把他定义为达尔文主义者,不仅违背其意愿,而且对于理解尼采和理解达尔文而言皆无所助益。与其关注他是不是一位合格的达尔文主义者,不如细致地梳理其思想与达尔文、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可以通过尼采来了解进化论在19世纪欧洲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其批判性视角来反思进化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正如德克·罗伯特·约翰逊所言,尼采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认知是动态发展的。但是,如果说其思想经历了一场从“达尔文主义”向“反达尔文主义”的转变,却值得商榷。因为尼采自始至终都未将自己视作达尔文的追随者。相反,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他都只是想借助达尔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尼采早期把进化论视作一种客观的自然主义,并试图借助达尔文的自然立场来批判大卫·施特劳斯的道德立场;中期尼采则把进化论视作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思考方式的复活;到了晚期,尼采则认为,进化论的本质是一种道德哲学:其“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体现了英国人口过剩所带来的社会紧张感以及小市民处世维艰的生存状态。[1]KSA3:585众所周知,尼采晚期的主要任务是“价值重估”。他对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的批判,只是“价值重估”里的一部分。因而,唯有在“价值重估”的哲学框架当中梳理尼采与达尔文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理解进化论之于尼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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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德]朗格.唯物论史(下)[M].李石岑,郭大力,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10] Andreas Urs Sommer.Nietzsche mit und gegen Darwin in den Schriften von 1888[C]// Volker Gerhardt und Renate Reschke.(eds.) Nietzsche,Darwin und 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Theologie.Akademie Verlag,2010.
  [11] Small R.What Nietzsche Did During the Science Wars[C]//Gregory Moore and Thomas H.Brobjer.(eds.) Nietzsche and Science.Ashgate Publishing,2004.
  [12] Werner Stegmaier.“ohne Hegel kein Darwin”:Kontextuelle Interpretation des Aphorismus 357 aus dem V.Buch der Fr?hlichen Wissenschaft[C]//Volker Gerhardt und Renate Reschke.(eds.) Nietzsche,Darwin und 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Theologie.Akademie Verlag,2010.
  [13] [德]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 [英]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5] 韩王韦.“回归自然”——论尼采的道德自然主义[J].江苏社会科学,2016(6).

  注释

  1 本文部分译文参考了孙周兴先生主持的中文版《尼采着作全集》(商务印书馆)第6,12,13卷。下文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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