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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今文经学思想主要内容探析

时间:2020-09-03 09:39作者:朱耀龙 姚武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魏源今文经学思想主要内容探析的文章,魏源的今文经学思想体现了变革的理念,反映了其直面现实、力图改变现实的勇气和决心,也体现了魏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对世界发展潮流的敏锐洞察力和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强力吸纳,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博采众长

  摘    要: 文章介绍了魏源今文经学形成的时代背景,主要探析了魏源今文经学的主要思想内涵:本末之辨的思想观、夷夏之辨的天下观、文道之辨的经世观、古今之辨的进化观,体现出了魏源试图通过变革创新救亡图存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关键词: 今文经学; 本末之辨; 夷夏之辨; 文道之辨; 古今之辨;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of Weiyuan's Confucian classics, and mainly analyzes the basic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based o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and the incidental, the world view based on the debate between Yi and Xia, the pragmatism view based o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Tao, and the evolution view based o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which embodies Weiyuan's concerns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attempts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Keyword: Confucian classics; the debate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and the incidental; the debate between Yi and Xia; the debate betwee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Tao; the debate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一

  魏源是嘉道时期开创新学风的经学家,是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着有《古微堂内外集》《书古微》《诗古微》《圣武记》《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元史新编》《老子本义》《孙子集注》等二十多种着作。其中《书古微》《诗古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董子春秋发微》等,奠定了清代今文经学的基础,开创了晚清以降的新学风。

  什么是今文经学?它与古文经学是相对的,指的是研究西汉时期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的学派,而古文经学指研究东汉时期马融、郑玄等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的学派。两者都属于“汉学”,都传述儒家经典。但魏源在《书古微》《诗古微》中认为,西汉孔安国得于孔壁的《古文尚书》与欧阳、夏侯所传伏生之《今文尚书》是对儒家学说的真正传承,而东汉杜林所得、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的《古文尚书》是伪作。为什么呢?因为西汉时期的《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所传承的儒家学说的都是一样的:“犹《诗》齐、鲁、韩三家实同一家,此汉儒师说家法所最重。”[1]111但是东汉古文就不一样,马融所传承的经书不同于贾逵的,贾逵所传承的经书不同于刘歆的,而郑玄所传承的经书又不同于马融的。因此,魏源认为西汉时《诗经》今文说,才真正体现周孔“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而东汉时郑玄等人对古文经《毛诗》的解说违背了圣人制礼作乐的真意,因而只有今文三家《诗》才是儒家的真正道统。

  那么,在当时古文经学盛行的乾嘉道时期,魏源为什么力主今文经学,而拒斥古文经学呢?这是由当时风雨飘摇的社会现实造成的。

  首先,鸦片战争加剧了乾嘉盛世以降的社会危机。嘉道时期,中国社会正进入数千年所未有的变局时代。内忧外患,中华民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而此时大多数清朝官员根本没有意识到危机的来临,依然文恬武嬉,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整个朝廷盲目自大,依然以天邦大国自居,视夷狄为癣疥。
 

魏源今文经学思想主要内容探析
 

  其次,嘉道学风的脱离现实。汉学的繁琐,让人们拘泥于故纸堆中而不知时代的发展变化,囿限于书本而不知民生疾苦,只知道繁琐的考证,而不知真正用世于时势,皓首穷经,不务现实,“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2]717。理学的玄谈,“托玄虚之理”“无一事可效诸民物”[1]359。这种脱离现实、沉醉于故纸堆中、玄谈空言的治学之风,加剧了社会危机,已成为人们接受新生事物和新思想的枷锁。

  最后,魏源提出此主张,源于经世学派的传统。经世致用是中国儒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具体表现为:关心时势,面对现实,讲求实用,反对高谈阔论,力主革除社会弊端,以求挽救民族危亡。这种传统源远流长。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就曾大力倡导,魏源的今文经学思想不过是承其余绪而已。

  二

  魏源之所以大力弘扬今文经学,还与今文经学本身讲求变易、力求除弊兴利图强的改革思想相关。可以说这种求变易、兴改革的思想是今文经学的核心理念。魏源今文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本末之辨

  儒家学说自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后,虽曾引起最高统治者对民众的重视,但儒学骨子里面却仍是君权神授、君贵民轻。孟子的思想只不过是对苦难中的人民一些虚幻的安慰,整个天下或政权是围绕着君主运转的。天下之本在于君的皇权思想在中国非常盛行和牢固。魏源在现实层面也许无法冲破自己所在阶级的藩篱,但在思想认识上却是有重大突破的,突出体现在他对美国和瑞士的国家制度的描述与评价上。

  对于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魏源从内心上是羡慕和推崇的。对“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共推乡官理事”的瑞士,魏源誉之“西土桃花源”[3]1313。美国选举总统,每四年一个任期,完全由民众公选推举,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政治制度,完全遵从民心民意,“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3]1316,魏源认为这样的制度“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3]1215。魏源之所以推崇这样的民主制度,当然不是他已具有这样的民主思想意识,而是因为这样的民主制度与儒家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随着他对两种制度的深入认识和比较,魏源已隐隐觉察到,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

