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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背景、内容及价值

时间:2020-10-15 11:21作者:祁海军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背景、内容及价值的文章,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天,又称为《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以下称为《提纲》)。《提纲》当时并未公开发表。

  摘    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篇幅短小精悍,内容深刻丰富,充分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新时代重温《提纲》,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实践真理标准,有助于我们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费尔巴哈提纲; 新时代价值;

  Abstract: The Outline on Feuerbach is short,concise,profound and rich in content,fully reveals the epistemological basi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day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e and theory,understand the standard of practical truth,and grasp Marxism as a whole.

  Keyword: Marxism; Feuerbach outline; new era value;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春天,又称为《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以下称为《提纲》)。《提纲》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直到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一书出版,恩格斯才把这篇《提纲》作为此书的附录公开发表。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收录了《提纲》的两个版本,分别为恩格斯修订后的版本和马克思的原始笔记版本,以供读者查阅。

  《提纲》篇幅短小精悍,内容深刻丰富。它原本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着作的大纲,是提供进一步研究用的纲要和笔记。可以认为,《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准备性着作。[1]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着作中已经详尽地研究并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以及黑格尔派学者,因此,后来马克思就没有再单独撰文来分析总结和批判费尔巴哈的哲学。

  马克思的这个《提纲》被恩格斯评价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的萌芽的第一个文件”[2],也是马克思思想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提纲》历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相关的文本和文献阐释非常丰富。《提纲》表明了马克思已经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影响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迷信,开始创立自己的新的天才世界观。

  一、《提纲》写作背景

  据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1965年考证,《提纲》大致写于1845年4月,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过渡性的着作。研读《提纲》不能脱离当时写作背景与具体语境。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背景、内容及价值
 

  (一)清算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信仰

  马克思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理论缺陷。在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期的马克思之间,经历过一个过渡和转变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着作主要包括《神圣家族》(1844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等。《提纲》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对《神圣家族》发表产生影响的反映,对其中的费尔巴哈思想“迷信”进行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为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做准备。

  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还是用一种比较赞赏的口吻谈论费尔巴哈及其哲学,并用费尔巴哈的结论来评判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自己和曾经的伙伴。而在《提纲》中,马克思已经对费尔巴哈哲学表达不满。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黑格尔,使思辨哲学从天上降到了地上,但是仍然从直观性和客体方面来看待人的活动,费尔巴哈仍然是停留在直观性的、旁观者的理论立场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费尔巴哈也看作从属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而指明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出路,在于哲学革命和革命实践。

  以黑格尔和康德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哲学,都始终停留在理论批判的范畴之内。他们在宗教、哲学、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等种种思辨理论(自我意识)内部打转,丧失了哲学真正的批判功能,对德国现实毫无触动,只能是从属于晦涩的、虚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了,不消灭这种哲学,就不能真正实现哲学。因此,哲学革命的出路只能是在超出思辨批判之外的革命实践。

  (二)为共产主义提供哲学基础

  随着对青年黑格尔派激烈的批判,马克思逐渐与从激进民主主义退回到小资产阶级精英主义的朋友分道扬镳,逐步走向哲学共产主义和政治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信仰一开始就表现为哲学的形态。恩格斯在1843年10月指出,“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共产主义既是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则的基础上,尤其因为它已是从德国自己的哲学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德国人决不愿意也不可能摒弃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党派必须证明,德意志民族在哲学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从康德到黑格尔所做的一切努力,要么毫无裨益——其实比毫无裨益更坏,要么一切努力的结果应该是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么抛弃他们曾把其名字奉为本民族的光荣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要么就得接受共产主义”[3]。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走向共产主义,接近和同情工人群众。1844年,马克思在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说:“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着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4]在这里,马克思误解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这一概念。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是对人精神和自然普遍性的哲学抽象,而不是指“社会”。直到1845年马克思才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总结和批判,结束自己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状态。

  从1845年起,马克思认识到旧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哲学不可能为共产主义提供思想基础,才开始以批判和论战的方式进行哲学的综合,提出新的世界观,为共产主义提供哲学基础和科学方法论。《提纲》就是忠实记录了新的世界观的萌芽。

  (三)为工人阶级提供新的世界观

  与恩格斯最初从实践角度出发观察工人阶级工作生活状况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不同,马克思则是从对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关注、对旧哲学的理论不满等理论角度出发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也就是说,马克思先是彻底地从理论上得出自然而然的结论,在思想上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彻底的、革命的思想和信仰,才从哲学的共产主义走向政治的共产主义。

