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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人物性格中的中国哲学理性精神

时间:2021-01-07作者:林艺鸣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白鹿原》人物性格中的中国哲学理性精神的文章,陈忠实的《白鹿原》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哲学儒、道学派的理性精神。《白鹿原》扉页上写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文史哲不分学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白鹿原》是当代长篇小说,也是一部通过关中地域文化

  摘    要: 中国哲学思想常常通过作家艺术视野化用于文学作品之中,《白鹿原》塑造的文学形象反映了关中地域传统文化及融入其中的中国哲学理性精神,小说人物以对理性精神的坚守与背离来演绎人生的悲喜剧,折射出中国革命的必然性。白家几经波折而复兴象征着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理性精神的胜利,鹿家走向衰落象征着以鹿子霖为代表的非理性价值观的失败。文章基于哲学的视角看文学,从四个方面分析《白鹿原》人物性格中蕴含的中国哲学理性精神。

  关键词: 白鹿原; 中国哲学; 理性精神;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哲学思想始终通过作家艺术视野融入文学作品之中,中国文学因所处的国情与环境也自然离不开中国哲学的土壤。中国哲学儒道思想的理性精神主导着国民沿袭着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思想火炬,成为文学作品视域中常见的审美意象。陈忠实的《白鹿原》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哲学儒、道学派的理性精神。《白鹿原》扉页上写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文史哲不分学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白鹿原》是当代长篇小说,也是一部通过关中地域文化载体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窗,优美的文字渗透着丰富的哲学意蕴。

  一、践行仁义,唯理是从

  《白鹿原》着重展开的男一号人物白嘉轩,深受祖辈“克己复礼”文化基因的影响,崇尚儒家礼教,践行仁义道德,以治身修家、见善必行、诚实守信为生存原则。父亲白秉德血脉中流淌的儒家哲学理性精神熏染着白嘉轩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道路,在乡民心目中白嘉轩将理所当然地接替“仁义白鹿村”族长地位。

  白鹿村议事场所是庄严古老的祠堂,祠堂是带有祖先崇拜性质的宗法文化建筑,也是族人顶礼膜拜的神圣仪礼,支撑它的文化力量是封建的宗法制。对封建时代封闭的白鹿村来讲,祠堂的活动具有至高无上无以颠覆的权威性,这种权威赖以存在的上层建筑即儒家哲学思想灵魂中的“理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历史时间维度上可以简略分类概括为: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宋禅学、宋明理学、明朝心学。就“理学”来看,北宋诸儒传承儒家经典,穷理格物,推陈出新而成新儒学——理学,朱熹为集大成者,理学遂成为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其理性精神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小说《白鹿原》通过“乡约”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理性文化。《白鹿原》(《乡约·德业相劝》):“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齐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1]《乡约》是体现理性精神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乡规民约,也是乡民认同的行为准则,对道德、民风、教化具有封建法律性的族法作用,族长是《乡约》的实施和监督主体。白嘉轩是白鹿村的族长,这个人物性格中的哲学因素通过《乡约》凸现出来,他在白鹿村的言行集中表现为彻底的坚守礼法的理性精神。从哲学角度讲,理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也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总基础。周敦颐认为“礼,理也。”族长白嘉轩在白鹿村所作所为是以“理”为指导思想的,他克己复礼循规蹈矩,处处要体现出族长的“从理”模范。

  白嘉轩坚定地认“理”,热情地传播理性思想,他依托祠堂场所开启了白鹿原农家子弟的启蒙教育大门,这对于依赖农耕而生存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了不起的创造性的壮举,这是白鹿原的希望所在,也暗示着白鹿村类似田小娥们人生悲剧的文化根源。白嘉轩策划的交农事件表现出他从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坚守,转向关心同族人的生死存亡,隐含着民主新气息的种子要在白鹿原的风雨中生根发芽。农协运动在整个白鹿原引起“惊天动地”的波澜,白嘉轩却沉默应对,他只是嘱咐两个儿子“耕读传家”,他在超然中冷静地迎接时代大潮。从白嘉轩这一人物性格中可以看出,无论《白鹿原》虚构了怎样动人曲折的故事,始终得到中国哲学理性精神之光的观照。
 