  同时,魏源还从儒家仁义思想出发,阐述了他朴素的民主思想:“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为贵”,认为“天子者,众所积而成”[1]44,天子,只不过是民众推举出来的,他也是民众的一员。一旦侮慢百姓,他就丧失了民心,而一旦失去了民心,就会国破人亡,连上天也挽救不了。魏源又说,“罪在君者,人人得而诛之”[1]216,等等。

  魏源的这些思想火花,无疑是对君本思想的质疑和否定,其对当时的封建制度已表现出某种质疑,展现出一定的近代民主意识。

  另外,魏源从民富国强的目的出发,对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重农抑商”“农本商末”思想进行了否定,提出“缓本急标”的主张,要求大力发展工商业,通过利民以求富国。

  在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无农不稳,是一个政权稳定的基础,所以中国的每一个封建政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课桑劝农。一旦农业欠收,就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替。而且农业是一个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所以农本思想是封建时代根深蒂固的不可动摇的理念。但魏源着眼于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提出了“缓本急标”、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主张。

  “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4]568一般来讲,肯定是“本”比“末”重要,“食”比“货”居于优先地位。但魏源认为,从清朝当时特定的形势来看,应该优先大力发展“标”“货”,而不是“本”“食”,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急切。他以此为论,着重研究、论述了工商业发展、商品生产贸易、货币发行流通等方面的问题,他甚至提出了诸如建立新型机械工业之类的新问题。特别有价值的是,他还提出了学习和使用新的国外生产工具和技术来制造商品的想法,以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这些主张和说法在当时清朝是惊世骇俗的,这也为后来的洋务运动提供了理论的武器和舆论上的准备。

  “专主于便民者,民便而国亦利”[5]47,他主张“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这又是魏源思想的一大进步。在封建时代,士大夫是耻于言利的,言利是小人的行径,其更不会将利上升到国家富强的层面。而魏源认为,只有“利民”才能“民富”,只有“民富”才能“国强”,只有民富国强才能有效抵御列强的欺凌与侵略。魏源这种“缓本急标”的思想含有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思想萌芽,而且上升到了国防安全、抵御外来侵略的高度。

  魏源关于“本末”思想的思辨,反映了他对封建时代许多思想观念的质疑与否定,体现出他非凡的见识。他本能地意识到,在这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固守了上千年的君权农本思想再也无法担当起振衰起敝的重任。而要想挽救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就必须抛弃某些过时的思想,就必须向坚船利炮的强大“西夷”学习。

  (二)夷夏之辨

  自古以来,中国人自视为天朝上邦,形成了天朝中心大一统的天下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充斥着“华尊夷卑”观念,从来都主张“以夏变夷”,根本不会想到“以夷变夏”。国人认为教化四方是华夏之责,四方夷狄接受华夏的礼仪,华夏是规则的制定者,“四夷率土归王命”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常态。这种天朝上邦的心态,一直延续到晚清。在乾嘉时期,士大夫们“惟知九州以内”“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4]516。但这种心态被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彻底破坏了,“夏强夷弱”的局面不再,环视四方都是牙尖爪利的虎狼之国。中国从“夷师”转而变成了“师夷”,故步自封的天下宇宙观逐渐为开放的世界观所替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不过是世界民族的一分子,而且是落后的一分子。魏源感慨于这一局面,提出了新的夷夏观念:“师夷长技以制夷。”[1]207

  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图——从“悉夷”到“师夷”到“制夷”。

  魏源认为要制夷,必先师夷,要师夷,必先悉夷,所以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让人们认识和了解外面的世界,让中国认识到世界之大、外夷之强。在悉夷的基础上,要善师,要师其长技:“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6]32魏源认为,学习西方的长技,是为了振兴武备、抵御列强、保家卫国,从而达到制夷的目的。

  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国外长技,而且要学习西方的用人制度甚至政治制度。如魏源建议改革科举,在得风气之先的福建、广东二省增试水师一科,选拔和培养军事科技人才。魏源还主张“请进来”,聘请法国、美国、葡萄牙等国技师,楚材晋用,传授技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长技”。

  甚至对西方民主制度,魏源也表现出由衷的倾慕与赞美。他用“桃花源”这一中国人的乌托邦梦想来形容瑞士这一国度,用“公”“周”来赞美美国的民主制度。桃花源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梦想和理想乐土,是对一个社会的最高评价,是中国古人的梦想结晶。由此可见瑞士在魏源心目中的完美。当然,魏源虽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赞美,但囿于自己的阶级局限,还是无法实现从学习长技到学习制度的思想转变。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对当时守旧的社会意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展示出其对社会时事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这反映了他今文经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变易思想。“师夷”——向西方学习,完全打破了当时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尊夷卑”“以夏变夷”“惟知九州”“四夷率土归王命”的天朝上国梦想。《海国图志》更是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呈现在国人面前,让国人的目光不在局限于中国,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袤的世界。

  (三)文道之辨

  从封闭的天下观到开放的世界观的转变,让魏源认识到必须改变迂阔衰颓的嘉道文风。这主要受到中国传统的经世学派的影响,但也不乏西方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