  19世纪40年代,关于工人苦难和工人运动的报道逐渐增多,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人认识到工人阶级作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西欧有识之士一方面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甚至西方文明内部出现了危机,开始反思如何改进和补救;另一方面也热衷于向工人兜售各种改进工人待遇和社会状况的“万灵药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也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但是给出的答案截然不同。马克思把工人的异化状态(自己的劳动产品与自己相对立,反过来作为资本统治工人本身)当作整个人类异化的极端情形。而由于人类的现实需要,必然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这种复归要求实现共产主义。工人作为异化程度最剧烈、压迫最深重、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最有可能超出不同民族、宗教和国别的限制,实现大联合,承担共产主义革命这个历史任务。

  二、《提纲》主要内容及其理论阐释

  由于《提纲》是一份未曾展开的着作大纲,内容含有不少抽象概念,同时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性,许多人不了解其写作背景和当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情况,理解起来非常困难,这里我们逐条对其内容进行简要的解读。

  (一)《提纲》第一条—第三条

  这三条具有总论性质,主要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致命缺陷,对事物的理解只从理论方面或者从给定的直接性上去理解。认为只有理论活动才是人的真正的活动,需要保持现存的事物和社会制度不受触动、克服和破坏,从思想上排斥实践活动。对任何给定的事物、感性和活动,缺乏历史实践的考察而予以无原则无反思地接受。把先于主体存在的事物或社会现实理解为从来都是如此的甚至是永恒的存在,把人理解为环境造就的、受动的客体和对象,而不是理解为人造就了人的本质。不了解人的活动和实践,把人的思维的真理问题看作纯粹的理论问题,把人的实践排斥在社会历史之外。

  《提纲》第一条里的“事物、现实、感性”是泛指包括人在内的客观存在。费尔巴哈把包括人在内的客观世界理解为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毫无联系的对象或客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它。这无疑是荒谬的:我可以认识苹果的颜色、形状、大小以及营养成分,难道我不能通过吃掉它而改变它?我们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不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还有革命实践意义上改造和被改造关系。

  关于人的真理性问题的第二条提纲,旨在说明人的思维的真理性必须接受人民历史实践的检验,离开实践,谈不上思维的对错真假,不过是繁琐的经验哲学问题。比如我认为手头上的这杯水是甜的,只要我尝一下就能够检验这个想法的对错。固然,很多复杂的真理需要经过多次的严格检验,对于检验的主体、方法、程序、外部条件都有严格要求。而经验哲学的问题一方面本身并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就是脱离了实践来谈论真理问题。比如上帝能不能创造一块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等等,都是离开人的实践力量来谈问题,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思维的“此岸性”即思维的现实性和可知性。“此岸性”是康德哲学术语。康德把客观世界分为此岸的现象和彼岸的自在之物,并认为我们人类只能认识此岸的事物现象(现象表象),而不能认识彼岸的事物本体(自在之物)。马克思用康德的这个说法是为了说明,我们不能把现实问题和真理推到彼岸或者天国去解决,必须在人间、用人的实践来解决问题和检验真理。对马克思来说,革命的问题不仅仅是用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取代旧的哲学理论,还意味着用革命实践所改造过的新世界取代原来的旧世界。

  关于环境教育与人的关系的第三条提纲,主要说明了人造就了人而非环境教育造就人。马克思在说到宗教的本质时曾经谈到,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观点。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不是环境教育或神所创造出来的,社会中并不存在超出人之外的神灵或其他什么力量。可以看出,马克思反对把人所具有的思维和现实力量归结为环境或者神灵。旧唯物主义把社会分为两部分:神灵(天才人物)与普通民众,或者把社会分为环境和人,并认为历史是由高高在上的前者所创造的。这种英雄决定论或者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否认了人特别是普通民众所具有的实践力量,忽略了人,也贬低了人。同样,人类历史也是由人所创造。马克思指出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人本身,人改变环境,同时改造自身,两者是统一的。