《白鹿原》人物性格中的中国哲学理性精神
 

  小说中有一章写鹿三鬼魂附体的故事,田小娥通过鹿三之口说出了瘟疫的真相,白鹿原老少男女全都跪在白嘉轩面前,求族长允诺修庙敬鬼,驱瘟救人,然而白嘉轩不为所动,冷言以对:“谁愿意跪谁跪,愿跪多久就跪多久”。白嘉轩恪守的信条是“人只能敬神,不能敬鬼”。白鹿原的“圣人”朱先生也支持白嘉轩:“人妖颠倒,鬼神混淆,乱世多怪事”。此后,白嘉轩造塔祛鬼镇邪,体现了“人定胜鬼”的进步精神,说明白嘉轩具备不为乱象迷惑而透过现象看清人性的理性思维能力,与虎为伍,必与民为敌,屈从鬼威,也必步步惊心,唯有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不信邪,不畏恶,不屈从,舍生忘死,战胜邪恶,方为理智之举。

  陈忠实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塑造白嘉轩不改初心、忠贞不渝地坚持“克己复礼”的传统美德,白嘉轩是理性的化身,正如朱熹言“性即理”,人性即人之理。文学表现人性,即表现人之理。白嘉轩坚守着理性的生活与处事原则,历经风雨,大难不死,标志着理性精神的胜利。相反,与白嘉轩形成对比的人物是鹿子霖,他的人生充满较多嘲讽性的喜剧,结局却是大悲剧,他的人生在总体上是由非理性主义控制,注定是失败的命运,鹿子霖在小说结尾因惨败发疯而步入坟墓,与理性的白嘉轩形成巨大对照反差。

  二、学为好人,知书达理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光彩夺目的理性精神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他是白鹿书院的主持人,也是程朱理学在白鹿原演绎的艺术形象代表,他闯军营、撰乡约、修县志,坚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条,其性格中理性精神光耀白鹿原。朱先生能与时代同行,因而成为白鹿原上德高望重完美的“圣人”。他在华山绝顶吟作七绝:“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这诗句是朱先生独善其身克己慎独敢于担当的儒家积极入世情怀和大丈夫勇挑天下任的理性精神写照。朱先生侠肝义胆胸怀仁义,二十万清兵进城,朱先生手持一把装饰性的油伞,独闯清兵大营,他临危不惧,吟唱《渭城曲》,劝退二十万清军,不战而屈人之兵,结果化干戈为玉帛。朱先生在抗日义士面前不计长幼,亲自为抗日阵亡的学子鹿兆海扶灵跪守,并召集白鹿原大儒们不顾年迈赴沙场抗日。朱先生把理性精神融入血脉,植入灵魂,在汲取中国哲学的菁华中建构起自己认定的价值观,他以中国文化之光凝聚成中国精神为荣耀,他以教化乡里、敦睦乡邻为己任。

  《白鹿原》中的《乡约》条文的原型来自于与历史真实的《吕氏乡约》,只是把真实的作者改头换面成文学人物朱先生。谦谦君子朱先生学识渊博,洋洋宏辞,德智双馨,村民尊崇他为白鹿原的“圣人”,从该种什么庄稼收成好,到丢了牛去哪里找?朱先生有求必应,应而通灵,这“灵”字绝非故弄玄虚的迷信手段,而是建立在理性知识基础之上的有逻辑根据的推理判断。朱先生犁毁白鹿村滚滚而来的财源罂粟,“浩然之气”震动白鹿原。朱先生超然脱俗,放眼长远,他穿透历史烟尘警告乡民:“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因此,未雨绸缪的白嘉轩深受姐夫朱先生“金口玉言”之影响,分家分地辞长工,后来躲过土改的劫难。