  从文学观念上看,魏源研学今文经学的意图在于发扬西汉经世致用之学风,秉承儒家文以载道的思想,从而开一代“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的新文学风气[1]152。魏源认为,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有同样的流弊——脱离现实,学无以致用。因而,他力倡今文经学,意图恢复“古文”的道统与文统,从而使古文摆脱桐城派、汉学派只知吟咏情性、繁琐考证而不问现实的文风,这对扭转清代文风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魏源为了论证今文经学才是儒学正宗,写了《诗古微》《书古微》等作品。他认为儒家的真精神能占变知来、匡扶正道、厘定制度、齐家治国、经世致用。而这种精神在宋明理学中已成玄谈空论,在乾嘉汉学中已荡然无存,只存在他所提倡的今文经学中。“《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隽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韦玄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1]151魏源看中的正是今文经学中这种大胆直面现实、勇于变革的精神,而不是埋头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罔顾现实,他认为治学的目的在于经世,学以致用,就像上述引文所论及的,学《诗》以直谏,读《春秋》而决狱,学《礼》而定制,通读《孝经》《论语》为卫道。正因如此,魏源才强烈提倡文道贯一的极端的政教功利文学观。“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主张“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1]8,认为文外无道、文外无治、文外无学、文外无教,一切都是为了政治教化,文学就是进行政治教化的手段与工具。当然,这种政教功利的文学观在封建时代极为盛行,也是源远流长的。作为儒家经学践行者的魏源,在民族危亡之际,自然极力主张文以载道的政教功利的文学观,他希望能在士大夫知识阶层唤醒人们救国图强的意识。

  在魏源看来,道德、政事、学问、教化等凡能经世者,都是文的表现对象。而“文”,不过是政教经世内容的外显形式。由此他反对“专取藻翰”“不问诗人所言何志”的诗风,更反对当时讲究文采藻绘、售世哗世、无益于时之文人。他的《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等正是这种文学精神的体现。魏源这种“文必有补于世”的治文治学的实用精神,激励了后来许多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改造社会,振兴中华。如提倡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等,都受到魏源的影响。

  (四)古今之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厚古薄今的复古思想很严重,从先秦到唐宋,一直到明清,复古之风是极为浓郁的。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的论仁政言必称尧舜,韩愈的古文运动,张载的“为往圣继绝学”,都是这种复古理念的表现。虽然在某一时期,这种复古思想可能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但这种复古之风的炽烈,在总体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到了晚清,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沉重枷锁。而魏源的今文经学思想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他反对复古主义,力主变易变革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才能挽救清王朝。

  “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7]18“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1]48魏源在自己的着作中,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两个层面,指出复古主义的不可能,社会治理的策略总是随着“人情所群便者”而发展变化的,今胜于昔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事物总是向前发展,时代越来越进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则知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必当自变。”[8]397他认为时代发展是大势所趋,哪怕是圣人也阻挡不了,颂古非今只是复古主义缺乏历史知识的谬论。

  那么如何判定这种变化是历史的进步呢?“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其检验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便民”“利民”。凡是有利于民众的便捷之举,凡是符合民众的利益的,都是体现出历史的进步的。魏源这种“便民”“利民”的思想与他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紧密相关的。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入,他后来还进一步提出了“利国”“利民”“利商”的思想。

  魏源的历史进化思想,打破了中国儒家厚古薄今的复古理念,他提出了关注时代变迁、注重现实的思想,意在为现实之改革变法寻找理论的依据,这为近代社会的变革思想提供了理论的武器。

  三

  魏源今文经学思想,以“本末之辨”为核心,以“夷夏之辨”为表征,贯穿以“文道之辨”和“古今之辨”,充满了对现实强烈的变革情怀。魏源基于对当时世界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的兴起的朦胧认识和深刻洞察,本能地意识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纲常已挽救不了千疮百孔的清王朝,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从君权过渡到民权。但这种改革在当时毫无可能性,所以魏源只能从民富国强的目的出发,提出“缓本急标”的思想,试图通过发展工商业,以便民利民富民,以逐渐加强人民的权利。而这种本末的转变在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中是难以找到支撑点的,所以必须学习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从“夷师”到“师夷”的角色转变。而“师夷”——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反过来促进了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强大。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思想又与中国经世学派的思想存在某些一致性,因而在国家危亡时刻,极易形成极端功利的政教文学观。这种政教文学观极易为许多有志于改革社会的有为之士所接受,龚自珍如此,魏源亦如此,晚清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也如此,“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也是如此。这种实用功利的文道观破除了人们对古圣先贤的言论思想的迷信,厚今薄古的进化观自然成为人们支持现实改革的思想武器。

  魏源的今文经学思想体现了变革的理念,反映了其直面现实、力图改变现实的勇气和决心,也体现了魏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对世界发展潮流的敏锐洞察力和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强力吸纳,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博采众长的气概,更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希望求新求变以图强的忧国忧民情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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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魏源.魏源全集:第4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
  [7] 魏源.古微堂内集:第3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8] 魏源.魏源全集:第2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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