  (二)《提纲》第四条—第十一条

  《提纲》第四条主要指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费尔巴哈通过宗教的“自我异化”说明世俗世界是宗教神秘王国的基础,然而费尔巴哈不仅没有分析这个世俗世界的矛盾和问题,又把此一世俗世界的问题归结为“宗教情感”。他对于世俗世界如何使其本身“独立云霄”、上升为神秘天国的事实语焉不详。对于如何改变世俗世界的问题,也并没有提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消灭宗教的世俗基础,以及消灭世俗世界的神圣王国问题。因此,费尔巴哈在这里是不彻底的。这里,世俗世界是指现实社会,神秘天国是指宗教。自我异化即是一个事物与自身的本质相背离、相对立。费尔巴哈本人远离政治活动,对政治很淡泊,更谈不上在民众中开展政治鼓动了。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不敢或者不愿对世俗世界的矛盾展开批判,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这也是他哲学不彻底性的标志。在马克思那里,现实世俗基础的矛盾只有不断激化和革命化,实现共产主义,才有彻底解决的可能。在一定意义上,物极必反,现实只有变得更坏才能变得更好,或者像卢卡奇所说的那样,事情在变好之前通常会变得更坏。任何视而不见的掩饰和改良式的修修补补,不过是推迟矛盾的解决日期、延长工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遭受苦难的时间。马克思同时指出,宗教的出现是由于现实世俗社会的分裂与对立造成的,即宗教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私有制社会矛盾的产物。消灭宗教必须消灭其世俗基础(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也必须消灭其“宗教”(意识形态),即消灭世俗社会的独立云霄的唯灵论王国。这也是《共产党宣言》中实现“两个决裂”说法的根据。

  《提纲》第五条是对费尔巴哈直观概念的批判。在对黑格尔及其学派的批判中,费尔巴哈对抽象的思维(思辨或“自我意识”)不满,利用直观这一概念来说明问题。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直观概念由于缺乏与人的感性力量的内在联系,仍然是“抽象思维”的一个变种。“直观”是康德哲学术语。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人有两种直观形式,即内直观(对时间的把握)和外直观(对空间的把握)。康德旨在说明人类认识事物所依赖的纯粹先天主观形式(所谓不依赖经验的、独立于经验的认识形式)。费尔巴哈在这里所使用的“直观”概念,与康德有明显区别。费尔巴哈主要是从感性的角度来谈论直观的,指出感性直观对抽象思维理性的优先性。比如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冷暖,思维本身无法直接感知冷暖。但是费尔巴哈这里的感性仍然把感性当作消极的、被动的对象和客体,而不是主动、能动的主体。他停留在感官接受性上,即停留在感性力量的被动性上:事物必须对感官施加影响或印象,感性才起作用。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感性的活动就是人所具有的现实力量,它不仅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这也决定了费尔巴哈对现实的理解,不是从积极的和革命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从消极的和被动的角度去理解,对政治革命不感兴趣。

  《提纲》第六条和第七条指出,费尔巴哈虽然把宗教的本质最终归结为人的本质,然而他又把人的本质抽象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即单个人所具有的自我意识和抽象自然属性),即在抽象性、直接性和给定性层面上来理解人的本质,不了解特定社会历史进程中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一方面把人作为固定独立宗教情感的抽象孤立的对应物;另一方面又把“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当作人的类本质。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忽视了人的社会历史性。像小说《鲁滨逊漂流记》那样的故事只能是对资本家完全依靠自己发家致富的隐喻和神化。每一个现实的人都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具有特定社会的烙印,就连宗教也是社会的产物。因此,马克思说,在其现实性上,人不是宗教情感的创造物也不是其抽象对应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才成为奴隶,不过是说明,黑人并不是从一出生就是奴隶,决定黑人本质的不是黑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其社会属性,他的肤色、体型和肌肉等自然属性并不能构成他作为人的本质。他在一定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本质。不存在超阶级的、超社会的抽象的人,人的本质是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