  朱先生生活在《白鹿原》建构的封建体制基本瓦解和社会新秩序建立的过渡期时代,他是白鹿原上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其性格中的理性精神映射出中国传统文人的优秀品质。他仅仅是一个势单力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但面对国家灾难、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够毅然决然挺身而出,顾全大局,心中装满对白鹿原人的热爱。他具有炽热的家国情怀,他始终践行“学为好人”的人生诺言,始终做到“知书达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是鲁迅称作的“中华民族的脊梁”的艺术典型。

  三、命运多变,玄有道理

  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因抵挡不住田小娥报复性的诱惑,置神圣的乡约不顾而与小娥私通,从儒雅的族长继承人堕落为靠行乞求生的邋遢乞丐,他渐渐在苟延残喘中没落,生命朝不保夕,在几乎走向死亡的最后一刻,又迎来生存的转机和人生转型的曙光。白孝文浪子回头,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和命运的诅咒,而摇身一变为国民政府保安团的营长,起义投诚成为解放后滋水县的第一任县长。白孝文“玄之又玄”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地演绎着魏晋玄学的哲学简义。玄学是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也是道家学说的新的表现方式,故也称新道家。玄学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玄学起初鼓励人们蔑视礼法、毁弃旧的价值观、超越封建制度枷锁而追求新的生存态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进步意义。

  白孝文的人生之路多藏“玄机”,他不断冲出白鹿原祠堂文化设置的无形栅栏,跨越人生低谷,开拓生存空间,创造新的人生景观。白孝文人生轨迹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模范遵守乡约的族长继承者、背离封建伦理道德而扭曲人生的落寞者、国民党保安团营长、投诚起义后的滋水县县长。白孝文的性格内涵是不断演变不断超越的,他的人生轨迹不是直线,也不是曲线,而是线段式函数图像,每一段的断裂处都是人生大转折、大超越,用中国哲学的视角观照,即“玄之又玄”。白孝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走到生命悬崖的绝境时,能够以断臂求法的勇气告别昨天,并在超越自我中转向新生活的天地。

  白孝文是白嘉轩的长子,与生俱来的命运注定要做族长的继承人,他在成长的道路上必须坚守白鹿原约定俗成的种种“美德”,家教严格的白嘉轩也严厉地注视长子白孝文的日常行为规范。白孝文起初确实不负父望,言行合礼,中规中矩。在祠堂教育模式中成长起来的白孝文血脉里流淌着父亲的文化基因,时间将会把他一步步打造成白鹿村的族长。然而世事难料,白孝文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最终没有能抵抗住田小娥的诱惑,他开始“堕落”,不再是人们期望的族长继承人。白嘉轩坚硬彻底的惩罚不给白孝文任何悔过自新痛改前非的希望,这是白鹿村乡约文化造成的悲剧,也是白孝文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他被父亲赶出家门,开始报复性地抛弃原来奉如神明的仁义道德标准。他不再顾及脸面而公开地出入田小娥的窑洞,他抽大烟、卖田卖房,直到沦为乞丐挣扎在生死线上。连鹿子霖都感叹:“这个人完了。”白孝文对封建礼法价值观的背叛与魏晋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的文化逻辑同出一辙,白孝文离家回归本性,玄学家跳出修齐治平回归自然;白孝文重新寻找精神家园,玄学家对宇宙、社会、人生重新反思。白孝文作为命定的族长继承人的理想破灭而走向自暴自弃逍遥自在的乞讨之路隐含着儒道会通的哲学寓意。在哲学史上,汉代中期的儒家主张以儒为主,以道为辅。正始玄学采取儒道会通做法“目的在于克服名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现象,为人们树立一个合乎自然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既是对当时现实困境的一种超越,又是与儒道两家共同的理想相通的。”[2]