  《提纲》第八条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以及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在本质上都是人的实践的产物。首先,人类的社会历史不是从来不变的。就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不是从来就有的、永恒存在的。其次,人类社会历史没有任何神秘的地方,都是有规律的、有条件的,是人可以理解把握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而不能奢望社会自动发展改善,认为美好的社会会“像小偷一样在夜晚偷偷来临”。任何把现实社会及其理论神秘化的做法,都是潜在地为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辩护。一切神秘化理论或者宗教(意识形态)都可以在现实社会找到根源、得到正确的理解。“宗教”这种社会意识虽然是对社会存在的歪曲和错误反映,但仍然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这种虚假的社会意识本身也是由社会存在的矛盾所决定的。再次,唯心主义认为社会的存在是由思想意识决定,旧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存在是由自然环境决定,马克思则认为社会存在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与这两者不同,马克思指出,社会实践是社会生活、社会交往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提纲》第九条和第十条指出了直观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局限性。这里的“市民社会”原意是指资产阶级的社会财产关系。马克思引用这个词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一方面把市民社会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却对这种市民社会采取直观的态度。不去反思这种市民社会来自何处、有何根据、其历史根源何在,不去批判它的反人道、反人性的自我异化本质,不去考察人类本来的生活(历史上)是什么样子的,人类的未来又是什么样子的。费尔巴哈只把市民社会当作自己哲学的立足点,到此为止,不去了解和批判市民社会本身的矛盾之处。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这一点上虽然比其他哲学家深刻,但是仍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彻底地贯彻下去,是“半截子唯物主义”。而马克思把自己哲学的立足点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上,通过人类历史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考察分析,指出人类必然要摆脱不合理、不公正和自我异化的社会制度,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提纲》第十一条再次阐明了新哲学根本的特性是实践性,认为哲学理论的革命不能代替社会政治的革命实践。在这一部分,马克思并不是要否认“理论”对革命实践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而是着重强调,不能像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所做的那样,仅仅用一种新“理论”取代一种旧“理论”,以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取代社会意识,以理论批判的完成宣布现实革命的大功告成。或者像费尔巴哈那样,发现“自我意识”“抽象思辨”需要以感性直观为基础,但是又把这种直观看作纯粹自然的、被动的、非历史的和非社会的。这样表述,只是说明马克思终于认识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纯粹思辨本质、内在虚假性和政治保守性,也就是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未真正触及现实,只是把革命实践变成了自我意识批判的思辨游戏和虚假任务,用批判的武器取消了武器的批判。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家和黑格尔派的理论家能够说明现实应该趋向理论,那么他们既不能说明现实在实际上如何趋向理论的,也不清楚理论是如何趋向现实并改变现实的。只有超出纯粹的理论思辨范畴之外进行革命实践,才能实现真正的哲学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意识才能转变成革命的社会意识(通过理论掌握群众),感性直观才能转变成革命实践(由自发向自觉转变)。哲学(思辨批判)终结了,但是也可以说在实践中实现(变为行动)了。

  三、《提纲》的新时代价值

  《提纲》所阐述的实践唯物主义原理虽然还没有充分展开,但是已经展现了新哲学和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新时代重新阐释和解读《提纲》,有助于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性、规矩与规律的统一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对于今天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总体把握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提纲》阐明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从《提纲》实际阐述出发,我们应当把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是和直观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实践不是意识的中介基础,也不是世界的“本体”,而是“对象化的感性活动”及社会历史的总体,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唯物主义。一句话,不是从自然或超自然的存在出发来解释自我意识的自然唯物主义或神学唯物主义,而是从社会历史存在出发来解释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它对唯物主义原则不是作直观的理解,而是作实践方式的理解。

  这种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人的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别强调的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这两者所不同的地方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辩证统一性以及研究社会的辩证方法论,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是物质存在决定思想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研究人类历史不能从思想意识或神秘的东西出发。

  要从总体上把握实践唯物主义,必须准确地理解“实践”和“唯物主义”。所谓实践就是人的社会活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实践。马克思又称之为感性的对象化活动。之所以说实践是感性的对象化活动,是因为实践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活动,其活动是主体面对一定的对象并改造对象和自身的活动。所谓的唯物主义,是说物质存在和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的存在样态。对马克思来说,世界既是实践的,又是唯物的。

  对于实践唯物主义,我们不能片面或者庸俗地理解。我们既不能片面地仅仅把实践理解为政治斗争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经济建设实践(经济决定论或GDP主义),也不能歪曲地把实践理解为商品交易实践(不重视学习、热衷于运作)。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曾经吃了亏、走了弯路,现在我们正在纠正这些偏差,弥补历史的欠账。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一种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总体实践。实践的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能是单独的个人。社会实践意识从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意识而非理论家或者天才的自我意识。只有这些方面的实践互相协调一致,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唯物主义也不能作庸俗的理解,认为唯物主义就是利益至上和拜金主义、就是不讲奉献和牺牲、不讲精神境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能这样理解。