  在白孝文沦落到吃舍饭的时候,命运又莫名其妙地给了他一线生机,白孝文依然满怀希望,戏剧性的大幕再次拉开,白孝文居然当上了滋水县保安团的营长,他在衣锦还乡认祖归宗时说:“谁走不出这白鹿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白孝文不仅是在地理空间上出走,更是对千百年来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化藩篱的背离与超越。白孝文还说:“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生命至上也是玄学追求的价值观。最后白孝文在国共斗争的关键时刻,自觉自为,选择起义投诚。小说结尾以白嘉轩善居乡里的伟大谦虚和鹿子霖丧失全部生活记忆而常与一条黄狗卷卧在一起的病态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历经磨难的白嘉轩依然硬朗地活着,鹿子霖却在疯病中屈辱地死去。鹿子霖在发疯前看到白孝文县长主持批斗大会,不禁慨叹:“天爷爷,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言外之意,参透玄而又玄揭示命运多变的秘笈实在是艰难的历程。

  四、殉身心性,心即天理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悲惨命运的典型人物,田小娥是负罪沉重而又无比美丽的女人,她是民国版的“窦娥”,她是白鹿原上的“恶之花”,她是民国末期被封建礼法戕害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艺术形象。田小娥是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妇女的代表,她只是为了追求“做女人”的权利,也仅仅是为了过一个普通女人应该过的正常生活,却无形中触及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禁区,给自己的生命历程招致灭顶之灾。

  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理性精神的正面化身,那么田小娥就是反礼法反理性的叛逆者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的哲学含义可追溯到明代的“心学”。明代王守仁首提“心学”,旨在“致良知”,强调生命过程的真实意义。田小娥在白鹿原上的磨难,每在生死关头,文本中总有一个潜在的画外音为她鸣不平:“天理何在?”基于哲学的回答:“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陆九渊主张“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3]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往今来概莫能外。田小娥在貌美如花的金色年华嫁给了郭举人,相反这个年老体衰的“举人”却不能给田小娥真实的幸福,也就谈不上美满的婚姻。青春年少的田小娥有正常女人春情萌动的天性,此乃天经地义的“天理”。田小娥心存此理,自然拥有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梦想,她有幸爱上了上天赐给她的一个结实壮汉——长工黑娃,但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价值观认为黑娃与田小娥的自由结合是“大逆不道”“天理不容”。黑娃必然遭到郭举人以及他所处时代的严刑拷打。黑娃逃过了死劫,田小娥因此失去一个女人天生的名誉和尊严。用明代王守仁的心学理论分析,人欲与天理皆在人心,他的哲学主张已被当时某些理论家正面接受,代表人物就是李贽及其“童心说”,然而三百年后的白鹿原人并不认同形而上的哲学观,可见白鹿原的历史车轮行进之艰难。黑娃与田小娥回到白鹿原。白鹿原也不是自由婚姻的世外桃源,族长白嘉轩和黑娃的父亲鹿三不能接纳这两个“大逆不道”的有情人,他们进不了象征家园的祠堂,有情人最终不能成为眷属。白鹿村拒绝了黑娃与田小娥,拒绝了“心即理”的文化价值观。黑娃带着父辈们的伤害去参加农协,轰轰烈烈闹起一场革命,田小娥也觉得命运就要改变,幸福时光就要到来。可惜黑娃的风光仅是昙花一现,不久白鹿原迎来了清洗,黑娃逃出白鹿原寻找革命队伍,而部队又遭到了覆灭,黑娃被迫为匪。黑娃把田小娥带回白鹿原却没给她带来平凡安稳的简单生活,她在陌生的破窑洞里孤苦度日,坚贞不渝地等待黑娃归来。这时坚守窑洞的田小娥依然相信“天理”的存在,守候就在天理,天理即在心中。不久田小娥为了解黑娃之劫,她坚守的纺线还是被残酷的命运突破了,她万般无奈之下任凭鹿子霖玩弄,她用善良的信任与仅有的身体本钱换取鹿子霖的帮助。田小娥被村头的流氓骚扰,族长白嘉轩不问青红皂白,在祠堂里对田小娥施以鞭刑,田小娥的身体被打得皮开肉绽,无人听她一句申辩,新一场《窦娥冤》在白鹿原上演。田小娥已经开始怀疑“天理”的存在,呼天天不应,焉有天理?黑娃死讯使田小娥彻底绝望,她决定听取鹿子霖的挑拨而再次出卖自己,她要用并不干净的身体诱惑白孝文,目的是为报复白嘉轩,机关算尽,田小娥达到了目的。白孝文在田小娥报复性的温情里一败涂地,白嘉轩自觉“羞死先人”大病一场,然后把白孝文赶出家门。白孝文在生命的低谷中自甘堕落,田小娥却动恻隐与同情、怜悯与依恋之心,当鹿子霖再次摸进田小娥窑洞的时候,田小娥以尿盆浇了鹿子霖一脸尿,从此与之断绝往来。