  马克思只是说物质生产是社会其他一切生产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说物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阶段都会发挥同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一个人在他十分饥饿的状态下,一块面包或一碗粥就是他活下去的必要前提条件,而在他吃饱了以后,物质条件就暂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就会产生其他超过物质需求的需求,比如要求不仅吃饱而且要吃得好一些,比如产生了精神文化、娱乐休闲、价值实现等美好生活需求。我们社会在新时代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大都是吃饱穿暖以后产生的问题。因此,总体上把握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我们当前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有助于深刻理解“真理的实践标准”

  1978年,关于“什么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提出,有其适用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文革”结束以后,针对部分领导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率先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最早提出来的真理标准有两个,一是毛主席的指示,二是实践。后来为了强调实践对理论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这一结论又表述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无疑是有利于解放思想、调动积极性、增添社会活力,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思想基础。近40年来,这一标准的提出与确立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至今对于中国社会仍具有强大的正面导向作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深化,实践的真理标准被严重误解和扭曲,还要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在实际生活中,对实践标准的扭曲及其引申而来的“庸俗实用主义”造成社会对理论的极大忽视。实践的标准同时充当了价值标准,导致了价值标准的错乱、实践主体的个人化、实践检验的经验化和感觉化、历史的虚无化。

  对于实践的主体、实践的检验程序和方法、对于实践的事实与价值标准予以忽略,可能就使人们首先忽视、漠视理论指导的价值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其次,忽视了某一阶段或某些方面实践的片面性和不平衡性。再次,把投机取巧当作改革创新,把急功近利当作追求效率,把不择手段当作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大胆妄为当作敢想敢干。这种对实践标准的理解严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固然是首要的真理标准,但是实践的检验却要分清楚谁在实践、谁来检验,要有严格的检验程序与方法。正是由于一些干部这种“乱摸石头过河”和“什么河敢都过”的盲目的、无道德底线的实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改革的方法论是“顶层设计+摸石头过河”,不能是“乱摸石头”的胡乱实践。通过学习马克思的这篇《提纲》,我们可以准确地理解实践的内涵。一方面,要坚持实践的真理标准;另一方面,要杜绝对实践标准的错误引申和片面理解。

  (三)有助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提纲》的最后一条,指出了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关系。马克思在这里强调革命实践比理论批判重要,并不是不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一方面,我们干事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和道理上。不能坐而论道,头头是道;起而行之,不知所措。我们工作的效果如何,还要看我们的行动,而不是看我们说了多少大道理。“说破嘴不如动动腿”“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两句话较好地表达了实践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借口实践的重要性,而盲目地上马项目、大拆大建,而忽视理论的指导和规范,也不能借口工作(实践)繁忙、抽不开身而不去学习和掌握规律和理论,这样干工作要么会出现决策失误、资源浪费严重的情况,要么会出更大的乱子。比如我们都在抱怨、谴责和批判道德失范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们仅仅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从自身做起,在实际生活中用实际行动去改变这种状况,不是解释和抱怨,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改变。特别是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我们要抱着这种积极态度。

  我们经常说的“理论脱离实践”,其实这种说法还没有正确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脱离实践”与“实践脱离理论”不是一回事,我们常常把这两者混为一谈,统统称为“理论脱离实践”或者“理论不联系实践”。理论脱离实践是教条主义的乱指挥和瞎指挥,其错在理论。实践脱离理论则是经验主义的蛮干和瞎忙,其错在实践。我们常说“理论要联系实际”,这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强调“实际也要联系理论”。上级领导决策部门要主动联系下级执行部门,避免上级的官僚主义逼出下级的形式主义。下级执行部门也要主动联系决策部门,避免下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造成对上级政策的误解。

  马克思说,理论不仅应该趋向实践,实践也应该趋向理论,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的不少干部,对实践懂得多,对理论了解少,自然而然地就认定政策落实不到位,是因为政策本身制定得不完善,而不去反思自己的落实有问题。即使政策本身存在不完善之处,也缺乏建设性的意见反馈。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许多党员干部不善于联系理论,不善于用理论去指导实践、说服他人、总结经验。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善于实践,不善于用实践来检验工作、积极作为、主动担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这篇《提纲》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鲁克俭.关于《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写作原因及其再评价[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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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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