  赶走鹿子霖,田小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污秽生命的肮脏,她痛哭自己越来越不是人,田小娥内心充满无限愧疚。田小娥在反思中请求良知的宽容和饶恕。《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4]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人生的根本意义是为善去恶,按照良知去行动。当田小娥被私心遮蔽时,其心不是天理,这时她就要反求于己,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良知状态,也即哲学意义上的反思。自暴自弃的白孝文义无反顾地和田小娥生活在一起,但他缺乏自控,染上鸦片瘾不可收拾,饥荒使他们生活更加窘迫。田小娥良心未泯,她告诉白孝文自己怀了孩子,劝说白孝文要替孩子着想。对生活完全心灰意冷的白孝文在穷途末路时选择了逃离。白家的长工鹿三认为“坏女人”田小娥害了白鹿村的男人,他冲进窑洞杀害了田小娥。田小娥与腹中未出世的孩子一同被白嘉轩修造的镇妖塔永远压在白鹿原上。田小娥因追求最简单的自由生活却付出了最沉重的生命代价,她短暂的青春正如程颐所言:“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5]

  田小娥的一生与四个男人有交集,郭举人、鹿子霖是不公正的社会强加给她的黑色命运,黑娃是她心甘情愿选择却不能厮守一生的虚妄,白孝文是她始乱终爱的却也无法白头偕老的宿命,这四个男人不确定的渊薮共同铸成她生命的“罪恶”,白鹿原的祠堂成了她多舛命运的不公正裁判所,白嘉轩是专制的主审官,鹿三是潜藏幕后的法警,处在这样的反天理反人性的旧制度的锁链中,田小娥在劫难逃。

  田小娥在《白鹿原》中是以牺牲者的形象承载着中国哲学理性的寓意,《白鹿原》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反叛是通过塑造田小娥的人生道路来完成的。从明代王阳明提出“心即是理”而倡导理性精神起,到民国末年经历了数百年,中国底层农村妇女依然被浓重的礼法束缚钳制,追求自由幸福必然以死亡为代价。田小娥“不自由,宁愿死”的挣扎,反衬出时代需要“心明便是天理”的新伦理新道德,呼唤着新文化革命和中国新思想春天的到来。这个使命是由小说中的又一组人物诸如鹿兆鹏、白灵、鹿兆海、黑娃等来承担,他们在曲折的人生中不断探求革命真理,坚决为认定的信仰而奋斗,历经艰难而走向胜利,白鹿原迎来了解放的新时代。

  总之,中国哲学气象万千源远流长,中国文学万紫千红五彩斑斓,哲学与文学的融合统一,既为哲学思想的传承找到了艺术载体,也为文学创作注入了灵魂生力。小说《白鹿原》的人物性格明显体现着作家文化底蕴里的中国哲学儒道理性精神气质,白家几经波折而复兴象征着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理性精神的胜利,鹿家走向衰落象征着以鹿子霖为代表的非理性价值观的失败。说不尽的白鹿原,道不完的中国哲学理性精神。文学是人学,哲学也是人学,《白鹿原》是哲学与文学在创作中相辅相成的审美范例。

  参考文献

  [1]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77.
  [2] 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93.
  [4] 陈志坚.哲学简史(中国卷)[M].北京:线装书局,2006:236.
  [5] 夏传才.十三经讲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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